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美好
非但写稿写得勤，我还央求父亲多买些东方出版社少年文库的书回来，父亲起初不同意，他认为那都是小学生的读物，字边都还带着注音符号的。我都上中学了，怎么回头看“小人儿书”呢？我说：我要看的那些，都是我的老师写的。
其实不是。他大部分的出版品都是改写故纸之作。从《孔子》到《诸葛亮》，从《班超》到《郑和》，以中国历史名人的传记为主，也有像《东周列国志》、《聊斋志异》或《大明英烈传》之类的古典小说。我曾经非常熟悉的《好孩子生活周记》里那个充满现实小康家庭生活细节与伦理教训的世界不见了，仿佛他从来没有塑造过那样的一家人、那样的一个小学时代。苏老师后来更多的作品，是把无论多长多短的古典材料修剪或补充成一个独立完整的中篇故事，总是以主人翁人格上的特色为核心，洋溢着激励人情志风骨的趣味。
在一篇改编自《聊斋·陆判》的故事里，有这样的段落：“朱尔旦立刻跳起来叫着说：‘唉呀！我完了！昨晚我冒犯了他，今天他问罪来了！’那判官却从大胡子里发出声音来说：‘不，不！昨天承你好意相邀，今晚有空，特地赴约来的。’”
其中“那判官却从大胡子里发出声音”既俏皮、又惊悚，令人印象深刻。多年以后我对照原文，才知道原本蒲松龄的文字是这样的：“判启浓髯微笑曰”。苏老师省略了“微笑”，因为在生动地表现大胡子里发出的声音之后，再去表达微笑，就会显得冗赘；为了微笑而不那样改写的话，又无从承接前述朱尔旦的恐惧之情。
在《大明英烈传》里，也有匠心独具的发明痕迹。原著第七十八回《皇帝庙祭祀先皇》，说刘基（伯温）听见朱元璋咒骂汉代的张良：“不能致君为尧舜，又不能保救功臣，使彼死不瞑目，千载遗恨。你又弃职归山，来何意、去何意也？”
原本朱元璋一路大用刘基，常常称许他“吾之相，诚无逾先生”、“吾子房也”，如今指着和尚骂贼秃，其疏贱之心可知，刘基就坚持告病还乡了。可是在苏老师改写的版本里，横空多出一段，描写刘基的老朋友宋濂前来送别，还问他：
“只是你走了以后，我可寂寞呀！你看我应当怎样做呢？”
“你是一个纯良的读书人，工作也很单纯，仍旧做你的官，写你的文章好了。”
这样一段老朋友的际会，非徒不见于《大明英烈传》，亦不见于《明史》，显然是苏老师别有领悟，而刘基对于宋濂的勉励，又何尝不是苏老师对于少年读者的提醒呢？关键字：纯良、单纯、读书、写文章；读书，写文章。
而不是写作文。
但是请容我回头从写作文说起。
除了指斥作文中的缺陷，俞敏之老师教书通常都流露着一种“吉人辞寡”的风度。她平时说话扼要明朗，句短意白，从未卖弄过几十年后非常流行的那些“修辞法则”，也没有倡导过“如何将作文提升到六级分”的诸般公式。印象中，她最常鼓励我们多认识成语，不是为了把成语写进作文，而是因为成语里面常常“藏着故事”。但是一旦骂上了人，话就无消无歇、无休无止、绵绵无绝期了。我甚至觉得：若不是因为在拈出坏作文时可以痛快骂人，她可能根本不愿意上这堂课呢。
有一回我在一篇作文里用了“载欣载奔”的成语，俞老师给划了个大红叉，说：“怕人家不知道你读过陶渊明吗？”“读过陶渊明就要随手拿人家的东西吗？”“人家的东西拿来你家放着你也不看一眼合不合适吗？”
直到我活到了当年俞老师那样的年纪，已经健忘得一塌糊涂，是在什么样的上下文联系之间用了这个成语，已经不能想起。只依稀记得有两个穿着蓑衣在雨中奔跑的农夫——说不定也只是一则简短的看图说故事吧？
但是俞老师足足骂掉我一整节的下课时间，必然有她的道理。她强调的是文言语感和白话语感的融合。同样是“载…… 载……”我们在使用“载歌载舞”的时候或许不会感到突兀；而用“载欣载奔”形容高兴奔跑，却难掩那雅不可耐的别扭。
五年级下学期的某次月考，俞老师出了个作文题：《放学后》。我得到的等第是“丙”。非但成绩空前地差，在发还作文簿的时候，俞老师还特地用我的那一篇当反面教材，声色俱厉，显得浙江乡音更浓重：“第一行跟第二行，意思差个十万八千里，翻什么鬼筋斗啊？”
我的第一行写的是四个字、四个标点符号：“打啊！杀啊！”——这当然是指放学之后校车上最常听见的打闹声。之后的第二行，另起一段，第一句如此写道：“我是坐校车上下学的……”
俞老师摇晃着我的作文簿，接着再骂：“打啊杀啊跟你坐校车有什么关系？文从字顺是什么意思你不懂吗？上面一个字跟下面一个字可以没关系嘛，上面一个词跟下面一个词也可以没关系嘛，上面一句话跟下面一句话也可以没关系嘛，上面一段文章和下面一段文章也可以没关系嘛！”——你已经听出来了，老太太说的是反话！接着，隔了五六个同学，她把作文簿扔过来了，全班同学一时俱回头，都知道是我写的了。他们当然也都立刻明白：俞老师是因为失望而生气的。
“我看你是要下去了！”她说。
从俞老师帐下，一直到高三，前后八年，教过我国文的还有孙砚方老师、陈翠香老师、申伯楷老师、林学礼老师、胡达霄老师、魏开瑜老师；几乎每一位国文老师都当堂朗读过我的作文。那些一时为老师激赏、同学赞叹的东西究竟是些什么东西？我连一句、一字都记不得了，五十年春秋华发到如今，印象深刻的偏只“载欣载奔”和《放学后》那蹩脚的起手式。两番痛切的斥责，则字字灌耳，不敢或忘。想来兴许有些沉重，却在我成为专职写作之人的时候，时刻作用着。无论我日后写什么、也无论使用什么书写工具，时刻在我眼前浮起的，总是米黄色打着绿格子的折页毛边纸，也总是那浓重的浙江腔的提醒：“上面一段和下面一段……”
说得雅驯一点，俞老师讲究的就是语感协调、结构严密，但是教人写作，雅驯之言虽简明扼要，却显得空洞、飘忽。我很庆幸，在我求学的过程里，那么些老师里面没有一个教我什么是类叠法，什么是排比法，什么是映衬法。他们只要带着饱满的情感朗诵课文，在上下文相互呼应之际，递出一个心领神会的眼神，就足以让学子体会：什么是语言的美好。
初中毕业前夕，高中联考在即，却由于不大受管束，又浮荡着那种不知道哪天就再也不会踏进校门的惆怅情绪，我们在校园各个角落里寻找着偷看了三年的女生班同学。有的拿出纪念册，要个题款或赠言；有的伺机递上自觉帅气的照片，要求交换留影。我则带着那本珍藏了五年的《好孩子生活周记》，在理化教室旁的楼梯上拦住了苏尚耀老师，请他给签个名。他从中山装胸前的口袋里拔出老花镜戴上，工整地签下了名字。我问他：“为什么老师说：‘写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要写作文’？”
他乍没听清，我又问了一次，他沉吟了一会儿，才说：“作文是人家给你出题目；真正写文章，是自己找题目；还不要找人家写的题目。”
我是在那一刻，感觉小学、中学一起毕了业。
文章意思
作为一个现代语词，“作文”二字就是练习写文章的意思。
练习是一种手段，必须有目的，而且最好是明确的目的。十八岁以下的青少年不得不写作文，目的是在升学考试拿高分、进名校。这个目的相当明确，可是人人没把握，老古人早说了：“不愿文章高天下，但愿文章中试官。”谁知道批改作文的试官是怎么看待一篇文章的好坏呢？于是，原本明确的目的变得模糊，练习写文章多少带有试运气的成分，这也是老古人面对考试结果时早就流传的无奈结论：“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到头来，关于文章本身的意义和价值反而无人闻问，大凡是舍筏登岸、过河拆桥，又是老古人教训过的话：“先考功名，再做学问。”
面对惶惶不可终日的考生及家长，我总想说：如果把文章和作文根本看成两件事，文章能作得，何愁作文不能取高分呢？以考试取人才是中国人沿袭了一千多年的老制度，以考试拼机会更是这老制度转植增生的余毒，既然不能回避，只能戮力向前，而且非另辟蹊径不可。
说得再明白一点：写文章，不要搞作文。
那么，请容我就几个古人的故事来说说这文章的作法。他们是：洪迈、苏东坡、葛延之。
洪迈是南宋时代的博物学者、文章家，也是一代名臣。他的《夷坚志》、《容斋随笔》至今还是文史学者极为重视的珍贵材料。相传他“幼读书日数千言，一过目辄不忘，博极载籍，虽稗官虞初，释老傍行，靡不涉猎”。这段话里的“稗官虞初”，就是小说杂文——甚至可以看成是与科举作文无关的娱乐文字了。
这样一个人，在他的精力才思、知能智虑迈向巅峰的四十五岁左右，担任起居郎、中书舍人、兼侍读官，日日在学士院待命，替皇帝草拟诏书。有那么一天，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要草拟的文告特别多，不断有上命递交，自晨过午，已经写了二十多封诏书。
完工之后，他到学士院的小庭园里活动一下筋骨，不期然遇见了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攀谈之下，发现对方出身京师，为世袭老吏，一向在学士院处理庶务，年轻的时候，还曾经见苏东坡那一代早已作古的知名文士。多年供职下来，如今子孙也承袭了他的职掌，自己已经退休，在院中宿舍清闲养老。
洪迈一听说老人见过大名鼎鼎的苏学士，不觉精神一抖擞，把自己一天之内完成二十多封诏书的成绩显摆一通，老人称赞着说：“学士才思敏速，真不多见。”洪迈还不罢休，忍不住得意地问：“苏学士想亦不过如此速耳？”他没有想到，老人的答复如此：“苏学士敏速亦不过此，但不曾检阅书册。”也就是说：当年苏东坡写文章是不翻阅参考书的。这一则笔记最后说：洪迈听了老人的话之后，为自己的孟浪自喜而惭愧不已。
这故事的教训，难道是说一个文章写得好的人，必须腹笥宽广、博闻强记，把四书五经之语、诸子百家之言，都塞进脑壳，随用随取，才足以言文章吗？看来未必，因为苏东坡自己说过，文章该怎么写，才写得好。
在先前提到的《容斋随笔》以及其他像《梁溪漫志》、《韵语阳秋》、《宋稗类钞》之类的笔记上，还有一则记载，说的是苏东坡被一贬再贬，最后被放逐到海南岛的儋耳。当时，已经名满天下的“苏学士”有一个大粉丝，叫葛延之，是江阴地方人。他听说苏东坡遭到流放，便一路追踪，自乡县所在之地，不远万里而来到儋耳，和他心目中的偶像盘桓了一个月左右。其间，葛延之向大文豪“请作文之法”。苏东坡是这样说的：“你看这儋州地方，不过是几百户聚居人家，居民之所需，从市集上都可以取得，可却不能白拿，必然要用一样东西去摄来，然后物资才能为己所用。所谓的‘一样东西’，不就是钱吗？作文也是这样的——”
接下来，我们看笔记所载，苏东坡原话是这样说的：
天下之事，散在经、子、史中，不可徒使，必得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己用。所谓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钱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也。
葛延之拜领了教训，把这话写在衣带上。据说，他在那一段居留于儋耳的时日里亲手制作小工艺品作为答谢，那是一顶用龟壳打造的小冠，苏东坡收下了，还回赠了一首诗，诗是这么写的：
南海神龟三千岁，兆叶朋从生庆喜。
智能周物不周身，未死人钻七十二。
谁能用尔作小冠，岣嵝耳孙创其制。
今君此去宁复来，欲慰相思时整视。
这首诗不见于《东坡集》，依然可见学士风骨，尤其是“智能周物不周身，未死人钻七十二”，这两句话用苏东坡关于作文先立其意的论述来说应该就是全篇根柢，他一定看出葛延之苦学实行，然而未必有什么才华天分，于是以自己为反讽教材，慨叹智虑再高，也未必足以保身；有时甚至正因为露才扬己，反而落得百孔千疮。对于一个憨厚朴实、渴求文采之人而言，这真是深刻的勉励与祝福了。
文章里面该有些什么意思才作得好？此处之求好，毕竟不是为了求取高分，而高分自然寓焉。好文章是从对于天地人事的体会中来；而体会，恰像是一个逛市集的人打从自己口袋里掏出来买东西的钱。如何累积逛市集的资本，可能要远比巴望着他人的口袋实在。
写好玩的
中小学教学现场一直有一个说法（我忍住不用“迷思”二字）：不考作文就没办法教写作文。坦白说：我不相信这一点。因为这个说法无法解释孩子在联考时代到会考时代从来不考玩耍，可是一样爱玩耍；不考滑手机，可是一样爱滑手机。
考作文之“理据”看起来是消极性的——也就是说：当教学手段无法激发学习兴趣的时候，就干脆不去激发兴趣，而是激发学习者“不学习就要倒大楣”的恐惧。目前会考学科之外以作文六级分为录取门槛就是这种手段的极致。
我多年来一向呼吁：要彻底除升学主义之魅可能很艰难，但是要从作文教学扭转八股流毒的取向倒是可以做到的。问题在于实施教育的人有没有办法不以考试领导教学（也就是不以激发恐惧带引学习动机）。
我的脸书之友庄子弘是两年之前参加会考的初中生，他传了私信给我，问我：“余秋雨和郭敬明到底怎样？”彼时已无大考小考，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半夜不睡可不只是因为隔日不上课的缘故，他恐怕是真心想印证一下——在他看来“文学造诣可疑”的作家们之浪得虚名或恐会让他睡不着觉吧？
我撑着答了几句，褒贬玩笑如何，也不太记得了，要之在于这位于我堪称陌生的小脸友对写作这件事有兴趣、对写作的价值判断有好奇心、对写作的成就或名声有想法，这些兴趣、好奇、想法或者不成熟，无论如何却是自动自发的。
我邻居的孩子也在今年应考，她是一位小提琴高手，非常注重课业，随时都检讨着自己和同学在学科方面的评比情况——老实说，我总觉得她竞心太强，日后一定很辛苦。可是，有一天，她忽然填了几阕马致远的《天净沙》，要我欣赏。我细读几遍，发现一些平仄声调上的问题，就提供了点意见。我问她：“这是学校的功课吗？”她居然说不是，“是自己写好玩的。”
“自己写好玩”，表示别人不一定以为好玩。可是从事教育的人不也经常把“适性量才”挂在嘴边，说是要寻找每个孩子真正的兴趣吗？“真正的”绝对不是“唯一的”或者“最喜欢的”，早在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论述之中，就已经明白昭告天下人：对于一个少儿来说，真正的兴趣是无穷尽的，只要施教者（或成人）让事物显现其趣味。
庄子弘发文提到他的作文二级分，我无意也没有资格替他争取。可是冲他那一通扰人清梦的留言，我断断乎相信他还保有一种对于更繁复的文学世界单纯而执着的兴趣；至于小提琴高手，我也几乎可以断言：她对元曲的兴趣并非来自与同学作课业较劲的动机，而是自然而然感动于、也回应了诗歌音乐性的召唤。
我一再回忆这些孩子青苗初发的文学兴味，其难能可贵，都令我泫然欲泣；因为我知道：再过几个月、也许几年，经历过课堂上随时压迫而来的考试恐惧，再加上种种为了应付考作文而打造出来的修辞教学，他们就再也不会相信文学最初的感动，也不再记得曾经骚动他们的文字。他们终将随俗而化，视融入积极竞争而获致主流社会认可的成功为要务。也就像怀特（E．B．White）在《夏洛的网》（Charlotte’s Web）中所讽喻的那样：女孩主人翁芬儿（Fern）很快地长大，之后再也听不见动物们的交谈。
我不是要告诉你文学多么美好，我只是要说：考作文杀害了孩子们作文的能力，让一代又一代的下一代只能轻鄙少儿时代多么言不由衷或人云亦云。一切只归因于年长的我们不会教作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