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早期戏社
落子是由莲花落逐渐衍变而来的。最初莲花落与落子是在小戏班中混着唱的。因为戏小，人物不多，小戏班只需十几个人组成。这十几个人既是演员，又是乐手。乐件很简单，有竹板、大弦、笛子、唢呐、小锣，或者再多出一两件。演员只有小旦、小生、小丑行当，因而当时也把他们的戏叫“三小戏”。三小戏演出时，演员化人物妆上场，又唱又舞，蹦蹦跳跳，所以又叫“蹦蹦戏”。这样的演出团体也被称为“蹦蹦戏班”。蹦蹦戏班的艺人大都来自乡下，半农半艺，每当农忙，戏班都要放假，让艺人回家务农。由于大部分人员是半专业半业余，所以戏班在管理上较为松散，多是人员不固定而又带有季节性的小戏班。
随着落子戏的发展，小戏班人员逐渐扩充，并相对稳定下来。1906年左右，北方的一些落子戏班的人数已达到二十几人，但仍因行当不全而演小戏有余，演大戏不足，所以常与梆子戏合班演出，俗称“两合水”或“两大块”。人们也常称此时的落子戏班为“半班戏”，谐音与“蹦蹦戏”很相似。
清末，艺人对落子进行了全面改革，使其行当逐渐齐全，文武场面也增加了编制。戏班人员一般都在三四十人。一些戏班还实行了专业性较强的管理，制定班规及分配原则。最初都由艺人自己管理戏班的事务。后来又有一些热心于戏剧艺术的富商参与戏班事务，或接收戏班，或给予资助，使一些戏班逐渐走上专业化和商业化的道路。于是出现了当时最有影响的李子祥的共和班、王凤亭的警世戏社。这两个戏社都是在1910年前后成立的，而且都拥有当时最有影响的莲花落艺人。警世戏社的月明珠、金开芳、张乐宾、张贵学，李子祥共和班的开花炮、金菊花、东发白都是当时最优秀的男旦角。因而这是早期最有代表性的两个戏社。
此外南孙家班（岐山戏社）、北孙家班（洪顺戏社）、抚兴戏社、金鸽子班等也都是早期有影响的戏班。我们在这一章里重点要介绍的是李子祥共和班、警世戏社、北孙家班、抚兴戏社四个戏社。这四个戏社具有早期戏社最突出的特点，即最初全由男艺人组成，因而具有典型的早期以男旦为主体的艺术风格。南孙家班本来也是成立较早的戏社，但它一开始建班便吸收女角，并成立了女科班，所以不在此章介绍，而留在下一章有关女演员兴起中介绍。至于金鸽子班，虽在早期有一定影响，曾长期活动在承德、迁安、凌源一带，也去过哈尔滨、齐齐哈尔、海参崴等地演出，但其在奉天的影响远不及以上提到的其他戏社，所以不再另外介绍。
第一节 李子祥共和班（永丰戏社）
一、李子祥共和班成立的背景
19世纪60年代，营口逐渐成为一个较为繁华的商埠，不仅是停舟泊船的水陆码头，也是关内外农粮商货集聚的重要贸易都市。由于商业繁华，人口也随之日益增多，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来自冀东，他们之中有行商的，有做工的，也有卖艺的。
据北京图书馆所藏天津潘侠风主编的《游艺画报》二卷八期所载署名“老鳏”的题为《三十年前关外坤伶漫谈》一文记载，自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夏，便有由六位皮黄、秦腔艺人组成的福顺坤班从关内来营口卖艺。据了解，在这同时亦有许多莲花落艺人流动在营口演唱对口或“小拆出”。1984年12月我们在唐山与有关专家座谈，他们介绍说，经查实，当年月明珠尚未学艺时，其父任连会（莲花落老艺人）去东北演出，在营口与金菊花碰面，那时金菊花已在当地演出“小拆出”了，当时大约是1894年。可见营口莲花落的演唱形式在那时已较冀东有所发展。
据李作云说，李子祥班成立前，在营口演出的莲花落艺人大多是组成临时性的戏班，人数多则八人，少则二人。莲花落艺人除了唱莲花落外，有时还唱梆子零段。当时没有剧场，大都在粪堆、土台上演出。
20世纪初，营口已成为莲花落艺人的一个重要演出基地，莲花落这一说唱艺术已成为具有当地地方色彩的民间艺术品种之一。冀东大批莲花落艺人的流入，使这一民间艺术在营口迅速发展起来。例如著名的艺人夏春阳、夏春雷（夏文元）、成兆才、余钰波（杨柳青）、东发白（王福鸿）、张化龙（又名张凤舞，艺名小金龙）、周铁嘴、阚子玲、开花炮（孙凤龄）、孙凤利等都先后来营口演出。当时，一些在营口落户，原籍是乐亭、滦县、昌黎等冀东各县的商人和作坊主，由于喜好来自他们家乡的莲花落艺术，所以便在客观上给予了一定的扶持。一些大商号经常邀角组织各种堂会和庆典演出，有的大商人本人便是莲花落的爱好者。
1908年，由来自滦县的巨商李子祥亲自出头组成了戏班，即营口李子祥共和班，这便是东北最早的莲花落班社之一。
二、李子祥共和班的阵容
共和班是李子祥创建。李子祥（1860—1940）祖籍滦县刘寨，卒于营口。其家于19世纪末徙居营口，先后在当地开设了东永茂、厚发合两处油坊，一处庆发虾米店（一说祥顺栈，在大官塘的一座四合院，戏班常年住在此地），还有一处客栈，接纳各地商旅。商客在他的货栈卖货，并住在店中。一些滦县的老客怂恿他出面组织戏班。由于他本人是爱好者，所以积极筹办，出资广聘名角，由其长兄李月来领班。李子祥的儿子李文德（1984年七十八岁）曾回忆其父组班的情景，他说：“我父叫‘李三父’（他与人拜把子排行老三），属猴，比我大四轮。我母姓桑，与郑鸿宾分家住。李子祥是我父的号，我父原名叫李永丰。我们原籍唐山滦县刘寨，是海边，靠打鱼为主。我父十几岁在营口永茂德粮栈学买卖，后来经营山东小枣。一点点地当上了管院子的头头，相当于保管员，以后和掌柜的关系没弄好，便自己成立了祥顺栈海货代理店。商人都是河北老客，老客们买虾米，就住在祥顺栈。他们喜欢看落子，有时就你拿二十，他拿三十，出钱到关里接角唱莲花落。我小时看过演出，两个人唱，像二人转，那时东发白是好演员。我九岁在营口念书时，就看成出戏了。李金顺和郑鸿宾唱得好。李金顺是天津来的，当时她给我父亲的朋友，天津造币厂财务科李科长做妾。她是我父亲戏班的头一名女演员，开始接人家，人家不来。李科长在营口南新街那儿也开了个海货栈，是通过他把李金顺接来的。李金顺是在金开芳来的第二年到营口的。郑鸿宾是我父从窑子里接到家做妾的，她嗓子好，唱腔高，后来长了一脸大麻子。我父成立这个班后，下边的角不唱戏时，也供吃饭。那时我们家在营口大官塘北沿的四合院，有二十八间房，东西南北各七间，共一万多平方米。戏班就住在院内，我父花钱买的戏箱。戏班招了很多好演员。我姑父是老保学，有文化，戏班所有的剧本都是他用毛笔抄的。我父性格急躁，为人正直、严肃，不好接触，他办班下了很大本钱，当时挺有规模。”
永丰戏社武功演员
戏班成立后，施行“份子”共和制，所以称为“共和班”。最初由四十余人组成，规模之大远远超过以往常见的八人小班。李子祥授意其兄把冀东最好的莲花落艺人都拉入班内，办成个第一流的戏班。
光绪、慈禧相继死去后，“双国孝”期间禁止铜响。冀东地处京畿，大批莲花落艺人不得不离开家乡，出外谋生。其中许多名流便应聘来营口，投入李子祥共和班。
当年该班的老艺人刘兆祥回忆说：“李子祥的头班比二班早成立十多年。我父刘志原是唐山永盛合班的艺人，‘双国孝’不让演出，我父去营口，那时就有共和头班，我父去时，该班成立不久。”这段回忆是极为可信的，因而可以初步推断出李子祥共和头班成立于1908年。
共和头班是在营口小红楼剧场成立的，成立后又请来小个狼张海山负责剧场卖票、检票等前台业务。最初演出的是莲花落对口、“小拆出”（《老妈开嗙》《李桂香打柴》《小姑贤》等）或梆子小戏。由此头班很快便成为关内外艺人瞩目的戏班了。
共和头班成立后，陆续吸收了大批冀东的莲花落艺人参加，阵容十分强大，据老艺人刘兆祥、刘芳田、李作云回忆，到1921年共和二班成立止，头班主要人员如下：
王福鸿，艺名东发白，滦县人。工青衣，擅长演悲戏，大悲调唱得好。老艺人李作云介绍说：“他是个大个子，唱悲戏，哭哭咧咧的，红了。”
开花炮，本名孙凤龄，工花旦。演《开店》红了，受到好评，留下“开花炮炮打营口”的美谈。
周铁嘴，工花脸。
阚子玲，工青衣，后为共和班二班教师。
贾兰亭，工小生。
小金龙，原名张化龙，别名张凤舞，滦县兰坨人。先工旦角，后改小生，兼司鼓。
孙凤利，工青衣、小生。
侯德山，工花脸。
董春祥，艺名金银花，外号狗蹦子。
罗万盛，别名花万盛，艺名金镶边，工花旦，为碧莲花的师傅。
王万良，丰润人，工武生、花脸、老生。1923年离班。
王万昌，丰润人，工彩旦。1923年离班。
孙仲启，工彩旦。
李金顺，天津人，工青衣、花旦。1920年入班，1921年离班，1931年再次入班。
王同丰，工老生。
张有，武功教员。
杨来全，绰号杨小三，工武生。
左凤鸣，工武生。
倪俊声，字秀岩（1895—1970），迁安县沙河驿老爷庙庄人，师从吴占魁（金不换），先学梆子，后改评戏。1918年入班，工小生，是评剧小生唱腔创始人。
张海亭，工武生，为班中武戏教员。
金菊花，原名杜芝薏，滦南县人，工青衣、花旦，后改老旦。
刘玺亭，艺名小金香，滦县米官营村人，工大青衣。
刘兆祥，滦县米官营村人，工武生、小生、老生。
倪亮，迁安县人，司鼓。
郑鸿宾，旦角。
李作云，艺名金榜，司鼓。
熊有明，拉弦。
田敬惠，拉弦。
岳春林，拉弦。
李其江，拉弦。
刘志，吹横笛。
王维麻，艺名王大锣，打锣。
王福荣，打铙钹。
小生郑锡伍便装照
以上是李子祥共和头班的主要人员，其中有些人员演出一段时间后离班，也有些人员是后来参加戏班的。头班成立后，人员虽然有来有去，但相对来说还是稳定的。有时也邀角插班演出，如1910年曾邀成兆才先生来班写了《因果美报》，并邀开花炮（孙凤龄）和海里蹦（张德礼）分别演戏中的旦角陈玉梅和小生姜殿威。后来因班中的小金龙与开花炮偷偷跑到沈阳搭班，海里蹦也因故回关里去了，便又邀杨柳青（余钰波）与倪俊声分别演戏中的旦角和生角。
该班成立后，主要在营口演出，有时也在营口与沈阳之间的城镇演出。
对于当时戏班人员及演出情况，李作云曾回忆说：“当时唱莲花落的都是男的，参加李子祥班有个条件，不许带家眷。当时演出的小戏，词句又膻又侉，小红楼的楼东不让演，李子祥便把班拉到永大剧场，在那儿演《马寡妇开店》；开花炮饰马寡妇，倪俊声饰狄仁杰，开花炮演花旦风流，倪俊声有学问，小生演得好，戏红了，卖老了钱啦。”从这段回忆中可以想见，戏演得虽然有些粗俗，但非常叫座。靳蕾著《评剧倪派小生唱腔研究》（载于黑龙江省《艺术研究丛刊》1980.1）也曾谈到当时的演出情况：“1918年（民国七年）5月，倪俊声到营口参加了李子祥的共和班，演出于小红楼，与开花炮（饰马寡妇）合作，首演了《马寡妇开店》中的狄仁杰，受到了观众的好评，据说只几个油坊贴桌子包凳子就有一个多月。”虽然所说的剧场有出入，但所述的演出情况基本是一致的。
共和头班所吸收第一个女主演就是李金顺。
李金顺是天津群英落子馆的演员，1918年左右对“月明珠调”十分喜爱，便由唱大鼓改为唱落子。1920年到营口投奔李子祥共和头班向倪俊声学艺。边学边参加戏班演出，并担当主要演员。演出后很红。靳蕾著《评剧倪派小生唱腔研究》一文曾说：“1920年（民国九年）李金顺从关内来营口投奔倪俊声，倪俊声不仅陪她演出，还帮她创腔，为她‘说戏’（修改、加工了许多戏），如《书囊记》《败子回头》《卖油郎独占花魁》《秦雪梅吊孝》《马寡妇开店》《因果美报》等。”当年的老艺人刘芳田也回忆说：“我十六岁（1909年生）那年正月到营口……当时李金顺正在李子祥班唱《马寡妇开店》《花为媒》，李金顺演马寡妇，倪俊声演狄仁杰，演得不错，满堂红。”
由于戏班越办越好，关内艺人纷纷投奔，1921年人员骤增。当年的老艺人刘芳田回忆说：“1921年正月，在我的老家河北滦县米官营村集中了莲花落艺人刘珠、石凤、张一根、臭虫母子、纪彩等二十多人，一道投奔营口小红楼的李子祥班。”由于一个班容纳不下这么多人，便将原班作为头班，并分出部分人与新参加的人另组成一个班，作为二班。
老生胡治年便装照
据刘兆祥、刘芳田、李作云回忆，共和二班的主要人员如下：
刘印，艺名金镶玉，号承恩，滦县人，工花旦。
纪彩，艺名小金钟，滦县人，工青衣、花旦。
东发白，详见头班人员介绍。
刘玺亭，详见头班人员介绍。
小金龙，详见头班人员介绍。
阚子玲，详见头班人员介绍。
张云亭，工小生。
张一根，又名张贵德，滦县羊坨人，工三花脸。
张玉树，艺名臭虫母子，滦县人，工三花脸。
刘春盛，艺名小迷糊，工三花脸。
郑锡伍（1909—1983），滦县人，工小生，十四岁在营口小红楼入班。代表剧目《刘伶醉酒》。
王文芳，1906年生，滦县光水坨人，初学旦角，后改武小生、老生。代表剧目有《刘伶醉酒》《开店》《回杯记》。
张殿楼，工小生。
刘芳田，别名刘长贵，1904年生于滦县米官营村，工青衣、花旦。
刘珠，滦县人，工青衣。
刘兆祥，详见头班人员介绍。
张玉亭，别名张希勒，滦县人，工小生。
张玉璞，艺名小金叶，工青衣、花旦，金灵芝的师傅。
颜贵，芙蓉花的师傅。
吴寿朋，永清县庞各庄人，工彩旦，是喜彩春、喜彩莲的师傅。
金菊花，详见头班人员介绍。
纪树良，武生。
胡治年（1910—1979），初学武行，后改老生、花脸。离班后曾傍过筱麻红。
石凤，工青衣、花旦。
张彩亭，别名张化文，滦县兰坨人。离开警世戏社头班后来营口入班。
张化雨，别名张润时，滦县兰坨人。离开警世戏社后，带着许多剧本来营口入班，工小生。
贾云亭，女花旦。
罗万盛，详见头班人员介绍。
金灵芝（1907—1941），原名李桂珍，祖籍河北献县，生于辽宁开原，1921年于开原加入共和二班学戏，拜张玉璞为师。工青衣、花旦、耍旦，为评戏早期杰出女艺人。
碧莲花（1902—1942），天津人，少时学大鼓，十五岁流落到东北，后在开原卖身为妓。1919年赎身入班，拜老艺人罗万盛学戏，工青衣、花旦，是班主李子祥的干女儿。
刘鸿霞（1911—1967），营口人，工青衣、花旦，少时入班，拜纪彩为师学艺。
芙蓉花（1911—1953），原名王淑琴，小名嫚，祖籍山东平度，生于辽宁安东，卒于北京。1921年在哈尔滨入班，拜颜贵、金菊花为师，工青衣、花旦。
郑鸿宾，工青衣、花旦。罗万盛的徒弟。班主李子祥的干女儿，后嫁给李。是共和二班的女主演。
碧月花，罗万盛的女徒弟。
碧玉花，罗万盛的女徒弟。
碧荷花，罗万盛的女徒弟。
乐队人员，由头班分出一部分。
李子祥共和头班和二班对外演出是两个团体，对内却是一个团体。两个班有分有合，人员可以来回调动。1984年5月我在天津访问刘兆祥时，他介绍说：“1921年共和头班和二班在营口的小红楼剧场、永大电影馆、升平剧场都演出过。当时是两个班并存，根据演出需要，两边的人员可以随时调换。”这样一来便可因戏需要而充分发挥演员和乐队的特长了。
李子祥共和头班、二班的演员大多来自冀东各县，而大部分又是莲花落艺人。1984年12月我再次访问刘兆祥，他回忆说：“营口共和班的演员中许多是乐亭崔八老爷班的。”据王乃和著《成兆才与评剧》所述，孙凤利、张一根、石一凤原是冀东崔八班的演员；东发白等原是冀东丰润孟光武班的演员；倪宏、倪俊声等原是冀东大碗粥班的演员。这些艺人在离开原来的莲花落班后，曾在冀东一带搭班谋生，演出莲花落或什样杂耍，但几经周折后，又选择了关外的营口李子祥共和班。这些艺人加入戏班后，大大地充实了戏班的骨干力量，同时也促进了莲花落艺术的发展，从而也使营口成了莲花落向戏曲化过渡的一个重要基地。
三、李子祥共和班的剧目及演出情况
李子祥共和班1908年创建后，便演了“拆出”小戏。刘兆祥说：“那时演出的剧目有《小姑贤》《李桂香打柴》《小借年》等，剧目几乎全从莲花落的对口或小‘拆出’移植、改编而来。在演出时已从叙述形式变成了由不同行当演不同人物的戏剧化形式了。”此时冀东莲花落经过改革，刚刚进入了“拆出”的艺术阶段。由此看来，李子祥共和班在营口演出“拆出”并不晚于冀东，在这一改革的进程中与冀东几乎同时迈出步子，甚至因为戏班的许多客观条件优于冀东莲花落班，而进行得更快些。这步伐统一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班内许多艺人来自冀东，与冀东的莲花落班社中的艺人沾亲带故，经常往来联络，传递信息，进行艺术交流，所以，艺术发展的进程容易取得一致，使得这一改革几乎同时进行，同时完成。
营口李子祥共和班所演出的剧目与冀东各班所演出的剧目基本相同。除前边介绍的几出外，还演出了《花为媒》《安安送米》《孝感天》《杀子报》《阴谋遭谴》《书囊记》《张彦赶船》《秦雪梅吊孝》《卖油郎独占花魁》《马寡妇开店》《老妈开嗙》《悍妇传法》《金钗钿》《黄氏女游阴》《大劈棺》《败子回头》《杜十娘》《还阳自说》《打狗劝夫》《因果美报》《杨三姐告状》《左连城告状》《刘伶醉酒》《双婚配》等。
其中较有影响的代表剧目如下：
《马寡妇开店》，开花炮饰马寡妇，倪俊声饰狄仁杰；
《花为媒》，李金顺与倪俊声合演；
《李桂香打柴》，为本班最佳的保留剧目；
《大劈棺》，张化龙（小金龙）主演；
《打狗劝夫》，碧莲花饰大旦，郑鸿宾饰二旦；
《刘伶醉酒》，为本班生行的代表剧目，也是小金龙、倪俊声、郑锡伍的代表剧目；
《左连城告状》，贾云亭与倪俊声合演。
共和头班、二班所演的剧目有相当一部分来源于冀东，一部分由莲花落的对口改成，一部分是学习、移植其他班社演出的剧目（其中包括成兆才编写的剧目），自己编写的不多。
四、李子祥共和班北上演出
李子祥共和头班成立后，大多在营口、辽阳、大石桥、沈阳一带演出。其中大部分时间在营口演出。
1921年李子祥共和二班成立后，东北各大城市修了许多大剧场，为戏班流动演出提供了场所。于是，这年的3月，二班和头班的部分人员组成一个四十多人的戏班，顺着铁道线北去长春、哈尔滨演出。为了节省路费，不乘火车，边走边演出，沿途在大石桥、海城、辽阳、沈阳、铁岭、开原、昌图、四平、公主岭、长春、龙湾、张家港、哈尔滨等地演出。
1921年3月下旬，戏班来到开原，在开原演出期间，金灵芝入班，拜张玉璞（小金叶）为师学戏。刘芳田回忆说：“当时金灵芝十五岁，她家住在当地，父亲捡破烂、母亲做杂活维持生活。我们碰上她后，发现她很爱唱，东一句西一句唱得挺好听，便和她爹妈商量让她学戏。她爹妈因家穷，所以很同意她入戏班。金灵芝入戏班后，天天起早练功，很刻苦，一路上跟着演丫鬟。在《花为媒》中跑丫鬟，演给小姐送信那段戏时，做手势，随着三声手锣响，左手的手指按在右手腕上，然后用右手往台下一指，台下便来好。由于她很会做戏，便培养她当主演。走一路红一路，回营口后更红了。”
1921年4月戏班来到四平。刘芳田回忆说：“我们这次北上，曾在四平街路西的富士茶园演出了一个月。剧目有《开店》《花为媒》《双婚配》《小过年》，主演是小金钟（纪彩）、金镶玉（刘印）。上座率非常好。”
1921年5月戏班离开四平去长春的龙春茶园演出。刘芳田回忆说：“这次演出由我大爷李月来带班。李子祥跟班来到长春后，便返回营口了。”
1921年6月戏班来到哈尔滨，在松花江沿现搭的板楼中演出了将近四个月的时间。刘芳田回忆说：“我们在江沿的板楼中演出了好几个月，在那过的五月节，当时松花江刚刚开化。”在这段时间里，金菊花、颜贵参加了李子祥共和班。芙蓉花入班学戏，先后拜金菊花和颜贵为师。老艺人刘兆祥回忆说：“芙蓉花在我们班学过戏。我们在哈尔滨江沿滨乐茶园演出时，她是由谢希山带到我们班的。”1984年10月我于北京访问芙蓉花的胞兄王顺堂，他回忆说：“芙蓉花八岁时，我家由安东迁到哈尔滨。那时江沿五道街市场里有个戏园子，木板的。芙蓉花先跟金菊花学戏，后来金回滦县，她又跟颜贵学戏。戏班离开哈尔滨后，芙蓉花便离开了戏班。”戏班在哈尔滨演出期间，警世戏社头班正在庆丰茶园演出。两个班的演出都很红，势均力敌，各有所长。刘芳田回忆当时的情景讲道：“月明珠、金开芳他们比我们先来哈尔滨，我们都很叫座。当时东北最大的戏班也就是我们两个班了。”
葡萄红便装照
1921年10月戏班返回长春，在龙春茶园演出，又与警世戏社头班遇上。刘芳田说：“金开芳、月明珠在宴春茶园演出正红，月明珠演的是《悍妇传法》，我们演的是《花为媒》《小姑贤》等戏，我们两边都很红，还是不相上下。那时，我们每人一天分一个份子，可得十来元。在那儿有很多艺人要参加我们戏班，我们人够用，不要。”
戏班在长春演出一个月后，于1921年11月返至辽阳，在辽阳演出了三个月，在那儿过的春节。
1922年开春后戏班回到营口，在平康里瓦房店演出。当时，戏班留在营口的那部分人（多是头班的）正在小红楼演出呢。
此后，李子祥共和班曾多次去北边演出。这次返回营口后，在平康里的园子中演出，明月珠（杨玉春）、葡萄红也都驻过该班。
五、李子祥共和班活动中心移向奉天
1924年以后，李子祥共和班经常来往于营口、沈阳之间进行演出。因为1924年以后，沈阳大观茶园、共益舞台、中山大戏院、新新大戏院陆续建成，为戏班流动演出提供了方便的场所。而沈阳又是人口众多的大城市，上座率比其他城市高一些，所以共和班曾长年来沈阳演出。
男旦刘芳田便装照
1924年戏班进沈阳大观茶园演出，主演是碧莲花、郑鸿宾，领班是李月来、阎子臣。李月来负责戏班内部事务，阎子臣负责对外业务。当时大观茶园刚建成。刘芳田曾回忆说：“当时我大约二十岁，来沈后，大观茶园刚建好，门窗都是新茬。阎子臣先在‘大观’当了东家，然后接全班去的。我们在沈阳演出将近三年。我们刚到沈阳时，月明珠已死去好几年了，金开芳他们正在‘商埠’演出呢。”
共和班来“大观”演出的剧目有《花为媒》（碧莲花饰张五可，刘芳田饰李月娥）、《杜十娘》（碧莲花饰杜十娘）、《打狗劝夫》（碧莲花饰大旦，郑鸿宾饰二旦）等传统戏。当时戏班的主要演员还有孙凤利（老生、小生）、孙仲启（彩旦）。刘芳田还回忆说：“那时主要演员在台上表演很规矩，花旦词句文明，不许乱来。可是一般演员上台却是胡唱、胡来，装疯卖傻，说水词儿，‘跑梁子’。”
碧莲花扮相漂亮，瓜子儿脸，大眼睛，小嘴儿，长着一口齐刷刷的小芝麻牙，加上唱功好，字眼儿清，很受观众欢迎，因此戏演得很红。来沈阳不久，碧莲花退出了戏社，被阎子臣拉入警世戏社二班。
1926年，戏班去沈阳城里大舞台演出时，因该剧场禁演评戏，影响了戏班业务，一部分人员散去，剩下的一部分人返回营口进行整饬。不久倪俊声离班，去黑、吉一带搭班。
六、李子祥班去朝鲜演出
1928年春，共和班以二班为主体组成了一个演出团体，去安东后调整了一下队伍，然后又去朝鲜演出。
去朝鲜演出的主要演员有贾云亭（女花旦）、刘兆祥、刘玺亭、郑锡伍等。这次班中还吸收了京剧武生庄月楼、京剧老生赵子祯、京剧花旦粉蝶仙等人参加演出。全班由四十五人组成，去朝鲜的第一站是平壤，第二站是沙里院、柬尔堡、镇南堡。所带的剧目有一半是武戏。演出的剧目有《薛礼征东》《铁公鸡》等。老艺人刘兆祥说：“由于语言不通，戏没演红，收入不多。因为京戏演员是外请的，所以卖的钱先可京戏演员分，因此我们很困难。当时正赶上朝鲜排华，戏不好演。街上有华侨料理站，接待华侨。我们没钱吃饭，到华侨料理站，一说是中国人，便管饭。不久我们回到安东演出。当时安东也有大批朝侨准备回国。”
李子祥二班去朝鲜演出，头班便留在营口。刘芳田回忆说：“头班在营口演出没人看，干待了很长时间。当时我自己去哈尔滨演出了一年，待二班从朝鲜回营口后，我也返回来了。这时两拨人凑在一起，不演出，无收入，李子祥便出钱养活戏班。”但不久后李子祥患了芙蓉病，无精力和兴致办戏班了，便把共和头班、二班交给了罗万盛、罗万全兄弟二人管理。他兄弟二人对两个戏班人员进行了裁减和调整，并为一个戏班，由郑鸿宾担当主要演员，维持着演出。
七、李子祥共和班流散前后
罗万盛、罗万全领班后，于1930年左右又带班进奉天，先在中央大戏院演出，因剧场地僻人稀，园子又大，所以上座率不太好。于是戏班又去工业区启新大戏院演出，金刚钻、水莲珠、花月樵加入戏班与郑鸿宾一起唱主角。除演传统老戏外，金刚钻与水莲珠还主演了《追鱼》（《双包案》）一戏。
郑锡伍剧照
戏班在启新大戏院演出一段时间后，又应邀来共益舞台演出。当时南孙家班的筱麻红等正在大观茶园演出。李金顺来沈阳曾搭他们班演出。1931年初夏，南孙家班离“大观”，李金顺便来共益舞台加入共和班。不久吴寿鹏又带着喜彩春、喜彩莲来共益舞台入班。李金顺在此重排《爱国娇》。关于这段史实的详细情况，我曾访问过当年的老艺人张永祥，他说：“1930年五月节后，阎子臣把李金顺接到刚建成不久的中央大戏院演出。李金顺以前没来过沈阳。许多成班人听说李金顺在哈尔滨红了，很有名气，都想接她，甚至宁可倾家荡产。那时警世戏社二班流散在抚顺千金寨的艺人，为了接李金顺，他们先把李金顺的母亲和李银顺、李宝顺、李玉顺三个小姐妹接去，结果唱黑了，三个小姐妹欠了债。他们便让李金顺母亲出面去哈尔滨接李金顺，帮助唱两天还债，但是无钱做接角的路费和宿费。阎子臣早有心接李金顺，闻讯后便倾家荡产拿出了六千块大洋做接角费用，并与抚顺的艺人们讲妥，李金顺接来后先到抚顺唱，替她三个妹妹还清债务后，便来沈阳唱。李金顺被接来后，到抚顺唱了三天便还清了欠债，然后带妹妹们进中央大戏院唱，头几天业务很好。不想李金顺的丈夫张冠英因在哈期间曾犯过人命官司，一直没有了结，这次与她同来沈阳，原告听说后，便来沈阳告发，张冠英被捕入狱。李金顺无心唱戏，业务便下来了。不久张冠英被判刑，李金顺便不唱了，闲住在北市场文慎里。过了年后（1931年），李金顺便去大观茶园驻南孙家班。不久，罗万盛、罗万全带班到‘共益’，见李金顺在沈阳，便邀她来班演出。因李金顺的原班人马已散去，便用这个班的班底重排《爱国娇》。李金顺演闵爱华，李银顺演祸国，李宝顺演翻译，李玉顺演莫班。大弦是岳春林，司鼓是孙文魁，打梆子是我，月琴兼二胡是魏茂。”从这段回忆中我们可知，李金顺来沈阳演出后，又重新加入了共和班，并担当了主要演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李金顺随共和班回到营口鸿鸣落子园演出。事变后，由于关外局势紧张，不久戏班告散，许多演员流散到关内。剩下的人员由小个狼（张海山）出面重新组成戏班，不久，还接来刘艳霞等角入班。但原李子祥共和班已不复存在了。
八、李子祥共和班的主要影响
营口李子祥共和班有着二十三年的历史。在这段历史中，它对东北评戏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简单归纳如下：
（一）李子祥共和班是东北最早把莲花落艺人组织起来的落子（评戏）演出团体。
它的出现促进了评剧艺术的发展。由于艺人们组织起来了，所以阵容强盛，行当齐全，文武兼有，悲剧或喜剧皆有专擅的演员，这样便促进和加快了“小拆出”向大戏过渡，使行当的唱腔、表演更加完善。尤其是班中的张化龙、倪俊声等对评剧生行唱腔的改革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刘伶醉酒》《左连城告状》等戏便是他们的代表作。倪俊声如今已被人们誉为“评剧小生唱腔的创始人”。
（二）李子祥共和班是东北最早培养女演员的班社。
李子祥共和班最早的女演员是李金顺、碧莲花，她们入班都是带艺学徒，边学边演。其后又收了金灵芝、芙蓉花、郑鸿宾、刘鸿霞、莲五朵等女徒弟，以后又有喜彩春、喜彩莲、水莲珠、金刚钻等入班。这些女演员入班后，边学艺边演出，在艺术上都得到了提高，后来，其中大部分成为奉天落子其他各大班社的主要演员。
（三）李子祥共和班对其他班社的影响。
20世纪20年代以后，东北活动着许多班社，其中警世戏社二班、复盛戏社、元顺戏社等较大的班社都与李子祥共和班有着“血缘”关系。简介如下：
警世戏社二班与其“血缘”关系：1923年警世戏社二班成立时，从李子祥共和班中拉去了王万昌、王万良等一批演员作为该班的骨干力量。后来又吸收金灵芝作为该班的主要演员。这些演员自然而然地把李子祥共和班的演唱艺术风格带入该班，并影响着其他演员。
复盛戏社与其“血缘”关系：1926年左右，王万良、王万昌等一部分艺人从警世戏社二班分出，来奉天参加了复盛戏社。以后芙蓉花又来班做了主要演员。这些人员在艺术上对该班有着很大影响。
元顺戏社与其“血缘”关系：1925年左右，李金顺在安东组织了元顺戏社，后来喜彩春、喜彩莲、刘鸿霞等加入了该班。这些女演员大部分在李子祥共和班学过艺，师承了该班老艺人的演唱风格，并在后来的演出中与老艺人们有着密切交往。1931年后，李金顺再次加入共和班，不久喜彩春、喜彩莲也来沈阳入班。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李子祥共和班迫于局势紧张而解散，该班的演员流散各地搭班，许多演员都成为各班的业务骨干。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李子祥共和班在东北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它为评剧发展做出了卓绝的贡献。
九、李子祥共和班与奉天落子
李子祥共和班是奉天落子的主要班社，它的演员和乐队人员虽然大部分来自冀东（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崔八班、孟光武班、大碗粥班等莲花落班），但最初都是唱对口和“小拆出”的莲花落艺人。他们来营口参加戏班后，便逐渐由演对口或“小拆出”发展为演“大拆出”及大戏。
从李子祥共和班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奉天落子是在莲花落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并非起步于唐山落子。因而也可以说，奉天落子源于莲花落，并非承袭唐山落子。李子祥共和班是奉天落子早期的代表班社。从前面叙述的史实可以看出，这个班与唐山落子的一些主要班社几乎是同时出现、同时并存，甚至更早些。这样说丝毫也不排除唐山落子对奉天落子的影响，也正如不排除奉天落子对唐山落子的影响一样。那么奉天落子与唐山落子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呢？从前面的史实中可以初步论断，二者是并行不悖、互相促进的关系。它们都是以冀东莲花落打底，但又因发生发展的客观环境不同而各有异同。因而“奉天落子源于唐山落子”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也有人说奉天落子始于警世戏社出关、女演员兴起的时候。其实只要看看李子祥共和班的历史，便可知道这种说法也是不正确的。李子祥共和班发展的历史可以证明，在警世戏社1919年出关前，评戏在营口已经发展起来了，该戏班已经成为奉天落子有代表性的班社之一。它的出现不仅不晚于唐山落子一些主要班社，甚至从规模、阵容、演出情况等许多方面都优于冀东的一些落子班社，可以说是一个成熟的评戏班社了。所以“奉天落子始于警世社出关”的说法是不正确的。这种说法至少将奉天落子的历史推迟了十年。既然奉天落子产生于警世戏社出关以前，那么“女演员兴起才有奉天落子”的说法便更不能成立了，因为东北出现较有影响的评戏女角是1919年的事情，即1919年碧莲花加入共和班。这一年正值警世戏社头班出关。这几乎是同年发生的事情。其实碧莲花此时只是带艺学徒，还未有正式走上舞台，关于这方面的史料前面已介绍，在此不赘述。
总之，李子祥共和班的出现是奉天落子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当然也应承认，20世纪20年代后，大批关内评戏班社来东北演出，又大大地促进了奉天落子的发展，对繁荣剧目、造就演员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第二节 警世戏社头班
一、初创庆春班
警世戏社头班最初称“警世戏社”，后来因又有警世戏社二班、三班成立，所以加上“头班”二字。它的前身是冀东莲花落庆春班。
成兆才画像
庆春班是1905年在唐山由成兆才等艺人组班，开始时称为“吉庆班”，以唱对口莲花落为主。1908年光绪皇帝、慈禧太后相继死去，清政府下令，“双国孝”期间“国恤亡乐”，禁止铜响，停止娱乐活动百日，并明令禁止莲花落演出。戏班被迫停演，艺人们只好回乡务农或做小买卖维持生活。
这年冬天，成兆才、仙动心（姚继盛）、金菊花（杜芝薏）、小金龙（张化龙）等又在卢龙偷偷地把艺人召集起来，重建庆春班，并对莲花落进行了改革，由“对口”向“拆出”发展，即由两个人的对口说唱艺术向群体人物的戏剧艺术发展，排演了《乌龙院》《鬼扯腿》等小戏。这些小戏吸收了二人转、河北梆子、京剧、唐山秧歌、十不闲、皮影、乐亭大鼓等艺术精华，演唱起来很受平民百姓欢迎。
1909年成兆才把庆春班拉到关外，先在奉天全盛茶园演唱了三个多月，又去铁岭演出月余。后来返回奉天。不久在奉天解散。成兆才、小金龙（张化龙）等艺人应李子祥邀请去营口与开花炮合作。
1910年成兆才在营口为开花炮写出新戏《因果美报》，戏中的旦角陈玉梅由开花炮饰演，小生姜殿威由海里蹦（张德礼）饰演。第二年成兆才、海里蹦等艺人回到唐山与金菊花、任连会等重组庆春班。
这时的庆春班拥有五十多人，除组织者成兆才、姚继盛、张德礼、金菊花、任连会外，主要人员还有：
任善庆，师鼓。
余钰波，艺名杨柳青，花旦、彩旦。
月明珠，原名任善丰，号久恒，小名围住，旦角。
于安久，字如江，艺名人样子，花脸。
张志广，字积荫，艺名大娘儿们，老生、小生、老旦、彩旦。
张化雨，字润时，小生。
成国祯，原名成祥，又名聘儒，成兆才之侄，小生。
傅长清，字定安，艺名傅小辫，三花脸。
张学贵，花旦。
张乐宾，闺门旦。
王玉昌，艺名浪半台，旦角。
王凤池，武生。
金开福，艺名金长腿，成兆才之师。
庆春班重组后排演的剧目有《王定保借当》《吴家花园》《因果美报》《金秀荣抛彩球》《小姑贤》《老妈开嗙》《夜审周子琴》《黄连玉上坟》《打狗劝夫》等。
当时金菊花在戏班中挂头块牌，他善于唱悲剧，大悲剧能感人泪下，在观众中颇享盛名。老艺人说：“如果戏班有了他，一台戏能写八十块钱，没有他只能写五十块钱。”他嗓子好，做戏表演也好。后来金菊花骄傲了，一再要求涨钱，其实他挣的钱比别人多了几倍，可还不满足。戏班没有能力满足他的要求，他便闹起脾气，离开戏班，使戏班演出受到很大影响。金菊花走后由十四岁的月明珠接替他做主要演员。月明珠原给金菊花做配角，对他的戏很熟，而且扮相漂亮，又有一副好嗓子，所以很受欢迎。
任善庆便装照
二、从永盛合班到警世戏社
1912年农历三月初三，成兆才带艺人们去唐山永盛茶园，与茶园东家王永富和他的儿子王凤亭合作，以庆春班为基础，组织起永盛合班，人们仍习惯称之为“庆春班”。永盛合班在唐山唱得很红，一些演员自满起来，增长了坏习气。为了加强戏班管理，1914年戏班制定了十条班规，即：“不准夜不归宿；不准嫖娼；不准打架斗殴；不准后台耍笑；不准台口斗、凑（指在台上随意演唱）；不准错报名姓；不准丢环拉坠（指扮戏不整齐）；不准批事不遵（包括抗活、砍活）；不准辱骂师长；不准咬戏（指妒忌和不团结等）。”当时叫“十大款”。头班很注重戏班的风纪。成兆才的孙子成宗瑞介绍说：“头班的作风好，所以开始时不收外人子弟和女人，戏班的人不许耍钱，不许嫖赌。演戏很红的小金龙就是因为夜不归宿被开除的。”由于有了“十大款”的约束，戏班的风气很正，戏也越演越好。但官家却出于对莲花落的成见，以“粗俗鄙陋有伤风化”为由，下了禁演令。这样便迫使成兆才、任善庆、月明珠等艺人再次对莲花落进行了一番较大的改革。首先对剧本进行了改编整理，重排了《李桂香打柴》《马寡妇开店》《王少安赶船》《花为媒》等几出有影响的剧目，删去了“脏词”。然后进行了唱腔改革，吸收河北梆子、滦州皮影、乐亭大鼓等曲调和唱法，并借用了河北梆子打击乐，增添了二胡等乐件，丰富了乐队建制和曲调的表现力。在表演上也力求细腻，从人物出发，改说人物为演人物。因而以崭新的面貌面向观众，受到社会各界赞许。
唐山首创警世戏社头班、二班、三班组织者王凤亭
张化文（张彩亭）便装照
这样一来，无论从剧目，还是从唱腔和表演都别于莲花落。因而艺人们觉得不应再叫莲花落了。于是老艺人张彩亭提议：“咱们研究研究不叫落子不行吗？有昆腔、有高腔、有京腔，咱们叫平腔不行吗？”大家觉得很好，不过在“平腔”后面再加上个“梆子”更恰切了。因为莲花落在改革中吸收梆子的东西较多，如锣鼓点、“尖板”“导板”“大安板”“小安板”都从梆子学来的，只是腔调比梆子低了、平了。由此永盛合班的艺人们把自己演的戏称为“平腔梆子”。但观众还是习惯称之为“蹦蹦”或“落子”。
1916年永盛合班在成兆才带领下首次打入天津，先后在燕乐茶园、“东天仙”（后改东方大戏院）、“马鬼子楼”（即金华茶园）等剧场演出《老妈开嗙》《开店》《王少安赶船》《花为媒》《因果美报》《占花魁》《吴家花园》《孝感天》《还阳自说》（即《劝爱宝》）及《夜审周子琴》《杜十娘》《于公案》《井台认母》《合家欢乐》《洞房认父》等戏，受到天津观众热烈欢迎。演出票价由最初三个铜子涨到十个铜子。京剧名角梅兰芳和刘鸿声特意观看了月明珠和金开芳演出的《杜十娘》《马寡妇开店》等戏，给予很高的评价。商绅还为月明珠送来贺幛，上书：“明珠出蚌一曲平腔压倒男伶女乐。”
唐山落子时期小生行当首创者之一任善年（中）、评剧早期女演员小明珠（左）、警世戏社头班演员任善成（右）合影
1917年天津发大水，永盛合班返回唐山。演出一些日子后，听说营口李子祥共和班在关外演出很叫座，于是也想出关试试。但戏班用的戏箱的箱主张景惠因是天津开盐滩的“八大家”里的人，所以不愿意出关，便把戏箱抽回。戏班无戏箱便无法演出，于是永盛茶园的老东家王永富出面找富连成的东家牛子厚求援，说：“牛爷，给点东西吧，您得帮我吃这碗饭，大家听说关外挣钱，要出关，可是没戏箱。”牛子厚听罢很慷慨，给了他们钱和服装。
1919年夏，戏班开始北上，先在山海关演出。当地政府想在他们身上揩油，借口演出剧目“有伤风化”，不准开戏。经交涉，给北区五乡灾民唱十天义务戏后，才准营业演出。
住在山海关的一位退任的河南李督统非常喜欢看他们演出，还常带孙子去后台见戏班人员。一天看了戏后，对成兆才和月明珠说：“你们的戏很好，有‘警化世人’的作用，你们戏班应改个名，别叫这个班那个班吧，窑子才叫班呢。”成兆才当即请他给戏班起个名称，他便给戏班送了个“警世戏社”的名称。几天后又赠给一块写着“唐山首创警世戏社”的匾额，从此戏班便接受了这个名称。李督统很热心，还为艺人们各送一号，如成兆才取号“捷三”、月明珠取号“久恒”、金开芳取号“漱六”、张志广取号“积荫”、张德信取号“利民”、张德礼取号“执堂”、成祥取号“国祯”、任善庆取号“福堂”、任善年取号“鹤声”等等。
警世戏社头班在山海关演出期间积极做出关准备，排演了《自由婚姻》《二县令》《悔过愈疾》《悍妇传法》等戏，还对戏社人员进行了调整，进一步确定了月明珠和金开芳在戏社中的主演位置。
出关的第一站应在何处？成兆才做了认真思考，最后确定营口，因为那儿有李子祥共和班，班中的小金龙是警世戏社的老伙伴，他的哥哥张润时就在警世戏社演小生戏。于是派人联络，去营口打炮演出。
三、红在关外
1919年夏末，成兆才带警世戏社四十多人来到营口，落脚在永大茶园，与在小红楼演出的李子祥共和班打对台。李子祥共和班的主要演员开花炮是关外最红的落子演员，他曾经在营口以精湛的技艺打败久享盛名的金菊花，有“开花炮炮打营口，打败金菊花”的美誉。可这次警世戏社的月明珠又比他艺高一筹，况且是“远道的和尚好念经”，所以使开花炮在打对台中败下阵来。
警世戏社在营口唱红后，更加相信自己的实力，于是想去其他大城市闯一闯。就在出关这年秋天他们来到哈尔滨，在庆丰茶园安营扎寨。他们的戏又是很红，场场满员。入冬后的哈尔滨冰封雪覆，异常寒冷，但营业仍很好，人们冒着风雪，乘着狗爬犁来看月明珠。
警世戏社在哈尔滨获得意想不到的成功，艺人们腰包鼓起来了，挣的钱花不了，他们觉得哈尔滨的冬天虽然冷点，但却是戏社立足的好地方，于是戏社又排了成兆才编写的新戏《保龙山》等，准备在哈尔滨大干一场。就在这年冬天，成兆才的同乡甸子村的李兴洲来哈尔滨经商时，看望戏社的艺人，讲述了他的表妹杨三娥因姐姐被丈夫害死而告状的经过。成兆才听了感到气愤，便根据这件实事编写出著名的现代戏《杨三姐告状》。成兆才原想让月明珠演杨三姐。月明珠看过本子后，认为他不适合演这个人物，所以推给了金开芳。他选择了配角人物裴氏。戏中的杨二姐由张贵学扮演。成兆才也参加演出，饰反面人物高拐子。这出戏写得快，排得快，演得快。全戏共五十六场，能演两天，占用演员五十多人，这比起落子戏班最初演的五六个人、七八个人的小戏，规模大多了，它的上演说明落子戏正在向成熟发展。这出戏演出后，警世戏社的名声越发大起来了，成为关外有影响的落子戏社。1920年年初，警世戏社曾与梅兰芳剧团、程砚秋剧团一同被列入东北王张作霖为其岳母王老太太做寿唱堂会所请之列。
金开芳（左）与董瑞海剧照
金开芳回忆那时的情景说：“我们正在哈尔滨庆丰茶园演出晚场戏《书囊记》，忽然闯入一群军警，拥着一位大块头的先生上了舞台，宣布说：‘张大帅岳母做寿，邀月明珠、金开芳连夜去奉天，今天的戏不演了，散场。’观众只好吵吵嚷嚷地散去，我们连夜打起软包，乘火车去奉天，给张作霖岳母唱寿戏。”
警世戏社到了奉天才知道那位大块头的先生是沈阳庆丰大舞台的老板，他与张作霖是至交，当初张作霖当草莽英雄时，他在铁路上扛脚行，由于膂力过人，又好交际，便被推举为齐齐哈尔至北京这段铁路线的脚行总头目。他常帮张作霖运军火，得到张作霖赏识，张作霖做了东北王之后，他便成为大帅府的常客。他见张作霖好听戏，为投其所好便经营剧场和演出业务，并在庆丰大舞台为大帅府设立了包厢，还经常为大帅府办各种堂会。这次张作霖为岳母王老太太做寿便委派他邀京剧名角梅兰芳、程砚秋和落子名角月明珠、金开芳参加演出。
警世戏社参加寿戏演出，得到张作霖的赞许，他让人以王老太太的名义做了一块匾，上镌“当仁不让”四字，赠予戏社，以示对落子的推崇。演完寿戏后，袁绶卿向戏社宣布：“张大帅做了东北巡阅使，要举办慈善事业，赈济灾民，请警世戏社在庆丰大舞台唱四十天义务戏。”警世戏社只好就范。
落子戏原与对口说唱艺术“蹦蹦”（莲花落）被官府等同看待，皆在禁演之列，很少与京剧、梆子大戏一样登上城市大舞台，更谈不上参加上层社会举办的堂会。可警世戏社却破例进大帅府唱堂会，又进入庆丰大舞台演出，这样一来改变了许多人对落子的鄙视和成见。警世戏社以精湛的技艺向人们展示了落子所特有的魅力，他们的戏演一出红一出，竟引起京梆大戏的某些艺人妒忌。老艺人孙凤刚曾回忆说：“月明珠在沈阳唱戏，当时的梆子、二黄不如他叫座，气得梆子班直骂街。后来有人出坏，他们带着一帮武行，拿着家伙到月明珠戏班闹事，进后台就把‘祖师爷’的像给摘下来，然后问：‘你们供这个穿黄袍的是谁？文场是谁留下来的？你们说对了就开戏，说不对就别想开戏。’警世戏社这边也有武行，他们不肯受欺，便跟对方干架，结果让梆子武行把‘祖师爷’和大锣抢走了。这天晚上张作霖岳母和小太太都来看月明珠的戏。因为没有按时开戏，老太太派人问原因。后台老板说：‘祖师爷和大锣让梆子班抢走了，他们不让我们开戏。’老太太一听就炸了，派了一个督军带着一帮人拿着匣子枪到梆子班，进门就骂：‘王八羔子，老太太等着看戏呢，你们干吗不让唱？赶紧给我送回去！’梆子班连声说是，马上把‘祖师爷’送回。后来梆子、京戏再也不敢小看落子了。”
警世戏社进奉天参加张作霖岳母寿戏演出使落子登上了大雅之堂，从此落子在奉天的大剧场立住了脚，许多评戏班接踵进入奉天，使奉天成为落子艺人的集散地和活动中心。
1920年春，警世戏社返回哈尔滨庆丰茶园，合同期满后去安东永乐茶园演出。入夏又从安东去长春燕乐茶园演出一个月，然后又回到哈尔滨。在流动演出中，警世戏社的艺人对东北的一些城镇熟悉起来，演出活动的区域也不断扩展。
1921年10月29日，警世戏社第二次进入奉天。这次进奉天是应平康里日华茶园邀请，参加该茶园改为落子园首场演出，月明珠、金开芳演出了《花为媒》，盖月珠演出了《马寡妇开店》，都很叫座，使赔累不堪的日华茶园生意兴隆起来。合同期满后，警世戏社又应邀去长春、四平、开原、铁岭等地演出。第二年夏天又转回奉天，继续演出。
1922年8月29日，月明珠突然病死在沈阳站前的悦来栈。月明珠的死对戏社的艺人打击很大，大家无心演戏了，于是放假，演员大都各回各家。
四、第二次出关
1922年秋天，警世戏社的少东家王凤亭专程去金开芳的老家滦县光水坨请他出山重振警世戏社，并对金开芳说：“月明珠在时，你的戏好演，现在他去世了，你的戏不好演了，因为大伙都要以月明珠来比，来要求你！”
金开芳在王凤亭的激励下，把警世戏社头班的艺人召集起来，重整旗鼓，又开始了演出。戏社仍由成兆才带队，以金开芳、张贵学、张乐宾为主要演员。
这一年戏社先去天津演出。在天福楼舞台演出时，有位叫吕海寰的老学究看戏后问：“警世戏社这个名字是谁给起的？”成兆才告诉他是李督统给起的后，他点头说：“起得好，你们的戏评古论今，确实有警化世人的作用。戏报上写的‘平腔梆子’，老百姓称作‘落子’，我看‘平腔梆子’比‘落子’好，不过应当把‘平’字加个‘言’字旁，叫‘评腔梆子’，简称还可叫‘评戏’。”大家觉得这个名称很好，于是便把他们演的戏称作“评戏”，可人们仍习惯称作“落子”。
不久，警世戏社准备第二次出关。这时王凤亭又委托老艺人李春盛组织了一个戏社，为了两相区别，原警世戏社改称为警世戏社头班，新成立的戏社为警世戏社二班。警世戏社二班我们另作介绍，这里不多说了。
1924年警世戏社头班第三次进奉天，应南市场新建的新舞台经理李相三邀请参加剧场落成典礼演出。由于当时剧场老板没有疏通好奉天商埠局，所以奉天商埠局不准新舞台开业。经交涉，须从演出收入中捐出买两台洒水车的款项才准开业。开业后演出很红火，警世戏社头班再次成为人们瞩目的落子大戏班。
晚年的李岱（李小舫）
警世戏社在奉天新舞台演出两个月后，又应邀去抚顺演出，这时张彩亭、王凤池离开了戏社，从此警世戏社头班开始出现艺人流散的现象。这年夏天戏社从抚顺返回奉天，在城里庆丰大舞台演出。此时奉天已兴起了落子女角，很受观众欢迎。例如，进入大观茶园的碧莲花、郑鸿宾都很叫座，她们是女性扮女性，比起男旦扮女性要活泼真实得多。这样一来一直不肯接纳女旦角的警世戏社头班的叫座力便不如碧莲花、郑鸿宾这些女角所在的演出团体了，所以他们在奉天的演出不如从前红火。于是戏社北上，去哈尔滨庆丰茶园演出。
评剧创始人之一、第一位鼓师任善庆（金不换）
在哈尔滨演出期间，金开芳收了李小舫为徒，这本是件好事，但却加剧了戏社中“行帮”势力的矛盾。警世戏社头班的艺人基本可分为成家、任家、张家三派力量。成家，是成兆才和其侄子成国祯及其徒弟张乐宾、张贵学等；任家，是任连会及其子任善庆、任善丰（月明珠）、任善年、任善成等；张家，是张执堂（张德礼）、张德信、张德义以及徒弟金开芳等。因为月明珠早逝，任家的力量弱了下来，而金开芳接替了月明珠的主演位置后，张家的力量便强起来。在三家力量中，成、张两家较强，矛盾也最大。李小舫曾回忆说：“因为成、张两家有矛盾，所以金开芳对成兆才从不称先生，总叫他‘大长脸’，讥讽成兆才脸长貌丑。成家自然不高兴。这次金开芳收我为徒，违反了戏社除成家、任家、张家外，不收外姓徒弟的不成文的规定，成家的一些艺人便借机发泄不满情绪，但被成兆才压了下去。”从李小舫的回忆中我们可以想见，当时警世戏社头班的内部潜伏着危机，这危机也是导致戏社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1925年，警世戏社在长春燕春茶园演出时矛盾公开化了。起因是由谁主演成兆才编写的新戏《枪毙驼龙》。成兆才主张由张贵学主演，因为他武功较好，能胜任戏中的跑马趟子等表演，但金开芳却争演此戏，他认为自己是主要演员，张贵学是演二路活的演员，排演压轴的新戏应由自己担当主角，不应让演二路活的演员越俎代庖，所以与成兆才争执起来。于是戏社公开分裂，成兆才带其侄成国祯和徒弟张贵学、张乐宾退出头班，去哈尔滨参加警世戏社三班。警世戏社头班便由张德义、张德礼、金开芳挑梁掌班，不久接来葡萄红（张凤楼）和京剧武生小白猴，重新排了些旧剧目，维持演出。
由于成兆才等人离去，戏社的实力大大地削弱了。1926年戏社辗转于奉天、长春、四平、开原、铁岭等地，只能勉强维持演出。所以许多艺人流散出去，另找出路。1928年冬，戏社只剩下金开芳、金开河、金开亮、杨宝茹、宋景福、花云舫六名演员和一名琴师、一名鼓师了。金开芳带着这些人去吉林丹桂戏院搭班演出。由于难以维持生计，便在当地把警世戏社头班解散。从此警世戏社头班不复存在。
第三节 抚兴戏社
抚兴戏社是1915年在抚顺邵家楼聚乐茶园由梆子艺人左兰亭邀集莲花落艺人组成的落子戏社。
王凤山、张金祥、张恒奎、白云峰、张万成、朱敬元等合影
戏社成立前，由于奉天城屡禁落子进城演出，艺人们便向奉天周边的乡镇转移。他们常聚在抚顺邵家楼茶园演出对口或拉场小戏，并把这里作为奉天东郊的活动基地，因而当时奉天城东莲花落艺人的演出非常活跃。据1915年7月30日《盛京时报》载：“胡大饼子班带领玉根头、张老妞、李老疙瘩在东陵上满堂乡演唱蹦蹦戏。”同日报上还载有：“久于禁令之蹦蹦戏经警厅许可，又于小河沿茶社西首之空房内开演。”曾于1917年参加抚兴戏社，后来成为著名评剧演员筱桂花琴师的王凤山谈起1915年前奉天城东被称为二人转或蹦蹦的莲花落艺人活动的情景时说：“那时奉天城东的牡丹花、耿玉全唱得好，动作也好。他们九腔十八调都会唱，大点的戏是《大西厢》，再大点的是《浔阳楼》。《浔阳楼》像现在的大餐厅，一进门有许多对联，菜肴名都写在上面，他们照着唱，词句很好。和他们一起的演员还有位叫刘小胖的，他常在抚顺南拉古峪组织六七个人演唱落子，一唱就是十天半月，每天早晚两场。还有位叫黄桂香的演员，海青歌、梆子、落子都唱。他们那时唱落子多是对口。开唱前先走场子，然后唱上装的在乐队桌上一敲，唱搭调，乐队根据他的唱调调弦，然后竹板响起，乐队跟上，演员你一句我一句地唱起来。当时农民特别愿意看他们演唱，看得连饭都忘了吃了。那时的落子艺人都是男的，唱上装的化装成女的很漂亮，表演也很浪。抚兴戏社成立前，沈阳城以东到抚顺一带有很多落子小戏班，演出十分热闹。”由于奉天城东莲花落艺人的演出活动多起来，所以落子戏在奉天城东的影响也大起来，喜欢看落子的观众也越来越多。抚兴戏社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基础和戏剧氛围中成立的。左兰亭原是梆子戏班的刀马花旦，他不仅组织能力强，而且唱做的功夫都很好。他虽然坐科梆子，但却喜欢上落子，于是在邵家楼把落子艺人组织起来，对落子的剧目、唱腔、表演进行改革，由原来对口或拉场小戏变为落子大戏，并积极准备进入奉天城内演出。最初戏社的主要人员有：
左兰亭，奉天城西人，戏社的管事，花旦。
杨济堂，别名杨相东，戏社的箱东。
玻璃翠，奉天城西人，旦角。
梅兰红，旦角。
小菠菜，王大人屯人，原名夏衡允，旦角。
水上漂，沈阳城西人，旦角。
乐不够，三花脸。
朱云峰，又名宋三宝，小生。
赵玺珍，旦角。
赵玺革，旦角。
马傻子，三花脸。
鄂玉臣，奉天城东人，艺名麝香草，旦角。
金菊花，奉天城西新民屯人，原名金永俊，旦角。
张俊臣，小生、老生。
云遮月，旦角。
云遮日，老生。
康济成，铁岭人，鼓师。
瘦羊，奉天人，琴师（板胡）。
唐永安，奉天人，琴师（板胡，二胡）。
马回子，打锣。
赵景合，奉天人，打铙钹。
王凤山，抚顺人，琴师（学徒）。
当时抚兴戏社最红的角是鄂玉臣、云遮月、梅兰红，他们都是男旦。因为当时女旦还未兴起，所以男旦们很走红。戏社成立初期演唱多是对口和“拆出”小戏，有时也演落子大戏。常演的剧目有《梁赛金擀面》《茨儿山》《王小借粮》《王小打鸟》《龙须面》《打枣》《小姑贤》《朱买臣休妻》《冯奎卖妻》《百草山》。戏社成立两年后便以演大戏为主，常演的剧目有《双吊孝》《借女吊孝》《花为媒》《老妈开嗙》《马寡妇开店》《李桂香打柴》《打狗劝夫》《保龙山》《美凤楼》《因果美报》《高成借嫂》《夜审周子琴》《狠毒计》等。老艺人王凤山回忆说：“我十五岁那年去抚顺邵家楼抚兴戏社学落子、拉评戏，那时演出头前是二人转，后面是整出的戏。我去这个班时，班里有二十多人，叫落子班。落子和关里的莲花落是一样的东西。不过关里被人称为西路活或‘内疆派’，东北被称为东路活或‘外疆派’。关里和东北调都一样，只不过关里人用‘老呔儿’的方言，东北人用奉天的土语。另外词句上也多少有点区别。我们常去奉天小河沿和奉天火车站附近的日华茶园演出。当时奉天城的城里不允许落子班进去演，我们只能在奉天的城墙外演出。我们的落子一演，京戏就不满座，观众非常爱看我们的戏。”
抚兴戏社是在关外莲花落小戏班的基础上成立的，它是奉天民间土生土长的落子班。班中的艺人大都是奉天和奉天周围城乡的“坐地户”。由于戏社成立时，关内的莲花落艺人和落子戏班已越来越多地流入以奉天为中心的东北广大地域，他们用关内的落子影响东北土生土长的落子，东北土生土长的落子也影响着关内的落子。他们在剧目和唱腔上互相交流，取长补短，因而在落子改革上有许多共识和同步的举措。当时的抚兴戏社与来自关内的一些戏班一样，已经是个比较成熟的落子戏社了。关于这一方面王凤山在回忆中做了客观的比较，他说：“我在抚兴戏社学了三年徒，满徒后的第三年，大约是1924年，警世戏社二班来到抚顺。他们一下车，我们便到车站迎接。他们在西大楼演出，我们在聚乐茶园。他们打炮三天，大小戏报到处宣传，大戏报贴在墙上，小戏报挨家送。戏报上有铜版印的剧照。头天由盖月珠（王东海）、盖明珠（张九凤）主演《花为媒》，他们分别扮演张五可和李月娥。这出戏后面带开打的，都是用真家伙，有小镰刀、梢子棍、单刀、花枪、流星。头天演出时我们班都去观看。第二天我们那边由玻璃翠演出《杜十娘》，他们也到我们那边去看戏。看完后，警世戏社二班演小生的何玉夸奖说：‘哎呀，你们演的动作走向，脚底功夫好啊！’他们挺羡慕我们。业余时间常到我们这儿唠扯。二班琴师赵福相说我的板胡拉得挺好，有发展。我们也向他们学习调门儿。我们两个班的唱腔都差不多，我们的腔比关里的花花些。”看来20世纪20年代初，抚兴戏社已由兼演对口莲花落的小戏班衍变成地道的评戏大戏班，而且与警世戏社二班这样一流的戏社不相上下了，在艺术上不仅能沟通，还有某些交流。到了20年代中期，抚兴戏社已是一个相当有规模的评戏大班社了。他们曾在东北各大城市流动演出，因为地方特色浓，所以格外受欢迎。
1926年抚兴戏社曾排演过根据东北发生的真人真事编写的新戏《枪毙驼龙》，主演是梅兰红。这出戏后边带开打的，演得很红，向观众展示了戏社文武戏演员的阵容和实力。这一年，戏社曾去本溪、凤凰城（今凤城市）、安东演出，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
随着落子的发展，出现了女旦角，20世纪20年代中期，几乎各大戏社都吸收女旦角做主演，由女旦角代替男旦角在戏班的主演位置。这是评剧的一次重大改革。然而一些成立较早、男旦实力雄厚的戏班，在吸收女角方面有些保守，所以逐渐落伍。抚兴戏社到了20年代末期仍然以男旦为主，不肯吸收女角充实戏社主演阵容，所以开始走下坡路了。
1931年夏，戏社进入奉天，在火车站附近的老日华茶园演出半年，最后力难支持，便在老日华茶园宣告解体。
琴师玉凤山便装照
第四节 北孙家班（洪顺戏社）
一、创始人孙恩早期艺术活动
北孙家班的创始人孙恩，字洪魁，艺名丁香花，1876年农历十二月十五日生于河北省迁安县宣家洼村。有兄弟姐妹七人，他排行第三，因家境贫困，幼年时便从事捡柴、放牛等劳动。
1890年，十四岁的孙洪魁因喜爱说唱，便离家向本村的莲花落艺人宣泰学艺。初去时，边给师傅做饭边学唱，由于聪明好学，不到一年时间就能随艺人们去各地演出了。当时的演出多属业余性质，艺人们在农忙时干活，在农闲时自愿结合成临时莲花落班，人员一般在十人左右，走村串乡演唱。唱罢以向观众齐粮食或卖针等形式索取报酬，收入可勉强维持生活。
孙洪魁《丁香花》剧照
1896年，孙洪魁已二十岁。这时他在艺术上开始成熟起来，会唱《打鸟》《盘道》《十万金》等二十多个莲花落节目。他常下乡唱莲花落，唱一段，卖一阵妇女用的针，由于他嗓音特别洪亮，表演也十分认真，所以能招徕许多观众，针一卖就光。有时唱完了农民还不让走，留他继续唱两天，管吃住，还把针全包下来。除了得到卖针的收入外，村里还齐些粮食送来，作为报酬。一个村子没唱完，邻近的村子又来请，就这样从入冬一直能演到初春。农民把这种演唱形式也称为“打时夫闲”的莲花落，并送给孙洪魁一个艺名——丁香花。
1901年，孙洪魁二十五岁时与卢龙县的一位鼓师金先生合作组成一个三十多人的永乐莲花落班，衣箱和乐器都是金先生的。从此常演外台戏、庙会戏。演出前由专人去找台口写戏，即批合同，每台五天。戏价多少、贴台多少等事主要由孙洪魁负责。当时施行人头份的分配方法，虽然艺人技艺上高低有差别，但分配上却差别无几。因为都是农民，又是爱好者，所以常在分份子上斤斤计较，于是选出管账先生掌管账目，演完一台戏立即分份子。衣箱算一个人头份。
永乐莲花落班的人员有沈长泰（旦角，迁安人）、吴云生（小生，迁安人）、赵国九（彩旦，迁安人）、陈德苍（老生、老旦，卢龙人）、刘振童（丑角，迁安人）、陈凤苇（丑角，抚宁人）、张生远（司鼓、老生）等；活动地点主要是在迁安、卢龙、抚宁各县；活动时间是农历二月十五日至九月底。九月底解散回家，第二年再下通知召集。这时虽然还是演出二人形式的对口戏，但较下乡卖针的“打时夫闲”戏进了一大步。因为有了舞台，所以唱做都是不断改进。在这以前外台戏、庙会戏多是由河北梆子戏班演出。当永乐班把二人戏搬上舞台后，观众认为新鲜，十分欢迎。各会首争着接他们演外台，这对河北梆子是个很大的影响。
1906年，孙洪魁三十岁时，其父亲将家产分给他们兄弟几人。他分了四亩薄田和二百多元的债务，因生活困难脱离了永乐莲花落班。不久又去天津找成兆才帮助搭班，经介绍参加了广春茶园演出，很受欢迎。孙洪魁与成兆才是老相识，1895年他们都驻过赵家班，并很要好。这一次相见格外亲热，由成兆才帮助在班里借了二百元押班费还了外债。
当时在天津莲花落班演出很受欢迎，每天早晚两场，座无虚席。由于很叫座，又进大剧场演出，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注目，有人认为这一新剧种的小戏班不能登大雅之堂。官府想捞外快，便借机百般限制。大家开会研究对策，决定改进莲花落，由二人戏改为多角戏，规定了生、旦、净、丑行当，分出了角色，开始演人物戏。并由成兆才编写剧本，去掉戏中不健康的内容和词句。由孙洪魁等艺术造诣高的人负责排戏、说戏。经过一段准备工作后，新排练的剧目在天津演出，一下子震动了全市。演出后把莲花落的名称改为“平腔梆子戏”。
1915年，三十九岁的孙洪魁应邢耀武（抚宁人）、张永生（山海关人）之邀，与成兆才分手，去抚宁筹建振兴戏社。
振兴戏社实行共和制，演出收入扣除全班人员两顿伙食及旅差费用后，全部按人头分给个人。
振兴戏社成立仅一个月就收了三十多名演员。接着，孙洪魁按照天津新改革的形式，组织排演成兆才写的新剧本。孙洪魁还在一些戏中担当角色。如他扮演了《李三娘打水》中的李三娘、《冯奎卖妻》中的冯奎妻、《大十万金》中的柳金莲、《杜十娘》中的杜薇、《占花魁》中的花魁、《劝爱宝》中的二婶、《双吊孝》中的桑夫人、《六月雪》中的蔡氏等。这些戏在迁安、卢龙、滦县、乐亭、丰润、唐山、天津等地演出，皆受到群众欢迎。当时上演的剧目有十多出，业务十分兴隆，戏价也较以前提高了几倍。
孙洪魁在组建振兴戏社的过程中历尽了艰辛。他家中贫寒，人口多，劳力少，每年必得亲务农桑，同时又要管理戏班事务，研究剧目和排戏，并在戏中担当主要演员。他没有文化，工作常遇到困难，但却十分热情，从来不知辛劳。由于他热心于戏班事务，待人忠厚，处事公平，所以受到同伴们的爱戴。他还常要求戏班的人要一丝不苟地对待艺术。他曾说：“演戏讲书是劝人的良方，要想把戏演好，首要的是把观众的心吸引到剧中来，戏是假的，但演员演得生龙活虎、深入人物，也就和真的一样了……”
二、北孙家班（洪顺戏社）的建立
1918年，孙洪魁四十二岁时，振兴戏社去抚宁演出，邢耀武因病急需用钱，把戏箱全部兑给孙洪魁，并退出戏社。从此班散人不散，由孙洪魁重新组建成洪顺戏社，于是北孙家班诞生。
1919年2月，洪顺戏社人员在山海关聚齐，准备出关演出。在山海关做了休整，除原有的三十几人外又吸收些青年演员，共五十余人。出关时主要人员如下：
孙洪魁，原名孙恩，艺名丁香花，工青衣，迁安县人。
张凤楼，艺名葡萄红，工青衣、花旦，迁安县人。
李宾，又名李文质，艺名珍珠花，工花旦、彩旦，迁安县人。
邓海，艺名天下红，工花旦、彩旦，迁安县人。
邓奎，艺名水仙花，工闺门旦、花旦，迁安县人。
吴福臣，艺名明日珠，工花旦、青衣，迁安县人。
王德才，艺名晚香玉，工闺门旦、彩旦，迁安县人。
赵国九，艺名活动心，工彩旦，迁安县人。
王纯，工彩旦、老旦，迁安县人。
李天贺，艺名开口红，工青衣、花旦，滦县人。
刘子熙，艺名坐地炮，工小生，迁安县人。
周凤鸣，工小生，唐山人。
解忠义，工小生，卢龙县人。
张印林，工小生，临榆县人。
张声远，工老生，临榆县人。
马奎，工老生，唐山人。
吴云生，艺名马莲根，工小生，迁安县人。
陈德苍，工老生、丑，卢龙县人。
苗国章，工打旦、丑，昌黎县人。
刘振同，艺名电灯泡，工丑，迁安县人。
杨福祥，艺名小电灯，工丑，迁安县人。
张殿奎，工丑，乐亭县人。
陈凤革，艺名大老黑，工丑，抚宁县人。
李春亭，工老生，迁安县人。
李月楼，工丑，乐吉县人。
张有，工花脸，武功教师，唐山人。
沈长泰，工丑，迁安县人。
宣泰，工丑，迁安县人。
张金黄，司鼓、司笛，迁安县人。
杨德山，司四胡，迁安县人。
张永相，打梆子，迁安人。
王维林，艺名王大锣，打大锣。
洪顺戏社出关前在山海关召开了几天会，经研究班社做出以下决定：
一、全体通过共和制和班主孙洪魁的决议。
二、大家推选业务、事务、伙食等各项负责老板。
三、班社业务收入一日一小结，一月一总结，写出清单，公布于众。
四、除以上决定外，出现新的问题必须全体商讨决定，由班主执行。
又定出十大款及请假等制度。
十大款基本内容如下：
一、不准夜不归宿。
二、不准带酒上台。
三、不准赌钱。
四、不准误场、笑场。
五、开戏前半点钟到后台做准备工作，二通鼓演员必须到后台看水牌，化妆。
六、不准差句漏字，丢环掉坠。
七、不准在演出时交头接耳，大声喧哗。
八、不准乱用台词或信口雌黄。
九、不准乱动锣鼓家伙。
十、不准错戴盔头、髯口。
若有触犯以上任何一款者，无论何人，一般罚两封香（每封五股）。若是误场或别的严重错误须开会另议如何罚款和处分。
请假制度内容如下：
一、平时节假日不休息，每年农历十二月初一封箱，放假一个月，准大家回家探望。但必须于农历十二月三十日前返回，不得耽误正月初一开箱演出。
二、有急事须请假，向班主说明请假的准确时间，经批准方可离班，但必须按限定日期归来。
三、若临时有小事须请假，可向业务老板请求，以不误演出为原则。
四、如因病需要休息，可在班内休息治疗。休息治疗期间照常领份子，并由伙房供应病号饭。
洪顺戏社经过一段准备工作后，便决定由孙洪魁带领出关演出。
三、初红在关外
1919年初春，洪顺戏社来到东北，先在锦州南关演出两个月，天天客满，颇受欢迎。
孙洪魁出关后除了演少数青衣外，多演老旦戏，如《六月雪》中的蔡贺氏、《劝爱宝》中的二婶、《双吊孝》中的桑夫人、《借女吊孝》中的王莫氏等。
评剧的《六月雪》与京剧、河北梆子的《六月雪》不同。评剧把张驴父子俩改为母子俩，把蔡贺氏写成一个破落官宦家庭中的忠厚朴实的主妇，对窦娥有深厚的婆媳感情。戏中的窦娥由孙洪魁的徒弟张凤楼（葡萄红）扮演。孙洪魁与张凤楼把角色演得真实可信，尤其是“监狱”和“法场”两场戏，彩声不断，一些女观众被感动得直流泪。
张凤楼便装照
张凤楼主演的《花魁从良》《保龙山》《杜十娘》也很红。他以唱功见长，不用甩大腔也能叫出好来。
洪顺戏社于1919年5月进入奉天，在城里大舞台批了演出合同。
头天晚场八点开戏，打炮演出了《王少安赶船》，由碧月珠饰张翠娥，马连根饰王少安。还由明日珠、天下红、张印林等演出了《花为媒》。
第二天早场演出了《大三节烈》，由珍珠花饰张秋莲，明日珠饰张春莲，水仙花饰赵素琴，周凤鸣饰王定保，马奎饰赵华光。
当日晚场演出《六月雪》，由葡萄红饰窦娥，孙洪魁饰蔡贺氏，苗国章饰张驴，王纯饰张驴母，李春亭饰李凤春。
第三天早场演出《小姑贤》，由明日珠饰春衣，玉香珠饰小姑，苗国章饰母老虎，陈德启饰赛阎王。
当天晚上还演出全部《珍珠衫》。
三天演完五场戏后，轰动全城。看戏的人越来越多，每天开场前半小时除包厢、包桌外，几乎全部客满。合同期满后剧场又挽留演出了两个月。最后早场降到七八成座，晚场却照样场场满员。洪顺戏社出关以来，在锦州、奉天等地演出，一直很红，究其原因有如下几点：
一、东北对洪顺戏社来说是“处女地”，观众对他们的演出有新鲜感。
二、洪顺戏社人员精干，大部分演员年富力强，都有较好的艺术修养，无论是扮相还是嗓音都很“打人儿”。
三、剧目较多，并且都经过一番整理加工，很少有令人讨厌的下流词语。这里主要指小丑和彩旦而言。
四、来东北前专门去天津为主角定置了新戏装，使舞台色彩更加艳丽，吸引着观众。
1920年1月，洪顺戏社去哈尔滨庆丰茶园演出。头天晚场演出《王少安赶船》《花为媒》（演员同前）。第二天白场由葡萄红主演《保龙山》，带扭秧歌的；当天晚场还演出了《桃花庵》。第三天早场《大三节烈》（演员同前），晚场《六月雪》（演员同前）。演出盛况空前，观众中许多来自冀东的老乡，到戏社看望大家，问寒问暖，十分亲切。不久又有一位在海参崴劳动的老乡来看望大家，谈到海参崴如何如何好。那里有许多关里人，很想看到家乡戏。这位老乡回到海参崴又向其他老乡宣传洪顺戏社的戏演唱得如何如何好。不久，一位在海参崴经商的唐山人王先生来到哈尔滨庆丰茶园看望大家。这位王先生在关里看过孙洪魁的戏，对落子颇有兴趣，所以一心动员戏班去海参崴。他对大伙说：“你们（指洪顺戏社）到海参崴去吧，我联系剧场接你们，保证比哈尔滨收入好得多，因为那里花金票，一元金票能顶二元四角哈大洋。”孙洪魁答应考虑考虑。这位王先生从哈尔滨回唐山探亲一个月，返回来后再次请戏社去海参崴，竟使大家心活了，同意待他回海参崴联系好剧场再去演出。不久他真给联系好剧场，并寄来五百元定钱。于是洪顺戏社在哈尔滨合同期满，便去海参崴。去前大家有些担心：万一业务不好怎么办？经开会研究决定带上往返路费，以防万一。
1921年3月去海参崴，在一家有八百多个座席的剧场演出，票价卖四角（甲）、三角（乙）、二角（丙）。虽然剧场不大，但收入却比哈尔滨高出一倍多，业务非常好，第一期两个月的合同满后又要求再续三个月。没想到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了：
在海参崴演出时卖的戏票上面都要贴印花税票。四角钱的票面贴四分钱的印花。戏班按七成提印花税。剧场负责打票、贴印花和售出，由戏班派人监督。演出后发现剧场卖“回龙票”，即卖用过的废票，这样要影响戏班提印花税所得的收入，因而戏班派出监督票的人要查看戏票上印花的新旧。剧场管事的对此大为不满，便利用当地给俄国人当巡捕的一个叫“缉瞎子”的特务出面报复。那天“缉瞎子”为了找碴，假装看戏，不拿票往里闯，剧场收票的向他要票，他把眼一瞪骂道：“混蛋，你不认识我吗？”说罢给收票的一个大嘴巴，收票的马上解释说：“戏班老板监票呢，我不敢不收票。”当时正是孙洪魁监票。其实剧场管事的早已与“缉瞎子”合计好了，要给孙洪魁点颜色看。于是“缉瞎子”当即把孙洪魁暴打一顿，并抓走了三天。经托人、请客才放出来。
由于此事发生，便于当年八月份合同期满后，全班离开海参崴，应邀去双城堡（今哈尔滨市双城区）演出了三个月。双城堡剧场对戏班十分热情，艺人们刚下车就被请到饭店吃下车饭，食宿安排得也很好。演出后场场满员，双方都很满意，临别时戏班还给剧场演了三天临别纪念感谢戏。剧场招待戏班三天客饭，又为戏班买了去哈尔滨的车票。这个地方给戏班留下了深刻印象。
戏班回到哈尔滨同乐舞台，演出十五天后到了封箱的日期，全体放假，回家探亲。
四、加强武戏力量
洪顺戏社初出关时，抱着在东北试试看的想法。经过一段时间后，觉得东北的观众很喜欢落子，并且各地几乎都有条件较好的大剧场，有利于戏班的业务开展，便决定扎根东北，做长久打算。于是孙洪魁决定今后要重点培养二代演员，充实戏班的骨干力量。孙洪魁带戏班在东北各大城市演出以来，深感有增加武戏的必要。可是戏班大部分艺人都是莲花落的底子，表演的基本功底浅，所演的剧目很少有带武打的。虽然后来经改革，有的戏也带有武打，但都是真家伙，把农村练武会、看场院用的真刀真枪、三节棍等用于戏中，这样的武打已经远远满足不了戏剧发展的需要。于是便决定这年回家探亲时从家属中选拔青年进行培养。
1922年春节前，来到戏班的青年有孙俊山（孙洪魁的次子），王正富（王纯的儿子），王兴海（王纯的侄儿），王耀武（王纯的堂孙），孙景芳（孙洪魁的堂侄），张兴有（张永相的儿子），张耀宗、张耀文（张永生的三子、次子）。为了把这些青年培养成能文能武的评戏演员，除由原班的张有做教师专门教武戏外，又请来宁春富教翻打，每天给青年安排三次练功时间。
张有教给青年四出开坯子武戏：《三盗九龙杯》《白水滩》《英雄义》《花蝴蝶》。青年们边学边演。1923年到吉林丹桂茶园时全都上演了。不久，又在奉天请来李洪来和孙岐山两位专职武戏教师负责教武戏。1924年4月，北孙家班已能上演十几出武戏了。几乎每日早、晚场的开场戏都是武戏。这别开生面的演出使班社名声大振。从前莲花落没有武戏，艺人也不需学武功，后来改成戏，才在一些文戏中加上开打的武戏，如《占花魁》《花为媒》《美凤楼》都加上开打。但开打主要用农村练武会中的真刀真枪打。常用的家伙有三节棍、单刀枪、单刀拐子枪、春秋四竿、九枪、夺刀、夺匕首等。此时北孙家班的武戏基本上不再用真刀真枪对打了，而是归于戏曲的路子。个别戏也保留着真刀真枪开打，但为数不多。
自从以武戏作为开场戏后，开戏的气氛便紧张起来。因为当时开戏后四十分钟才卖票，剧场秩序易混乱，文戏常压不住台，而武戏则有气氛，很容易压住台。因而增加武戏十分有利于演出。
北孙家班要求文、武戏演员都参加基本功训练，以能文能武为方向。许多中年演员都觉得武功不可缺少，所以也和青少年演员一起练腰腿功，这是以前的戏班所没有的现象，此后人人参加练功，逐渐形成了制度。这对提高评戏表演艺术水平起到了促进作用。
北孙家班的武功教师教戏很严格，对学生常用打的方式进行督促。练功时几乎每一个动作都得打人，演出时错个动作非打不可，并且一个错了打全堂。直打得学生身上旧伤之上添新伤。家长们见了，要求教师少打些，但李洪来说：“不行，叫我教，我就得打，不叫我打我不教。”为此李洪来真的请假走了。
李洪来在北孙家班教给青年们二十几出戏，同时孙岐山教了多种跟头，为青年演武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例如小红升在演出《界牌关》一戏时能一气拧成四十七八个旋子，别人拧旋子是把发绺叼在嘴里，而小红升却是头上甩着发绺。他这排旋子能博得观众的几次掌声。此戏中父子见面一场，他在三尺长、二尺宽的桌子上接连翻了二十几个小翻。在演《四杰村》的于谦时，他用三个虎跳、三个前扑过城。足见其武功基础之深厚。其他青年的武功也都有一定基础，皆学会了小翻、小翻出场、蹑子折腰、前扑、蹲提、旋子、角逐等动作。
北孙家班的武戏在当时的评戏班中是较为突出的，而且有着相当高的水平。常演的剧目有《怀都关》《界牌关》《雁翎关》《独木关》《木虎关》《战潼关》《收姜维》《收徐达》《收关胜》《四杰村》《恶虎村》《大铁公鸡》《英雄义》《白水滩》《金雁桥》《战长沙》《战义州》《莲花湖》《花蝴蝶》《斩颜良》《芦花荡》《九江口》《拿高登》《三盗九龙杯》《连环套》《大溪黄庄》《三岔口》《盘丝洞》《泗州城》《百草山》《摇钱树》等。一个落子班能演这么多武戏，在当时是相当可观的。但后来李洪来老师走了，武戏的剧目便没有太大的发展了。
孙洪魁不主张打戏，他认为这是摧残学生身心健康的恶习，所以辞退了李洪来。为了把青年培养起来，他亲自抓青年学戏和练功。每天早晨4点钟起床，带着青年到野外或公园喊嗓、练声。回来后看着青年练功。他督促大家勤学苦练，常说：“从小不用心，老来必受贫，不受苦中苦，难得甜中甜。可惜我年轻时没人教我武功，如果我会武功现在就能教你们了。我不会，没办法啊！只有靠你们自己去苦练了。常言说得好：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现在需要大家抓紧了。”他还经常对青年讲起自己学艺的艰难，说：“我学戏时太难了，边做饭边学，人家演戏我偷着学。你们多好，咱们班为你们请来教师教戏，你们学戏不花钱，还管吃管住啊！”
北孙家班在孙洪魁的亲自督促下，一批能文能武的新生力量逐渐成长起来了。在年轻演员的影响下，许多唱文戏的演员也学起武功，渐渐地，练习武功成为班中的风气。班中的小红升、张耀文、王正富、王兴海、王耀武等，每个人除了能演文戏外，还能演好几出武戏。
尤其是小红升能够上演靠架短打戏三十多出，并兼演文武小生，其中最拿手的武戏是短打，如《四杰村》《界牌关》《恶虎村》《大铁公鸡》等。他经常每天演出两场武戏，戏中能翻四面跟头，还能拧四五十个旋子。他不但武戏好，文戏小生也好，后来在评戏界很有声望。
王正富的花脸演得好，他除演《收关胜》中的关胜、《艳阳楼》中的高登这类人物，还兼演二武花和评戏中的武花脸。
王兴海的刀马旦演得好，他演《百草山》《摇钱树》《泗州城》，打出手是一绝。此外还能演彩旦，后又改小生。
张耀文扮演武开花跳，还能演架子花脸、文丑。
张兴有能演二武花，后改小生。
王耀武能演文武老生。
五、扩大女主演阵容
1923年后，孙洪魁听说天津出现了一批女演员，参加评戏班社，演出影响很大，于是便考虑吸收女角的问题。他找大家商量两件事情：一是以后洪顺戏社的男青年不再学女活；第二要接女角参加戏班。当时有些演花旦、青衣的男演员有些想法，认为接来女角，虽然在业务上收益会更好些，但会因为女角自然条件比男角好而顶替了他们，使他们干不上活，打了“饭碗”。孙洪魁对大家说：“关于演活的问题大家不用多想，洪顺戏社是大家组成的。大家想，用什么办法能把班社办得更好？只有干活的人越多，才能越好。人多了大家能干什么干什么，接来女主演后，以前演主要活的男演员的份子不变。我想今后这么办：对班社贡献大的、工作累的给补助部分菜金，至于补多少，大家考虑。不过咱们是共和制班社，差得太多了不好。”经孙洪魁做工作，几天后大家都同意接女主演，并同意孙洪魁的办法，女主演也按份分钱，然后另外补贴菜金，每日二至五元。
洪顺戏社接的第一位女主演是金凤凌。
1923年初春，由黑龙江回吉林探家的女演员金凤凌和爱人张寿山与洪顺戏社的武功教员宁春富认识，这次回来特意来看望他，并顺便观看了洪顺戏社的演出。经宁老师介绍，金凤凌夫妇与孙洪魁见面，并了解戏社的情况。他们夫妇看到了戏社阵容很好，业务收入也很可观，愿意参加戏社作为基本演员，于是演了三天戏。第一天演《花为媒》，金凤凌饰张五可；第二天早场演《大三节烈》，饰张春莲，晚场演《杜十娘》，饰杜十娘；第三天演《夜审周子琴》，饰周子琴，晚场演《打狗劝夫》，饰大旦。她嗓子很好，戏演得很红，就是戏会得太少。根据她的演出，工资定为一个整份，外加三元菜金，并从押班费中提前预支三百元给她。张寿山是个武行，工资定为七厘份（十厘为一整份）。这样戏社便与金凤凌夫妇订了一年合同。规定中途不准离班，如在一年内离班，必须和戏社协商，但公积金不准提取。
从此洪顺戏社有了女主演。
1923年7月，洪顺戏社二次来奉天在商埠大舞台演出。这时演员的阵容有了很大变化，出关时的碧月珠、水仙花、明日珠、晚香玉、刘子熙、张声远、马奎、陈月楼、李月楼、杨福祥等都不在戏社了。这次戏社增加了许多女演员，其中有戏社培养的花丽春、花玉春、张金霞、张银霞等，她们都能演单出或担当里子活。
戏社在商埠大舞台打炮三天。头天晚场由金凤凌演出《杜十娘》；第二天早场由她演出《打狗劝夫》，晚场仍由她演出《珍珠衫》；第三天早场由葡萄红演出《占花魁》，晚场由金凤凌和孙洪魁主演《六月雪》——这出戏是孙洪魁亲授给金凤凌的。
洪顺戏社在奉天演出期间，王文舫和莲五朵夫妇从唐山前来投奔。莲五朵是演花旦、彩旦的女演员，王文舫是演小生、老生的男演员。王文舫是滦县人，从前和洪顺戏社的人认识，因听说洪顺戏社在东北很兴盛，便与莲五朵同来入班。按照老规矩，新角须打炮三天，然后由众人评论优劣。莲五朵头天演出《黄爱玉上坟》，饰黄爱玉，由王文舫饰戏中的刘墉。第二天早场演《败子回头》，莲五朵饰花灵，王文舫饰王俊峰；晚场演《刘伶醉酒》，王文舫饰刘伶，莲五朵饰刘妻。第三天早场演《开店》，莲五朵饰马寡妇，王文舫饰狄仁杰；晚场演《保龙山》，莲五朵饰沈冰洁，王文舫饰曹克让。大家对两位演员评论都不错，对王文舫的评论尤好，于是工资皆定为整份，另加三元菜金。当时菜金和份子不同，份子有时几天不分，但菜金只要演戏就发给。
这年10月间汤督办为孙子办满月，找洪顺戏社去汤公馆唱堂会。先演贺喜戏《送子娘娘献贺词》《加官进禄》《状元及第》，然后演点戏《花为媒》，由金凤凌、莲五朵、小红升等人主演。汤府人看了都很高兴，赏戏价三百元。
1925年振兴戏社（洪顺戏社前身）艺人合影
1924年1月洪顺戏社去哈尔滨在庆丰茶园演出时，吸收了十九岁的女主演金桂芝，她不仅嗓好，扮相也漂亮，经大家评定，工资为整份，另加三元菜金。以后又吸收了孙金灵、孙金顺、孙芸竹（六岁红）几位青少年女角。孙金灵是孙洪魁养女。此外还吸收了一些青年演员，有孙洪魁的三子孙连山（艺名小红孩），孙洪魁的堂侄孙大礼，孙洪魁的堂孙孙兴昌，张永生的五子张耀才，金桂芝的妹妹金桂珍，张新甫的两个女儿张金霞、张银霞，王福成的两个堂侄王喜来和王喜春。
由于吸收了新生力量，特别是增加了金凤凌、金桂芝两位女主演后，戏班的实力更加壮大起来。这使洪顺戏社的影响越来越大，成为东北较大的落子班社之一，人们也称之为“孙家班”。当时还有一个以沈阳、大连为基地，经常在沈阳以南地域活动的孙家班，即岐山戏社，亦被人们称为“孙家班”。为了区别二者，人们习惯上称洪顺戏社为“北孙家班”，简称“北孙”；称岐山戏社为“南孙家班”，简称“南孙”。
1926年，著名演员金灵芝来奉天参加了北孙家班，成为戏社的头号女主演，她为了提高自己的表演技艺也参加练功。本来她的耍旦表演基础很不错，但她却非常虚心好学，天天请教师教武功。她学得很快，在封箱后的二十天假日里学了十几个串翻身、一套小快枪、三十二刀、半拉架子枪，这更加丰富了她的表演。
“北孙”由于加强了女演员阵容，特别是建立了以女主演为中心的演出阵容后，演出业务非常红火，收入也明显增加，因而成为当时最强盛的戏社之一。
六、成兆才入班
1926年12月28日，留守在哈尔滨庆丰茶园的“北孙”人员接到了回关里探亲的孙洪魁的来信，信中说：“我在回家期间，给班社请来一位落子戏的创建者、最有名望的编剧成兆才老先生，他将参加戏社工作。”留守人员闻信后雀跃欢腾。就在这年年末，成兆才来到哈尔滨，全体在班人员都到车站迎接。班里的大部分老演员和成老都熟悉，大家各叙别情，好不亲热。
成兆才来到戏班看了演员阵容后很高兴，孙洪魁把青年演员一一向成老做了介绍，青年们都给成爷爷行了礼（因为从前孙洪魁曾认头班的二老板为干老，所以排辈时比成兆才小一辈，故戏班的青年多称他为爷爷）。当天下午北孙家班大摆筵席，为成老接风洗尘，同时也是欢度年关，大家心情特别振奋。三十晚上互相拜年，痛痛快快地玩了半宵。第二天早6点起床，8点开早场戏。
初一到初五和十五、十六每天三场戏，中场下午1点开，晚场下午6点开，夜里12点止。平时一天早、晚演两场。
初一早场演《加官进禄》《八仙祝寿》《全家福》，主演是葡萄红、金凤凌、莲五朵、王文舫、小红升。接着演《茶瓶计》，主演是金灵芝、花丽春。最后演《逛会》，主演是成兆才，饰管会的小官，男女演员全上场扭大秧歌，其中扭得最好的两对是金灵芝与小红升、成兆才与六岁红。成兆才身高一米八，六岁红一米刚出头。成老是蹲着扭的。五十多岁的老先生蹲着扭了二十多分钟，还真有点功夫哩。秧歌扭得很火爆，观众掌声不断。尾声后，观众又要求全体演员谢幕。中场演《三盗九龙玉杯》《大三节烈》，主演是金灵芝、金凤灵、金桂茹、莲五朵、王文舫、小红升。
六岁红剧照
初二早场演《英雄义》《劝爱宝》《蜜蜂记》，主演是金灵芝、张贵学、玉香珠、孙洪魁、花丽春、小红升。中场演《四杰村》《珍珠衫》，主演是金灵芝、张贵学、张乐宾、金桂芝、莲五朵、小红升、王文舫、张印林。晚场演《和睦家庭》《美凤楼》，主演是金灵芝、金凤凌、葡萄红、周凤鸣、孙景芳、王文舫、小红升。
初三早场演《战长沙》《夜审周子琴》《张彦赶船》，主演是金灵芝、金桂芝、莲五朵、珍珠花、孙景芳、周凤鸣、小红升、张耀文。中场演《金雁桥》《杜十娘》《双婚配》，主演是金灵芝、金桂芝、莲五朵、花丽春、王文舫、周凤鸣、成兆才。晚场演《收关胜》《水牢记》《高成借嫂》，主演是金灵芝、金凤凌、花丽春、周凤鸣、小红升、王正富。
初四早场演《收姜维》《马寡妇开店》《大过年》，主演是金灵芝、金凤凌、孙洪魁、周凤鸣、王文舫、小红升。中场演《白水滩》《王二姐思夫》《败子回头》，主演是金灵芝、葡萄红、莲五朵、玉香珠、王文舫、小红升。晚场演《莲花湖》《借女吊孝》《大观灯》，主演是金灵芝、孙洪魁、张印林、小红升、成兆才（饰大观灯中的瞎子）、刘振同（饰和尚）。收场全体演员上台扭秧歌。
初五早场演《拿高登》《安安送米》《入洞房》，主演是金灵芝、金桂芝、六岁红、王文舫、周凤鸣、王正富。中场演《大溪黄庄》《桃花庵》，主演是金灵芝、金凤凌、金桂芝、莲五朵、孙洪魁、王文舫、小红升。晚场演《铁公鸡》《刘伶醉酒》《老妈开嗙》，主演是金灵芝、莲五朵、王文舫、刘振同、孙景芳、小红升。
这些戏有文有武，有歌有舞，变化多样，各有风采，充分显示了北孙家班雄厚的实力。成兆才看了非常高兴，答应给金灵芝等主要演员排新戏。首先给金灵芝排了《杨三姐告状》，然后给金凤凌排了《绿珠坠楼》。这一下子业务更加好起来，把在同乐舞台演出的戏班的业务拉下来了。
六岁红（孙芸竹）便装照
1927年同乐舞台接来了李金顺，这对于洪顺戏社非常不利。李金顺当时很有名气，虽然唱大口落子，但唱法很特殊，声韵柔和，比关内唱腔板式快些，比东北板式慢些。唱腔优美，带有自然腭，即行腔中有颤音，这种颤音是自然条件形成的，很难模仿。报界竟评论她为“评戏皇后”。由于她非常叫座，哈尔滨其他几家剧场的上座率皆受到影响。
孙洪魁请出成兆才研究对策，成兆才决定以排新戏取胜。于是他马上动笔写《盗金砖》，仅五天便脱稿，然后立即投入排练。排练期间剧场挂出了“修理内部暂停演”的牌子，第四天贴出了《盗金砖》的宣传预告，戏中由金灵芝饰鲁秀英，金凤凌饰张怀玉，孙洪魁饰刘金氏，王文舫饰张会文，珍珠花饰鲁夫人，张印林饰马建公，小红升饰马俊山，周凤鸣饰刘金生。此戏文武带打，可演四小时。到公演那天，还没开幕，剧场就满员了，连续演出了十八场，上座率无衰时。在同乐舞台演出的李金顺见此情景，也不得不避其锋芒而挂起了“停演”的牌子。在停演期间他们还偷偷地看了戏，直至《盗金砖》演出第十六天头上李金顺那边才开始演出。
就在《盗金砖》上演期间，成兆才又开始写四本《桃花扇》，以接排新戏。“北孙”演了《盗金砖》，业务极好，孙洪魁为了给成兆才庆功，大摆筵席，全班改善生活，还给成老定做个三钱重的金戒指，上面镌刻着“盗金砖”三个字作为纪念。席间成老对孙洪魁谈了自己的创作计划，他说：“我把《桃花扇》写出来了，共四本，演上一个来月没问题，这一个来月你负责排戏演戏吧，我去长春走访驼龙的干娘关妈妈，回来好写新戏。”孙洪魁听了很高兴。
这年7月下旬到8月初成兆才为重编《驼龙》《驼虎》去长春一带访问了半个月，边访边写，回来后十天的工夫编出《枪毙驼龙》上、下集。这出戏采访、编写加排练共用四十天，9月末上演。由成老亲自说戏。根据人物的需要派张贵学演驼龙，张印林演大龙，小红升演二龙，孙洪魁演关妈妈。
演出后业务一直很好，上座率一直不低于李金顺所在的同乐舞台。虽然与李金顺的戏班对台，但却很友好，常往来走动，相互学习。
这一年还参加了为安葬病故的新舞台京剧著名女武生王少鲁而举办的募捐义演。当时由大舞台的京剧班、中舞台的京剧班、新舞台的京剧班、庆丰茶园的落子班（北孙）、同乐舞台的落子班（李金顺班）、华乐舞台的梆子班六班联合义演。地点设在新舞台，名角衮衮，登台献艺，节目十分精彩。洪顺戏社由金灵芝演出了一折《老妈开嗙》，同乐舞台由李金顺演出了一折《王少安赶船》，票价卖到一元二角（甲）、一元（乙）、八角（丙），客满后又另外卖出一百多张站票。这次义演轰动了哈尔滨市各界，报纸曾给予很高的评价。
洪顺戏社这次来哈尔滨能红起来有很多原因，但孙洪魁认为主要有两点：一是接了女主演，以金灵芝为首的演员阵容整齐；更主要的是成兆才为戏班编出了新剧目。如果没有金灵芝等几位得力的女主演和成兆才的新剧目，班社的处境将是不堪设想的。1928年，成兆才正在给金灵芝写《乔太守乱点鸳鸯谱》时，金灵芝离开了戏班。成老惋惜不已。为了弥补这一损失，成老写的戏又另由别人及时排演了。接着戏社又排了成老写的《双烈女》。
1928年7月，成老随北孙家班来沈阳，在城里大舞台演出，他到司法部门采访一桩作为沈阳时事新闻的少妻谋害老夫的人命案子，并在案件发生地点小河沿黄土坎一带做了考察和访问，然后很快写出了轰动一时的时装戏《黑猫告状》。戏中由金凤凌饰少妇殷素花，成兆才饰老夫段岐山。上演后观众蜂拥而来，连演二十场，场场座满。
在沈阳演出半年后，北孙家班又回到吉林，在东关天乐茶园演出，业务还好，令人担心的是成兆才来后不久病势转重，请医治疗亦不见轻。成兆才提出要回原籍养病。孙洪魁再三挽留，要他在班里调养，一切费用全由戏班负责，但成老执意要回故乡。孙洪魁找艺人们商量，如何送成兆才老先生，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成老对戏班贡献很大，来北孙家班后不到两年时间，连续编排了十几个剧目，都是成功的。大家认为成老病重了，一是因为后老伴不如意，使他精神受到压抑所致，二是工作劳累所致。因而大家心中有些过意不去。孙洪魁提议为成兆才演三天义务戏。
戏班演出三天，将净剩的五百一十元捐赠给成老。此外孙洪魁个人把成兆才途中的全部费用都担负下来，还另外赠一百元大洋作为营养费用，然后派孙景芳护送成老。全体艺人将成老送上火车，洒泪而别，不想竟成了永诀。
成兆才是评剧的创始人之一，是热心于评剧的剧作家，又是特殊的评剧丑角表演艺术家，他是评剧史上的功臣。来北孙家班两年中就练排了《绿珠坠楼》《盗金砖》《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移花接木》《杨三姐告状》《枪毙驼龙》《枪毙驼虎》《双烈女》《五女哭坟》《黑猫告状》等十几个剧目。临离戏班时还留给跟他学写剧本的孙景芳两本写完的草稿，一是《洞房认父》，一是《赵五娘》。
成老离开北孙家班，对戏班是个沉重打击，从此戏班开始走下坡路，人员也逐渐离散了。
七、艰难的吉林之行
1930年2月北孙家班去吉林演出。戏社艺人对于吉林并不陌生，早在1923年秋便在这儿演出过。那年农历十一月还曾为吉林市卫队冯团长母亲办寿唱堂会。冯家点了《八仙上寿》一折（由葡萄红主演）、《和睦家庭》一折、《花为媒》两折（由金凤凌、天下红、珍珠花、张即林主演）。演完后赏戏价二百元，赏演员五十元。
那次在吉林为驻军演义务戏时还曾发生一次骚乱。
当时在吉林驻守着张作相的两个卫队团，其中三十四团团长是张作相的外甥，七十三团团长是张作相的妻侄。这两个团的士兵，每星期放假成群结伙出来，吃饭不付钱，看戏不买票，胡作非为，横行霸道，连警察他们都打。为安抚他们，当地规定每星期日早场专场招待这些军人。后因两个团的人见面就打架，又改为星期六早场为三十四团演，星期日早场为七十三团演。但这样也经常闹事。一次三十四团的人看演戏，看得不耐烦了，起哄砸园子，缉察大令上前制止，他们反倒砸得更欢，大令开枪示警，引来了正在巡街的缉察处长，他带着随从包围了剧场，当场抓走七十多人。逃回去的兵报知了该团的一名营长。营长率二百名全副武装的士兵架起机枪，包围了缉察处。缉察处也在制高点上架起了机枪，与其对垒。后经帅府来电，命缉察处将人放回，才不了了之。这一事件真使演员触目惊心，金凤凌吓得发高烧，病了五天不能演出。
1924年4月北孙家班在吉林合同满后，全班去长春燕乐茶园演出。业务很好，金凤凌的《花为媒》，葡萄红的《占花魁》《保龙山》，碧月珠的《杜十娘》《冯奎卖妻》等都十分叫座。可不承想因一句戏词惹出一场祸。这里压园子的宪兵队，不准在舞台上说“馅饼”（谐音“宪兵”）。有一天演出《狠毒计》，剧中婆婆虐待媳妇时有句台词是：“叫你做包子，你偏给我做馅饼。”演出前前台管事的提醒演员要注意，可是演婆婆的苗国章在演出中越注意越紧张，说出了原戏词。结果戏打住后，宪兵们到后台把孙洪魁和苗国章一起抓走，训斥孙洪魁对戏社管教不严，罚打十个大嘴巴。苗国章则挨了四十军棍，打得他半个月不能演戏。那次北孙家班在长春演了五个月。这次北孙家班来吉林在天乐茶园演出，业务尚可，不料却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1930年3月20日，吉林市永吉电影院首场放映《火烧美人》，因电路短路引起火灾，而电影院出入口既窄又小，并且门都是向内开的，观众越挤，门关得越严实。所以造成严重伤亡，烧死了七十多人，其中有帅府和军政要员家的太太、小姐们。事后警察局下严令：一切娱乐场所皆停止营业，修设太平门，经检查合格方准演出。北孙家班因与天乐茶园所订合同尚未满期，不演出也不能离去，只好坐等修好太平门。
先等了二十天，把门修上了，警察局一检查，竟不合格，只好再等。又修好了，又检查仍不合格，又等……直等了五个月。其间自因演《火烧美人》电影而发生火灾，真烧死了“美人”太太、小姐们后，社会上产生了种种带有迷信色彩的传闻：有的说一辆出租马车夜间拉座，客人突然不见了；有的说人力三轮车夜间拉座赚的钱，第二天一看都是纸钱。一时间造成恐怖气氛，一些青年妇女和儿童，天一黑就不敢上街了。
在这种恐怖气氛中，好容易盼来的头一场演出晚场，剧目是《王少安赶船》《花为媒》，却只有三位老头来看戏，不得不回戏停演。在吉林坐等的这五个月里，戏班无分文收入，班里留作应急的一千元备用金，九十多人不到两个月就全吃光了，第三个月开始靠借债维持，每天只能吃两顿高粱米饭、白菜汤。生活很困难，孙洪魁当卖了个人许多东西，还借债一千多元，艺人们也当卖了不少东西。正在困窘无路时，一位在珲春开豆腐坊的河北老乡李山领着延边一家剧场的人来接他们，并先交给一千元定金。于是孙洪魁决计去延边。但有些人嫌远不愿去，便离班另寻方便。当时离班的有：张贵学、张乐宾、天下红一家子、王文舫、莲五朵、张桂秋、张印林、张永生一家子，以及珍珠花等十多人。北孙家班从此力量大大削弱。
花玉春便装照
1930年农历九月，孙洪魁带着把家属留在吉林的五十多名艺人，轻装去珲春。路经敦化，转乘花轱辘大车，颠簸了五天才到延吉市。延吉商务会、警察局出面留演了三天。商务会请演员们到饭店吃了顿饱饭，然后演出。头天是花丽春演《王少安赶船》、金凤凌和花玉春合演《花为媒》。第二天早场是小红升演《大溪黄庄》、葡萄红演《占花魁》；晚场是金凤凌、花丽春、花玉春演《大三节烈》。第三天早场是小洪升演《怀都关》、花玉春演《井台会》、葡萄红演《保龙山》；晚场是小红升演《英雄义》，金凤凌、花丽春演《珍珠衫》。三天戏演得很好，受到各界好评，商务会送来一面贺幛，还约定珲春演完回延吉再演，并与剧场提前批了合同，商定好到时由剧场去接。上路后商务会和剧场还送了一程。
农历九月底到了珲春，休息了两天才上演。头天晚场是金凤凌、花丽春、花玉春、玉香珠、小红升、金开亮演《王少安赶船》《花为媒》。第二天早场是小红升、蔡秀云、花丽春、孙洪魁演《白水滩》《井台会》《劝爱宝》；晚场是小红升、葡萄红、金凤凌、花丽春、花玉春、小红升、金开亮演《花蝴蝶》《全家福》。第三天早场是金凤凌、花丽春、花玉春、小红升、金开亮、王正富演《大三节烈》（带抄府的）；晚场是花玉春、金凤凌、花丽春、孙洪魁、葡萄红、小红升、玉香珠、孙景芳演《张彦赶船》《盗金砖》。
三天炮戏，震动珲春。当地居民中有不少山东、河北移民，对戏社非常欢迎。在这里，连续两个月每天早晚两场，春节前只在腊月二十四到大年三十歇了七天，正月初一至初五每日三场，初六至十六每日两场，十七后每日一场，直到正月末去延吉。
1931年3月到延吉燕乐茶园演出，头天晚场演《高成借嫂》《杜十娘》。第二天早场演《收姜维》《小过年》《打狗劝夫》，晚场演全部《杨三姐告状》。第三天早场演《芦花荡》《黄爱玉上坟》，晚场演《盗金砖》。三天打炮又红了，每天两场戏上座都较好。一个月后，上座率下降，于是排演了孙景芳新编写的《金屏银屏》和《烈妇还阳》，演出效果很好，维持了两个月。到夏秋间放木排季节，东山里伐木工人下山聚集龙井村时又去龙井村演了两个月。然后又返回珲春，但此次业务远不如前次。演了一个月后，剧场请商务会和警察局出面协助维持营业，请他们合卖红票（类似现在的组织包场票，按原票价八折卖给各商号，每家一百或二百张，先付款，十天内有效，过期作废），又维持了两个月。当年9月又去延吉，演出十天后上座率开始下降。接着，九一八事变发生，人心慌乱，看戏的很少了，只好回吉林。由于当地“抗日救国军”兴起，沿途哨卡盘查很紧，加上山路崎岖，直到12月才回到吉林与家属团聚。在吉林，葡萄红一家子、金凤凌一家子、王正富、王兴海、张兴有、张耀文、张永相等陆续离班。戏班离吉林去长春，剧场不接，只好去公主岭。正值年关，演出一个多月，然后去铁岭、沈阳等地演出，从此再没回吉林。
八、落脚沈阳
1932年4月末洪顺戏社来到了沈阳，此时只剩下孙洪魁、孙景芳、小红升、小红孩、花丽春、六岁红、孙兴昌、蔡云亭、蔡秀云、陈德昌、卜尚吉、李文质、李天贺、孙大礼和一名管服装的工人。他们在北市场文慎里租了五间房住下。经刘子熙介绍到北市场共益舞台参加演出。共益舞台有班底，他们去了赚日工资四十五元，那里原有的主要演员是刘鸿霞、菊桂笙、唐鹤年、刘子熙等。演了两个月后，因天热，剧场业务不好。又去西北市场演外台戏，每天赚日工资八十元。因人不全，又外找崔永顺、王兰江、单宝峰、赵福祥、吴吉顺、徐宝成等人参加演出。这些人的日工资皆在八十元的总收入之内。在此一共演了两个月。
六岁红（孙芸竹）便装照
蔡云亭剧照
当年8月末洪顺戏社仅有十六人，连同外找的几位艺人又同大观茶园批了一年合同，在此剧场演出期间由孙洪魁承担后台的演出业务，即当后台老板；由剧场的王兆森承担前台的业务，即当前台老板。演出收入按前后台三七比例分配，合同期满再另议。9月正式演出。当时演员阵容不齐。女主演只有花丽春、花玉春、六岁红。老旦、彩旦由蔡秀云一人兼。男演员有孙洪魁、李文质、卜尚吉、小红升、孙景芳、小红孩、李天贺、蔡云亭、单宝峰、崔永顺、王兰江、陈德昌、孙兴昌、孙大礼、文兰亭、赵福祥、赵永祥、刘结友、大盛义、吴宝纯、王兴海，还临时找来四名“龙套”。乐队有司鼓关极顺（人称“小鼓键六寸长”），大弦徐宝成等文武场十一人，服装、化妆五人。舞台工作人员（包括电工）五人，他们皆是原剧场的人，因为剧场有几道软衬景，须由他们管理和操纵，因而要由后台给他们开支。此外，还有炊事员二人、会计一人。共计五十三人。其中除原班的十六人及崔永顺、单宝峰、吴宝纯外共二十人是共和制，余者皆是日工资。这是北孙家班有史以来头一次施行共和与日工资同时并存的两种分配制度。孙洪魁曾动员领取日工资的人员改为共和制，但他们不同意改。原因是当时各剧场几乎都成立了班底，外接流动主演演戏，质量较以前越来越差，业务普遍不好，在这种情况下的共和班常常是除了管饭外，分文不赚，倒不如赚日工资好些，因为赚日工资除由戏班供吃大锅饭外，还可保证拿到现钱，如当时演龙套可赚三角，鼓、弦及主要男演员可赚一元五角。当时戏班每天给演员付出的伙食费用及工资需八十元。好在大观茶园上座率比其他剧场好得多，还可支付。但令人担心的是花丽春和花玉春并不是名演员，打炮是否会红？若黑了怎么办？结果头天打炮演文武带打的《盗金砖》，一下子红了。第二天早场演《杨三姐告状》，晚场仍是《盗金砖》。第三天早场演《六月雪》，晚场还是《盗金砖》。戏都很叫座，后台每天收入二百多元，班内施行共和制的一天能分四至十元的份子，大家都心满意足了。但孙洪魁却未满足现状，认为此时须补充实力、扩大阵容、巩固阵地，便和几位主要演员商量接人问题。商定后由崔永顺负责去物色年轻而有发展前途的演员。
胡燕秋便装照
一个月以后，崔永顺由营口接来女主角金紫茹，她嗓音脆亮适合演唱功戏，但会的戏很少。她第一天打炮戏演《杜十娘》。第二天早场演《花为媒》，晚场演《大三节烈》。第三天早场演《夜审周子琴》，晚场演《桃花庵》。三天戏唱红了，日工资定为六元。孙洪魁见她年轻好学，便教她《杨三姐告状》《六月雪》《盗金砖》《李桂香打柴》几出戏。她很快成为戏班的一个新台柱。
1932年12月，原北孙家班的老艺人周凤鸣带着女徒弟粉莲花从黑龙江来投。粉莲花头天晚场打炮演《纺棉花》带什样杂耍。第二天早场演《双婚配》，花丽春打里子；晚场演《洞房认父》。第三天早场演《大三节烈》，晚场演《渔家女》。三天演完后，前后台都很满意，给她定日工资五元。周凤鸣参加了共和制。粉莲花多才多艺，她演《纺棉花》自拉自唱，杂耍中有梆子、二黄、大鼓、歌曲，而且大嗓、小嗓、黑头全能唱。根据她的特点，给她排了《太太私访》《枪毙苏文达》，很受观众欢迎。粉莲花在戏班的两年中得到了老前辈的指教，艺术上提高很快，后来成为著名演员。
不久又由江北来了胡小楼、胡燕秋兄妹，哥哥工小生，妹妹工花旦。二人头天打炮演《贞女血》，大家认为还不错。三天打炮完了，胡燕秋日工资定为四元五角，胡小楼定为一元五角。大家认为胡燕秋与粉莲花各有所长，胡燕秋擅长演朴素大方的闺门旦，粉莲花擅长演喜剧中的花旦、耍旦，但总体看，她不如粉莲花。
这新来的三位女角都很年轻，金紫茹和粉莲花都是十七岁，胡燕秋是十八岁。她们与花丽春、花玉春并称为北孙家班的五大女主演。她们有时单独演，有时联袂演。每日早场七八成座，晚场总是客满，业务较好。演到腊月初九封箱放假，三十回戏过年。正月初一早7时开戏。由于业务好，所以班社开会研究给日工资的人员增加工资；赚三角的调到五角，五角的调到八角，八角的调到一元二角，一元二角的调到一元五角，一元五角的调到二元一角，金紫茹由六元调到十元，粉莲花由五元调到九元，胡燕秋由四元五角调到八元，胡小楼由一元五角调到二元五角。
洪顺戏社（北孙家班）在大观茶园这几个月参加共和的人收入比赚日工资的要多些。这年正月初一票价从二、三、四角涨到三、四、五角。正月里的收入除去开销，共和制的演员分了三十个整份。小红升、李文质、卜尚吉都分到四百五十六元，花丽春分到七百元，这时充分体现共和制的优越性。
在大观一气演到1933年4月，然后研究排新戏。由孙景芳、小红升负责排四本《惊天动地》，由孙景芳、周凤鸣负责给粉莲花排《苏筱筱》，由孙景芳给金紫茹排《临江驿》。在大观茶园的一年中，除水莲珠自己来演过一个月戏，基本上没接流动主演，业务开展得很好，北孙家班的每个人平均每月能分二十个整份。
在大观茶园合同期满后，与剧场商量续演，但前台提出，若续演，必须额外地从收入中提取百分之五的公提营业税，显然是有意勒索。因为当时演戏属于特业，已经收百分之二十的特业税作为公提，所以孙洪魁不同意公提营业税。其实剧场这样做是要撵北孙家班走，然后他们由朱德胜、李四麻子、刘四、李守业等人成立业主班。
1933年8月戏社离开大观茶园后，与城里大舞台的袁绶卿、贾许可批了一年合同，三七分成。当时论起演评戏，业务第一的剧场应数大观茶园，其次是城里大舞台，再次是共益舞台。大舞台地处市区商业中心，这里有戏社的老观众。戏社这次来演出，队伍和剧目都有所更新，所以业务很好。在此正逢七月七，演出了《牛郎织女》，戏中很多机关布景，如自动断桥、双龙吐水、空中飞人，做这些布景的花费有八百多元。农历七月初一始演，七月二十止，一直客满。戏中粉莲花饰织女，金紫茹饰牛郎，胡燕秋饰王母，王正富饰金牛星，李文质饰楼氏，蔡云亭饰舅爷，小红升饰鹊王，卜尚吉饰玉皇。
在城里大舞台演到腊月二十四，这年封箱较晚，原因是业务收入好，适合多演；另外戏班的老人不多了，要求回家探亲的也就不多了。当时戏班对于个别愿意回家探亲的，须提前走的也给假，但须把活安排好。戏班过去要休息一个腊月，现在只休息六天，制度较为灵活。
过了年，演出到4月间，粉莲花、金紫茹、胡燕秋相继请假走了。原因是经过这两年的演出，艺术水平大大提高了，声誉也大起来，而当时高价接角的剧场越来越多，她们都希望提高价码，但又不好在北孙家班提出涨工资的要求，因为这两年她们能成名是与北孙家班的培养和支持是分不开的，孙洪魁希望留下她们，长期驻班，但又各有苦衷，只好放行了。
三位女主演走后，北孙家班又接来了流动女主演李银顺、花泰楼、王金香、水莲珠、马金环、马银环和东北驰名的京剧老生王汇川的京剧小组。其中李银顺较受欢迎，演的时间也较长。她的特点是嗓音脆亮清美，唱腔既有东北特点又有天津特点，擅长演正旦、闺门旦，唱中很少甩大腔，她的平板唱就能博得观众喝彩声。常演的剧目有《打狗劝夫》（二旦桑氏）、《三节烈》（大旦张春莲）、《李桂香打柴》（李桂香）、《夜审周子琴》（周子琴）、《花为媒》《杜十娘》《桃花庵》等。她的工资定为“天津字”一百二十元，外加管吃管住。王金香也是东北声誉较高的主演，她的演唱特点是音量窄而高，声音清脆柔嫩，吐字十分清楚。水莲珠是比李银顺、王金香成名早些的演员，在东北红极一时，她身材稍矮，唱功好，嗓子有着特殊高昂的声韵，擅长演悲剧，即青衣戏，每演到节骨眼儿都能催观者泪下。她在1927年时工资赚过一千二百元之多。
在大舞台合同期满后，该剧场也要求提取公提营业税，孙洪魁亦不同意。于是1933年11月初带班去工业区启新大戏院，批了三个月合同。这个剧场所处的地理位置略偏了些，上座率较低，业务不太好。为什么来到这里呢？是因为以前在大观茶园演出时，班里的李文质收了一位女徒弟李淑艳，其父李晓峰是启新大戏院前台经理，他一心要接北孙家班演出，并答应前后台按百分之二十五和百分之七十五分账。
“北孙”在启新大戏院演了一个月红戏后，观众上座便少起来，于是从营口接来南孙家班主演筱麻红联合演出了二十天，上座率仍不佳。不久应邀去安东，当时有部分人不愿跟去，便离班了，如崔永顺、王兰红、文兰亭、赵家二兄弟、关极顺等请假走了。
九、两次散班
1934年11月底，戏班到安东南园子永乐茶园演出，起初上座情况良好，一个月后便大大下降了。该剧场的刘兆奇准备自己成班，但人员不足，他见北孙家班的班底很硬，便暗中拉人，答应参加他的班后，可多给工资。于是李文质、单宝峰、卜尚吉、蔡云亭、蔡秀云、孙景芳、花丽春等都被拉了过去。刘兆奇为了搞垮北孙家班，以把更多的人拉过去，便串通日本宪兵队将孙洪魁押了起来，硬说他贪污公积金。但一经算账，并无差错。于是另找碴口，翻出1925年孙洪魁由沈阳去天津接演员时丢款一事大做文章。原来那年孙洪魁在沈阳车站被扒手窃走三百元“天津字”公积金，当时经艺人们讨论给予报销，账房先生和一些艺人出面做证，不属贪污，但日本宪兵仍不肯放人，一直押了二十多天，托人走动才放出。孙洪魁出来后非常伤心，决定将戏班遣散。但马宝环、马金环、李天贺、孙兴昌、孙大礼、王正富、大盛义、张志等十几位老艺人坚决跟孙洪魁在一起，并希望他重新把戏班搞起来。
六岁红剧照
1935年1月11日，孙洪魁带着家眷和跟随他的艺人回到沈阳，一些老朋友都来探望，听了散班经过都很气愤。王恒泰的经理丁子杰、原北孙家班的坐钟崔永顺、汇丰旅馆的经理李汇川及启新大戏院的经理李晓峰都鼓励他再干一番，并都表示可以帮忙。但孙洪魁不想急于恢复戏班，于是把戏箱寄存在李汇川的旅馆中，把跟随的艺人打发走，又把家属送往锦州，暂驻南园子的戏班，自己独自回关内探亲。
1935年1月25日，由孙洪魁之子小红孩（孙连山）领着花丽春、六岁红参加了锦州南园子演出。春节前孙洪魁回到锦州。不久他来到沈阳，经朋友们帮助去锦州东关合乐舞台再组戏班，由崔永顺为后台坐钟，演员有刘艳霞、花玉春、六岁红、马金环、马宝环、花艳春、邢小楼、武君亭、高相臣、王兰江、纪乃更、赵宝福、赵福祥、李永、小宝珠、小福子、孙桂宾、菊桂舫、金焕满、邓孝忠、孙长寿、梁才等，连同乐队、舞美、衣箱、管账等人员共计五十多人。
不久又接来了京戏演员王汇川参加戏班。卜尚吉闻知北孙家班再立，也从安东投来。接着孙兴昌、蔡云亭、蔡秀云也赶来参加。
1935年11月，小红升也从关内返回锦州，参加演出。
1936年年初，由沈阳接来李淑艳，戏演得很红。接着又接来了小亚檀、小亚梅两位京剧演员参加戏班。以后京戏演员周亚川、白玉昆、王亚伦、张春山和评戏演员王金香、李兰舫、李少舫等都先后参加北孙家班演出。
1938年5月20日，戏班在锦州合乐舞台解散。散后一部分人留在原剧场加入班底，一部分人去沈阳。孙洪魁带着六岁红、花玉春、小红升、王彩霞、卜尚吉、蔡云亭、蔡秀云、小亚檀去营口小红楼搭班演出，从此洪顺戏社彻底散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