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生于一九五九

二 生于一九五九

我对年代有种特殊的感觉,很多概念是由年代来划分的,比如“愤青”是六十年代,“滚青”是七十年代,“文青”是八十年代。我五十年代,什么“青”?那时候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傻逼青年过马路,鸡屎拉一裤,找张糖纸擦屁股,越擦越黏糊。”

当时,我在文学范畴中第一个主攻的项目是诗歌,我怎么也算个“诗青”,二十年前差点就在798掀起一场“大山子诗歌运动”。或者模仿英国诗人戴维·盖斯科因,组建一个“机场路超现实主义诗歌小组”。后来,跟朦胧诗的几位大佬杨炼、顾城、芒克、多多混上了,他们都生于五十年代,而我搭上了五十年代末班车,在八十年代的诗歌运动中,由他们带着玩,玩出整整一个八十年代。

我生于1959,被卡在“大跃进”运动与三年困难时期的接合部,没上过大学,因为那时候社会就是大学。

在1999,我混1979,用四十年砸向二十年,从圣诞节喝到情人节,就为了摆平这不靠谱的世纪末。我对那些当时刚满两张的女孩说:生于1979,是一特好的概念,你们完全应该继往开来,我替你们继往,你们帮我开来,此乃互补双赢。

生于1968,也是一个强势概念,在这一强档中,我认识的精英足以从双井拥堵到国贸桥。李承鹏、黄健翔、白岩松、刘建宏、张斌、苗炜、石康、老狼、杨葵、唐大年,当然还有生于1967年的王三表和生于1969年的张老六,他们正从斜刺里包夹1968精英团队。济济人才一声吼,国贸桥东的大铁塔抖三抖。

生于1977,是一个足球概念,孙继海、李铁、李玮峰、李金羽、张玉宁、张效瑞、隋东亮成为中国足球的跨世纪人才,但他们在1999年败给了以李东国为首的韩国足球青年,让恐韩症向着二十一世纪蔓延。在2002,我曾写过一篇《中国足球死于1981》,两年后完全应验。沈祥福率领的生于1981超白金,被韩国、伊朗、大马给灭成一堆铝,而中国国家队跟着在11月17日被科威特尽情开涮。

那天在酒吧里,看旁边一桌给一个女孩过生日,就听见他们喊:我们六十年代的干一杯,我们七十年代的也干一杯,我们八十年代的再干一杯。干得我心里直痒痒,直想喊:我五十年代的跟谁干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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