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詹福瑞

从传播角度研究唐代文学，是一个交叉学科的课题，也是一个很新鲜、很值得期待的课题。

“传播”二字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最早是白居易的诗歌，其《宣武令狐相公以诗寄赠，传播吴中，聊奉短章，用申酬谢》中的“传播”二字，在词义使用上就是指诗歌的传播。淑玲的书稿《唐诗传播与唐诗发展之关系》正是在此意义上使用“传播”二字，其目标在于探讨唐诗在唐代的传播及其对唐诗发展的促进。

唐代文人很重视诗歌和诗名传播，有很多唐人重视诗名、刻意追求传播效果的故事，如摔琴换名、旗亭画壁、金龟换酒、政事堂题诗、诗赞项斯等，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故事，成为唐代诗歌传播中的佳话。但长久以来，这些佳话中的传播学价值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掘和利用。更有很多唐诗传播方面的材料，一直躺在故纸堆中，没有发挥出其应有的研究价值。淑玲的这部书稿，选择了这一很少为人关注的角度，开拓了唐诗研究的新视角，收获了很多原创性成果。

书稿从传播条件、传播版式、传播渠道、传播意识、传播趣尚、传播范围、传播效应共七个角度对唐诗在唐代传播的情况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大量的第一手材料的使用，使得这部书稿观点新颖、论证充分、结论有理有据。

书稿的创新成果主要有：唐诗在当时的传播条件研究——关注了纸张、墙壁、亭柱等物质载体，音乐、诵读等非物质载体，驿传的制度体系，民间的传抄习尚等，这一层面的有些问题是已有研究成果中关注过的，如传抄和题壁诗，而这部书稿更注重研究它们给诗歌传播的有益助力，及其使唐诗传播广泛而迅疾的价值；唐诗的传播版式研究——书稿以所能见到的大量敦煌唐写本诗歌材料为研究对象，细致归纳和梳理了材料所展现的唐诗写本的情况，认为唐诗在唐代的文本版式已经具备基本规范，其诗题置放、诗行排列等都代表了唐代诗文手写本的基本样式，并对后来的宋代印本诗文版式产生了直接影响；唐诗的传播渠道——当时传播的渠道非常通畅，官署与官员的汇集和播散，士人之间的互相交流，书肆的经营，民间的传写、诵读和艺人的传唱，共同完成了唐诗传播渠道的交响曲；唐诗的传播意识——由于唐代科举考试等诸方面因素的影响，唐代文人大多特别注重自己的诗名传播，也注重帮助他人传播诗名，这种有意识传播对唐诗的当时传播起了催化剂的作用。无意识传播指唐人因重视诗歌喜爱诗歌所成就的唐代诗歌的自主传抄、吟诵、演唱等，这为唐诗在当时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然也有个别诗人不太注重自己的诗歌传播，这种传播意识中的阻碍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诗歌的当时传播，使得有些诗人虽然成就辉煌，却没能在当时的社会产生重要影响，如杜甫有时会有意限制自己诗歌的传播，这可能是导致杜甫在他生活的时代诗名不彰的重要原因之一；唐诗的传播范围——书稿以敦煌为典型范例，说明当时的诗歌传播使得边远之地的诗歌也能够及时感受到大唐王朝诗歌风尚的律动，能够跟随着时代的节拍变化；唐诗的传播趣尚——探讨了唐诗在当时传播中会受到唐人欣赏趣味和时代传播趣味的影响，以至于他们在那个时代所欣赏的诗歌风尚与今天我们所欣赏的唐诗优秀作品并不完全一致；唐诗的传播效应——唐诗在当时的传播有非常好的效果，对唐诗的发展有直接的推动作用，不仅让唐人的生活中处处都有诗情画意，而且促进了唐人的诗艺研磨和唐诗的艺术进步，为唐诗培养了一代代新人。以上这些崭新的成果，令人耳目一新。

唐代诗歌的当时传播，可用“盛况空前”形容之。所谓“人皆传写”、“家藏一本”、“天下亦唱为乐曲”、“天下以为歌词”之类，都是对唐诗传播盛况的记录。从文学发展的角度分析，这样一种传播盛况，是唐人整体诗歌素质的现实基础，是唐代诗人成长环境的现实基础，因此也必然是唐诗发展的重要原因。书稿在此基础上揭示唐诗发展原因的又一层面，可以认为是填补了学界的一项空白。

唐诗研究是一个成果堆积如山、选题很难的领域，书稿在写作过程中，尽力避开已有研究成果，努力于开拓研究新视角，解决过去研究中尚未解决的问题。对于那些实在避不开的话题，则尽最大可能发掘其诗歌传播的研究价值。淑玲的这些努力，均注重个人的思考和创建，这是很不容易的，也是颇值得肯定与褒扬的。

想起了当年她在国图查资料到我这里来时的愁容满面。那时她心里似乎很没底气，但我知道她是肯下功夫、爱动脑子的，给了她很多鼓励，并提出了一些要求，比如对敦煌材料的利用，一定要避开当时敦煌研究的话题，让那些躺着的材料站起来为“传播”这一论题说话。她的功夫下得比较到位，细致的材料梳理和观点归纳、较多的创建，得到了首都师范大学邓小军先生和北大、清华的专家学者的充分肯定。傅璇琮先生也一直关注这一课题的进展，淑玲闻听此消息，非常激动，课题完成后第一时间就给傅先生寄去一份成果，傅先生认真阅读了书稿，从多个角度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提出了详细的修改意见。

今天，这部书稿交由中华书局出版，是她学术成果的一个标志性进步。欣慰之余，为其作序，希望她再接再厉，再创佳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