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苏轼
一、我的故乡情——情系哈尔滨
哈尔滨是我的故乡，也是我人生的起点，是我热爱的地方。那里有我的情，有我的爱，有过我的向往与追求，离开她已经六十三个春秋，不时地对她有一种眷恋和畅想。
我心中的“北方明珠”
哈尔滨被誉为镶嵌在松花江上的一颗明珠，她以欧洲风情著称，素有“东方小巴黎”的美誉。19世纪末叶，沙皇俄国开始在东北修建中长铁路开始，随着俄罗斯移民的到来，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文明之风吹到松花江畔的一个小渔村，在这里哥特式的圆顶、尖顶塔式建筑和精美浮雕，彰显着欧洲风貌。圣索菲亚大教堂，斯拉夫式的圣母院，神本主义的建筑风格，散发着西方宗教的神圣与庄严。石头马路、街灯、石头砌成的霁虹桥以及那些将艺术与工程结构完美结合的建筑群落，透着欧洲科学文化的底蕴。俄罗斯族群的风俗、风情也令人神往，平日的装束，透着浪漫和豪放的情趣，“冰上洗礼”（俄国人宗教形式）更显欧洲人挑战自我的勇敢性格。在圣诞日这一天向上帝还愿的人在教堂举行宗教仪式后，在牧师的引导下到大江中心，在一个长方形水池前，脱去衣服裸身跳进冰冷的江水中，游几个来回，然后穿上大衣坐上汽车离去。俄罗斯人的生活气息多多少少地感染着这里的中国人，道里与道外仅一条铁路相隔，形同两个不同的世界，道外的街区又脏又窄，一条较宽的石头路仅能通过有轨电车。街道店铺为砖木结构的建筑，低矮的黑砖瓦房，保持着清末民初的风情。一条有轨电车穿过铁路洞桥连接着道里和道外，就像一趟国际列车在两个世界间穿行。道外的汉族年轻人，特别是有些少女效仿南岗道里的俄罗斯人的穿着，冬日里头上裹着很厚的羊毛巾，穿一双高筒皮靴，上身穿一件厚重的皮袄，夏日里穿着短裙、高跟鞋，梳着两条辫子，有几分洋气，只是不像俄罗斯人那样抹红嘴唇，走起路来袒胸露腿那样落落大方。每逢节假日，到南岗和道里秋林公司浏览的哈尔滨人络绎不绝，即使不买东西也愿意去逛一逛。商店里摆放的商品，如糖果、奶油制品、列巴、红肠都吸引着人们的眼球，尤其是少年儿童。在道外的居民中有来自浙江的裁缝、湖北的理发师名扬全市。到处有浆子馆，还有炸油条、炸麻花、油炸糕等传统小吃令人回味无穷，道外中国人的习惯虽然有些古老，但不改中国的文化基石，这一切不因受俄罗斯人的影响而改变。
圣索菲亚大教堂
东正教堂
哈尔滨更具美感的当属松花江，像一条飘带从哈尔滨飘过，像塞纳河静静地流过巴黎，像晶莹的多瑙河穿过维也纳。一座铁架桥横跨江的两岸，敦厚的石头桥墩承载哈尔滨的岁月沧桑。哈尔滨的夏天，在松花江水的衬托下更加绚丽多彩，江面上漂浮一层层薄雾，飘散到市区，让沿江一带尽享一股股凉意，在沿江大道上漫步望着流淌的江水使人无限遐想。太阳岛的沙滩、浴场、林荫道、俄式别墅群、小帆船、游艇和往来穿梭的舢板让人目不暇接，远航的江轮（即客货轮船）以它那沉闷的汽笛声划破晨晖和晚霞与教堂的钟声交相回响，在松花江上呈现出一幅美丽的画卷，这就是我记忆中的哈尔滨，我永远抹不去的乡情。
夏日里的太阳岛
我不能忘却的情缘
1942年，我家租俄罗斯人的房子，男主人叫布列亚茨基，女主人叫布列亚诺娃。房子是铁路的俄式房屋，开间比较大，他们把里屋租给我们住，他们夫妻住外屋，两家使用一处厨房，相互间互通有无，大事小情经常由我哥哥和我帮忙跑腿。布列亚茨基嗜酒如命，常常醉酒后在夜间倒卧在回家的路旁，由我们哥俩出去将他搀扶回来。老两口从不发生口角，布列亚诺娃是一位勤劳俭朴的家庭主妇，做一手好菜，常常送给我们。布列亚茨基是铁路仓库的看守（即更夫），常常从仓库偷拿一些豆油、面粉之类的东西卖给我们，这些东西在日伪时期都是配给的，到商店买不到，所以我们也很乐意接受，就这样相处得如同一家人。1943年，哈尔滨发生霍乱大流行时，我们一家四口除我父亲在松花江上跑江轮外，三口人被传染，先是我病倒，病情较轻，躺了七天；接着是我哥哥被传染，病情较重，中医大夫看后只摇头，开了三服药，表示如果有好转再接着治，如果不好那只好准备后事了，这可把我母亲吓坏了。然而，吃过三服药后果然有了好转，卧病20余天。最后我的母亲一病就是一个多月，13岁的我一边上学，一边侍候我的母亲，一边还要照顾我的哥哥。布列亚诺娃看到这种情景，便主动替我来煮药、熬粥，给我母亲喂药。她一勺一勺地喂饭、喂药，甚至有时端屎、端尿，她的细心、诚恳的态度让我感动。在她的细心照料下，我母亲度过了危险期，刚刚可以起床下地时，布列亚诺娃却病倒了。我母亲侍候她两天，她就被布列亚茨基送到铁路医院，没过两天就去世了。我们听到她去世的消息就像失去了一位亲人那样，感到无限悲痛，我母亲说：“她是为我们死的。”未能挽救她的生命，我们都痛心不已。布列亚茨基在失去布列亚诺娃后，整日酗酒，生活由我们照料，半年后经人介绍与一位比布列亚诺娃年轻又有文化的女士结了婚，他一改酗酒的习惯，生活变了样，房子也不想租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搬到了江北造船厂邻近的一个小渔村，这里有几处俄国人的别墅，有两家养牛场，有一条江汊子从村前流过，环境幽静而闲逸，我在这里度过了多彩的少年时期。
我心中的英雄城市
哈尔滨不仅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更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开展革命活动的城市之一，我党早期革命活动家李大钊、瞿秋白、周恩来、刘少奇都曾领导过这里的革命斗争。在日伪统治时期，她是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斗堡垒；在解放战争中，在中国“两种命运”、“两种前途”大决战中，是支援前线的大后方，无数青年从这里奔向解放全国的战场，踏上革命征程。
1918年创办的“东华学校”（哈二中前身）操场，系1928年全校师生联合全市大、中、小学6000多师生举行“反日同盟”集会场地。
哈尔滨的中长铁路在俄国人经营时期，许多革命志士和我党革命先驱都曾通过中长铁路找到“赤色俄国人”，或经过哈尔滨辗转去欧洲。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哈尔滨抗日情绪更加高涨，成为“抗联”活动中心。我就读的省立二中的历史就是一个缩影，她的前身是一位华侨于1918年创办的“东华学校”，学校以“孕育东华人士，养成爱国精神，陶铸济世能力”为宗旨；学校师生1919年6月在哈尔滨就扛起了“爱国救亡”的大旗，走上街头演出《越南亡国泪》，声援五四运动。1928年全校师生在党的领导下联合全市大、中、小学6000余名师生，集合在东华学校操场上，举行反对日本“修筑五路”的集会和游行，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买日货”、“不花金票（日币）”等口号。九一八事变后，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成立了“反日大同盟”，我党在二中的支部委员董雨航同志（曾任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任主任，进行过许多抗日活动，曾组织40多名学生参加江桥抗战。在日伪统治时期哈尔滨涌现出许多抗联英雄，有名的就有赵一曼、赵尚志、李兆麟……我们一位女同学李雯（沈阳市妇联干部）的哥哥参加抗日活动牺牲在日本宪兵队的监狱里，直到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日本宪兵队的监狱还关押着30余名我党的地下党员。记得我在小学读书时就流传着“日本话不用学（上声），三年用不着”，这对当时的学子很有影响力，很多学子在面对日本老师时都在想这句话，因此我的日语从不过关。
日本投降时，东北人民欢庆的场景。
1945年“八一五”光复后，受日伪压抑了14年的哈尔滨人欢欣鼓舞，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人们的爱国热情一下子爆发出来，想看到自己的国家，看到自己的军队。1945年8月18日，苏军进驻哈尔滨后纪律败坏，人们对苏军有许多厌恶感。大家盼望着中国自己的军队早日到来。那时经历过旧中国的人都知道国民党，特别是在张学良易帜（归附国民政府）后，都有一种“正统观念”，使人不明真相地产生“想中央，盼中央”的心理。在哈尔滨周边地区的地痞流氓、日伪军政警宪人员打着国民党的旗号，拼凑起形形色色的“杂牌军”招摇过市，闹得乌烟瘴气。加之国民党通过广播进行反苏反共宣传，诬蔑共产党抗战八年实行的是“七二一政策”（即以七分力量发展自己，二分力量牵制国民党，一分力量抗日）。当时，绝大多数的哈尔滨青少年几乎从出世或幼年时期开始，便在与祖国隔绝状态下生活了14年，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情况均一无所知，因而先入为主地都存有“正统观念”，把当时我党（哈尔滨的地下党和从日本监狱里出来的30多名同志）与随苏军先期到达东北的抗联干部在哈尔滨及其周边地区组织的“东北人民自卫军”当成“杂牌军”。当时有一位比我大几岁的学长同我是邻居，参加了“自卫军”来看我，身上挎着匣子枪神气十足地对我说：“我当了连长。”我满不在乎地对他说，“什么长不长的，这个（乱的）时候什么都不能参加。”我觉得他放弃学业不值得，他教我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句在新中国成立前是没有“新”字，是在建立新中国后加进去的。）的歌曲，我还感到很奇怪，怎么“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呢？没想到我学唱的第一首革命歌曲竟然是带有某些疑惑学唱的。
1945年10月国民党军队进占沈阳，11月20日我军按照苏联政府的要求退出哈尔滨，12月由国民党“东北行辕”派遣包括市长在内的25名接收大员及一营“国民党兵”到哈尔滨。我校于1946年2月开学，停课半年多又复学习，我倍感珍惜。但没想到学校请来一些不三不四的教员，给我们讲《三民主义浅说》、《国民革命史》……什么样的人物都在课堂上亮相。有一次上地理课，一名戴着瓜皮帽，身着长袍马褂，戴一副眼镜的先生，在课堂上既不讲中国的地域，也不讲长江黄河，却半闭双眼，迈着四方步子，用八股腔调讲“两山之间必有川，两川之间必有山，山外有川，川外有山……”没等他讲完，我们一通呛声将他呛了出去！那时我抱定一个目标，就是“学好数理化，将来考工大”，别的我都不感兴趣。国民党接收哈尔滨以后，在哈搞了一个“新生活运动”，那些要员挎着小妞出入“马迭尔”饭店，他们灯红酒绿的生活场景让人感到反感。我校的校长，整日西装革履出入教室，已经遭到一些人的白眼，而他竟然坐在办公室门前大摇大摆地拉起了二胡，让人觉得不伦不类。当人们看到“国民党兵”竟然是被国民党改编的在冀察一带讨伐过八路军的伪满国兵时，对国民党大为失望。
抗日英雄李兆麟1946年于哈市“三八妇女节”庆祝大会上痛斥国民党的罪行。
1945年11月20日，苏联政府为履行《雅尔塔协定》及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有关“协议”要求我军退出哈尔滨后，我党哈尔滨市委仍以“中苏友好协会”名义在市内坚持斗争。1946年3月8日“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庆祝大会上，我党代表李兆麟同志以中苏友协会长名义，在大会上痛斥了国民党反动派祸国殃民的罪行，将庆祝大会变成了声讨大会。因此引起了国民党的仇恨，次日在国民党接收大员市警察局长、国民党老牌军统特务余秀豪谋划下，将李兆麟同志暗杀。消息传出，让深怀崇敬抗联心情的哈尔滨人群情激愤，含泪为这位抗联将军送葬，浩浩荡荡地在全市游行，声势之大前所未有。
1946年4月27日，苏军按照《雅尔塔协定》全部撤离哈尔滨，国民党要员和他们的一营“国军”受我军的威慑随苏军撤到苏联境内，经海参崴回到蒋管区去了。我民主联军（前身为东北人民自卫军）于4月28日从四面八方一夜间悄然进驻，第二天当哈尔滨人看到整齐划一的军队时还以为“兵从天降”，感到很神奇。我军进驻后，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也相继在这里成立。当时的形势，是一面备战，一面发动群众。在国共谈判中，蒋介石一再要求我军退出哈尔滨，并叫嚣要进哈尔滨过春节。在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我军做了撤退的准备。那时我的家在江北岸，每天上下学要持证过往江桥，都会看到有工兵在桥墩上凿炮眼准备往里放炸药，在春节前过桥时已经可以看到拉好的电线。但国民党军队在四平、长春受阻，他们的叫嚣落空了，江桥一直未炸。共产党在发动群众反奸清算方面进行得有声有色，震动了哈尔滨市民。在“老巴夺烟厂”、“车辆厂”、“电车厂”、“铁路局”群众发动起来挖出了日本特务、汉奸、恶霸，对他们进行了清算斗争。将哈尔滨影响最大的汉奸恶霸姚锡九、李九鹏游街示众，囚车经过的路上观众如潮，无不拍手称快，人们说：“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敢杀‘九爷’的是共产党。”哈尔滨人在革命与反革命斗争中受到了强烈的震撼，“正统观念”受到猛烈的冲击。
哈尔滨——革命青年的熔炉
在风雷激荡的日子里，哈尔滨青年学生在革命与反革命的“两种命运”的斗争中，理智地做出自己的选择。
光复后，哈尔滨青年、尤其是知识分子对时代脉搏摸不清楚，不敢投入时代的旋涡。正如早在1945年9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同志接见冯文彬、蒋南翔时指出的那样：“东北革命的胜利，将会加速中国革命的进程。东北青年在日伪统治下十四年，他们有爱国心，过去没有机会接触外面的世界，就像黑屋子里的人，骤然跑到阳光下面，一时不容易辨别自己的方向，因此，我们很迫切地需要到东北去，做团结和教育东北青年的工作，提高他们的觉悟。”
党中央派出了蒋南翔等90余名中青年干部，经过9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于1946年5月来到哈尔滨。他们通过办“读书会”、“青年俱乐部”、“青年联合宿舍”等形式团结了一部分青年学生，于1946年8月11日建立了“东北民主青年联盟”，在全市2所大学、7所中学中共有200名盟员（占7000名学生总数的3％），高举爱国民主的旗帜在各校开展活动。当时转入地下的三青团组织暗中较量，利用学生中的“正统观念”鼓动学生南下长春、沈阳，传播“美国之音”，公开散布“国军一周内打过松花江占领哈尔滨”的谣言。在1946年10月成立哈市学联时，三青团分子仍把持主要席位。我所在的省立二中是三青团的活动中心，最反动的三青团分子李异畏当选市学联副主席，另2名骨干分子，担任学联部长。三青团在二中的活动也十分猖狂，学校的学生会也为他们把持，他们竟然在二中学生宿舍进行投毒活动，被进步学生扭送公安机关。
1946年9月，时任教育局长的蒋南翔同志向各大中学校加派党的力量，将延安来的王文琪同志派到我校接替原来的校长。到1947年3月陆续又派了一些党员骨干到各校担任辅导员或班主任，此外还派来2名从蒋管区投奔到解放区来的大学生任教师。在课程安排上加强了历史、语文、地理的教学，语文课从屈原、辛弃疾、鲁迅到赵树理，历史课从鸦片战争、康梁变法、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地理课从六大洲、四大洋到中国版图的历史变迁等，都渗透着爱国主义精神。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讲地理课的老师能轻松自如地在黑板上画地图，令我们非常振奋。后来同学们推举我将全国分省地图按比例尺放大用铅油画在教室的西墙上，这样既方便教师教学又方便同学们熟悉中国的政治地理。那时同学们最关心的是解放战争形势，画在墙上便于每天看一看发展的态势。语文课教师讲古比今，有时还能结合他们的亲身经历讲述国民党统治的黑暗与腐败。
学校针对同学们的思想状况采取了上大课、做大报告、大讨论的方式，启发学生朴素的民族主义情感，使之转化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其中最感人的属民主人士高崇民讲述的西安事变：张学良向东北流亡学生承诺说服蒋介石抗战，由于蒋的顽固态度使张学良发动了“兵谏”，捉蒋、放蒋以及被蒋扣压的经过。高崇民讲到“救国无日，复土无望”时声泪俱下，泣不成声，全场响起长时间掌声，同学们也被感动得热泪盈眶。通过“大讨论”、“大辩论”的自由发言，有的同学提出“日本投降是因为美国的原子弹，还是因为苏军出兵东北”、“中国革命，国民党在先，共产党在后，国民党也是革命的”、“新民主主义和旧民主主义都是‘三民主义’”、“中国只有小贫和大富，没有阶级之分”、“地主与贫雇农到底是‘谁养活谁’”，等等。王文琪校长对这些问题讲解得有理有据，令人信服。参加过土改的同学讲述的亲身感受和目睹贫雇农的生活境况，触动了许多同学的同情心理。通过“大报告”、“大讨论”、“大辩论”弄清了国共两党抗战中的是与非，提高了同学们的认识，转变了“正统观念”，由爱国情怀升华为爱国主义精神，认识了从孙中山到毛泽东的革命转变，在哈尔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孕育了我们青年一代的革命情操。这既是我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过程，也是我建立革命人生观的过程。
经受土改的洗礼
1946年冬和1947年春，经过“大报告”、“大讨论”、“大辩论”，我认清了“美苏”、“国共”、“土改”等曾阻碍我进步的三大问题，在看过《白毛女》歌剧后，我参加土改的愿望更加强烈。1947年夏我报名参加了“学生暑期土改工作团”。参加这次土改的学生人数共500名，比1946年冬多出300名。经过三天学习土改政策、工作纪律，听取土改工作团介绍当地情况，于1947年7月28日晨，迎着明媚的阳光集合在车站广场前，举行了出征仪式。同学们背着行装，戴着黄色草帽，各个洋溢着战斗风貌。出发前，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林枫亲自赶来给我们讲话，讲了土改的意义，勉励大家：“当贫下中农的小学生，在斗争中成长。”最后他鼓励大家：“新的东北必须有翻过身的新农民，还要有为劳苦大众谋解放的新的青年学生。”他的讲话博得一片热烈的掌声。哈尔滨大学校长车向忱也在大会上号召：“同学们做小钢炮向地主阶级开炮。”会后，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歌声中列队分别向三个区进发，我们二中近50名同学踏着洒满阳光的大地，迈着整齐的步伐，歌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路歌声奔向顾乡屯区所在地。这时唱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已不是我当初的心情，而是一种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情感，像一名革命战士奔赴战场时发出的心声。
我们二中50人分别进驻大三姓和小三姓两个屯，我在小三姓屯，住在一所小学校里。有百余户人家的屯子，进屯一眼就可以分辨出那深宅大院起脊的瓦房一定是大地主人家；而那些只有茅草屋、马架子的人家一定是贫雇农。进屯首先是一群孩子们抢先出来好奇地围着我们转来转去，他们一个个细胳膊瘦腿，找不出一个衣裤齐全的，甚至有的孩子赤着两只脚跑来跑去。同学们想，离哈尔滨这么近的郊区农民的生活竟是这个样子，不免有些惊讶。当我们访贫问苦挨家挨户走访时，进到贫雇农家里看到的是：四壁空空的，有的雇农家赤贫如洗，有的住在地主家的马架子里，稍好一点的也仅有一两间茅草屋，有的雇农家就有一双碗筷，锅台连着炕，没有被褥，苦不堪言。同学们谈起这些情景时禁不住泪湿双眼，没想到贫雇农会这么苦。土地为三姓大户人家所占有，贫农租地种，雇农为地主常年扛活，中农则有少量土地维持简单生计，有时也要缺吃少穿。
同学们进村以后学习八路军作风，给老乡们扫院子、挑水、碾米，凡是能伸上手的活都争着干，逐渐和贫雇农群众交上朋友，了解到他们是有苦吐不出，有冤不敢诉。我们通过接二连三的“炕头会”、“诉苦会”、“算账会”（算剥削账）和“串联会”，最后发展到全屯贫雇农在大会上争相吐苦水，控诉地主的罪恶史，揭发出地主残酷的剥削手段。声泪俱下的控诉，燃起群众的怒火，展开面对面的斗争，清算地主的财产，挖出他们的浮财。我们刚进村时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贫下中农吃的是糠菜、豆腐渣、树叶、野菜。当我们将大户人家的地窖打开之后，地主家的粮食有些发了霉，群众怒不可遏，斗争会上出现了打人现象，为了防止打死人，又不能给群众泼冷水，因此只能耐心地说服群众防止偏差。土改中有的地方发生打死人的情况后，像一团火被泼上一盆水一样立即冷下来，再去煮“夹生饭”很不好煮，土改最怕发生这种情况。“砍大树挖坏根”（简称“砍挖斗争”）是消灭地主阶级而不是从肉体上消灭地主，这是土改的一条政策。发动群众向地主斗争，不能包办代替，既要形成群众运动，又不能过火，这是一条很严格的纪律。作为我们学生工作团，看到地主家地窖里那么多粮食发了霉不给群众吃，眼睛都气红了，很容易发生过激行为，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便坐下来学习土改政策，学习纪律，使运动没有发生偏差。
经过斗争挖出地主家的浮财足足装满两间大教室，分配给了贫下中农，群众的吃粮、穿衣、被褥得到改善，两个月的土改成果丰富。在我们即将离开的头一天晚上发生了让我一生都不曾忘怀的场面。那一天我和往常一样给村里的孩子上课，这次教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和《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时有一个孩子低声抽泣，我停下来问他：“你怎么啦？”他站起来问我：“白老师，听说你们明天要走吗？”紧接着其他孩子也哭了起来，问我同一个问题。为了不惊动老乡们，团部决定，我们返校的时间要保密，但却被有的同学透了出去，在老乡中传开来。孩子们这一哭，我的心也很难受。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同学们同老乡们处得很有感情，听说要离开，首先是有的同学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将消息透漏出去了。结果是，这天傍晚村民们自发地聚集到学校的操场上，为我们开欢送会，有男有女有的是全家人都来了。我们工作团不得不出来向他们说明我们返校日期，宣布我们的纪律，未等我们说完，在人群中先是妇女抽泣，全场哭成一片，这情景至今让我难以忘怀。临别那天早晨，村民们老老少少站在村头为我们送行，依依不舍地向我们告别，他们还掰了一车青苞米用四辆胶轮大车一直送我们到学校。这是我们原本想避免终因消息外泄而未能避免得了的。
两个月的土改让我们真实地看到了我们身边的“黄世仁”、“杨白劳”，让我们感受到这一伟大变革的历史意义，体验到毛主席“为人民服务”的精髓。
踏上革命征程
1947年冬，根据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土地工作会议精神，在农村进行彻底的土地改革。全市大中学校又组织了900人的第三批土改工作团，我们二中有81人参加，我作为先遣队于12月底先行进驻，大队于1948年1月开始到3月结束历时两个多月，进行了“煮夹生饭”、“重定成分”、“清算斗争”、“丈量土地”等斗争。同学们经历了访贫问苦、参加劳动、学解放军联系群众的作风等过程，胜利地完成了“平分土地”工作。
1948年春开始，我军转入战略反攻。为了迎接全国解放，为建设新中国，学校突击文化课，强调掌握科学知识。这一学期同学们加倍刻苦学习，到1948年夏抽调大批优秀学生集中培训，至1948年10月组建了300多人的“哈市南下干部大队”随军南下接收沈阳、武汉、九江、南昌等城市。我被分配到哈市公安干部学校（内部称锄奸保卫训练班），全市7所中学中仅抽调20名学生与从公安系统选调的一批干部集中训练。后来知道这期训练班是专门为接收沈阳市警察局而准备的干部。这打破了我以前考大学的梦想，我当时已是一名共产党员，只有按照党的要求，服从党的分配，于1948年10月踏上解放沈阳的征途。随军到达沈阳至今已63年过去，是党选择了我，也是我选择了党，选择了革命。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之际，回忆我在哈尔滨的烽火岁月，难忘那接受革命洗礼，锻炼成长的过程，不仅因为她是我的故乡，更是我踏上革命征程的起点。那里有过我的足迹，亦曾有我迸发过青春的火花，在我处于最困苦的日子时，她像一股清泉在我心中流淌；在我最感无助的时候，她像一朵盛开的玫瑰在我心中飘香，她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值得我永远珍藏。在那里有我永远缅怀的老师、同学、乡亲，那里有我永远抹不去的记忆与怅惘。
左起第二人为1919年举行反日“修筑五路”声援五四运动集会的组织者之一，中共地下党支部委员董雨航（中，曾任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于1998年摄于哈二中校庆。
抗日烈士赵一曼。
1946年4月27日东北民主联军进驻哈尔滨的报道。
哈尔滨人民积极支援解放战争生产武器，准备送往前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