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 范畴的界定：从“传记”到“现当代诗人传记”
为了全面了解本书的研究对象，我们选择从“传记”概念谈起。在此过程中，分别论及“传记”的起源、“传”和“传记文学”的区别以及“传记”的本质属性问题，并最终确定现当代诗人传记的范畴。
（一）“传记”的概念
何谓传记？这个在历史中逐步形成且颇具争议性的概念，由于时代、语言环境等背景条件的不同，一直有不同的理解。如梁启超认为是“记个人之言论行事及性格”。[1]当代学者朱文华在对照中英传记词义后，认为“以文体文章角度论，传记（biography）就是指反映或记述个人生平活动事迹的著作”[2]。但无论有多少种概括，“传记是某一个人物的生平的记录”[3]，是揭示其本质、具有共识性的内容，因此，可作为表述“传记”的基本概念。随着20世纪80年代我国传记类图书出版的日趋繁荣，传记逐渐成为一个研究对象，吸引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加入其中，人们不难发现：具体意义上的“传记”还是一种文类、一个研究对象，因此，又可作为一个文体概念和学科门类。这种现象反映了“传记”概念本身具有多层次、多结构的特点，但这些具有生长性和演绎性的特质，都是从其基本概念中生发出来的。
鉴于在日常阅读与接受过程中，人们常常会遇到与“传记”密切相关的“传”和“传记文学”。本书在扼要概括“何谓传记”之后，结合实际情况，采取溯源的方式，对三者进行区分，进而以此深化“传记”的概念并为现当代诗人传记认知提供具体的理论依据。首先，与“传记”和“传记文学”相比，“传”是应用范围最广同时历史又最为悠久的命名。“传”是中国传记著述的通用称谓，出现时间较早又取得突出成就、产生广泛影响的可上溯至汉代司马迁的《史记》。《史记》中“本纪”“世家”“列传”中的很多篇章今天都可以作为生动的人物故事和人物传记加以阅读。“传”应用至今，与古代汉语单音字可以独立表意有关。“传”虽很早就呈现后来传记一词的含义[4]，但无论就其自身意义的变迁，还是逐渐演变为记载一个人生命历程的文体，都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传’‘传记’的含义直至清代前还具有含混性，并非专指今天所说的传记文学。在古代，‘传’‘传记’都可当作对经书的解释，即指解经的文字，而现在，‘传’‘传记’一般都指记述人物生平经历的文字。‘传记文学’则是在20世纪出现的。”[5]正如翻阅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人们会看到“传，遽也”[6]（指驿站的马车）的解释；翻阅《古代汉语词典》，人们会看到“传”字有3种读音、12种解释，而“文体”意义上的“传”只是其中之一“书传，文字记载”的引申义[7]。以《史记》为代表的“传”及其在阅读过程中的习惯性理解，客观上说明中国古代的“传”是在历史记录的过程中衍生的。“史传合一”即“中国的史学是以人物传记为重心”“把传记当历史来写”[8]是中国古代传记的重要特征，这一特征决定古代的“传”只能隶属于历史学科的范畴。“传”是中国古代史书特别是纪传体史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后人考察前代历史的重要文献和参考依据。中国古代形成的“传”传统对后世的传记书写产生了重要影响，今人仍习惯于使用“人名+传”的形式为传记命名，并由此产生多部由不同著者书写的如“郭沫若传”“徐志摩传”“艾青传”等传记作品，其实已证明了中国古代传记传统的强大生命力。此时，“传”与“传记”基本没有意义上的区别、理解上的歧义。
与“传”相类，“传记”一词也是古已有之。杨正润在其《现代传记学》中就曾有“同‘传’相关的‘传记’一词最早在汉代出现，但在不同的典籍中，其用法也很杂乱”[9]的论断。古代典籍中出现的“传记”虽有时与今天的概念相近，但在更多时候，“传”和“记”是分开的：“传”写人，“记”写事，充分表达了古代汉语传达意义的特点。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从“传”和“记”的集合可以表示记载一个人生平事迹的文字或文章、文体的角度来看，此时的“传记”已触及史学和文学两个范畴，或至少隐含着这样的要素，并因此具有初步的体裁意义。当然，作为一个渐变的过程，“传记”古今意义的嬗变还是有很多内容可以探究。以近现代第一位给予传记极大关注的跨时代学人梁启超为例，他在为他人多次立传时用“传”、依据史学传统，而在谈及外国作品时，则常用“传记”一词，并指出“在现代欧美史学界，历史和传记分科”[10]，就很能说明“传记”含义在演变时，一直有多重标准和介入角度，且可以同时存在于认知的过程之中。
通过对“传”“传记”含义的历史考察，结合20世纪以来我国传记发展的实际，不难发现：对于“传”和“传记”来说，存在一个与现代文学一样的现代性问题或曰现代化的进程。传统意义上的“传”和“传记”与中国文学在20世纪经历了现代转型，其结果是诞生了现代传记这一新的写作形态。现代传记在具体呈现时虽仍沿用“人名+传”的形式，但就写法、篇幅和文本属性等来看，与古代的“传”差别甚大；同样，在现代阶段，“传记”在使用时已转化为一个词，不再分开取义。现代传记具有现代性的特征、呈现持续现代化的趋势，就其时代、文化、观念等来说与社会转型有关，就写作资源来说与接受西方传记书写经验有关。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而言，现代传记与新文学结伴同行、是新文学的重要收获之一，胡适、郁达夫等一批早期传记实践者都曾在不同程度上探讨过“什么是传记”及与其命名相关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传记”可以作为一个融合古今中外文化资源和写作经验生成的晚近的概念。事实上，我们今天谈论的“传记”，由于所处时代的不同，主要指在现代社会诞生的、使用现代汉语书写的、符合现代人阅读习惯的现代传记，或至少从观念上说是以这种方式认知的。
与“传”和“传记”相比，“传记文学”概念的产生不仅有鲜明的现代特征，而且独具本土特色。作为一个流行的观点，学界一般多将胡适于1914年9月23日留美期间的一则日记作为“传记文学”[11]最早出场的时间，胡适也因此成为中国第一个提出“传记文学”的人。不过，由于胡适日记中通篇没有提“传记文学”一词，且该日记中的“传记文学”条目是编者后加上的，所以，胡适是不是我国最早使用“传记文学”概念的人，还需做进一步考证。[12]但从胡适1930年6月开始为自己写自传，后在结集为《四十自述》的“自序”中提到这“只是我的‘传记热’的一个小小的表现”[13]以及到处劝自己的老朋友们写自传，后在1953年1月12日台湾省立师范学院的讲演中，仍以“传记文学”为题，并开宗明义指出“今天我想讲讲中国最缺乏的一类文学——传记文学”[14]的倡导及实践来看，胡适对“传记文学”概念的传播确实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与胡适相呼应，郁达夫曾分别于1933年、1935年发表《传记文学》和《什么是传记文学》两篇文章，倡导“有一种新的解放的传记文学出现”，来代替“刻板的旧式的行传之类”[15]。结合胡适、郁达夫文章中的说法，我们大致可以看到两点。其一，两位倡导者都提倡“传记文学”，但在具体行文中“传记”与“传记文学”的概念常常互换，这种情况反映了“传记”与“传记文学”在最初使用时的一致性。时至今日，一些关于传记文学研究的专著中，“传记”与“传记文学”两个概念常常因汉语使用习惯的原因而被认为内涵是相同的、没有区别，也属于这种思路的延续。其二，两位倡导者在提倡“传记文学”的过程中，明显受到了西方传记写作经验的影响。汲取外来文化资源、求新求变，本是任何一种文学样式实现现代转型的必经之途，但现代转型毕竟是在业已形成的传统内部展开的，它必然要受到传统的影响并在书写、阅读过程中适度部分保留固有的传统，而就其结果来看，则是催生了“传记文学”这一新的概念。
谈及现代传记受西方传记写作的影响和“传记文学”概念的诞生，不能忽视以下两点：其一是东西方传记传统的差异，其二是“传记文学”概念本身的独特性。按照《现代传记学》中的介绍，像中国古代一样，西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将传记理解为历史学的一种，“从19世纪末期开始，人们对传记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在这个世纪，西方历史学有了很大的发展，历史学理论蓬勃兴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传记同历史学有原则的区别，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他们开始把传记从历史学分离出来，把它归入文学。……传记被归入文学的范畴，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是英国《牛津字典》对‘传记’的定义。有大批专家参加，经过长达70年的筹备和艰巨的编撰工作，《牛津字典》初版于1928年，这是英语世界权威的工具书，其中把传记界定为——作为文学分支的个别人的生平的历史”[16]。传记隶属范畴在西方的演变，与传记写作内在机制的演变、学科分工与重组和心理学的发展为传记写作提供了新的资源等有关。中国现代传记诞生于这一阶段，结合梁启超、胡适、郁达夫等谈及西方传记并将其作为参照系的情况来看，中国现代传记写作理论在其初创阶段正是接受了这种已经划入文学范畴的西方传记观念的影响，进而形成了与中国古代传记观念不同的现代传记主张，诞生了“传记文学”的概念。而作为一个大背景，新文学的诞生本身就呈现对古代文学的“反叛”，也可以作为现代传记有意区别古代传记、提出新概念的重要原因之一。
与从中西传记传统的差异看待现代传记诞生相比，汉语“传记文学”一词本身也是一个颇具独特性的提法。如王成军在考释“传记文学”的概念时曾指出：“在英语中，并没有一个与中国‘传’字相吻合的单词，而只有‘biography’，译为‘传记’。”“考察西方传记史我们会发现，西方似乎并无biographical literature（传记文学）这种拼法……因此，‘biographical literature’正确译法应为‘传记’，以与中国汉语中的‘传记’相统一。”王成军还以“正是为了避免传记类作品互相混杂的弊端，以确保‘艺术地记载某人实际人生的生平事迹’的‘传记文学’的独立性”来推究胡适将“biographical literature”译为“传记文学”的“旨意”。[17]依据王成军的考证，我们不难看出“传记文学”的诞生，有明显的矫枉过正和强化“传记”文学属性的倾向，从这个意义上说，“传记文学”也自然而然在组接、打造的过程中成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文体命名。
在探讨“传”、“传记”和“传记文学”关系的相关论述中，王成军的《传记文学考释》一文值得关注。该文通过对东西方“传”“传记”“传记文学”进行历史考释，得出如下结论：
传记文学不妨定义为：艺术地叙写真实人物生命旅程的文学形式。以示其与诸多传记作品的区别。……（一）“传”字是中国传记文学的起始名称。由于古汉语单音词可以单独表意，传记文学可以标之为“××传”，至今仍通行。（二）“传记”名称，是个种概念。“传记文学”也可称为“传记”，如“传记文学家”往往简称“传记作家”。（三）“传记文学”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文体名称，专指“艺术地叙写真实人物生命旅程的文学样式”。[18]
王成军从东西方传记文学史演变的角度对“传”“传记”“传记文学”进行历史探源，进而分析三者，并着重区分“传记”与“传记文学”的范围、确定“传记文学”文体的独特性，为人们从时代性、文学性的角度理解和认知“传”“传记”“传记文学”提供了启示，有着积极并富有开拓性的意义。
与王成军的观点基本一致的，是浙江师范大学陈兰村在其主编的《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一书之“绪论”阐述“传记文学的界定及其基本特征”时，结合王成军《传记文学考释》一文的观点，对“传”“传记”“传记文学”予以区分并对其“疏漏”之处进行了适度修正：“‘传记’名称是一个属概念，其本身能够包括文学和史学两个范畴的作品，它是记录真实人物生平文体的总名称。‘传记文学’则是其中的一种。‘传记’与‘传记文学’是属与种的关系，‘传记文学’是隶属于‘传记’中的概念。‘传记文学’也可称为‘传记’。‘传记文学作品’当然也可称‘传记作品’。‘传记文学作家’也可称‘传记作家’。”在此前提下，陈兰村通过分析传记文学的基本特征对传记文学加以定义：“传记文学的基本特征，应具有真实性、再现传主生平的相对完整性和着意表现其个性，并具有艺术性。这三条基本特征是互相联系的，失去其中一条就丧失了它的基本特征。根据这三条基本特征，可以给传记文学下定义为：它是艺术地再现真实人物生平及个性的一种文学样式。”[19]2012年9月，陈兰村在语文出版社出版了《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修订本”，其“绪论”的相关部分未做修改，这表明经过了十余载的检验，著者仍秉持之前的观点。
在列举以往关于“传”“传记”“传记文学”的种种看法之后，可以大致得出如下结论。单字“传”本身具有意义，“传”在古今意义演变的过程中经历了古代和现代两个主要阶段，在现代汉语使用中，“传”与“传记”基本一致。对于“传记”，本书在强调其基本概念和现代含义的同时，认为“传记”至少应当存在整体和具体两种认知方式，而从文体特别是学科角度认知“传记”又为其带来理论的品格和学术的活力。对于“传记文学”，本书认同王成军在《传记文学考释》一文中得出的结论。“传记”和“传记文学”二者按照逻辑关系区分是属种关系。传记和传记文学是属种关系，即“传记”包括“传记文学”，“传记文学”隶属于“传记”，两者关系好像“文学”与“小说”的关系，将“传记文学”称为“传记”没有任何问题，但将“传记”全部理解为“传记文学”则存在逻辑上的问题，毕竟，“传记”在具体展开时还包含如“评传”“年谱”“回忆录”“口述史”“日记”等很多写作类型，它们的属性也各不相同。除此之外，无论是“传记”还是“传记文学”，在确定其概念及属性时还需强调其时代性、可变性和具体分析时的实践性三方面特性。至于其原因则在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传记”不仅存有古今之异，而且即使在现代语境下仍在不同年代存有理解上的差异，因而需要强调其时代性。第二，“传记”概念处于不断变动的状态，这一点在其进入网络时代之后变得更为明显。从近年传记生产的情况来看，传记早已突破传统的纸媒文字的界限，呈现影视化、图像化等多元化的“出版”形式。传记生产不断处于变化之中使之成为一个流动、发展的概念，需要人们从可变性的角度去认知。第三，与上述两者相一致的，是传记在认知过程中需要具体对象具体分析，正如同为一个传主的传记却存有多种表现形式和多个属性，每一个具体的传记文本究竟应当如何区分其类别，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解决，实践性及其维度是认知每一部传记的起点与终点。
（二）“传记”的属性
之所以在分析“传记”的概念之后，还要阐释其属性，是因为传记的属性涉及传记的学科归属，并与本书即将探讨的史料问题关系密切。与“传记”的概念相比，传记的属性更富有争议性。以当代较早涉足传记研究领域的复旦大学朱文华的研究为例，他于1993年出版的《传记通论》一书中，曾结合“我国现代学术界的情况”和使用“传记作品”一词对传记的本质属性提出四种“意见”，即“一是历史属性说”“二是文史分离说”“三是文史结合说”“四是文学属性说”，并补充“值得指出的是，传记作品的文学属性说似乎被更多的中国学者所接受。在这里，关键原因在于引入了西洋‘近代传记’的概念”[20]。之后，朱文华综合了以上的“分析论述”，得出六点“明确的结论”。其“结论”就逻辑分析角度来说主要分两个层次，其中前三点“结论”充分表达了朱文华对于“传记”及其相关概念的理解，而后三点“结论”只是进一步的补充，故此本书将其前三点“结论”列举如下：
第一，尽管传记作品在内容形式方面与史学著作和文学作品有所联系，但是，它却有相对的独立性，因而是一个文体文章学上的大概念。
第二，传记、传记文学这两个词的涵义是相同的，为了在中国学术界避免汉语“传记文学”一词可能产生的语义歧异，以统称传记作品为宜。
第三，鉴于传记作品的处理对象即载荷内容，从根本来说，属于历史学的课题，因而这种内容上的特殊性和限定性，决定了传记作品的本质属性应当也只能归入史学范畴，而不应划为文学范畴。因为属于文学范畴的文体，其载荷内容是不会有任何限定性的。[21]
朱文华强调“传记作品”相对的独立性，主张使用“传记作品”的概念替代易于混淆的“传记”和“传记文学”，且态度鲜明地阐释传记“历史属性说”的看法，一方面显示其受传统传记观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则显示其作为传记研究重要理论家的基本素养，并与其作为传记作家的身份不无关系。[22]他从文体和文章学的角度理解传记并以“命名”和“重释”的方式提出“传记作品”的概念，凸显其理论研究与实践相结合的特点。
在2004年8月出版的《中国当代传记文学概观》一书中，著者全展（当时任教于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后更名为荆楚理工学院）在谈及传记文学的属性时，列举了“（1）史学说”“（2）文学说”“（3）边缘学科说或文史结合说”三种看法及其代表人物，并由此引申道：“1990年代以降，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后两种说法。认为传记文学不属于历史学，但同历史学又有极为密切的联系。它源于历史又高于历史。传记文学不是历史与文学的简单相加，而是两者融合而成的一种独特的文学样式，它应该从历史中找出对现在社会有启发意义、有影响的人物进行文学化的挖掘，其中优秀的作品应该达到科学和艺术的统一。”[23]
与上述关于“传记”和“传记文学”属性的述析相比，多年任教于南京大学的杨正润（后调入上海交通大学）在2009年出版的《现代传记学》一书中，对“传记的本质”采取了立体化、多角度的认知方式：
什么是传记？这是一个在历史中逐步形成而且至今争议甚多的概念。大体上可以说，传记是某一个人物的生平的记录；从其文类考察，传记同历史学和文学都有相通之处，但又各有原则的区别；从其属性考察，传记是一种文化形态的体现；从其发生考察，传记是对一个人的纪念。从这些方面入手，可以获知传记的本质。[24]
杨正润从区别中找到独立性，特别是将“传记”作为“一种文化”，确然为对传记本质的认知开辟了新的探索空间。在具体阐释过程中，杨正润主要围绕“1.文化的产品”“2.时代精神的表征”“3.文化传统的载体”“4.当代文化语境中的传记”[25]四方面来论证“传记：一种文化”这一命题，拓展了“传记”的认知边界，使人们对“传记”的内涵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
通过以上的列举，我们可以较为清楚地看到：“传记”的属性随着时代发展，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它的时代性和可变性既反映了“传”与“传记”古今之异，又包括“传记”与“传记文学”范围与边界的不同。不同时代、不同学者对于“传记”概念及其属性的认识都离不开特定的历史背景，且都对“传记”及“传记文学”的属性提出了具有建设性的观点，即笼统而言，“传”、“传记”和“传记文学”可以具有同样的本质属性，而从区分的角度，“传记”可以列入史学范畴，“传记文学”可列入文学范畴，等等。“传记”需要在不断历史化和以结合当前实绩的方式确证自身，这种涉及传记所处时空状态和自身流动性的认知逻辑，不仅需要我们重视传记本身业已形成的传统，而且需要运用发展的眼光，结合传记的创作实际理解传记的本质，从而分析问题。
（三）“现当代诗人传记”的范畴及其特殊性
明确“传记”的概念和本质属性之后，本书所言的现当代诗人传记的范畴也得到确认：“现当代诗人传记”是以中国现当代诗人为写作对象（传主）的传记。结论虽然如此简单，但在具体展开的过程中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明确。其一，从时间上看，“现当代诗人传记”之“现当代”取意于不断现代化、等同于“新文学以来”“现代文学以来”或曰“20世纪以来”，即涵盖了文学史通常所述的“现代”（1917～1949年）和“当代”（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两个时段。这一范围的确定主要与现当代诗人传记写作的实际情况有关。现当代诗人传记在“现代”阶段成书少、多为当代人书写且呈现持续发展的态势；现当代诗人虽很多生于并成名于“现代”，但其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仍在创作，其传记在展现诗人生命历程时也贯穿于“现代”与“当代”，是我们确定使用“现当代”的前提。“现当代”在这里是一个既关乎传主生平又关乎传记写作的时间概念。其二，从空间上看，“现当代诗人传记”涵盖国外学者、国内学者（包括港澳台学者）撰写与出版的现当代诗人传记，但在实际操作层面，“现当代诗人传记”显然要以中国学者著述且在大陆出版的现代汉语版传记为主要研究对象。其三，就具体对象而言，“现当代诗人传记”以成书意义上的传记文本为主。其四，就概念本身而言，“现当代诗人传记”之“传记”属于现代传记且由于最初的提倡者和实践者多为诗人，因此可将其作为最早的现代传记（结合实际情况可知，其主要形式为“自传”）。其在具体展开时采取前文所述的宽泛理解方式，即它等同于“某某传”中的“传”，涵盖“传记文学”，是一个属概念。
除以上四点外，“现当代诗人传记”还应包括传记的类别及形式。事实上，在强调“现当代诗人传记”之“传记”取宽泛义、涵盖“传记文学”时，就已经涉及“现当代诗人传记”的类别及形式问题。显然，“传记”包括“传记文学”就意味着在“传记文学”意义上的现代诗人传记之外，还有其他类型的传记存在。与传记的概念相比，传记的分类同样是一个实践的课题，并在以往的研究过程中出现过多种看法。本书在综合20世纪90年代以后几部有代表性的传记研究著作的观点之后[26]，主要结合现当代诗人传记的实际写作情况对其进行分类。
首先，采用一种最常见的划分方式，即依据“著者身份”，现当代诗人传记可分为“自传”和“他传”两大类。两大类传记皆以成书的文本为主、篇幅长短不一，按传主身份划分属于现代传记中“作家传记”之一部。
其次，“他传”结合现当代诗人传记写作的实际情况，具体包括一般性传记、正传、评传、小传、传略、新传、外传、诗传、图传、画传、传记小说、故事、青春剪影等。这些形式依据传记的属性，如究竟是倾向于历史还是倾向于文学，可进一步概括为“评论性传记”（主要指评传）、“标准传记”（主要指一般性传记、正传等）、传记文学（主要指传记小说、故事等）等类型。也可依据传记是否全部记录了传主的生命历程，进一步分为全传和阶段性传记（如“青春剪影”系列就是写作家从出生到青春时代，可形象理解为“阶段式”或“断代式”写作），等等。
最后，与他传包括的种种类型相比，“自传”由于著者和传记主人公身份一致、数量相对少而成为一种最易识别的传记形态。鉴于“自传”在实际应用中可信度高、更具权威性，本书将在第二章对其进行专题研讨。结合现当代诗人自传的实际写作情况，其具体还可以进一步划分出回忆录、口述史等“亚自传”形态。
需要补充的是，在不同的研究者那里，“他传”还可包括“原料性传记”（主要指作家的资料汇编等）、“谱表式传记”（主要指年谱、年表等）；“自传”还包括“书信”“日记”“游记”等形态；而从传记形态实验的角度还有“电子图传”“影视传记”等。限于篇幅，本书在探讨现当代诗人传记时将其作为参考与例证，但不作为主要研究对象。
如果说在确定“现当代诗人传记”范畴的时候，我们已经部分涉及其特殊性，那么，从传主身份的角度辩证地看待现当代诗人传记的特殊性，同样反映了现当代诗人传记书写过程中的实际情况并与文学史的评价有关。现当代诗人传记作为一个具体、明确的范畴，一般来说不会存在任何认知层面的问题，根本原因在于依据“现代传记→作家传记→现当代作家传记→现当代诗人传记”这样从大到小的逻辑顺序排列，现当代诗人传记因其对象具体而显得范围集中。然而，结合现当代诗人传记写作的实际情况，我们必须至少指出以下两方面问题。第一，现当代诗人传记的“诗人身份与特点”问题。回顾现当代诗歌史，不难看到，除现代的徐志摩、艾青、戴望舒和当代的顾城、海子等可以作为较为纯粹意义上的诗人外，许多被写入现当代诗歌史的诗人往往身份多元、涉猎广泛。因此，对于像胡适、郭沫若、何其芳等一些诗人，我们虽然将其传记列入现当代诗人传记的范畴，但实际上，诗人只是其一个身份，诗歌成就也只是其人生的一方面成就而已。与之相比，朱自清、郑振铎、胡风等诗人身份则更“弱”一些，因而究竟取信于何种版本和具体哪些内容，也是在研究过程中必须注意的。第二，与第一方面相呼应的是现当代诗人传记的“诗性”问题。谈及现当代诗人传记，如果只是望文生义，那么很容易形成其内容、文字诗情画意、诗意盎然的印象。然而，事实上，这样的现当代诗人传记几乎是不存在的。“现当代诗人传记”虽为现当代诗人的传记，但诗人身份的确立、诗歌写作的经历也许只占其全部生命历程的一部分，现当代诗人传记同样需要完整而真实地讲述传主，在客观上很难从“诗性”或曰属于现当代诗人特殊性的一面去要求现当代诗人传记。与此同时，还应当看到的是，如果一定要探究现当代诗人传记的“诗性”，那么，这种“诗性”也不是由现当代诗人决定的，而应当取决于传记的写作者。这一实际存在，也决定我们在研究现当代诗人传记相关问题时需要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
综上所述，大致可以这样做结：是现当代诗歌史和现当代文学史的“定评”影响了现当代诗人传记的“特殊性”（其实是一种限度），但这一点对于无法达到高精确度的文学研究来说又是一个“客观的存在”。指出现当代诗人传记在这方面的“特殊性”更有助于我们在探讨其某一方面问题时持有某种相应的标准和尺度，进而使之更为合理、有效。
二 “传记性史料”的定位与“史料”理念的阐释
关于现当代诗人传记是“传记性史料”这一结论并不难理解，许多现代文学研究者都曾在论析现代文学史料的过程中言及两者的关系。早于1985年，马良春就曾在其《关于建设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建议》一文中，对现代文学史料进行了分类：
第一类：专题性研究史料。包括作家作品研究资料、文学史上某种文学现象的研究资料等。
第二类：工具性史料。包括书刊编目、年谱（年表）、文学大事记、索引、笔名录、辞典、手册等。
第三类：叙事性史料。包括各种调查报告、访问记、回忆录等。
第四类：作品史料。包括作家作品编选（全集、文集、选集）、佚文的搜集、书刊（包括不同版本）的影印和复制等。
第五类：传记性史料。包括作家传记、日记、书信等。
第六类：文献史料。包括实物的搜集、各类纪念活动的录音、录像等。
第七类：考辨性史料。考辨工作渗透在上述各类史料之中，在各种史料工作的基础上可以产生考辨性史料著述。[27]
其中，“传记性史料”包括“作家传记、日记、书信等”的看法，与当下传记研究中的一般作家传记基本一致。按照刘增杰的说法：“马良春的设想提出后，虽然在学理上没有引起大的讨论，但在教学实践中，却推动许多高等学校相继开设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文献学）课程，并先后提出了一些史料分类的实施草案。”[28]以刘增杰所在的河南大学为例，20世纪90年代初，河南大学中文系就曾“根据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存在形态，参照中国古典文学史料类型的研究成果”，在为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开出的学习书目中，将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分为七类。这七类和马良春的分类有所不同，其中“第六类：作家年谱、传记、回忆录史料”属于“传记性史料”，但突出了年谱、回忆录史料，而书信、日记属于广义“自传”的史料被置于“第二类：中国现代文学别集”，即“是收录一家作品的集子，包括作家全集、作家文集、作家选集”[29]在内。
现当代诗人传记作为一种史料，还可以从更广的范围加以确定，如在潘树广、涂小马、黄镇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料学》一书中，“中国文学史料”就被分为八种，其中第三类是“作家传记资料”，“包括传记专书和散见于正史、别史、杂史、姓氏书、题名碑录、方志、家谱、笔记、文集、报刊、回忆录中涉及作家事迹的资料。传记资料由本人记述（如自传、自订年谱、日记等）或亲属、师友记述的，史料价值一般较高。但大部分传记为后人搜集已有文献资料整理而成”[30]。现当代诗人传记作为一种史料当然还可以扩展至更大的范围，但由于其已经可以在更为具体、明确的范畴内得到确证，再依据从小到大的范围加以推论已无太多必要。现当代诗人传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料中的“传记性史料”，具有史料的一般特质，决定了可以从史料角度设置问题展开研究，这一点是本书的立论前提与基础。
结论虽然如此，但现当代诗人传记和史料毕竟从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两者在“叠加”之后会产生新的问题域。如果说现当代诗人传记是“传记性史料”已为本书提供了论说的前提，那么，“现当代诗人传记史料问题研究”要解决的显然已超越这一层次，进入“如何史料”“怎样问题”等层面。鉴于学界很多研究者一直对史料研究存有简单化、片面化的理解，笔者首先要明确的是“现当代诗人传记史料问题研究”不是简单的关于现当代诗人传记的搜集和整理，而是在搜集、整理的基础上对现当代诗人传记这一“传记性史料”的价值和实践进行阐释，在揭示其问题的过程中对诗人、作品研究及文学史研究和书写，提供可以参考的文献资料和有建设性、启发性的观点和思路。唯其如此，现当代诗人传记之“史料”才不会孤立、僵化，才会在实现自身价值的过程中成为研究现当代诗歌和编撰现当代诗歌史及现当代文学史的客观依据。
除对“现当代诗人传记史料问题研究”进行总体阐释之外，还应当对本书所言的“史料”进行简单的交代与说明。这是因为与现当代诗人传记“交叉”而成的“史料”已变得更为具体、明确、集中。按照《中国文学史料学》中的说法：
史料，是历史遗留物，是过去的事物得以流传于后世的实物资料、语言资料……
往事得以流传于后世，主要通过三个途径：文字记录的传递，实物的遗存，口耳相传。历史学家据以研究历史和编纂史书所用的资料，主要就是这三个方面。它们分别被称为文字史料、实物史料和口述史料。
文字史料，指书籍、报刊、档案等。史料学家所利用的，大部分是文字史料。
实物史料，指历史上的事物以其固有的物质形态流传于后世者，包括地面保存和地下发掘的遗迹、遗物。
口述史料，又称口碑或口传史料。人类在发明文字前，史事主要靠口耳相传；即使在文字发明后，口述史料也仍然是史家所关注的。[31]
上述文字在揭示史料含义的同时，也对史料存在的形态进行了分类。现当代诗人传记就其存在的形态来说基本是文字史料，即使部分纳入自传范畴的文本可以归类于回忆录、口述史，但由于其最终是由文字和文本形态表现出来的，所以仍没有摆脱文字史料的范畴。值得指出的是，对于和“史料”关系密切、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文献”概念，本书选择了范围更为广泛的史料概念，以涵盖具体表现更为复杂多样的现当代诗人传记。“史料”是一个比“文献”更广的概念，“史料”中的“文字史料”部分基本与“文献”概念相同，而这也正是当下部分研究者常常使用更为直观、明确的“文献史料”概念的重要原因。“史料”和“文献”在古代文学研究中是有区别的，且在应用方法上也有很大不同，但若置于现当代文学的视野之中，两者的界限则没有那么明显。这是因为现当代文学中的“史料”基本是或者说都已转化为“文字史料”，而现代汉语的句法、标点符号的使用以及印刷技术等客观存在的条件，也使“史料”和“文献”在研究方法上不易建构起独立的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