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生于一九五九
我对年代有种特殊的感觉，很多概念是由年代来划分的，比如“愤青”是六十年代，“滚青”是七十年代，“文青”是八十年代。我五十年代，什么“青”？那时候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傻逼青年过马路，鸡屎拉一裤，找张糖纸擦屁股，越擦越黏糊。”
当时，我在文学范畴中第一个主攻的项目是诗歌，我怎么也算个“诗青”，二十年前差点就在798掀起一场“大山子诗歌运动”。或者模仿英国诗人戴维·盖斯科因，组建一个“机场路超现实主义诗歌小组”。后来，跟朦胧诗的几位大佬杨炼、顾城、芒克、多多混上了，他们都生于五十年代，而我搭上了五十年代末班车，在八十年代的诗歌运动中，由他们带着玩，玩出整整一个八十年代。
我生于1959，被卡在“大跃进”运动与三年困难时期的接合部，没上过大学，因为那时候社会就是大学。
在1999，我混1979，用四十年砸向二十年，从圣诞节喝到情人节，就为了摆平这不靠谱的世纪末。我对那些当时刚满两张的女孩说：生于1979，是一特好的概念，你们完全应该继往开来，我替你们继往，你们帮我开来，此乃互补双赢。
生于1968，也是一个强势概念，在这一强档中，我认识的精英足以从双井拥堵到国贸桥。李承鹏、黄健翔、白岩松、刘建宏、张斌、苗炜、石康、老狼、杨葵、唐大年，当然还有生于1967年的王三表和生于1969年的张老六，他们正从斜刺里包夹1968精英团队。济济人才一声吼，国贸桥东的大铁塔抖三抖。
生于1977，是一个足球概念，孙继海、李铁、李玮峰、李金羽、张玉宁、张效瑞、隋东亮成为中国足球的跨世纪人才，但他们在1999年败给了以李东国为首的韩国足球青年，让恐韩症向着二十一世纪蔓延。在2002，我曾写过一篇《中国足球死于1981》，两年后完全应验。沈祥福率领的生于1981超白金，被韩国、伊朗、大马给灭成一堆铝，而中国国家队跟着在11月17日被科威特尽情开涮。
那天在酒吧里，看旁边一桌给一个女孩过生日，就听见他们喊：我们六十年代的干一杯，我们七十年代的也干一杯，我们八十年代的再干一杯。干得我心里直痒痒，直想喊：我五十年代的跟谁干一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