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部戏曲研究
主持人语
苗怀明
具有现代学术意义的中国戏曲研究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回顾一个多世纪的研究历程，虽然经众多研究者的努力，取得了很多重要成果，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和缺憾，比如研究格局就存在较为严重的不平衡问题，研究者多重视杂剧、传奇等雅部戏曲的研究，对以地方戏为代表的花部戏曲则关注不够，现代戏曲研究的开创者王国维、吴梅等人就是如此。因此戏曲研究的持续深入进行，需要拓展新的学术领域、巩固薄弱环节，比如对花部戏曲的研究。近些年来，情况有所改变，但仍有很大的学术空间。
收在本专栏的三篇文章都是谈这一问题的，意在提倡对花部戏曲的关注和研究，其中两篇谈秦腔，一篇谈声腔与剧种的关系，多关注基本的文献问题，希望更多的朋友关注这一话题。
陕西省艺术研究院藏中路秦腔口述剧本著录与研究
赵莎莎
摘 要：陕西省艺术研究院藏中路秦腔剧本包括清、民国至1949年后的木刻本、石印本、手抄本、口述本、抄录本等多种形态，总数在1360册，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研究意义。其中的口述本多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陕西省传统剧目工作室与之后的陕西省剧目工作室根据健在的秦腔老艺人口述进行的记录整理，留存了丰富的秦腔民间演剧形态信息；其间的审查意见对于了解1949年以来官方文化政策对传统戏曲的评判标准有着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本文即是在这批口述本整理著录基础上进行的对剧本概貌、剧本特征的初步研究，以及研究存疑的探讨。
关键词：陕西省艺术研究院；中路秦腔；口述本
一、口述本考述
（一）背景介绍
1950年5月5日，中央政务院颁布了《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简称“五五”指示），全国各省市以“改戏、改人、改制”为中心的戏曲改革工作拉开帷幕。在陕西，最早由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对流行于西北地区的戏曲情况进行了调查摸底，形成了《西北戏曲改进工作报告》，并将调查所得的戏曲资料进行多次展览，其中就有民间搜集的秦腔剧本。为专门配合“改戏”，1950年5月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成立戏曲改进处，特邀碗碗腔艺人杜升初（艺名一杆旗）口述剧本30多本，抄录保存。这是目前史料记载由官方组织的首次口述本整理工作。
其时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政府机构调整频繁。随后，先后有西北戏曲流行剧目修审委员会、陕西省戏曲修审委员会、陕西省传统剧目工作室、陕西省剧目工作室等部门进行过民间剧本的搜集整理工作。至1962年底，全省共挖掘抄存传统剧目8700多个，编辑出版《传统剧目说明》一册。从1953年至1963年，共整理出版秦腔、同州梆子、汉调桄桄等14个剧种的《陕西传统剧目汇编》共70集，囊括剧目640种。“改戏”工作至此达到巅峰。
随后的“文革”，被诬为“牛鬼蛇神批发部”的剧目工作室受到巨大冲击，1969年底被撤销，1978年底才重新恢复。这期间，已经编辑出版的70集《陕西传统剧目汇编》大部分以“四旧毒草”之名被销毁。陕西省戏曲剧院资料室大批珍贵的戏剧资料、手抄剧本被作为废品处理，传统剧目的整理工作不仅停滞，更是受到了重创。
1982年，陕西省剧目工作室改建为陕西省艺术研究所（后又于2017年3月26日正式更名为陕西省艺术研究院，下文简称“艺研院”），幸免于“文革”毁坏的戏曲剧本按不同剧种被分类、整理、登记，并编号造册。留存下来的秦腔剧本总共三千多册。这批历经了半个多世纪风霜幸存至今的剧本，具有宝贵的史料价值。其中，清代刻本和抄本有助于我们了解早期秦腔的表演形式、审美风貌；民国易俗社秦腔改良运动时期大量涌现的新创剧目及改编剧目，则对此后秦腔形态的变迁影响重大，其文献价值不容忽视；而20世纪50年代的口述本和抄录本既保留了许多未经刊行的剧本，具有文人创作剧本和固定刊行本所不具备的文化信息，同时展示了特定时代特有的戏剧政策和研究思路。
虽然之前已有《陕西传统剧目说明》、《秦腔剧目初考》等论著对这批剧本进行整理与介绍，但立足于戏曲文献学基础之上，科学系统的整理、著录和研究却是相当欠缺的。
对这批艺研院保存的秦腔剧本的著录研究将是一项长期工作。第一步我们选择从中路秦腔入手。据陕西省艺术研究院藏中路秦腔剧本目录统计，艺研院现存中路秦腔剧本1360种，分为木刻本、石印本、铅印本、原抄本、抄录本与口述本六大类型。其中口述本的数目非常少，仅54本，共51个剧目。其中《善士亭》和《王有道赔情》为老艺人马登新口述，为本戏《善士亭》中的著名折戏，故录在同一本上（原编号715）。谢大中口述本戏《游苏州》与段育民口述本戏《访苏州》，为同一剧目。谢大中口述本戏《阴阳笔》有两本，情节有差异，但仍为同一剧目。
本文即是对这批口述本整理、著录情况的介绍以及初步的研究。
（二）品相及字迹
这批口述本除《拣女婿》（原编号229）与《打青牛》（原编号540）因保存不当，缺失后半部分，其他皆品相完整。另有《界山口》（原编号216）的口述人因事外出数周，口述终止；《双逼宫》（原编号226）封面附纸条注明“残缺不全，不能选用”。
从字迹上看，除《龙门山》（别名《黄金诰》）为艺人成秀自述，蓝色钢笔手写，字迹潦草，排版凌乱，部分内容难以辨认外；其他的53本全部是由老艺人口述，专门的记录人进行文字记录和整理的，字迹工整，版面清晰。
（三）口述本存目
这批口述本，按口述人分类，存目如下：
1．马登新口述，胡保善记录（共6本）
《李逵得斧》：折戏，口述时间不详，原编号不明；
《金钟记》（访兖州）：本戏二十一场，口述时间1958年7月12日，原编号532；
《杨月珍点灯》王石真校勘：本戏十七场，口述时间不详，原编号583；
《善士亭》（别名《孟氏踹泥》、《吵家》）：折戏，口述时间不详，原编号715；
《王友道赔情》：折戏，口述时间不详，原编号715；
《铡曹国舅》：本戏十七场，口述时间××年8月14日，原编号937。
2．华县人民剧团郭建民口述，王旭记录（共5本）
《汤怀自刎》：折戏，口述时间1957年7月10日，原编号不明；
《界山口》［别名《淮都关》、《收子都》（残本）］：折戏，口述时间1957年7月7日，原编号216；
《罗成修书》：折戏，口述时间不详，原编号530；
《截江救主》：折戏，口述时间1957年7月5日，原编号725；
《六郎搬骨》（别名《南北会》）：折戏，口述时间1957年7月15日，原编号783。
3．刘兴汉口述，张芾轩、赵卓儒记录（共6本）
《伐子都》：本戏九场，口述时间1961年5月19日，原编号62-4；
《大战青草坡》（别名《萧夫人登台笑客》、《四国伐齐》）：本戏十四场，口述时间1961年5月22日，原编号290；
《战宛城》：本戏十三场，口述时间1961年5月13日，原编号921；
《拣女婿》（残本）：本戏七场，口述时间1961年2月，原编号229；
《血手拍门》（别名《王桂英祭椿》、《黄莺计》）：本戏十二场，口述时间1961年2月，原编号517；
《杨业招亲》（别名《孙杨争亲》、《七星庙》）：本戏十三场，口述时间1961年2月3日，原编号1158。
前3本由张芾轩记录，后3本由赵卓儒记录。
4．省戏曲剧院秦腔演员口述本（3本）
《取都城》（别名《金雁桥》）刘易平口述，刘宝印记录：折戏，口述时间1961年10月4日，原编号122；
《柳家坡》杨金凤、刘易平口述，汪仲秦记录：折戏，口述时间1961年10月18日，原编号754；
《卖酒》杨金凤、刘亘天口述，汪仲秦记录：折戏，口述时间1961年10月23日，原编号915。
5．谢大中口述，赵杰臣记录（5本）
《游苏州》：本戏十三场，口述时间不详，原编号172；
《十八扯》：折戏，口述时间不详，原编号456；
《李刚打朝》：本戏三场，口述时间不详，原编号526；
《阴阳笔》（别名《二度梅》）：本戏十场，口述时间不详，原编号1009；
《阴阳笔》（别名《二度梅》）：本戏十场，口述时间1957年1月2日，原编号1010。
6．颜春苓口述，记录人不详（3本）
《双逼宫》（残本）：折戏，口述时间不详，原编号226；
《表八杰》：折戏，口述时间不详，原编号391；
《长坂坡》：折戏，口述时间不详，原编号534。
7．杨福民口述，畅民权、郭星轩记录（5本）
《苏武庙》：折戏，口述时间1956年4月13日，原编号166；
《炮烙柱》：本戏九回，口述时间1956年4月23日，原编号189；
《汉阳院》：折戏，口述时间1956年4月13日，原编号533；
《双背鞭》：折戏，口述时间1956年4月13日，原编号749；
《出棠邑》（别名《过昭关》、《伍员逃国》）原名《拆书》全本：本戏六回，口述时间1956年4月3日，原编号775。
除《双背鞭》由郭星轩记录外，其他4本均由畅民权记录。
8．谢致远口述，王新吾记录（2本）
《墩台挡将》：本戏十六场，口述时间不详，原编号570；
《盗宗卷》（别名《淮河营》）：本戏十七场，口述时间不详，原编号742；
9．王斌口述，张仲一、张正刚记录（9本）
《陈白玉放粮》（别名《状元谱》）：本戏、折戏不详，口述时间1957年7月，原编号133；
《困土山》：本戏场目不详，口述时间1957年7月，原编号174；
《打青牛》［别名《打海潮》、《蛇蝎洞》、《王剪（应为“王翦”笔误）二下山》，残本］：本戏场目不详，口述时间1957年7月，原编号540；
《绣龙袍》（别名《铡八王》）：本戏、折戏不详，口述时间1957年7月，原编号920；
《牧羊卷》（后部）：本戏场目不详，口述时间1957年7月，原编号921；
《百花诗》（别名《连童子火化馆驿》、《郭子仪领兵征西》、《陆瑞英攒柜》）：本戏场目不详，口述时间1957年8月，原编号371；
《紫霞宫》：本戏场目不详，口述时间1957年8月，原编号431；
《鹏鹰山》（别名《衡门义》）：本戏场目不详，口述时间1957年8月，原编号439；
《追风驹》（别名《九昆山》）：本戏场目不详，口述时间1957年8月，原编号524。
前5本由张仲一记录，后4本由张正刚记录。
10．其他艺人口述（10本）
瞿延富口述《孝廉卷》（别名《秦瑞林不认前妻》），王新吾记录：本戏十二场，口述时间不详，原编号171；
魏天才口述《访江南》，朱元学记录：本戏场目不详，口述时间不详，原编号243；
段育民口述《访苏州》，冯正怪记录：本戏十五场，口述时间1957年12月29日，原编号403；
高正保口述《湘江会》，记录人不详：本戏、折戏不详，口述时间不详，原编号436；
魏正风口述《考文》，记录人不详：折戏，口述时间不详，原编号502；
白寅儿口述《铁弓缘》，记录人不详：本戏十场，口述时间不详，原编号828；
成秀自述《龙门山》（别名《黄金诰》）：本戏十六场，口述时间不详，原编号919；
李艾琴口述《三娘教子》，记录人不详：折戏，口述时间不详，原编号932；
王敏口述《孙膑坐洞》，记录人不详：本戏七场，后改为五场，原第五场结尾说明：“少百花落一段”，口述时间1955年3月24日，原编号1029；
秦鸿德口述《审石龙》，记录人不详：折戏，口述时间1961年10月11日，原编号1104。
二、剧本特征
通过对这批口述本的观察比对，其特征如下：
（一）表演特征明显
绝大多数口述本正文有科介与唱腔提示，这些是舞台表演必不可少的元素。一般供案头阅读的剧本类型，如石印本、木刻本，往往会省去这些不影响剧本文学性的部分。但对于秦腔演员来说，这些舞台提示是非常重要的，是表演得以顺利进行甚至世代相传的保证。对于演员们来说，不仅要熟记唱词与念白，唱腔、动作、表情都必须谙熟于胸，达到抬手就演、张口就唱的程度，才算真正拿下了一出戏。这些口述本中的表演元素，为我们呈现了秦腔作为舞台艺术的重要特征。
同时，少数剧本还附有穿关——演员脚色服饰和携带器物的提示。例如郭建民口述本《罗成修书》和《六郎搬骨》，部分人物有详细的穿关标识，罗成标注“挂剑、提枪、白铠义袍、带梢子”；杨六郎标注“髯生、穿龙箭、带稍子、勒红彩绸带肘”；杨四郎标注“正生、将元头、插翎子、绿莾（应为蟒）、提马鞭”。再有王斌口述本《百花诗》有简单装扮提示，如“陆言上、渔翁装白胡子”，“王远上、三花脸带髭”。这部分信息对研究秦腔的服饰文化有参考价值。只可惜这样的信息太少，可能当时的记录整理者们并未充分意识到其重要性，有所忽略。
（二）错讹之处甚多
与《秦腔剧目初考》对照，这批口述本中的人物姓名多有同音不同字的现象发生，如魏天才口述本《访江南》和初考中的《游江南》对比，富成龙与傅成龙、张均祺与张君琪、张宝儿与张保儿，应为同一人。瞿延富口述本《孝廉卷》与《忠孝图》为同一本，其中秦岁林应为秦瑞麟，薛孝廉应为薛孝莲。王斌口述本《陈白玉放粮》和《陈碧玉放粮》应为同一本，陈白玉即陈碧玉，春梅即腊梅。马登新口述本《王友道赔情》中的王友道即《善士亭》中的王有道。
此外，还有不少历史人物的姓名被误写。郭建民口述本《界山口》应为《少逼宫》本戏中的一折，但人名多有错讹，如姬寤生误作吉吾生，剧文中又误作吉武生；颍考叔误为殷考叔。成秀自述的《龙门山》中，秦穆公误作秦木公。作为历史人物，这样的错讹在剧作家那里是不应该也不可能发生的，但作为老艺人口述或自述本，他们大多文化水平不高，学戏的方式是师徒之间的心口相传，这样的错误在所难免。同时，因为是口述听抄，是否为抄录人书写错误也未可知。
（三）剧目重名现象严重
这批口述本一本数名的现象屡见不鲜，即同一本戏，有数个别名；而数本一名的状况同样也很多，主要存在于本戏中的某一经典折戏，有时就沿用了全本的剧名，如杨金凤、刘亘天口述折戏《柳家坡》，全本名也是此；还有一些折戏，与本戏的别名相同，如郭建民口述折戏《界山口》，别名《淮都关》、《收子都》，与全本戏《少逼宫》的别名重复；《罗成修书》既是本戏《淤泥河》的别名，也是折戏名。剧名的高度相似与重复，给剧目的认定带来难度。
这里还有一类重名问题更令人眼花。颜春苓口述的折戏《表八杰》源于本戏《鄱阳湖》，此本戏中有一经典折戏《墩台挡将》；而谢致远口述的《墩台挡将》却为本戏，别名《江东桥》，与《鄱阳湖》中的《墩台挡将》不是同一个剧目。两者一为折戏一为本戏，连长度都是不一样的。这使我们对剧目的认知造成了混乱。
至于为什么口述本会存在这么多重名，究其根源，除了在流播过程中民间对传统剧目各称其名、随意随性、难以统一的因素之外，还根源于它们所代表的是民间演剧形态。旧时民间演戏，“出戏必须讲究，慎重安排，根据事情灵活变化。如可将《三娘教子》改称《机房训蒙》；《斩秦英》可改称《乾坤带》……唱庙会必先得唱三折神戏，然后再唱别的，但也不能唱《打神告庙》、《杀庙》等言辞不恭的戏；丧事白事不能唱欢快耍笑的艳戏和耍戏；贺寿不能唱杀斩、打咒的不吉利戏等等，否则，稍不留意，即会招来祸殃，造成事端”。正是因为民间演剧有如此多的讲究，为了规避某些字眼，在不同的场合演出同一出戏，可能就会采用不同的剧名，以图口彩，这也是造成剧名纷繁混乱的一大原由。
（四）口述人多为民间艺人
这批口述本，共有21位秦腔艺人参与口述，其中年迈者不在少数，如家住临潼斜口朝峪马家村的老艺人马登新、天水养猪场的刘兴汉、西安市长安区东原炮里乡东岭村的皮影艺人谢大中、兴平县西吴乡的老艺人王斌等。根据登记表等信息可知，他们应为年事已高、回乡养老的艺人。例如王斌口述本的剧本登记表明确备注“口述者系本县老艺人王斌，现令（龄）七八十”。这批老艺人，年轻时入班学艺，奔波于乡野，积累了丰富的演出经验，戏文唱词烂熟于胸，他们的口述本保留了丰富生动的传统秦腔特征。
还有一部分正当壮年的秦腔演员，因为戏改的缘故，进入新的戏剧团体，如华县人民剧团的郭建民，陕西省戏曲剧院的刘易平、杨金凤，凤翔县人民剧团段育民等。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他们同样是拜师学艺、搭班结社的民间艺人，有四处游历的演出经验，在实践中磨炼和积累着表演技艺，其中不乏秦腔名角。
例如刘易平，原名刘裕秦，是秦钟社的学员，之后为新声社的须生名角，他主演的《辕门斩子》名震秦陇。他还曾赴渭南地区朝邑县，搭班于觉民社。段育民，原为风易社在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10月王景民、程东远主持下于户县秦镇招收的第一批50名学员中的一人。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社中的中路秦腔演员大都回家，致中路秦腔班解散，剩余演员归入西路秦腔班，更名移风社，主要活动于凤翔及周围邻县，1949年由新政府接管，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凤翔县群众剧团，也就是凤翔县人民剧团的前身。段育民应一直在此剧团工作。
其他诸如高正保、魏正风，都是西安正俗学社培养的演员；颜春苓原本为榛苓社出科的生角，随后加入由易俗社名丑苏牖民任社长的牖民社，是该社有名的小生。后来他又到过宝鸡，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在由扶风县绅士温玉珊创办的扶风剧社搭班演戏，并曾做过该社的领班人。
从这些艺人的搭班经历不难看出其时秦腔繁盛蓬勃的发展态势。秦地的历史底蕴、民风民俗、地域性格，就随着这些艺人的传唱而流播，积淀在秦人的血脉中，滋养一方。
（五）题材多为历史演义、世俗传奇
旧时民间艺人，大多奔走于乡野，辗转于各地，关中民间，庙会、节令、红白喜事，皆有演剧习俗。虽说在不同场合，演出剧目不尽相同，但作为长期在民间流传的地方剧种，秦腔剧目的题材体现了秦地独特的文化风貌与社会精神。这批口述本，作为民间演剧的文本留存，从中可以窥见隐匿其后的地域文化特质。
大体而言，可以将这批口述本按题材分为两大类——历史演义与世俗传奇。
所谓历史演义，即历史上确凿的其人其事，在民间流传过程中，经过想象与虚构的加工，被敷演成故事，与真正的历史大相径庭。这是民间俗文学的主要类型，诸如《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隋唐演义》、《杨家将演义》、《水浒传》，等等。
这批口述本中的历史演义题材，大都不外乎此类。其中东周列国志题材最多，有8种：《界山口》、《伐子都》、《大战青草坡》、《出棠邑》、《打青牛》、《湘江会》、《龙门山》、《孙膑坐洞》；三国演义题材有6种：《截江救主》、《战宛城》、《取都城》、《长坂坡》、《汉阳院》、《困土山》；杨家将题材有3种：《六郎搬骨》、《杨业招亲》、《苏武庙》；封神演义题材有《炮烙柱》；水浒题材有《李逵得斧》；说岳全传题材有《汤怀自刎》；隋唐演义题材有《罗成修书》；征东全传题材有《柳家坡》；还有取材元末明初历史的《表八杰》、《墩台挡将》，托言周厉王时期朝廷争斗的《李刚打朝》，反映汉朝政权纷争的《盗宗卷》、南朝历史更迭的《双逼宫》，都可归入历史演义一类。
除上述之外，还有皇帝出巡的野史戏说，诸如讲述明正德帝与李凤姐故事的《卖酒》、清康熙帝南巡经历的《游苏州》、乾隆帝下江南的《访江南》。
综上所述，历史演义题材的口述本共有31种，占了一大半之多。由此看见，表现王朝更替、沙场征战、英雄豪杰、帝王将相的秦腔剧目，有着非常坚实的民众基础。关中作为历代王朝政治、文化、经济中心，留存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宝藏。
所谓世俗传奇，即以俗世生活为背景，表现家庭伦理、婚姻爱情故事，情节内容曲折，人物关系复杂。这批口述本中，此类共计20种。
这其中数量最多的是根据传奇改编的秦腔剧目，如根据传奇《二度梅》改编的《阴阳笔》，《铁弓缘》改编的《铁弓缘》，《双官诰》改编的《三娘教子》，《九莲灯》改编的《审石龙》，《牧羊宝卷》改编的《牧羊卷》，《开元天宝遗事》改编的《百花诗》。其次是公案剧，如《鹏鹰山》、《金钟记》、《拣女婿》、李十三创作的《紫霞宫》等；另有包公戏三本：《铡曹国舅》、《血手拍门》、《绣龙袍》。此外，还有反映婚姻爱情、离合悲欢的《杨月珍点红灯》、《善士亭》、《陈白玉放粮》、《孝廉卷》、《双背鞭》、《追风驹》。值得注意的是，秦腔剧目在展现这一类题材时，往往会将视野开阔至社会万象，除了家庭婚姻，同时兼顾更为复杂的社会现实和伦理价值。
最后有两出小戏，诙谐幽默的《十八扯》和皆大欢喜的《考文》，生活气息浓郁，寄寓民众愿望，展现世俗人情，其价值也不容小觑。
（六）审查意见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第一部分背景介绍中曾提到，这批剧本的搜集整理，是为了顺应50年代戏曲改革的政策要求。1956年，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赵伯平在《西安戏剧改革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应集中大批力量对我们的民族遗产更加有系统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发掘、整理、提炼、加工和推荐工作，特别是对秦腔剧种和其他兄弟剧种的传统节目和艺术遗产，要全面地有计划地进行‘翻箱底’的工作，定出一定的期限，把所有的剧本‘无论好戏、坏戏’以及所有的唱腔曲牌、所有的舞蹈武打、所有的化妆脸谱，等等，一齐搜集、抄录、录音、记载下来，分期、分批地进行整理、鉴别、修改。”因此，全面广泛的搜集整理，是“改戏”工作的第一步。这之后，就是传统剧目的审查与鉴别。
这批口述本，除上述自身特征外，还有一个明显的时代特征，即其中有8部剧作附有审查或鉴定意见，通过这些意见，我们大致可以窥探到当时对传统剧目的挑选标准。
首先，最重要的衡量标尺即为思想性，摒除低级趣味与封建余毒，强调正面积极的社会价值。马登新口述《杨月珍点灯》因插科打诨场面过多，被认为是为迎合观众的低级趣味，冲淡了思想性；王敏口述《孙膑坐洞》被认为是迷信毒素甚深，属于难以修改的剧；秦鸿德口述《审石龙》被评价为没有什么社会意义。显而易见，这些剧目与当时的思想政治要求不相符。
其次的衡量标尺是艺术性或文学性，情节的合理以及语言的优美与否成为重要依据。瞿延富口述《孝廉卷》被认为情节离奇、漏洞甚多；杨金凤与刘易平口述《柳家坡》因语言缺少锤炼，有些平庸，被评为三类。余下的谢大中口述《游苏州》和王斌口述《困土山》一个是皮影秦腔，一个与已出版剧目重复，亦被评为三类。
审查鉴别最为详细的是谢致远口述《盗宗卷》，附有剧目鉴别表，详细说明了鉴别情况与鉴别意见，此剧被认为是“语句上略加修饰，即可上演”的秦腔传统优秀剧目。8部带有审查鉴定意见的剧目，仅一部过关，可见审查标准的严格。
需要注意的是，有些口述本虽然没有附上审查意见，但根据《秦腔剧目初考》中“评注”条可知，这些剧目在戏改审查中同样没有通过，具体如下表所示。
实际上，当时的政治风向及文化语境，对“封建毒草”、“坏戏”几乎是零容忍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戏改，对传统剧目的查禁和整饬是相当严格的。从我们对其他类型的剧本整理情况看，附有审查意见的还有许多，然而，因为口述本大多出自草根艺人，难免受到底层社会庸俗趣味的影响，加之创作者文化层次不高，口述本的思想性和文学性自然比不上文人的精心创作，在戏改中的淘汰率，也就相对高些了。
三、存 疑
我们将这批口述本与《秦腔剧目初考》所载剧目情况进行比对，两者存在诸多难以对应之处。
首先，这51个剧目中，仅马登新口述的《李逵得斧》、《铡曹国舅》，郭建民口述的《罗成修书》，刘兴汉口述的《战宛城》和白寅儿口述的《铁弓缘》这5本在初考上有明确记载，其他剧目均不见于初考。最典型的是王斌口述本戏《绣龙袍》，初考却载为“艺研所无此存本，仅长安书店刊行王淡如、张浩整理本”。《牧羊卷》同样记载为“存本众多，但艺研所无存本”。按初考的凡例说明：“本书所收剧目为全国秦腔流行地区的剧目。明清及民国剧目，凡现有存本者，一概编入。”既然如此，为什么这些口述本不见于初考记载？
其次，初考上所载的剧目，有些口述人就在这批老艺人之中，相应的本子却不见踪影，例如初考上载《斩颜良》（别名《白马坡》）一戏存有陕西省艺术研究院藏刘兴汉口述抄录本，但这批口述本中却未见此本。那么，初考中所载的这些老艺人口述本现在存佚情况如何？
另外，我们进行的这个课题是对中路秦腔的著录与整理，艺研院也是将这批本子全部归入中路秦腔之列的。虽然初考凡例中说明对于各路秦腔都有的剧目，“择其一省或一路剧目编写，其它各省各路剧目附以说明，概不分省分路立目”。但这批口述本中，初考将之列为东路秦腔、西路秦腔或南路秦腔的本子就有22种之多，那么，我们依据什么认定剧目的路别归属？其划分依据是否科学？同时，根据实际的整理著录情况，我们怀疑这批剧本在“文革”之后的二次甚至多次整理归档时，存在本别分类错乱的现象。如谢大中口述的《游苏州》和两本《阴阳笔》明确标注为“皮影秦腔”，也被归入了中路之列。当然，因为艺研院藏有的其他几路秦腔剧本，我们还没有开始系统地著录与整理，也许在全部的工作完成、对现存的所有剧本的具体情况有一个较为全面清楚的了解之后，可以部分解决这一疑问。
四、结 语
从可见的口述时间记载来看，这批本子的整理集中在1956年到1961年，这正好是陕西省戏剧修审委员会以及之后成立的陕西省剧目工作室组织老艺人进行口述整理的时期。当时政府给予这项工作以极大的支持，从人力到财力都确保其顺畅进行。旧社会学戏的伶人大多家庭贫困，这些老艺人们文化水平都不高，负责统筹这项工作的部门给每位老艺人都配备了一位记录人，工资也是支付双份。从剧本上附着的登记表可见，工资以每千字计价，一本从几元到几十元数目不等，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几十元钱不是一个小数目，工资水平显示出的是对秦腔老本挖掘整理工作的重视，即使在后面的审查中，有些剧本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未通过审查，遭遇禁演，但支付给艺人们的工资并未因此而减损半分。如此受重视的一项工作，绝大部分的剧本却在“文革”中零落、散轶、难觅踪迹，这实在是令人痛心。
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今，幸存下来的这极少部分口述本历经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霜。这其中的口述人、记录人甚至审查人、经手人大多业已作古，但他们为秦腔的传承与发展所做的贡献，都保存在了这批珍贵的文献资料之中。我们对这批口述本进行著录与整理，是对前辈们辛勤工作的尊重，更是为了秦腔文献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与重视，从而根脉不断、绵延发展。
- 作者简介：赵莎莎，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元明清文学、古典戏曲。本文系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陕西省艺术研究所藏秦腔剧目著录与研究”（立项号：12J089）阶段成果。2017年3月26日，陕西省艺术研究所正式更名为陕西省艺术研究院。本文亦改用新名
- 《陕西省戏剧志·西安市卷》，第30页
- 《陕西省戏剧志·省直卷》，第58页
- 《陕西省戏剧志·省直卷》，第545页
- 关于《陕西传统剧目汇编》的具体数目，《陕西省戏剧志·省直卷》（第546页）叙述为“整理出版了西安乱弹、同州梆子、西府秦腔等14个剧种的《陕西传统剧目汇编》共86集，汇集剧目800余个”。然而陕西省文化局于1980年1月出版的《陕西传统剧目汇编剧目简介》在“编辑说明”中说“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六三年，十年期间，我们发掘整理编印了《陕西传统剧目汇编》七十集……共十四个剧种，六百四十个剧目”。两者之间叙述不一致，但后者有具体的剧目支撑，更有说服力，故采纳后者之说
- 辛景瑞：《戏海拾珍》之《剧目风波》，第71页
- 相关论述见《陕西省戏剧志·西安卷》第549页“秦钟社”一条，秦腔班社，1924年成立于三原，为著名须生刘立杰创办，刘易平为该社招收并培养的优秀戏曲人才
- 相关论述见《陕西省戏剧志·西安卷》第551页“新声社”一条，成立于1932年，为刘毓中在原秦钟社基础上组建。多演秦腔传统老戏，其中刘裕秦（刘易平）、崔晓钟、李琼钟三人技艺超群
- 见《陕西省戏剧志·渭南地区卷》，第277页
- 见《陕西省戏剧志·宝鸡市卷》，第281页
- 据《陕西省戏剧志·宝鸡市卷》“班社”栏“陇县人民剧团”（第296页）一条记载，1950年3月凤翔县移风社解散，演员李毓华、段育民、贺振民等19人来陇与原陇县青年剧社临时班合并，成立陇县群众剧团。但此条记载首先在移风社解散的时间上与“移风社”条记载不符；另据段育民口述本的口述时间看，至少在1957年，他是在凤翔县人民剧团工作的。故而或许段育民曾短暂搭班于陇县群众剧团，后又回到凤翔
- 有关正俗社，见《陕西戏剧志·西安卷》（第548页），创办于民国七年（1918年），民国十三年（1924年）社长毛玉卿为培养新生力量，开设学生部培训学徒，并将社名改为“正俗学社”，学生皆为正字辈，前后18年招收学生百余名
- 见《陕西省戏剧志·西安市卷》，第544页
- 见《陕西省戏剧志·西安市卷》，第550页
- 见《陕西省戏剧志·宝鸡市卷》，第282页
- 有谢大中口述本戏《游苏州》与段育民口述本戏《访苏州》，为同一剧目
- 《陕西省戏剧志·省直卷》，第717页
- 依据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戏改方针规定和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西北戏曲流行剧目修改审定委员会审定意见，剧目分为开放上演、修改上演、明令禁演三类。见《秦腔剧目初考》凡例，第3页
- 《陕西省戏剧志·省直卷》附有1957年5月陕西省文化局发布的《关于组织所属剧团学习讨论〈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等文件的通知》，提出对于坏戏，要及时清除、禁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