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书与册
一间本雅明的、不整理的房间

“书”和“册”，如今都是名词了，指的同样的东西，通过思索、书写、编辑、印制，到装订完成，然后我们花两三百块钱购得，便合法拥有了它。当然，取得的方式不限定购买，也可能来自赠予，如果来自书写者本人，通常在扉页那儿会附带着签名和一两句谦逊但不必太当真的话；如果是来自买书花钱的长辈或友人，则往往添加了某种看不见的期盼或要求，使得这本书沉重起来，仿佛是个非实践不可的义务，阅读此书也变得意有所指了。还有，比方像我个人这样浸泡在出版这没出息的行业超过二十年的人，便生出了另一种“取得/拥有”的特殊方式，本质上接近某种特权（一种微不足道到“国税局”都不屑一顾的可笑特权），形式则介于赠予和盗窃之间，通常我们就直接称之为“拿”，“那本新书你拿到了没有？”“有空哪天到我们出版社来我拿给你。”……于是，便顺流而下还有另一种较天地不容的取得方式，那就是真真正正的偷了，纯技艺性的，其来历几乎和书册的历史等长，也因为盗窃的标的物是书，遂让它成为所有同类行为中最高贵最不好谴责入罪的一种，这就是书的动人力量。

其实，原来“书”的意思是书写，动词的，从甲骨文的原形看是一手执毛笔正待蘸墨汁的生动模样，也正是我们前述“思索、书写、编辑、印制，到装订完成”此一制造过程的浓缩描绘；其产出物才是“册”，甲骨文清楚显示它就是竹简，纸张发明出来之前中国人的独特记录记忆形式，曾经有诸多了不起的人都靠此物来学习、取得知识并再加工增值传递给他人。比方说庄子讲北方大海里的大鱼鲲和大海上的大鸟鹏之间的变身神话；讲智慧永不具备特定形状的流体本质和时时被容器暂时决定其外表样式的分类洞见；讲至今仍让博尔赫斯和卡尔维诺惊异并津津传颂的“庄周/蝴蝶”美丽寓言，便都曾经装载在这些素朴简易的熏干竹片之上绑好成“册”，一路辗转穿透时间和空间到二十世纪的阿根廷和意大利。因此，竹子曾经是上千年时间里中国最聪明的植物，是智慧的守护神，参与过最重要的智慧铸造和传布大事，尽管现在它又静静复归成最原初那种修长、纤弱、清凉、碧翠如烟的漂亮模样。

有趣的是，从普遍的制造流程来看，“书”先于“册”，有制作的“书”才能有阅读的“册”，然而，从个别人的一生实践行为来看，“册”却往往先于“书”，我们得从“册”中贪婪学习并将别人辛劳所得的思维战果据为己有，到某一个特殊时刻，如蓄积的水漫过堤岸，奋而提起毛笔蘸好墨汁，大书特书——“书”与“册”的这个吊诡先后顺序，我们把镜头拉远来看，图像就清楚地呈现出来，它是个链子状的构造，你的“册”接榫了前个人的“书”，你的“书”又串联了后个人的“册”，由此绵绵地贯穿了过去、现在和未来。

这里，我们把今天其实都已成名词、已成可替换同一物指称的“书”与“册”既分割又并列，则是想组合出另一幅美好的图像，如传说中瓦尔特·本雅明的书房模样——你看，楷字的“书（書）”像不像一摞横放叠起的书呢？“册（）”字则是直立陈列的，像书架上乖乖排好的书。有恣意横摆，有直立积尘，有正在阅读着顺手置放乃至于一扔的书，有先买下来等待时日才开启的书，更有看完用完复归沉睡的书，这参差出一个动态的、进行中的自由而邋遢的阅读生态模样，把我们只白纸黑字读过、无缘亲临其中的本雅明书房真实成像出来。

宛如野放牛羊的书

瓦尔特·本雅明的书（用“藏书”二字好像不妥），谁都晓得，和他大半辈子的寒碜经济处境很不同，很多还是名贵的珍本珍版，从拍卖场里败家子般跟有钱人比举手来的。他一生珍视书，已完全到恋物癖的地步，又是人类所知最好的读书人（该不该用“之一”呢？），却不是一般所谓的珍惜典藏，而是任凭它们堆叠散落，像野放的牛羊。于此，本雅明有一套状似懒汉的动人哲学陈述，他以为这正是对书的解放，把它们从“有用”的市场秩序分离出来，置于人的关怀之下，让书回复自由，回复自身的丰厚、浑圆和完整。由此，本雅明接上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市场让人削减成劳动力、让人单维度工具化的著名控诉，只是，事情到本雅明身上就会这么诗意，这么舒服。

不想收拾书房便也罢了，干吗要把话讲到这种地步呢？但这样的小题大做有时会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人类一些最动人的发见，常常便从神经质的小题大做出来的。

这里，且让我们庸俗地、实物性地解释一下本雅明。写《阅读史》的加拿大人曼古埃尔曾试举这么个例子：“我们若是把乔纳森·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存档在‘小说类’的条目之下，那么它就是一本幽默的冒险小说；若是将它放在‘社会学’的条目之下，则变成一部对十八世纪英国的挖苦研究；如果将它放在‘儿童文学类’的条目之下，则是一部关于侏儒和巨人和会说话的马的有趣寓言；假使放在‘异想类’的条目之下，则变成科幻小说的先驱；若是放在‘旅行类’的条目之下，则是西方旅游文学的典范之一。”——曼古埃尔的结语是（很明显他那一刻心里一定想着本雅明），所有的分类都是割裂的、排他的，专横对待完整的书和完整的阅读活动，强迫好奇的读者、机警的读者去把书给拯救出来。

这里，我们其实还可以为《格列佛游记》再多考虑一个分类试试——如果我们把此书不小心划归到“生物学”的条目之下，那我们又会得到什么？著名的生物学者兼顶尖的专栏作家古尔德极可能这么告诉我们，这将成为一部完完全全是胡思乱想的一本书。因为生物的大小尺寸绝不是任意的，更不能只是外表的单纯放大缩小而已，外表大小的变化，直接牵动了生物内部整个结构的重新全面调整，更严重牵动了生命本身和周遭环境生态的绵密配合。于此，古尔德举了一堆我们一般人都可以听懂的有趣虚拟实例。比方说，由于体积的增加速度远大于表面积以及单纯长度的增加速度（体积三次方而表面积只二次方，长度更只一次方），因此，格列佛碰到的巨人除非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生物，否则它将脆弱到不堪一击。“我们绝不能再比现在高出两倍，否则只要轻轻跌一跤，铁定头壳开花。因为在那种情况下，一头撞在地上所产生的动能，将比现在大十六倍到三十二倍，而且我们双脚早就无法支撑膨胀了八倍的体重。”至于格列佛所遇见的袖珍小人，他们势必得活在一个和我们完全不同的世界，受不同力学支配的古怪世界。“一个像蚂蚁大小的人可能可以穿上衣服，但表面附着力将使他脱不下来。还有，这个蚂蚁般的小人根本不可能在洗澡时淋浴，因为水的表面张力会限制水滴形成的大小，对蚂蚁小人来说，每颗喷出来的水滴就像一个个大石头一样。即使这个小人终于把身体弄湿了，但若他还想用浴巾擦干身体，那可就糟了，因为他的身体会永远黏在浴巾上面拔不下来。此外，他不但不能倒水，也不能点火（因为一个稳定的火源至少有好几厘米）。或许他可以把金子打成很薄很薄的金箔来做书本，但表面附着力将使得他没办法翻动这本书的任何一页。”

这个玩笑或说“错误”的分类，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分类的破坏或者解放，而我们也都看到了，只要有诸如古尔德这样精彩的知识、想象力和脑子，即便是荒谬一至于斯的分类，同样可以联结到或说跳跃到演化史和生命的奥秘，通往一个意想不到的、极其丰饶美丽的思维世界，如此，我们怎么舍得不想方设法破坏那种单调的、唯一正确的专横分类，甚至试着破坏一下我们书房的窗明几净，好把书册，当然也连同我们自己，一并给解放出来呢？

当然，本雅明的这番论述，我想，我们绝无意因此指称那些有良好居家生活习惯的人就不会是好读者。事实上，如果你恰好是那种处女座型的、总保持书架清爽有秩序的好人如小说家朱天文（朱天文是个好读者），你大可把本雅明的话当隐喻来读。最多，也许每隔一段时日，当你想换换书房气氛或想劳动筋骨出出汗时，可考虑把你的书改改排列方式，让它们彼此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下，不一样的书籍图像，也许会捎来不同的阅读灵感或阅读心情也说不定。至少，可让阅读不那么理所当然，不那么早有结论。

毕竟，这里我们谈的是“阅读的故事”，关怀的只是阅读，其他的，等哪天我们谈“打扫的故事”时再好好来研究来讨论。

保卫一个书房

一般而言，我们的书房总在整理与不整理、秩序与随机性凌乱的光谱中间，就像我们人的本性，总有寻求秩序的渴望，却同时对秩序的不耐和不舒适，也想挣脱和超越。

我个人的经验是，我是光谱中较偏向本雅明的，不那么认真整理书（我不好意思说整理书房，因为它多功能的同时也是我睡眠和诸多家居活动之所），一批新书进来，它们会“暂时”堪称体面地排列于书架上外形或基本概念相近的旧书中，如小心客气迁入的新住户，可能是同一作者、同一出版社、同一约定俗成学科或领域、同一种版本或装帧形式云云随机而定，也可能如买不起房子租赁而居的哪里挤得下哪里容身。本雅明式的“拯救”或说房间局部整洁的“破坏”并没马上在这阶段就觉醒且姿态强硬地展开，真正的“拯救/破坏”作业得等到这批书真正被阅读才启动开来，自然地、绵密地、难以抵御地启动。相对于由上而下的、中央集权式的分类秩序，阅读活动却是游击队，它真正厉害之处在它直接源生于芜杂的生活行为本身，充分了解而且完全融入于房间的整体生态，利用了每一可能的缝隙，因此，充满着不易察觉的渗透力和颠覆力。阅读一经启动，很快地，而且总是为时已晚地，那些好好直立架上的“册”，便花开花谢一般纷纷掉落地板我伸手可及之处而成了“书”的横行模样，自由奔放而且怡然自得到让原本宰制它们的人寸步难行，得谦卑地请它们挪动两分好找出一个可供躺下来睡觉的地方。

涧户寂无人，纷纷自开落。自由果然要付代价的没错，不管是支持它的人，抑或抵御它的不识趣之人。

我是讲真的，尽管我很喜欢本雅明不分类整理书的动人论述，但我个人其实非常欣羡那些又能读好书又能长期维持书房书架整齐有序的心思清醒安定之人。我说清醒，是因为他们在反复进出书的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似乎那么收放自如；说安定，是因为他们好像总能井然有序地一本书念完再念下一本，而且极有余裕地在每天临睡前结束一本书好将它归还书架的从来之处。我以为这真的是很难坚持的。一方面，阅读的时间节奏并不和我们生活作息节奏同步，更不易随日夜更迭乃至于钟表的硬生生时间秩序而分割，它流水般漫涣过日月季节年岁，参差并抵触着我们的上下班、三餐饮食以及睡眠，更多的时候，它只能在你不支睡去或匆忙赶赴的状况下就地存放；另一方面，阅读本身既会沉溺而且多跳跃（这经常是同一件事），你会在一本书进行途中因为必要或心血来潮翻开另一本书结果流连忘返而一路岔开去，你也极可能习惯以一本书调剂另一本书的同时进行好几本书的阅读，你更可能因为每天心情的微妙变化而换本书读读，你也会因为书写一篇文字或专注追逐某一个疑问非得同时动用到一二十本书不可云云，太多诸如此类情况了。总而言之一句话，阅读很难干净地画上句点，它总是进行中、运动中，方方正正的固体书籍方便收拾安放，但书籍一旦变易成流体性的阅读时，我们的书架就不易存放了。

分类或说秩序，究竟是自然的抑或文化的，这曾经是势均力敌的争议题目。时至今日，我们大致可清楚看到“宛如两列火车对开，逆向直前”的轰轰然诡异图像（此一火车意象系借用围棋神人吴清源对棋局的著名描绘）——从学理上来说，大致是一道缓缓倾斜向人为文化的持续轨迹，因此，在有道理可讲的思维领域之中，此一问题业已退缩成诸如“分类秩序究竟有多少自然成分？”比方说依质子数目整整齐齐排列成的原子周期表，的确天成的井然有序；又比方说生物学“界门纲目科属种”的老分类法，依古尔德之见，最底层“种”的分割的确是有深刻的生物性基础，严重关系着基因、染色体和生殖繁衍的首要大事，至于其上的“界门纲目科属”则大致上是人为的一种分门别类结果，主要由欧洲人独特的文化性视角所偶然决定（我们再比方说列维-斯特劳斯的著作中便可看到各个部落社群的不同生物分类法）。然而，从现实界的实用一面来看，我们却再清楚不过看到另一道完全逆向的发展轨迹，分类秩序随着社会负荷的持续加重（人口的增加、生活水平的提升要求云云），社会组织的相应日趋庞大而固着下来且不断进行再分割，壁垒森严到仿佛成为“准自然”。这里，不仅仅是我们置身其中（先你存在，而且在你死后还存在）往往习焉不察的问题而已，即使你时时警觉，但你抗拒的这个庞然大物，一方面它手握极其严酷的奖惩机制，你不把自己纳入此一秩序之中，把自身“多余”的部分毅然削去好乖乖扮演一个“有用”的人，你极可能连一己的存活都成问题，那个不整理书房、不到五十岁就自杀死去的本雅明一生便是个悲伤的实例；另一方面，森严分割之后的个别领域，又各自深向发展自成封闭性的天地，有外人难能窥知的一套专业游戏规则、语言符号和经验细节，像日本最后的世界级数学天才冈洁便感慨地断言，往后数学原理的再发现已几乎不可能了，因为“桥太远了”，人光是要弄懂数千年来如山堆叠的数学成果，熟练地掌握其语言符号，进而看清楚其边界，得有两个不可缺的要件，一是天才，二是长寿，冈洁说，这两样很幸运我都有，但也就只能走到这里而已。

也就是说，分类秩序，有自然基础那当然更好，可让它美丽而且更理直气壮，如果没有，那也无伤，反正它早已是某种巨大无匹的“现实”，而且是不断在扩张中的现实。

每一个真正诚实认真的心灵都承认，这几乎是难以对抗的，遑论撼动或消灭。马克思是最后一个乐观的人，但失败得很难看。到本雅明，尽管他终自己一生拒绝被分类、被纳入秩序之中，但他负责任能跟别人主张的，也就只是个小小的书房，广大世界里一个仅有的“私人空间”，你能拥有并有机会保卫的阵地就这么丁点大，你的意志只在这四壁图书中有效。

伟大的世界革命退缩成这样子，真让人不晓得语从何起，但本雅明无疑更理解我们寻常之人的艰难处境，更同情我们的能力限制，没硬要我们舍命去追逐我们做不到的事，因此，他的话又是可实践的。

树枝状的阅读路径

不进行世界革命，我们于是就得分割自己，牺牲一定比例的自己，去安抚那个秩序大神。历史里绝大多数的人都这么做，米开朗琪罗不见得喜欢教会交代他的每一幅累人壁画，莫扎特得应付宫廷宴会的乐曲舞曲，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犹是几幅心中的画面的很长一段时日里，做过一堆情非得已乃至于邋遢的琐事，一度还四下推销百科全书，不见得比你我随兴自由——而这些人，都曾经某种程度地改变了这个看来麻木不仁的无趣世界，人类历史也的确在这样半妥协半决志的讨价还价中跌跌撞撞前进，不必然非赌那种全有全无的绝望一击不可。

我们每天得打交道的大世界，是个以分类分工有效组织起来的社会，基本上它是目的性的，甚或功利性的，它只认可它要的我们某一部分，要求我们扮演“有用”的人（就像我们小时候写作文的制式结尾：“我们要用功读书，将来做个社会上有用的人。”），因此我们朝九晚五，为有用而辛苦劳动，其余时候，如果我们够聪明不就应该让自己复原成无用（非工具化）而舒适、自由、完完整整的人吗？人世间，大概并不存在一种无穷尽、可无限提领的绝对自由，我们的有效自由，通常相对于限制，因着我们对限制的领会而得以掌握，因着我们对限制的料理而争得，这里限制，限制之外就是自由。

书册横行，我们己所不欲推己及书，不给予它们特定的分类位置，而是让它们随阅读活动的展开不断找到它们最舒服、最恰当的容身之处，关怀的是书，实则真正解放的是阅读的我们自己。而这所谓的舒服恰当位置必是复数形式的，一直变换着的，因为真正的阅读活动和单线的专业学习（可视为朝九晚五的延伸或加班，或至少为扮演某种有用的人作积极准备）并不一样，它比较像马克思革命后分工市场瓦解、天国降临的“上午写诗下午钓鱼”准乌托邦描述，顺从自己真正私密喜好的指引而不是顺从社会对你的认定、期待和命令，而人的兴趣、好奇心以及他多种且各自辐射的感官能力从来就不会是单维度的。我可以想象一个完全没有书的家庭画面，我个人这大半辈子过来也亲眼目睹过如此实况，比方说我偶尔回宜兰朋友亲戚的家，老实说那并不可怕，你多少只是感慨今夕何夕民智未开并真实地为他们忧心而已；但我真的没办法想象只存放单一一类书册的书房画面，那种荒凉感，还有你登时浮上心头那种书房主人完全被社会威吓、摧毁的模样，就一个阅读者来看，真的是全世界最让人不寒而栗的景象，我记忆里有过一回，那是内地才开放时我踏入北京海淀区的新华书店看到的。

顺从自己私密喜好所指引的阅读必然是跨领域跨分类的，今天李嘉图的老自由主义经济学，明天钱锺书辛辣缺德的小说云云，这是人完整生命的自然体现，也是如此体现所剩无几的实践场域。

然而，这本书和下本书，今天的书和明天的书，其实并不尽然只是跨领域的随机性、断裂性纵跳而已，其间仍存在着或松或紧、或死生攸关或漫涣联想的联系，这联系可以只属于阅读者一个人，几乎是全然自由的。几年前，我个人曾拟过一个轻微恶心但原意真诚良善的阅读活动slogan：“下本书在哪里？下本书就藏在此时此刻你正阅读的这本书里。”只是，这本书究竟如何呼唤那本书呢？它们彼此怎么搭建起联系的？怎么样的联系？这几乎是没法说准没法说清楚的，因为它顺从的是阅读者各个不同的人心而不是一组固定的社会分类时，它便很像两点之间非限定直线的连接一般，理论上有着无限多种可能了——有时，阅读如米兰·昆德拉讲的被一个真实的疑问给“抓住”了，悬宕着心在书的世界中上穷碧落下黄泉地找，而一个质地真实的、有意义的问题通常不会正正好在某一本书中有不留缺憾的全部答案。更要命是，真实的问题几乎总是跨学科跨领域的（比方说你去一趟上海，好奇地想追问一下这个苏醒中的历史名城的今昔，掂量掂量它的未来，于是你要的东西既是历史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地理的，还是文化的、民俗的、时尚的，甚至还得重读张爱玲和王安忆的小说，以及侯孝贤的电影《海上花》），而且，它还一定带着追问者本人独特的心事、视角和微妙温差，染着此时此地的现实色泽。因此，我们这么说好了，你要的那种独特答案总散落在数以十本百本的不同书里，一个念头一点疑惑，你把它丢进书里，很容易它就摇身变成一趟旅程，你可以像战国的屈原那样不顾形容枯槁地追它一辈子誓不甘休，当然你也可以像东晋日暮途穷放声大哭的阮籍般随时喊停。在书的世界，你是弗里曼自由人，由你自己说最后一句话，只要你禁得住逗引，不好奇答案也许正正好就在下一本书里。

当然，更多的时候事情没这么严重，你可能只是恰然没意见地翻看一本书而已，并不像脚踩风火轮索命而来的复仇使者般进入书的世界，然而，疑问的陷阱仍然轻易让你摔进去，就跟某些可敬的女士逛百货公司逛精品mall的惯常经验几乎一模一样，进去前你什么也不缺什么都不需要，出来时却整整两大袋——每一本像回事的书，对阅读者而言，都不仅仅只是原书写者的自问自答而已，它必然同时揭示了一个世界，对乍来的阅读者而言一个陌生程度不同、疑问程度不同的新世界。这个世界处处是孔洞处处是缝隙，时空的缝隙（你可能念的是三千年前古希腊人一次传说中的壮丽远征）、视角的缝隙（神经质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和你一定是不一样的两个人，看事情的方式也肯定跟你不同）、语言符号的缝隙（蔓越莓、覆盆子、番红花、迷迭香等等我们有多长时间只在翻译小说中见过并想象它们的样子和滋味、香味）、知识的缝隙（黑体辐射到底是什么东西、重力陷缩又是什么东西）、经验的缝隙（在西伯利亚太阳不沉落的白夜睡觉会不会很奇怪）云云，每一个都足以令你心生惊异好奇，你不追则已，一不小心你就会由此缝隙又掉到另一本又一个不同世界的不同书中。是的，就跟爱丽丝追那只兔子掉入不思议世界一样，半个世纪前列维-斯特劳斯同样用过这个爱丽丝的例子，对抗的也差不多是同样的东西，列维-斯特劳斯认为这样的摔落，是人躲开外面那个无个性、让所有人趋于一致的无趣世界的有效自救之道。

疑问，不管生于阅读前抑或阅读中，都真实地启动着阅读；同时，它往往还是阅读踏上这旅途时仅有的地图。书的世界因此线索而生长出独特的路径，向着你一个人展开它一部分的面貌。这展开的样子基本上是树枝状的，今天的古生物学者用图像绘出生物的演化史便是这种形状，他们称之为“演化树”，不断地随机分枝分岔，自然也多有走上歧路发展不下去的灭绝部分。生物学者用此演化树来更替过去阶梯状拔升的演化图示，少了对抗斗争，却多了摸索尝试和失败，这当然是比较对的样子，因为生命的自然秩序从不会是单线的、整饬的、完美对称的，它一定保有着摸索尝试时留下的凌乱脚迹，以及失败的不堪样子，正因为有这么多样的摸索尝试和失败，古尔德说，才恰恰见证了生命在几十亿年演化路途上的复杂、艰辛、认真、充满想象力和真真实实的壮丽，令观者动容。古尔德因此把他的一本书命名为“生命的壮阔”。

阅读，是生命的活动，走的当然也是这样子的生命之路。

三个话题，一本托克维尔

我们又提到了“秩序”二字，在我们抵抗分类的书房里——是的，秩序的幽灵无孔不入，仍时时飘荡在我们书房空气之中，这我们难以完全消灭，但只要我们做得对，我们便有机会在我们书籍的地盘上驯服它，让它像禁锢在神灯里的巨人精灵般，长相吓人，却贴心地问我们：“主人，你要我帮你做什么？”

全世界几乎每个人都曾梦想有这么个神灯精灵，在这个世界尚未说服我们的年幼时光。

分类秩序的难以消灭，是因为它原来是我们叩问混沌世界的方法，是我们思维展开的路径及其必要组织方式。彻底的自由，绝对的无序，说起来境界迷人，但在实践上不仅仅是书房里某一本书找不到的问题而已，而是思维根本就无从发生无法踏出任一步，这让我们想到翁贝托·埃科在《玫瑰的名字》书中神学模样却记号学实质的探问：“如果说上帝是全然自由的，这和讲他是不存在的，有不同吗？”

因此，书册横七竖八的书房，秩序不仅还在，而且还非在不可，只是它不该只有一种，一治而不复乱（这是中国古来最糟糕的幻想之一），而是依着阅读者层出不穷的疑问一次又一次建构起来的。不同的疑问，组合了不同的书群，改换并呈现新的秩序面貌，当疑问中止、失败或暂时被搁置沉睡，书就回归成无用而自由完整的本来面目，本雅明的面目。

历史资料阙如，我们无从得知本雅明是不是真的永不收拾他随意置放的书册，但我个人是会整理的，每隔一阵子总得整理个一次，也许说是“搬动”更对一些——近些年来，每写一篇文章（这几年来我个人疑问的最主要表现形式），之前我总得先找出一批和书写题目相干的书，有新买新读的，也有因此书写得重读的旧书，但这个事前的模糊想象和预备的书单永远不够，随着书写的进行、疑问的展开，总随机地从书架上吸下来更多的书到地板上，一旦文章完成，疑问暂告一段落（疑问从不曾真正解决过），地板上的书便是山洪暴发的骇人景象，完全是霍布斯所说放任自由的必然可怖结果，霍布斯就是太怕这个，才转头拥抱那有森严秩序的怪物国家。

旧文章去，新文章来，地板上的书便得搬动更换了，这其实是很惆怅的一刻，你曾和一本书如此专注地相处并对话，它也不吝地将某个美好无匹的面向开放予你，但此刻它又再次阖上了，像再找不到入口山洞的桃花源，咫尺天涯。当然，你心里明白，他日某一个新的疑问袭来，它仍会像闻听正确咒语再次打开的禁锢之门，但不可能是原先这道路径、这幅图像了，它成了一本不一样的书、不一样的世界，却似曾相识。

最近一次，我结束了有关契诃夫和屠格涅夫小说的书写，知道接下来的文章题目和美国神迹似的大法官制度及其两百年动人历史有关，于是原来的《巴赫金全集》、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赫尔岑自传《往事与随想》、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以及诸如昆德拉、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等人的一堆精彩文论云云，连同一卡车旧俄小说家的全集，便得让位给诸如《杰斐逊传》《伊甸的号角》《联邦党人文集》《不得立法侵犯》《宪政与权利》《第一个新兴国家》《法意》和《利维坦》等书了。奇怪有一本我猜想一定用得着而且日前才又匆匆读过的书怎么也找不到了（这是不分类不收拾书房的必要代价，但可以忍受），那就是昔日法兰西了不起政论家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上下两册，我手中的版本还是早年美国今日世界出版社的原初中译本，大学时在光华商场的旧书摊很便宜买到的——今日世界出版的一些大美国观点的书，对我个人，以及我们这一代人，有相当特殊的启蒙意义，是我们年轻时踮脚瞻望外头世界的一个奇异窗口，因为它有美国老大哥在背后撑腰，彼时对言论出版神经质管制的国民党就是管不到这里来，于是我们漏网般可念到像《论美国的民主》这样直接讨论民主政治的书、《湖滨散记》这样无政府主张的书、《美国工会制度》这样有左翼联想的书，当然，还有《白鲸》以及福克纳、海明威的小说。

最终，托克维尔的这部书还是在地板上找到，压在十六巨册的契诃夫全集最底下。我翻开有狗耳折页的地方，上卷第三十三页第十行，有我用红笔画的线，是一句这样的话：“作者的真诚，提高了他语言的力量。”这原是托克维尔用来讲十七世纪初刚刚上岸的清教徒史话的，在面对新大陆只有上帝没有亲友故乡的无垠土地，当时的史家莫尔顿以极虔敬的宗教语言记忆了这段历史、托克维尔给予的赞美之辞。

原来如此。我当初之所以留它在地板上还刻意做了注记，心里想的大概是契诃夫素朴但真诚明澈的文字吧。但后来实际的书写过程之中，心思一定被偶然引上别条道路去了，没真的用上这句话，还完完全全给忘了。

顺此记忆再溯源而上，我想起再之前写奥尔特曼电影《谜雾庄园》的引介文字讨论贵族与仆役阶层时，也引用了托克维尔此书的另一段话。那是托克维尔谈到原住北美的印第安人时的一番感慨，他说印第安人贫穷、无知，但绝不卑劣，因为他们平等而自由。托克维尔精彩地指出，贫穷无知的人之所以陷入卑劣的悲悯境地，通常来自于他们得和富裕文明的人接触相处，他们心生不平，却不得不卑微地仰赖这些高高在上的人存活，这令他们自卑，更时时激怒他们。因此，“人们在贵族国家比在别处粗鲁，在华丽的城市比在乡区粗鲁。”

我开心不已地顺势再读一次托克维尔，他在我想契诃夫时和我对过话，在我谈英国贵族阶级社会时给过我启示和印证，如今在美国违宪审查的宪法守护神大法官制度的此一疑问上头，仍得持续参与持续发言。同一本书，连着三个天南地北的话题，在足球场上，这样神奇的演出，我们称之为“帽子戏法”。

熄灯睡觉时，托克维尔这回就躺在汉密尔顿的《联邦党人文集》上头，我明天伸手可及之处，托克维尔的任务未了，它还“有用”，暂时还不可回书架上，回复它完整自由的本来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