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者与非日常空间、故事一起，构成了旅行故事的三个要素。在三者之中，旅行者处于中心地位。无论空间还是事件，都必须与旅行者建立联系，方能在小说中产生意义。旅行者的身份以及与身份相关的价值系统决定着旅行的权利、性质与方式，反映在小说中，便呈现为不同的主题与故事模式。本章将从身份角度切入旅行故事研究，考察旅行者身份与故事主题之间的关系，分析此种关系中所透露出来的通俗文化趣味和意识形态信息。
《韩非子·五蠹》中列举了五种影响社会秩序的“蠹虫”
。其中，“学者”“言谈者”即早期的士人阶层——“游”是他们的重要罪状之一。在秦汉之际，士人阶层发生了一个根本变化，即与宗族、田产的结合。其直接结果是将士与乡土紧紧地缚在了一起，“离不开乡土的士当然就不再是‘游士’”。与乡土的结合是士人之体制化的第一步。随着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的创立和完善，士人被进一步纳入国家的行政体系——不但在身体上，而且在思想上，完成了体制化的改造。
旅行故事中的士人均为体制化的士人。他们的身份特点有二：其一，他们是儒家正统知识和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者；其二，他们是国家权力的追逐者和承担者。此二者是士人异于其他旅行者的地方，也是士人旅行故事之独特性的根源。在知识和文化方面，士人之间或有深浅之分，却无本质区别；而在和权力的关系上，却有明显的远近。据此，又可将士人细分为两类：第一类为书生，他们以追求权力为目标，但却尚未获得权力；第二类为官员，他们已经获得了权力，在政府中担任官职。本节将分别对这两类士人的旅行故事加以考察。明人徐献忠《吴兴掌故集》卷三云：
夫士有四方之志，不为里巷之所羁絷者多矣。或山川灵秀，触目寄怀，而遂趋逸驾。或朋侪契偶，揽衣结睇，遂相联附。或感乱伤时，图存裔孺。或绝尘远俗，寄兴幽贞。
作者将士人的旅行分为四类：历览山川、探访朋侪、避乱图存、遗世隐居。这四种类型的士人旅行在古代小说中虽然均有反应，但都相对边缘，在整体情节上附属于小说家从通俗文化趣味出发对士人旅行的想象性建构。后者与正统士人的自我叙述构成了鲜明的对比。
第一节 书生旅行故事
书生即尚未发达的读书人。唐以后小说中的书生实际是指各类科举考生。科举制度激发了他们追逐权力的热情，也决定了他们奔波忙碌的生活方式。叶楚炎在《明代科举与明中期至清初通俗小说研究》中说：
虽然明代是三年一次科举，但乡试、会试的时间并不同年，再加上提学的岁考、科考等，理论上说，几乎每年都会有与科举相关的考试。由于会试的地点是在北京，乡试除两京之外，都在各省布政司所在地，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省会，还有科考中的府试、院试，赶考应是科举中人日常生活的常态。……考生中能够考中举人、进士，从而减少或避免科举奔波之苦的只是极少数。大部分士子要经常忙碌地往返在科举考试的路上。可以想见，这一由于科举制度而引发的地域流动在当时一定是一道颇为引人注目的景观，而在小说中，同样也是如此。
此处虽然讲的明代科举考生的生活，但实际上可以看成是对整个科举时代书生生活的描述。与科举有关的各类旅行引发了小说家们持续不断的想象，催生了大量的书生旅行故事。在这些故事中，科举虽然不一定是主要内容，但却构成了一个不可或缺的文化背景。无论是下文将论述的除魅故事还是遇艳故事，离开科举的语境，就没有办法读解出它们的真实含义。与其他旅行者不同的是，书生在旅行故事中有着一个独特的身份标签——“琴剑书箱”。下面，笔者将通过对这一细节的分析，探讨书生旅行者的身份特点。
一、“琴剑书箱”与书生身份
琴、剑是古代士人的随身之物。最晚在唐代，“琴剑”意象便与士人旅行联系在了一起。薛能《送冯温往河外》云：“琴剑事行装，河关出北方。”郑愚《泛石岐海》云：“此日携琴剑，飘然事远游。”宋代诗词中也以琴剑指代行装或旅行。陆游《出都》云：“重入修门甫岁馀，又携琴剑返江湖。”张辑《祝英台近》云：“奈何琴剑匆匆，而今心事，在月夜、杜鹃声里。”并不是说旅行时仅携琴剑二物，而是士人因其风雅，在行旅诗中将其作为全部行装的代称，同时也是一种对自身身份的自矜。
元代的小说戏曲开始将“琴剑”和“书箱”连用，作为书生旅行者独特的身份标签。《三国志平话》卷上写书生司马仲相入御园游赏：
忽有一书生，白襴角带，纱帽乌靴；左手携酒一壶，右手将着瓦钵一副，背着琴剑书箱，来御园中游赏。来得晚了些个，都占了亭馆，无处坐地。秀才往前行数十步，见株屏风柏，向那绿茸茸莎茵之上，放下酒壶瓦钵，解下琴剑书箱。秀才坐定，将酒倾在瓦钵内，一饮而竭。连饮三钵，撚指却早酒带半酣。一杯竹叶穿心过，两朵桃花上脸来。这秀才姓甚名谁？复姓司马，字仲相。坐间因闷，抚琴一操毕，揭起书箱，取出一卷文书展开。
酒是任何人都可以饮的，然而能在游园时抚琴读书的却只有书生。在这段文字中，琴剑书箱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身份标记，而且是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道具。值得注意的是，在明刊元人杂剧中，“琴剑书箱”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与“上朝取应”连用的：
与我收拾琴剑书箱，我就上朝取应去。(《墙头马上》)
目今春榜动，选场开，收拾琴剑书箱，上朝取应。(《后庭花》)
今日是个好日辰，收拾琴剑书箱，随我上京应举去来。(《剪发待宾》)
收拾琴剑书箱，上朝进取功名走一遭去也。(《冻苏秦》)
请贤士收拾琴剑书箱，来年应举去也。(《渔樵记》)
则今日好日辰，收拾了琴剑书箱，便索上朝取应去。(《施仁义》)
由此可见，由于书生的旅行多数与科举相关，“琴剑书箱”与科举之间也产生了一种特定的对应关系。在某些作品中，“琴剑书箱”甚至成了充满辛酸的科举之旅的象征，如关汉卿《陈母教子》中，陈母对即将上朝应举的儿子说：“有一日腰金衣紫，孩儿每也，休忘了那琴剑书箱。”小说戏曲版画在琴、剑、书箱之外，还会呈现书生行装的其他组成部分，如衣物和雨伞等。然而，和“琴剑书箱”相比，衣物和雨伞既不够风雅，又非书生独有，因此没有指代书生行装的资格。
作为书生行装的代称和书生身份的标签，“琴剑书箱”主要是作为一种文化符号而存在。除了书箱确有实用以外，琴和剑都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明人高濂在《遵生八笺》卷十五“琴剑”条谈到琴与剑对士人的意义时说：“琴为书室中雅乐，不可一日不对清音居士谈古。若无古琴，新琴亦须壁悬一床。无论能操或不善操，亦当有琴。渊明云：‘但得琴中趣，何劳弦上音。’”又云：“吾辈设此(引者按：指剑)，纵不能用以御暴敌强，亦可壮怀志勇。”
不过，在通俗小说当中，琴有时也有实际用途：在才子佳人类的故事中，才子会利用抚琴吟唱来打动佳人的芳心。此模式源自司马相如琴挑卓文君的典故。《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云：
是时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之临邛，从车骑，雍容间雅甚都；及饮卓氏，弄琴，文君窃从户窥之，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既罢，相如乃使人重赐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与驰归成都。
此事对后世诗歌和通俗文学影响深远。王实甫《西厢记》中，张生在月夜琴挑崔莺莺时说：“我将弦改过，弹一曲，就歌一篇，名曰《凤求凰》。昔日司马相如得此曲成事，我虽不及相如，愿小姐有文君之意。”在此模式的影响下，有些小说在以“琴剑书箱”标榜书生身份之外，还将其作为后来情节的铺垫。《西湖二集》卷二十七写魏鹏得知自己与贾小姐有指腹为婚之约之后，“遂叫小仆青山收拾了琴剑书箱，一路而来”。一日晚间，小姐私自来到魏鹏房中：
见壁上琴道：“哥哥精于此耶？”魏郎道：“十四五时即究心于此。闻小姐此艺最精，小生先鼓一曲，抛砖引玉何如？”就除了壁上这张天凤环珮琴来，鼓《关雎》一曲以动其心。小姐道：“吟猱绰注，一一皆精，但取声太巧，下指略轻耳。”魏郎甚服其言，便请小姐试鼓一曲。云华鼓《雉朝飞》一曲以答。魏郎道：“指法极妙，但此曲未免有淫艳之声。”云华道：“无妻之人，其词哀苦，何淫艳之有？”魏郎道：“若非犊木子之妻，安能造此妙乎？”云华无言，但微笑而已。此夕言谈稍洽，甚有情趣。
如果没有之前的“琴剑书箱”作铺垫，此段情节就会显得较为牵强。
与琴相比，剑在书生旅行故事中几乎是一个纯粹的摆设，以至于某些小说戏曲版画干脆将其略去不画。当时的一些武人对士人的佩剑习惯多有嘲笑。康熙朝武探花、御前侍卫、梅花拳宗师杨炳在《习武序》中说：
士居四民之首，自古士子出门，每携琴剑书箱。夫琴者禁也，禁止邪妄，而归中正，为调养性情之具。至于剑，讵能使贼一见而即避，能于百步之外取人首者乎？
杨炳委婉地指出，如果不习武艺，是无法发挥剑的御敌功能的。不过，在明清小说家心目中，理想的书生形象就是“胸有七步之才，手无缚鸡之力”的。虽然剑可以作为“壮怀志勇”的道具，但是高明的剑术却是对书生之文弱形象的破坏。在《凤凰池》中，主人公诞生之时，父亲的同年送来一柄宝剑，因而给他起名为云剑。虽然主人公和剑有着这种奇特的因缘，但是小说家却依然将其设计为文弱书生。在小说第一回，主人公便将此剑赠与好友。在《生花梦》中，小说家塑造了一个胸有侠气的少年书生。小说第三回，主人公在光天化日之下，将恶人当街刺杀：
康梦庚看得分明，知即是屠恶。便故意问道：“绰号叫做屠一门的，想就是你么？”那人回头一看，见是个十二三岁、一个眉清目秀的孩子家，却不看他在心上，便道：“我老爹的尊号，小子们问他怎的？”康梦庚见是不错，便在袖中摸出匕首，拦腰一刺。屠一门不曾提防，正中胁下，一交扑倒。康梦庚恐他未死，又往心窝里一刀刺进。可怜数十年的积恶，一旦死于利刀。
此处书生杀人用的是匕首，而非长剑。从下文看，主人公的行囊中是携有长剑的。然而在这个情境下，长剑既过于暴露，又与十二三岁的少年身份不太相符。匕首不但利于隐蔽，又便于操作，更不会使主人公显得过于武勇而破坏其书生形象，使这段情节变得合理很多。相比之下，小说第七回写主人公用利剑砍杀蛇精，就显得过于怪异和生硬。
“琴剑书箱”是书生旅行者的身份标签，从这个细节中，可以读解出书生旅行者的几个身份特点。首先，琴、剑、书箱都是具有文化意味的符号，显示着所有者的修养。书生属于士人阶层，是儒家正统知识和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者。文化因素不但影响着他们旅行的目的、方式和路线，还决定着他们在旅途中交往的人群与交往方式。第二，“琴剑书箱”与科举之间有着一定的对应关系。收拾起“琴剑书箱”之日，往往便是上朝取应之时。奔波在科举之路上的书生旅行者有着一个明确的梦想，也有着实现这种梦想的可能。与科举有关的各种因素影响着书生旅行的目的、方式和遭际。第三，书生的前途既远大又缥缈，充满各种不确定的因素。在梦想实现之前，书生仍然只是脆弱、平凡的白衣身份——其突出表现便是“琴剑书箱”三者之中“剑”的因素的缺失。书生的旅途时常诠释着江湖险恶。下文将依次分析从唐代至明清书生旅行故事中的若干主题，我们将会看到书生旅行者的身份特点对故事性质和展开方式的影响。
二、除魅与游仙
书生作为一种突出的人物类型在唐代进入中国小说史，原因有二。其一，科举制度的实行提高了书生的社会地位和被关注的程度。其二，唐代小说作家均有科举经历，乐于通过小说这种新兴文体记录科举生涯的酸甜苦辣。因此，唐代小说中出现了大量以科举为背景的书生旅行故事，描写书生在应举、下第、干谒、客游途中的种种遭际。在这些故事中，除魅与游仙是一对值得关注的主题。
本书将旅行定义为通过对日常空间的出离而获得的非日常的空间经验。这个定义强调的是旅行者对非日常空间的感知和体验。实际上，从非日常空间的角度说，外来的旅行者作为突然闯入的陌生力量，同样也构成一种陌生的经验。因此，旅行意味着一种双向的信息传递：知识和经验不但从非日常空间流向旅行者，而且也从旅行者流向非日常空间。当所传递的知识和经验构成对旧有知识世界的震撼和超越的时候，旅行便成为一种启蒙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