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公众服务的理念生来就融入了特蕾莎·梅的血液之中，出生于牛津郡一个乡村牧师家庭，她从小就被教育，帮助他人是她义不容辞的责任。在自己的父母身上，她看到了他们对服务社区理念的践行。父母对父亲所在宗教团体的虔诚信仰和无私奉献为特蕾莎·梅照亮了前行的明灯，指引着她为帮助他人而奉献自己。由于没有其他兄弟姐妹，梅和父母的关系亲密无间。在成长的过程中，她也意识到了小团体的价值和力量。她认为和一大群人不加区分地做朋友并没有什么好处，更喜欢和为数不多的真正的挚友交往。回忆自己的童年时光时，梅讲述了一个典型的事件：她和父母前往父亲所在的教堂，发现空荡荡的教堂里只有他们三个，三个人蹲下来，一起唱赞美诗：爸爸、妈妈、孩子，团结、自我满足，随时准备帮助他人。1
投身公共事务的理念在梅的家族中历代传承，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她自己也屡次强调这一理念。2016年6月，她在宣布参与保守党领袖选举的演讲中曾说：“我成长于这样一个家庭，我的父亲是一名乡村牧师，我的祖父是一名准尉。为公众服务的理念从我记事开始就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成为我的一部分。”从某种角度来说，特蕾莎·梅宣称她的家族致力于服务他人并不夸张：她的奶奶和外婆都曾在维多利亚时代为大户人家做过女仆，她的曾祖父当过管家。她卑微的出身和前任首相戴维·卡梅伦形成鲜明对比，卡梅伦的先祖应该是雇用仆人的人，而不是做仆人为他人服务。若以财富而论，梅的祖先并不显赫，但从她的家谱上，你能感受到先辈们光耀门楣的决心。那些普普通通的劳动人民，正是她在担任首相期间要服务的对象。
特蕾莎·梅原名特蕾莎·布拉西耶，她父亲的家族可以追溯到17世纪晚期。他们生活在萨里郡东部一个名为利姆普斯菲尔德的小村庄里，这个地名首次出现于1086年的《末日审判书》
中，据记载坐落于北部丘陵的山脚下。如今，这座小村庄有4000多个居民，不过仍有90座古老的建筑留存下来，记录着梅的先祖们生活在这儿的时光，其中就包括特蕾莎家族的祖屋。谱系学爱好者，以前担任过记者的罗伊·斯托克迪尔经过实地考察认为，布拉西耶家族迁到这个小村庄的历史可追溯到1690年。2根据他的调查，和特蕾莎·梅有直接血缘关系的人是一对名为理查德·布拉西耶和安妮·布拉西耶的夫妇，他认为，他们是梅的曾曾曾曾祖父母。1722年6月，他们在附近的奥克斯特德为自己的儿子詹姆斯举行了洗礼仪式。整个18世纪和19世纪，理查德、安妮和詹姆斯的后代就将布拉西耶家族的血脉传承了下来。他们的生活并不富裕，但也不至于穷困潦倒。这个家族的男人们就去当木匠、工匠和建筑工人，女人们就去做裁缝。当然其中也有例外，有一个人曾担任过教师。这证明早在维多利亚时代，布拉西耶家族就攒下了足够的钱，并且家里的人足够开明，能够让家族中的女性接受教育。
19世纪晚期，一个名为詹姆斯·布拉西耶的人离开了利姆普斯菲尔德，和他的妻子莎拉·简迁到了伦敦西南方向，距离温布尔顿30英里的地方。这个家族在那里传了几代，紧邻他们家的就是温布尔顿公园。一个多世纪之后，他们的曾孙女特蕾莎·梅在这里出生，并在日后成为一名议员。梅的祖父汤姆及他的五个兄弟姐妹都出生在温布尔顿的克鲁克德比利特地区，她的祖父是家中的幼子，1880年出生。
当兄长们像他们的先辈那样成为木匠或建筑工人的时候，汤姆选择了入伍，成为了一名军人。他服役近20年，一直表现优异，在即将退役时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梅在她那激动人心的就职演讲中也曾讲到过这位祖父的故事。据罗伊·斯托克迪尔推测，汤姆还参加过1899—1902年在南非爆发的布尔战争，依据是1901年英国全国人口普查的花名册中，并没有出现他的名字。31911年全国人口普查时，汤姆在驻扎于印度杰格拉达的皇家步枪团第四营服役。梅的祖父是驻扎在那里的几千名英国士兵之一，尽管殖民时代的荣光已渐渐褪去，但他们依旧忠心耿耿地为王权服务。一战之前，和他们统治的印度本土人民水深火热的生活相比，驻印英国士兵的处境要好得多。他们可以参加各种社团和社会活动，进行短途旅行和体育运动，还可以参观阅兵式，在阳台上喝鸡尾酒时，会有大批当地的仆人为他们添加杜松子酒和苏打。作为一个中士，汤姆·布拉西耶没有太多机会接触上层社会，他的生活也不像高级军官那样奢华，不过依然比留在家中的兄弟姐妹的生活要优渥得多。这也许就是他选择带着家人在兵营生活的最主要原因。当1911年人口普查进行时，汤姆的妻子艾米刚刚诞下一个男孩，他们为他取名詹姆斯。
梅的祖母艾米·布拉西耶似乎是一位颇有进取心的年轻女性。她的父亲戴维·帕特森在温布尔顿一个大户人家当管家，恰巧和布拉西耶家族为邻。这个职位其实颇有声望，但1892年，戴维在42岁时壮年早逝，使得这个处于世纪之交的家庭只能勉强度日。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几年之后，20岁上下的艾米远离故土，来到12000英里外的新西兰，她女承父业，为在基督城生活的一户人家提供家政服务。她在新西兰坚持了两年，思乡之情愈演愈烈，20世纪到来的时候，她动身返回英格兰。在回乡的船上，她遇上了一位温布尔顿的青年才俊—汤姆·布拉西耶，当时他已经在驻印皇家步枪团中服役。艾米当时身材高挑，留着一头黑色的秀发，非常引人关注，她很快就吸引了汤姆的目光。由于他们对温布尔顿有着共同的回忆，因此一路上两个人相谈甚欢，借此消磨海上无聊的时光。当船在印度靠岸，汤姆就要返回兵营的时候，两个人擦出爱情的火花，坠入了爱河。4
这段感情经历了长达9年的两地分离，汤姆当时依旧在印度服役，而艾米则在伦敦西部的拉德布罗克街找到一份新的家政工作。这条街后来成为诺丁山地区的权力中心，大批富有的政治家聚集在这里。她的孙女逐步接近这个阶层，并最终战胜了他们。其实在艾米生活的年代，拉德布罗克街已经很繁华了，她在一座四层大别墅里担任客厅女侍，是四个客厅女侍之一。这栋别墅属于富有的中年寡妇卡罗琳·亨德森以及她的两个成年的女儿。也许是出于对现实和经济状况的考虑，两个人直到1909年才举行婚礼。当时汤姆已经从印度返回英格兰，住在汉普郡温彻斯特的军械库附近。婚礼在弗利特小镇的一座新教徒教堂中举行，艾米在这个小镇上居住，距离汤姆的兵营大约25英里。婚后艾米继续在亨德森的别墅内工作，不到两年，汤姆再次返回印度，这次他的妻子艾米选择随行。或许是因为长久的婚约让她倍感痛苦，又或许是她对自己比丈夫年龄大这件事特别敏感，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在1911年的人口普查中，艾米谎报了自己的年龄，减了整整10岁，她宣称自己只有24岁，但实际上，当时她已经34岁了，丈夫汤姆32岁。
在印度的那段时间里，艾米共生了两个儿子，这是她和汤姆抚育的五个孩子中最大的两个。不过不幸的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她返回英格兰时，只剩下一个孩子还存活于世。一返回故土，她就在伦敦西南旺兹沃思的绍斯菲尔德定居了，她居住的地方离她在温布尔顿的亲戚家很近。汤姆在战争中表现突出，被提拔为军士长，并因作战英勇而获得勋章。不过在1917年，梅的父亲休伯特出生了，此时距离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还有一年。汤姆选择了退伍，并在旺兹沃思做了一名办事员，1951年在那里去世，终年70岁。
艾米以88岁高龄去世，梅的堂兄艾伦·布拉西耶曾经谈到过奶奶艾米：就像所有人都知道的那样，她是一个善良、诚实、直爽的人，自己非常有主见。而且如果她心情很糟糕，她也会不露声色，你必须千方百计地试探，才能知道她的想法。5另一个表兄安迪·帕罗特则认为，和她的儿子休伯特以及孙女特蕾莎一样，艾米非常认真地履行帮助他人这项责任：
她经常寄出支票……虽然她自己也没有多少钱，但她依然关爱他人。在汤姆去世之后，她曾在萨里我父母的家中和我们生活了几年，那个时候我还在上学。她每天都戴着我父亲为她配备的耳机收听BBC的家政服务节目，然后编织羊毛方巾寄往非洲或其他贫困地区。6
梅的外祖母瓦奥莱特·巴恩斯，不是“外婆”，坚持让她的外孙女用更正式的“外祖母”称呼她。7和梅的奶奶艾米一样，瓦奥莱特在20世纪初的几年间也曾从事家政服务。瓦奥莱特的父亲威廉·韦兰在一家商店做行李搬运工。在瓦奥莱特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他把家从德文郡迁到了伯克郡的雷丁市。年仅十几岁的时候，瓦奥莱特就为一位富裕的大学教授沃尔特·达菲尔德和他的妻子多丽丝当女佣。多丽丝此前居住在澳大利亚，最近才来到雷丁市。瓦奥莱特身材娇小，身高还不足5英尺，不到20岁就和雷金纳德·巴恩斯谈恋爱。雷金纳德出生于汉普郡的米尔顿市，是一位旅行推销员兼皮革工人。其他人都喊她维，她称呼自己的丈夫雷吉，与汤姆和艾米一样，维和雷吉的爱情也必须接受异地分离的考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雷吉参了军，在陆军辎重部队里做了一名二等兵，被派往东非作战。8在雷吉参与海外作战时，瓦奥莱特送给他一张自己的照片，这张照片流传了下来，现在依然保存完好。她在照片的背面写下了一段感人至深的话：维送给雷吉这张照片，里面饱含真挚热烈的爱，希望你在东非好运，胜利而归。横亘在我们之间的海洋是我们的宿命，难道我们没有办法再相见了吗？因为爱情，千万不要忘记我。9
瓦奥莱特热切地盼望着雷吉从战场平安归来，上天也没有辜负她。他没有忘记她，他们终于重逢了。从战场上平安归来的他于1917年迎娶了她，不过他们的幸福生活维持了还不到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结束了，但随之而来的是众所周知的大规模流感。这场流感造成了500万人死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死亡人数的三倍。1918年，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威廉·韦兰和他的儿子，也就是瓦奥莱特的父亲和哥哥相继离世。10除了要面对失去两位至亲的情感创伤之外，韦兰家族还因为失去了两个主要的负担家计的人而背上了沉重的经济包袱。威廉去世之后，夫妇俩搬去和瓦奥莱特的母亲一起生活。《每日邮报》的编辑杰弗里·利维曾对梅的家谱做过大量细致的调查，他认为，贫困的生活不仅促使他们搬去韦兰家族的房子中居住，而且还让他们迟迟不敢要第一个孩子。第一个孩子降生时，维已经33岁，在当时已经算高龄产妇了。11韦兰家的连栋房屋本来就很小，几年之后，瓦奥莱特的另一个姐妹也搬了进来，使得原本狭窄的空间更加逼仄。
梅的母亲扎伊德出生于1928年，她的哥哥莫里斯于四年前出生。关于这个充满异国情调的名字，坊间早已有诸多揣测。实际上这个名字主要源自瓦奥莱特倔强的个性，与任何外国因素无关。梅曾这样评价她的母亲：
她的哥哥首先降生，外婆想为儿子取名为肯尼斯，但外公为他取名莫里斯。所以外婆说，如果女儿降生的话，由她来取名字。外婆为她取名扎伊德，这个名字从何而来我不清楚。在遇到我的父亲之前，她就已经定期去教堂做礼拜了。12
实际上，瓦奥莱特也经常去教堂做礼拜，和她未来的女婿休伯特一样，她是一位虔诚的国教教徒。她很可能是在《圣经》中找到了这个名字：扎伊德是“公主”的意思，在《旧约全书》中，扎伊德是亚伯拉罕的妻子。
特蕾莎·梅出生的时候，瓦奥莱特和雷吉都还在世。雷吉于1970年去世，终年78岁。瓦奥莱特一直活到94岁，直到她的女儿扎伊德去世几年后，她才离世。在她寡居的许多年里，瓦奥莱特只能靠轮椅行动，还因接种天花疫苗而忍受着种种不良反应。格林斯·巴恩斯嫁给了梅的表兄艾德里安·巴恩斯，她说虽然瓦奥莱特的身体状况不容乐观，但她从不让自己闲下来，“她虽然身材娇小，但行动非常敏捷，做事也相当果断，并且非常、非常坚强”。13很明显，特蕾莎·梅继承了她那从事家政服务的祖母和外祖母的坚强性格。
从瓦奥莱特·巴恩斯为自己女儿起的名字上，可以清楚地看出她那虔诚的奉献精神。汤姆·布拉西耶和艾米·布拉西耶是否经常去教堂做礼拜，我们并不确定。实际上，在维多利亚时代和爱德华时代，他们应该和教会有一些联系。他们选择在新教教堂结婚，很有可能是出于便利的考虑，因为这个教堂离艾米居住的地方很近。这表明他们的信仰更倾向于低教会派的宗教观点，他们更注重个人品德和以家庭为中心的理念，而反对那种教会权力过大的组织机构。他们的儿子，梅的父亲休伯特的信仰却与他父母的截然不同。
休伯特天赋异禀，1928年，他通过了旺兹沃思学校的入学考试，这是一家在绍斯菲尔德的文法学校，离他家不远。这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旺兹沃思学校是整个郡最好的公立学校之一。休伯特因此受到鼓舞，申请进入大学继续深造。在当时，对他所属的那个阶层来说，这完全是一条不同寻常的路。特蕾莎·梅之所以长期关注英国的文法学校为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提供的教育机会，也许很大程度上就源于她的父亲在旺兹沃思学校的经历。休伯特在学校中的表现获得了老师的认可，在最后一年，他被选为男生代表。无巧不成书，女子学校选出的女生代表是18岁的玛乔丽·梅菲尔德斯·斯威廷，后来她成为梅在牛津大学的导师。2014年，为了向斯威廷表示敬意，牛津大学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宴会，梅在这次宴会上讲述了父亲和老师之间发生的故事。在两个学校举行的联合晚会上，按照传统，男生代表应该向女生代表献花。休伯特表现得有点没有风度，他给玛乔丽了一束菜花。14
大约在青少年时期，休伯特就对宗教产生了深厚的兴趣。从旺兹沃思学校毕业两年后，也就是20岁的时候，他入读利兹大学，成为神学院的一名学生。这是一所红砖大学，由约克科技学院和利兹医学院在1904年合并而成。在利兹，休伯特在一栋由附近的复活天主教学院运营的大学生宿舍里居住，开始逐渐转变为一名国教神职人员。这所学院于1903年在米菲尔德小镇附近成立，如今，这所学院自称是“一所与众不同的神学院”，信奉高教会派的信条。相比汤姆和艾米举行婚礼的新教教堂所秉持的教义，英国国教的传统截然不同。这所学院与天主教团体复兴运动的联系颇为密切，而这场运动与19世纪英国国教中萌生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和复兴天主教主义密切相关。学院要求所有的学生一周内必须有六天进行晨祷和晚祷。学院选择建在英国北部的工业区也经过了深思熟虑，这个团体的创建者一直致力于在贫困社区开展牧师工作，学院建造在这个地方就是为了给当地贫困的人们提供宗教指导—或许这也是休伯特决定在此接受教育的原因之一。休伯特似乎也接受了该学院的宗教精神，特别是奉献精神，或许最重要的是为公众服务的精神。在利兹大学求学的最后一年，他当选为学生代表，在米菲尔德做礼拜期间，休伯特得以结识当时的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他定期来这里进行忏悔。此外，他还认识了一位德国牧师迪特里希·朋霍费尔，他带领自己的信徒和纳粹作斗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他一直在学院里待着。后来他被绞杀在福洛森堡集中营，那时距离1945年战争结束仅有两周时间。
1940年春天，休伯特从利兹大学毕业，获得了神学专业一等荣誉学位，那可能是战争中最黑暗的时期。英国独力抵抗纳粹德国，在此之前，德国法西斯在欧洲大陆发动了闪电战，在仅仅6周时间内，比利时、荷兰和法国相继沦陷。美国那时尚未参战，欧洲前途未卜。面对这种绝望的局面，新任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全国颁布征兵令，要求36岁以下的男人全部入伍参战。在战争开始的头一年，休伯特当时还是个学生，因此没有参军入伍。毕业那年他23岁，选择了一份不需要服兵役的职业—牧师。和他当兵的父亲汤姆不同，在战争期间，他决定在后方为人民提供精神支持，以这种方式为自己的祖国略尽绵薄之力。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其他战争不同，后方的平民也不能幸免于难，每天都承受着恐怖、暴力和极端绝望的折磨。有时，无论是男人、女人还是孩子，每天都面临着死亡的威胁。作为一名牧师，休伯特见到的惨状并不比他的父亲汤姆在战场上见到的少。
1942年，休伯特在米菲尔德取得神学硕士学位后，在圣安德鲁使徒教堂担任助理牧师，这个教堂位于伦敦西南卡特福特的萨瑟克主教区内，由英国国教徒在世纪之交建立，这一地区也是伦敦最贫穷的地区之一。休伯特来到这里时，当地民众已经见识到闪电战的可怕。就在他入职圣安德鲁使徒教堂6个月之后的1943年1月20日，休伯特在后方亲眼目睹了最悲惨的灾难，当地一所位于桑德赫斯特路上的小学被德军的战斗轰炸机击中。实际上，在闪电战最频繁的1940年和1941年，首都伦敦的所有学生都已经转移到了安全地带。尽管在战争中期，人们仍然面临着突如其来空袭的威胁，但许多父母忍受不了分离的痛苦，他们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将自己的孩子接回伦敦。因此包括桑德赫斯特路上的小学在内，一些学校重新开放。
中午12：30，一枚重1100磅的SC500炸弹在学校上空抛下。这个时候，许多老师和学生都在餐厅吃午饭，餐厅瞬间就变成了一堆瓦砾。当地的空袭警报响起的时候已经太迟了，也就是说，学校里的人根本没有得到预警。后来德军宣称，德国战机飞行员误把此处当成了平地上的居民区，他们故意将此作为袭击目标。众所周知，这是一个完全不合法的袭击目标，但德军此举是为了报复三天前英国皇家空军对柏林的袭击，这也是希特勒制定的“恐怖性空袭”战略的一部分。15总共有三分之二的学生和六位老师在这次袭击中丧命。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被埋葬在平民死难者公墓—西塞尔绿叶公墓，葬礼由萨瑟克区的主教伯特伦·辛普森主持。休伯特当时也在场，在接下来的5年中，他一直待在距离那所学校仅100码的圣安德鲁使徒教堂，竭尽所能地安慰那些因失去孩子而悲痛欲绝的父母。
这场灾难发生后几个月，休伯特就被萨瑟克大教堂正式任命为牧师。众所周知，许多“米菲尔德人”，也就是从那所学院毕业的学生都自愿宣誓终身不娶，成为一名修士，他们将自己的生命献给自己的同胞，来帮助更多的人。虽然布拉西耶神父没有选择成为一名修士，16但米菲尔德对他的宗教观点的影响却贯穿一生。2014年，特蕾莎·梅在《荒岛唱片》节目上选择了英国国教高教会派祈祷时的一首圣歌《我们在他面前弯腰，尊崇这伟大的圣礼》。英国国教牧师和新闻工作者贾尔斯·弗雷泽谈到这首圣歌时说：
这的确是一个极好的选择，首先，一个不经常去做礼拜的人不会熟悉这首歌；其次，这显示出她那秉持高教会派教义的父亲对她的宗教观点的影响。赐福、圣礼崇拜—或者像新教徒嘲弄者所说的“圣饼崇拜”—这表明他是一个铁杆的国教教徒。17
实际上，休伯特直到1955年才结婚，那时他已经37岁，在一个人们通常在25岁之前解决婚姻问题的年代，这也许意味着这位年轻人的确曾经考虑过独身生活。
扎伊德·巴恩斯比她的丈夫小十多岁，26岁步入婚姻殿堂。1948年，休伯特前往赖盖特的圣卢克教堂担任牧师，赖盖特是萨里郡比较繁华的一个小镇，仍隶属于萨瑟克主教区。5年之后，他再次搬到了苏塞克斯郡东部的滨海小镇伊斯特本，为居住在疗养院的基督徒担任牧师。和她居无定所的未婚夫不同，在步入婚姻殿堂之前，扎伊德一直生活在一个地方—南安普顿街156号，“雷丁的有轨电车会在她居住的连栋房屋前轰隆隆地驶过，厕所就在后院”。18这对夫妇在扎伊德居住的街区教堂里按照英国国教的习俗结了婚，扎伊德那虔诚信教的母亲瓦奥莱特对自己的女儿选择了一位国教牧师作为丈夫非常满意。婚后，扎伊德跟着自己的丈夫搬到了伊斯特本，住在基督徒医院为牧师提供的居所里。
伊斯特本所有的基督徒都集中居住在美丽、繁华的米德斯地区。他们居住的房屋是1867年修建的哥特式建筑，信奉国教的修女负责照看疗养院中居住的国教徒。如今，这个教堂已经成了婚礼举办地，疗养院也改造成了豪华公寓。这家疗养院因为缺乏足够的修女来照顾病人，也没有足够的资金来维持运营，因此1959年被纳入国家医疗服务体系，2004年停止接收病人。在1959年之前，休伯特夫妇一直待在那里。1956年10月1日，在她的父母结婚一年多之后，特蕾莎·玛丽·布拉西耶在伊斯特本阿平顿街的一家产院里出生了。她的父亲打算以阿拉维的圣女特蕾莎的名字为她命名，17世纪时，这位加尔默罗修会的修女致力于提倡静观祈祷和教会改革。
在特蕾莎·梅的生活中，宗教和公共服务在她心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她父母的宗教信仰在这方面对她的影响持久而深远。与英国国教高教会派成员的生活相比，她的生活似乎更加传统，她对国教的信仰似乎也更加坚定。在谈到她的宗教信仰时，特蕾莎·梅这样说道：
宗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仍在不断加深对国教的认识，现在我无法像以前那样参与宗教活动，但我依然定期领受圣餐。最重要的一点是，它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宗教能告诉我自己是谁以及为人处世的方式。
梅曾表示，虽然她从未怀疑过自己的宗教信仰，但在青少年时期，她非常喜欢和父亲进行冗长的辩论。他们也许讨论了她抛弃国教高教会派的教义，采取一种更温和、更低调的方式的倾向。她说：
这种辩论非常有趣，因为……我没有什么机会讨论宗教问题。我想部分原因是我的父母并没有将他们的宗教信仰强加给我。毋庸置疑，我早年在教堂里长大，经常去教堂做礼拜，但需要强调的是，如果不想去，我完全可以拒绝。因此我很清楚，我不必受任何形式的束缚。19
作为一名议员，特蕾莎·梅的抉择有时会让父母感到与他们的宗教信仰有所冲突，但她从不回避做出自己的选择，包括采取激进措施使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她拒绝透露父亲是否赞同她的做法，英国国教的某些教义似乎也不太适合梅的性格。很难想象，大不列颠的第二位女首相，过去十年一直孜孜不倦地鼓励妇女进入议会，同时支持许多国教成员(虽然没有在米菲尔德学院接受过教育)依旧支持的教义—避免任命女性牧师。
1997年，特蕾莎·梅成为梅登黑德地区的议会代表，她经常去古老的教区教堂—圣安德鲁教堂做礼拜。这个教堂是一个漂亮、典型的英国国教教堂，部分建筑可以追溯到中世纪，靠近梅在桑宁的原选区。她静静地保持着自己的信仰，一般不向外人谈及。虽然未向外人谈及，但她恪守着对宗教的承诺。撒马利坦会在威斯敏斯特经营着一家收容所，2014年，当梅担任英国最具挑战性的职位—内政大臣时，曾为该收容所的居民做过午饭，这件事她也没有对外宣扬。20她的这种质朴、低调的慈善行为已经足以让父母引以为傲。
在谈到梅的政治哲学时，不管是现在还是以前的同事都会讲到她的宗教信仰，前威尔士事务大臣谢里尔·吉兰在议会供职时曾与梅共事近20年，她说：
她对于宗教的信仰总是不露声色的，她不会表现得太明显，因为她不是福音派的信徒。不过她一直坚守自己的宗教信仰，并有着坚实的基础。你能够感觉到，这种基础能为她提供非常强有力的道德指南。我认为她完全不需要卖弄，她只是在付诸实践，她经常去教堂。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便与梅在莫顿地方议会共事的约翰·埃尔维奇也说：
在她的政治哲学背后，有一股强大的道德力量。那个时候，我对她的父母以及家庭背景一无所知，但是，很明显就能感觉到，这是那股力量的来源。显而易见的是，她始终秉持着一种团结、为公众服务的意识，这并不完全是一种政治策略，“她已经取得了极高的政治成就”，只要在那个职位上，她真的想做些事情。
这是保守党人典型的信仰：低调、传统、稳定、拒绝任何卖弄。一言以蔽之，特蕾莎·梅对宗教的虔诚促使她在政治领域采取具体措施，来为她的追随者服务。她的批评者和追随者可能对她的成功颇有争议，但却没有一个人质疑她的虔诚。
1.采访，特蕾莎·梅，《荒岛唱片》， BBC第四频道，2014年11月23日。
2.https://roystockdillgenealogy.com/theresa-may/。
3.同上。
4.《揭秘：特蕾莎·梅的奶奶和外婆都从事过家政服务》，杰弗里·利维，《每日邮报》，2015年2月24日。
5.同上。
6.同上。
7.同上。
8.《揭秘：特蕾莎·梅的奶奶和外婆都从事过家政服务》，同上。
9.同上。
10.同上。
11.同上。
12.《特蕾莎·梅将成为下一个撒切尔夫人》，西蒙·沃尔特斯，《星期日邮报》，2016年9月2日。
13.《揭秘：特蕾莎·梅的奶奶和外婆都从事过家政服务》，同上。
14.《泰晤士日报：教皇震动麦迪逊广场公园，特蕾莎·梅讲了个笑话》，帕特里克·基德，《泰晤士报》，2015年6月17日。
15.《英国上空的纳粹德国轰炸机：闪电战，1942—1943年》，克里斯·戈斯，
克雷西，2003年版。
16.《牧师的社会实践助力通往唐宁街的路》，艾伦·马林森，《泰晤士报》，2016年7月23日。
17.《郊区牧师的女儿——圣徒特蕾莎的欢喜和哀愁》，贾尔斯·弗雷泽，《英国卫报》，2016年7月14日。
18.《揭秘：特蕾莎·梅的奶奶和外婆都从事过家政服务》，利维，同上。
19.《荒岛唱片》，同上。
20.《宗教的深远影响：信仰、希望和仁爱》，吉纳维芙·罗伯茨，《独立报》，2015年11月20日。
- 1086年，英国国王征服者威廉一世下令对全国土地和人口进行清查，调查结果汇编成两大册，原书名意为《土地清丈册》。此次调查精细严格，记录巨细靡遗，强调权威性和最终性，好比世人在接受末日审判一样，因此又被称作《末日审判书》。
- 在英国中等教育体系中，学校可以大致分为公立的文法学校、综合学校和私立的公学。文法学校历史悠久，课程侧重人文学科，大部分学生将来会升入大学。
-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英国重要工业城市建立的伯明翰大学、曼彻斯特大学、布里斯托大学、谢菲尔德大学、利兹大学和利物浦大学获得皇家特许，这六所大学被称为红砖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