译本序
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发表了震惊世界、后来又对世界具有重大影响的惊世之作《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卡逊向人们揭示了人对自然的冷漠，大胆地将滥用DDT（滴滴涕脱氯化氢酶）的行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1962年，该书销售了50万册。《寂静的春天》发表后，她承受了来自化学工业界和政府部门的巨大压力和猛烈攻击，她被说成是“杞人忧天者”“自然平衡论者”。但是，她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呼吁人类要爱护自己的生存环境，要对自己的智能活动负责，要具有理性思维能力并与自然和睦相处。她不屈不挠的斗争引起了美国公众和社会的认同，并引起了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的关注。经过总统顾问委员会的调查，1963年，美国政府认同了书中的观点。1963年，她被邀请参加美国总统的听证会并作证。在会议上，卡逊要求政府制定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的新政策。2012年是《寂静的春天》发表的第50周年。全世界许多国家和机构，尤其是环保组织，重温《寂静的春天》引发的环境主义的大讨论，以及在将近半个世纪中，人类对于DDT的限制使用引发的讨论。更重要的，人们讨论的是科学技术的应用对环境和自然界的影响。
今天大多数读者只知道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实际上，她的其他著作和文章同样甚至更加重要。比如，1937年发表在《大西洋周刊》（Atlantic Monthly）的抒情诗“在海洋之下”（Undersea）；1941年出版的著作《海风下》（Under the Sea-wind）；1952年出版、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我们周围的海洋》（The Sea Around Us）；1955年出版的《海之边缘》（The Edge of the Sea）。
《海风下》是卡逊的处女作，完稿于1941年。她在书中生动地描述了北美东海岸海洋生物和鸟类的活动。她将自己的观察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叙述出来。一对三趾鹬、一条鲭鱼和一条鳗鱼的生活，通过卡逊富有想象力的描写，成为对孩子和成人进行生物学教育的生动教材。
可惜的是，由于上个世纪40年代，包括美国在内的各个国家对环境问题和生物多样性问题关注不够，这本书尽管获得好评，但是在当时并不畅销，后经数次再版，销量才逐步上升。与卡逊的其他著作相比，《海风下》更具故事性、更动人。
美国著名刊物《时代周刊》在1999年第12期，即20世纪最后一期上将蕾切尔·卡逊评选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100个人物之一。纽约大学新闻学院将《寂静的春天》评选为20世纪100个最佳新闻作品之一。《彼茨堡杂志》将卡逊评选为“世纪彼茨堡人”之一，表彰她在现代环境保护领域的开创性贡献，并称她为现代环境运动之母。卡逊呼吁公众和政府加强对环境的关注和爱护，这一呼吁最终促成了“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的建立和“地球日”的设立。“世纪网站”（The Century.com）将卡逊评选为“世纪妇女”。她的名字被记录在妇女荣誉厅。
有许多学者和传记作家研究卡逊的生平，主要成果有《自然的见证人》（Witness for Nature），作者琳达·利尔耗时10年研究卡逊的生平、作品及其对世界的影响。利尔的另一部关于卡逊的传记作品是《消失的森林：蕾切尔·卡逊的遗作》（Lost Woods：The Discovered Writing of Rachel Carson）。卡逊的生前好友多萝希·富利曼的妹妹玛莎·富利曼编辑的《永远的蕾切尔：蕾切尔·卡逊和多萝希·富利曼通信集》，将两人之间长达10年的通信汇集成书，书信详尽地展示了两人之间的亲密友情。在《鸟亦不鸣：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的修辞分析》（And No Birds Sing：Rhetorical Analyses of Rachel Carson's Silent Spring）一书中，作者克莱格·瓦德尔通过其收集的各种关于卡逊作品的文章，分析了《寂静的春天》中卡逊的语言风格和特点。
研究卡逊的学者和作者认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内，卡逊的思想打破了世界影响力的平衡。卡逊的研究及其行动主义（activism）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引发了“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运动以及整个20世纪60年代的草根环境运动。与此同时，卡逊思想也引发了“生态女权运动”（ecofeminism），激励了女性科学家参与环境研究。
卡逊在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President's Science Advisory Committee）上关于DDT的证词也引发了政府科学决策的思维方式。1967年，美国环保协会（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的成立是反对滥用DDT运动的里程碑。1972年，该基金会和其他行动主义者在美国成功限制使用DDT。1970年，尼克松政府成立了环保局。美国农业部也承担起制定限制使用杀虫剂的法律和规定的职责。有学者和记者认为，这些成就都源于《寂静的春天》的影响。其中，环保局1972年制定的《联邦政府杀虫剂、杀菌剂和灭鼠剂法》（Federal Insecticide，Fungicide and Rodenticide Act）与卡逊的著作提出的思想和数据有直接关系。
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将发展重点放在经济增长上。环境问题不再是政府关心的重点。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以及化学工业企业开始对政府限制使用杀虫剂，尤其是DDT的法令进行批评。对环境的忽视导致许多问题再次在美国出现，来自利益集团和个人的批评不断升级，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政治学者查尔斯·鲁宾（Charles Rubin）的批评极其激烈，其程度超过《寂静的春天》刚刚出版、批评声音最为密集的时候。
进入21世纪，对DDT使用限制法案的批评更为激烈。2009年，自由主义组织“竞争企业学会”（Competitive Enterprise Institute）在自己的网站上公开宣称：“世界上数以百万计的人遭受疟疾的痛苦和死亡的威胁，这仅仅是因为一个人发出了错误警报。这个人就是蕾切尔·卡逊。”2012年，洛玻·顿在《自然》（Nature）杂志上发表纪念《寂静的春天》出版50周年的评论文章，引发十多位学者的回应。他们认为“对证据的错误理解和由于误导产生的恐惧”导致了六千万到八千万人的死亡。
面对质疑声，传记作家汉密尔顿·莱特尔认为，所有的这些指控都是建立在不真实的评价之上的，甚至对卡逊思想所引发的环境运动的指控也是有害的。事实是，DDT从来没有被限制在消除疟疾中使用，包括在美国境内。《2001年斯德哥尔摩关于有机污染物国际公约》（the 2001 Stockholm Convention on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规定了在消灭疟疾方面的DDT的最大使用量。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某些国家仍然禁止在室外大面积使用DDT，比如斯里兰卡。主要是因为DDT在杀灭蚊子方面没有效果。在不发达国家，由于没有替代物和预防措施，DDT的滥用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非洲反疟疾组织”（Africa Fighting Malaria）公开支持《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但是，他们对卡逊的思想持尊重的态度。他们认为：“很多人利用卡逊来推行自己的主张。在谈论1964年去世的某个人的时候，我们必须谨慎。”
尽管各个国家和不同利益群体对DDT的使用持不同看法，但人们对卡逊的尊重却是持久的。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大量的组织和机构不断成立，从政府机构到环保组织，以及学术机构都在不断纪念卡逊的思想，研究她的生平和学术成果。1980年6月9日，卡逊被授予美国公民最高荣誉奖：“总统自由勋章”（Presidential Medal of Freedom）。第二年，美国发行17种“伟大的美国人系列纪念邮票”，卡逊名列其中。其他一些国家也陆续出版发行了卡逊纪念邮票。
在美国，有一些以卡逊的名字命名的地方。例如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斯普林代尔市——卡逊的出生地和孩提时代生活的地方——被命名为“蕾切尔·卡逊家园”。1975年，非营利组织“蕾切尔·卡逊家园协会”成立，负责管理这个家园。缅因州国家自然生态保护区被命名为“蕾切尔·卡逊自然保护区”。
卡逊的名字还被很多慈善机构、教育机构和学术机构用来命名奖项。比如，1993年，“美国环境历史学会”设立“蕾切尔·卡逊最佳论文奖”，1998年，“社会学研究学会”设立“蕾切尔·卡逊图书奖”。
2014年，在卡逊诞辰50周年之际，世界各国再次掀起纪念这位美丽的自然女神的高潮，环境主义者和自然主义者展开对当今地球环境问题的思考和讨论，话题延伸到人类未来的命运与出路。卡逊的著作和言论不断被人们提及和重申。外研社将《海风下》译介进中国，将有助于读者获得对生物，尤其是海洋生物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的认识，对于提升国人对生命的热爱和对人类唯一生存的星球的关爱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卡逊的勇敢和不畏强权、维护真理，面对诽谤和人身攻击毫不妥协的精神在人们的纪念和持续不断的研究中，进入到大众文化中，帮助公众提升了环境意识。而大众环境意识的提高才是保护环境的真正力量。如果卡逊的在天之灵知道她身后仍然具有如此重要的影响，这位美丽的自然女神大概会感到宽慰。
李大光（中国科学院大学 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