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父母的一封信（代前言）
爸、妈：
我的转业申请组织上批准了，给你们写信的时候工作已经移交完毕，明天准备去解放碑的自力巷 53号报到，直接从“何主任”变成当初的“大莽子”。至于今后的工作，我准备从“棒棒”做起。
上个月在电话里透露了一些转业的想法，你们连夜就赶到重庆来苦口婆心地劝我不要冲动，真的对不起，让你们失望了！是的，我们那个穷山沟里几十年才走出个正团级军官，每次探亲回家连村长都要请吃饭，确实很荣耀，现在当了棒棒，村长家的饭咱就别吃了吧！噢，有个事儿你们一定得跟邻居们说说，上次老爷子在麻将桌上为了两块钱跟老田头打架没有被拘留那件事儿，绝对不是镇派出所卖我的面子——拿钥匙串在别人头皮上戳个口子，还够不上拘留，更何况你们既赔了钱又道了歉，儿子我真的没有这么大的“面子”。
爸、妈，我知道你们一定会为儿子的选择感到心痛，说真的，这身军装我都穿了二十年，怎么可能舍得脱下呢？部队培养了二十年，怎么舍得离开呢？但是儿子再过两年就四十岁了，不惑之年的选择，自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这是一个新时代的选择。噢，这么说你们可能听不大懂，那我们就静下心来聊点关于“新时代”的话题吧！
我们祖祖辈辈生活在夔门大山沟，记得 1997年之前全家都是“四川奉节”人。小学的同学大多想当科学家为“四个现代化”做贡献，数我最没有理想，一门心思想当棒棒。主要是因为我根本不知道科学家是干啥的，再说儿子一心向往重庆城，当棒棒就可以去重庆了。
那时的重庆与我们村的距离是三天三夜。人生最初的记忆里，有个姓胡的知青住在生产队的保管房里，嘴里总是哼唱着这样一首歌：“从重庆呀到奉节，路程那个多么遥远，离别了山城告别了家园，泪水总挂在眼前……”虽然懵懵懂懂不知道歌词的准确含义，但我明白歌里的重庆应该是个像天堂一样的地方。亲眼看到胡知青在保管房的墙角撒了一泡尿，我十分意外，总觉得重庆人不应该和我们一样也要撒尿。9岁那年，远房堂弟因治疗皮肤顽疾去了一趟重庆，回来之后尽管身上的皮肤依然大面积溃烂流脓，但是全村孩子都很崇拜他——因为他是小伙伴当中唯一去过重庆的人。那个时候，我特别羡慕远房堂弟能有这样的机会，甚至为有这样一个堂弟而自豪了好一阵子。这样的记忆依稀是我对重庆的最初印象，当然这样的重庆并不属于我。
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我和家里的羊群一起成长。上小学“八年级”的时候，我旷课一周被学校开除了，老妈骂我说：“你再不攒劲读书，长大就去重庆当棒棒。”尽管当时还不知道“棒棒”到底是一个什么工作，但既然是老妈在气头上说出来的，一定不会是令人羡慕的职业。老妈语带挖苦的教诲对我的学业并没有太大的促进，倒是让我看到了去重庆的希望。我想，既然当棒棒能去重庆，那我长大后就当棒棒吧。所以不管你们如何引导，我依然不清楚怎样学习才叫“努力”。在 30比 1的小升初竞争大环境下，我连续几年离录取线都差几分，只能不停地补习复读，读完“八年级”之后我还读过“九年级”。上初一的时候，老爸给我买了一把剃须刀。说实话，那年我还是挺给你们长脸的，只复读了四年就考上了初中（最后一批五年制），人家隔壁的汤老六读到小学“十年级”也没考上。
18岁那年，我念完高中二年级的第一个学期之后就不想上学了，打算报名参军。记得当时老爸用烟袋锅在我脑门儿上敲了三个大包，就是不同意。老爸当过五年兵，知道文化的重要性。后来我把幺舅请上门来当说客你们才勉强松口。其实，我入伍的初衷就是逃避上学，也知道没有文化去部队不可能有什么发展，所以从穿上军装那天开始，我就下定决心到部队里练出一身肌肉块儿，退伍之后去重庆当棒棒。那一年，我们还是四川人，入伍档案的籍贯一栏填的也是“四川奉节”。在这个漫长的成长阶段，棒棒似乎一直是我为人生拟定的一条出路。
从小以为城里人都是天生的，这辈子除了去城市给城里人打工之外，再不可能与重庆这样的都市有任何瓜葛。1997年的上半年，正在全国人民翘首期待香港回归的时候，天上有两块大馅饼径直砸到我的头上。一是作为沈阳军区某部优秀班长被直接提干，二是我竟然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重庆人，而且我们的重庆和北京、上海、天津是一个级别。在填写一系列提干表格的时候，“重庆奉节”就理所当然地成了我新的籍贯。记得填表时“重庆”这两个字我写得特别用力，好几次钢笔尖儿把纸都戳漏了。可以说，成为“重庆人”和当上“军官”对我一样重要。
刚刚成为土生土长重庆人的时候，我和好多重庆老乡就像攀上了富贵干爹一样，没来由的自豪和骄傲，却根本不知道刚直辖的重庆还有很多尴尬。给你们讲一个战友的故事吧：
1998年，早我两年入伍的开县某村郑排长在驻地长春相亲，女方是书香门第，讲究门当户对。郑排长只用三句话就把岳父岳母搞定了——家在重庆；独门独院二层小楼，门前是菜园，屋后有竹林；父亲没事的时候就拄根棍子到朝天门码头去转悠。
岳父母担心夜长梦多，半年后就让郑排长带着漂亮媳妇儿回老家过门儿了。在菜园坝下火车之后，新媳妇儿觉得就算没车接也应该打个的士，对去长途汽车站十分诧异。在开县县城继续转乘开往乡村的破中巴，新媳妇儿怒了。经过几个小时的颠簸，到达镇里的时候，新媳妇儿吐了。再乘坐专用手扶拖拉机走完坑坑洼洼的机耕道，郑排长指着河对面的山顶说：“快了快了，那栋被云挡了半边的二层小楼就是我家，我没骗你吧，独门独院，门前菜园，门后竹林。”新媳妇当场晕了。郑排长 56岁的父亲闻讯下山，用背带一勒，直接把半死不活的儿媳妇背回了他们白云生处的“独门独院”。新媳妇 120斤的体重在老公公背上根本就不算个事儿，因为他在朝天门干了十多年棒棒。
苏醒过来的新媳妇儿大骂郑排长是“重庆大骗子”，发誓再也不回这见鬼的“独门独院”。平心而论，我的战友郑排长没有半点忽悠，最多只能怪他当时的描述缺少了一些补充交代。很显然，直辖之初，很多外省人只知道重庆是现代的大城市，却不清楚重庆还有落后的大农村。如果岳母第一个问题他回答的是“四川开县”，如果岳母当时知道“手拄一根棍子在朝天门转悠的人”并非休闲的老干部，或许这门亲事就没有如此顺利。郑排长说，当了直辖市市民就是不一样。
被骂了一脑袋包的蜜月度完之后，郑排长给我带回来一套 VCD光盘，封面上印着一群扛着棒棒的人。他说这部电视剧特别搞笑，重庆人看多少遍都不腻味。我想，作为一名重庆人，我有必要看一看。可爱可敬的“山城棒棒军”在把我和几个老乡逗得前仰后合的同时，也把一种“爬坡上坎，负重前行”的精神深深植入了我的脑海。
从剧情里我依稀看到自己为之自豪的重庆与直辖的身份还有很大差距，但是有精神就有希望，我几乎可以大胆设想它的 明天。那些年，我作为重庆人虽然还没有去过重庆城，但是我对重庆的归属感越来越强，对山城棒棒的敬仰之情也越来越深。
我的“干龄”与重庆直辖年龄相当，在年轻的直辖市和山城棒棒大军一起爬坡上坎，负重前行的岁月里，我也像山城的棒棒那样在部队里埋头苦干。军队信息化建设打基础的年代，文化不高但是敢于吃苦的人还是有用武之地的，我不仅是集团军上下认可的“学习成才标兵”，多次立功受奖，还先后两次提前晋职，30出头的时候也干到了正营职。我想，这可能是得益于巴山渝水独有的一种精神，大重庆的成长可能也离不开这种精神。
2007年初，工作上的调动让我有幸回到了驻重庆的部队。重庆城第一次以立体方式呈现在我眼前的时候，我觉得它就像一个浑身长满腱子肉的 20多岁小伙儿，洒脱倜傥而且后劲儿无穷。因为没有过去的参照，我不能感慨它的发展变化，但是也算见过一些世面的我打心底觉得它很青春很壮实，到处洋溢着朝气与活力。真实面对棒棒这个群体的时候，我发现他们与烙在我记忆里的荧屏形象有着强烈的反差。那时的部队机关还在重庆最繁华的解放碑办公，每天上下班都能遇到一些干活或找活的棒棒，他们大多头发花白、脊背佝偻，有些挣扎迟缓的脚步似乎已经跟不上这个城市稳健的步伐。我猛然觉得自己正在见证这个行业的没落。或许，这个在特殊时代产生的特殊行业注定只属于我的父辈，因为年轻一代正在用新的方式新的工具取代他们的劳动。这是既残酷而又令人欣慰的现实。
有一位市领导说：“三年没来重庆，就不要说你来过重庆。”在重庆工作时间长了，我想说：“三个月没来重庆，你只能说曾经或很久以前来过重庆。”这些年的重庆，就像拔节的竹笋每天都在往上蹿，这种变化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每天都能感受得到的。老家的村子与重庆的距离由三天三夜缩短到 4个小时，这使得我的家庭接待负担日益沉重，童年那些没上过初中的同学，现在买件衣服都开个车牛皮哄哄往主城区跑。从东北回来探亲时见过的十来个光屁股侄儿侄女，现在大多都在重庆上大学，见面时总是争相讲述我“复读四年考初中”的传奇。
当初的战友郑排长现在是集团军机关的处长，这几年又带着老婆孩子回来了好几次。那个依然白云缭绕的山顶上新开了一个大型“农家乐”，老郑家的“独门独院”也变成了三层，还贴了瓷砖，建了车库。看来，老公公背儿媳妇的历史是不会重演了。当然，即使要背也可能背不动了，因为六十几岁的老父亲早已不在朝天门“休闲锻炼”了，每天只在家里“种种菜”、“养养鸡”。他当初在朝天门的竞争对手也大多“转行”或“退休”了，挑不动是一个方面，主要是适合棒棒干的业务越来越少，挣不到钱了。
回到重庆这些年，我的个人成长进步还算顺利，2008年底光荣“入团”，牵头负责的工作也多少有些亮点。肩头责任越来越重，在底子单薄工作力不从心的时候，我喜欢远远地盯着棒棒爬坡上坎的背影，感觉能获取力量。
水无常势。在“中国梦”和“强军梦”号音渐急马蹄声催的日子里，我的工作成绩不突出，肚皮和腰间盘倒是日渐凸出，档案袋里那个函授的本科文凭你们也知道是咋回事儿，根本代表不了水平，再怎么努力都跟不上部队发展的节奏。躺下睡不着，坐着就犯困，自己干不动，别人干不放心，职务越来越高，可是好多新型装备看着就犯迷糊。懒散闲逛于街头，视野里零星的棒棒脚步蹒跚，急促的喘息被喉腔里那团总也咳不出来的浓痰剧烈拉扯，发出“呼哧呼哧”的声音。我突然悲伤地意识到，我和山城的棒棒们一样，就要被这个时代淘汰 了——信息化时代，“老黄牛”终归要被“千里马”取代。从现行政策和自身年龄来看，脸皮厚一点的话三年五载不会有人撵我走，说不定还多少有一点进步空间。但是一个没啥文化的人老在那儿赖着，就要拖部队建设的后腿，就会阻挡年轻人的成长空间。
爸、妈，你们给予了我生命，但是，是这支人民军队赋予了我血性和品质，活要活得顶天立地，死要死得无愧于心。宁当市井棒棒，不做强军累赘——这是儿子以军人名义做出的人生第二次选择。
现在的军转安置主要有两种渠道，一是计划安置，二是自主择业。在递交了转业申请的时候我就想好了，既然是因为没文化主动从部队“撤退”下来的，也就不必再去给地方政府添累赘了，所以我决心自主择业，加入山城棒棒军，让我的人生重新起步。捧枪腾岗，解甲复耕，或许是庸人报国的务实抉择。
在我即将把背影留给军营的时候，重庆街头有一个佝偻的老棒棒也正在把背影留给一个新的时代。我们一见如故，他答应收我为徒，我觉得是时候去实现小学“八年级”的“愿望”了。当然，今天的我去做棒棒，绝非单纯的就业和生计，只是想踏踏实实回到劳动人民中间，踏踏实实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如果能依托自身所长顺便做点事情，比如写点关于山城棒棒的故事，或者拍一部关于山城棒棒的纪录片，自然再好不过。我已经请好了摄像师，小伙子 21岁，学历比我高，职业高中第六学期都念过，用单反相机给人拍过结婚照。我们初次见面在小饭馆儿点菜，“酸辣土豆丝”的前两个字他不会写，我只教了两遍就会写了，摄像机交给他的当天就弄懂了开机、关机、摄录和暂停，说明这娃还是很聪明的。当然，我之所以请他还有更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一身腱子肉，看起来能吃苦，而且工资要求只有两千块。这两天小伙儿跟我说压力有点大，我说没事儿，见啥拍啥，我们就是要用最笨拙的方式去追踪一群背影，记录一个时代，讲述一种人生。这与艺术无关，基本全是力气活儿。
安置移交前部队还给发基本工资，我已经把保障卡交给你们孙子的妈妈了，扣了房贷还能剩一些，她会按月给你们寄零花钱并代我支付摄像工资。至于我自己，你们不要操心，“荷包清零，心态归零”之后，我一定会俯下身子，亮出膀子。
爸、妈，儿子当棒棒，你们如果面子上挂不住，就先不要跟亲戚朋友提我转业的事，万一有人问起来，就笑一笑不置可否，好吗？再过十多天就要过年了，熏腊肉的时候千万不要坐在火堆旁边打瞌睡，容易着火，灶房挨着猪圈，猪圈里还堆着那么多稻草。
此致，叩首！
你们的“大莽子”：何苦
2014年 1月 18日于巴渝军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