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冲天而起
从小商人到中央部长
如果仅从形式上来说，所谓的“恒泰帮”既没有创立宣言与政治纲领，也没有什么行动计划与组织纪律，加入其中的虽有十余人。但真正具有政治野心的也就是四个人，似乎显得声势不壮，成不了什么大的气候。但是，将贵精而不在多，这四个人全都是国民党内的一流人物，他们都具有非凡的智慧、胆略和手腕，都有很大的野心与权欲，并且也都具备了夺取更高一级权力的实力、资历和政治声誉，剩下的就是如何抓住时机，一展身手了。
机会终于等到了。1924年1月，孙中山决定创办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并委任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同时要他专心筹办军校，不必过问党务和军政大事。蒋介石为此很不快活，因而很长时间内坚不到职。但是经孙中山先生和廖仲恺先生力邀，并由张静江与戴季陶暗中力劝赴任，蒋介石方才茅塞顿开，领悟了掌握国民党军官学校与军事力量的极端重要性，因而于4月下旬到军校就职，走上了通向中国最高统治者的第一步。蒋介石为了能在黄埔军校中造成自己的声势，曾发电邀请陈果夫赴广东帮助他办理军校事务，但陈果夫时因病而未前往。
“恒泰号”的股票生意结束后，陈果夫一边在家乡或上海养病，一边做点生意上的事情。蒋介石见陈果夫不愿赴广东帮忙，就决定要陈果夫在上海帮助他筹措军校后勤物资事务，并于1924年9月至10月间派人专程到上海送信，命陈果夫在上海代办军校学生的制服及一切军用品、印刷品和机器等。陈果夫对此驾轻就熟，采购的第一批物品是500套呢制服以及呢大衣、衬衣等。如以第一期黄埔学生500人计，大概是每人都可得到一套。据说，陈果夫采购的这批物品相当便宜，即使加上运到广州的运费，也比在广东当地采办还要便宜四分之一，可见陈果夫是很会做生意的。只是陈果夫在启运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麻烦，海关判断这是军装，予以扣留。经陈果夫交涉十余日，始准取回，但皮带、枪带与军刀等三件明显的军需品已不准领取。事后，陈果夫通过走私黑道船只才将这批物品运到广东。从此以后，陈果夫为黄埔军校采买的许多军需物品，也大都由这家走私公司承运，且运费便宜。这时，陈果夫才知道，黑道上做事，往往比官家还要注重信誉。
这一年年底，黄埔军校决定成立两个教导团，需要招收大批兵员。蒋介石素来对粤兵没有好感，决定从江浙等地招收一批子弟兵。于是，当即以孙中山先生的名义委任陈果夫为上海地区招兵委员之一，并主持苏、浙、沪、皖及长江下游地区的招募新兵工作。到1926年4月，陈果夫先后招募江浙新兵4000余人，另从华中地区招募新兵3000余人，均成为黄埔学生军的基本兵员。在黄埔军校第三期和第四期于上海地区招生时，陈果夫亦被蒋介石任命为招生委员之一。此外，陈果夫还从上海购得大批军火和重要的后勤物资接济黄埔，为解决黄埔有兵无枪的困扰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并为广东方面采买马匹，罗致军医、无线电专门技术人员等。在此基础上，陈果夫还挤出时间，经营一些股票生意，所得款项，也大部分用来接济黄埔。蒋介石对他这位盟侄在上海期间的工作成绩极为满意，同时也为扩大陈果夫在广东革命政府里的影响打下了基础，为其后跨入国民党权力圈铺平了道路。
在这段时间里，使陈果夫极为兴奋的是他的胞弟陈立夫终于从美国学成回国。陈立夫生于1900年8月2日（农历七月廿七），原名祖燕。少时进私塾接受四书五经的教育，故打下了很好的古文基础。13岁时到上海在陈其美、陈果夫的资助及照顾下上学读书，1915年考上南洋路矿学校中学部，陈其美被暗杀后，陈立夫先后靠三叔陈其采与胞兄陈果夫的经济资助始完成中学学业，并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天津北洋大学录取。大学毕业后，在陈果夫的鼓励和资助下，决定赴美国匹茨堡大学留学，攻读采矿学专业，毕业时被授予矿学硕士学位。1925年秋天回国，初被中兴煤矿公司聘为工程师。
陈果夫对陈立夫进入实业界从事采矿专业，甚不以为然，认为在当时国家不统一、革命不成功的情况下，何来实业的前途。于是他动员立夫投身国民革命，到广东去找介叔蒋介石，一方面参加革命活动，一方面谋取一个进身之阶。陈立夫思之再三，认为其兄说得有理，不妨到广东走一趟看看再说。由此，陈立夫在陈果夫的安排下，于1925年底辞去中兴煤矿工程师的职务，到达广州黄埔军官学校晋见蒋介石。果然，蒋一见陈立夫，大为高兴，十分兴奋地说：“立夫你回来，好极了。”蒋当即写了一个字条：“派陈立夫为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室机要秘书。”
校长办公室设在东山公馆，当时在蒋身边任机要秘书的还有邵力子先生。不久邵力子先生被派往北方冯玉祥处进行联络活动，办公室的工作则由陈立夫担当起来。从此以后，陈立夫以蒋的盟侄与亲信秘书的双重身份，很快成为蒋的心腹干部，并为陈果夫在政治上的崛起与巩固陈果夫的政治势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对于蒋介石来说，1925年，是他的一生中在政治上发生重要转折的一年。这一年，因孙中山先生逝世，广东国民革命政府一时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地，而蒋介石却因缘时会，纵横捭阖。经过两次东征，平定商团，镇压杨刘叛乱及处理廖仲恺案等事件后，胡汉民、许崇智等国民党的实力人物先后被赶出了权力中心，蒋介石的政治地位直线上升，到这一年的年底，蒋介石已成为排名仅次于汪精卫的国民党第二号人物。但是，如果就实力来说，蒋介石由于一身兼有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校长、长洲要塞司令、广州卫戍司令、粤军总司令、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等职，手中握有军权，在当时“有枪即是草头王”的实力政策下，蒋介石实际上已成为广东国民革命政府的头号实力人物。
蒋介石的崛起，对于“恒泰帮”，特别是对于陈果夫来说，无疑是一大福音，事实上这一天很快就来到了。
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这是孙中山逝世以后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也是对孙中山以后的国民党中央人事作出安排的重要会议，因而成为国民党内各派政治势力注视和争夺的目标。在这次会议上“恒泰帮”合力奋击，从而取得全面胜利。蒋介石被选为仅有36人的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戴季陶由于与西山会议派的暧昧关系而在大会上受到批评，但是在他缺席的情况下仍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可见其人的影响力不可小视。张静江和陈果夫则分别被选为仅有12人的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在随后举行的一中全会上，蒋介石被推为中央执委九常委之一，排名仅在汪精卫之后。蒋介石坐第二把交椅的地位正式得到了全党的确认。张静江则被推为中央监委五常委之一，排名在五常委之首。“恒泰帮”成为国民党中央真正意义上的核心集团。
在国民党二全大会上，最引人注目的政治新星是蒋介石位次的变化。因为从这个位置出发，蒋介石角逐国民党领袖的较量，只剩下最后一个对手汪精卫。然而，陈果夫却是这次会议上一个最具政治潜力的新人。蒋介石、张静江及戴季陶的跃升毕竟还是凭藉他们在这之前已经建立的实力，而陈果夫进入中央监察委员会却是靠了“恒泰帮”几位大哥们的提携，才有幸进入国民党内最有权势的48人集团。
但是，真正把陈果夫推上国民党党务第一线的是蒋介石发动的中山舰事件。因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开始掌握了党务工作的主动权。此时，陈果夫奉蒋召唤，于4月底从上海出发，于5月初到达广州，立即帮助蒋介石筹备二届二中全会的有关事宜。5月1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举行，出席会议的中央执监委及列席人员达40多人，陈果夫以中央监委的身份出席会议。会上，蒋介石俨然以新领袖身份首先向大会宣布会议宗旨，并向大会提出限制共产党人活动的《整理党务案》，规定参加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必须交出全部名单，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省及特别市党部中担任执行委员的名额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的部长，等等。陈果夫在会上积极活动，使《整理党务案》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极力反对下获得通过。
由于中共党员及汪精卫等人的大批退出，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出现了新的权力真空，进一步给“恒泰帮”的发展造成了新的机会。首先是“恒泰帮”的老大张静江被蒋介石等人推上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的高位，接着是蒋介石先后被推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军人部部长、中央组织部部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政府委员等要职。戴季陶虽然在这次会议上未能因反共的“先见之明”获得“平反”重新占据要津，但是，一年前他的反共小册子《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和中国国民党》，却在这次会议上倍受推崇和拥戴。戴季陶本人也被一些人吹捧为“反共的先知”，从而进一步确立了他作为国民党理论家的权威地位，戴季陶的再次出山只是时间问题了。一个多月后，张静江为了确立蒋介石的新领袖地位，主动提出“让贤”，把国民党中央主席的职务让给了蒋介石。而蒋介石就任主席后，则以军政事务繁忙为由，仍请张静江代理。这样一来，“恒泰帮”的老大、老二都成了国民党新领袖，老三戴季陶是国民党的理论权威与精神领袖，有了如此了不得的头衔，当不当高官也无所谓了。剩下来没有得到妥善安排的就是恒泰帮的“小四子”陈果夫了。不过，三位大哥都有了出头之日，还怕没有小弟飞黄腾达的机会吗？
张静江出任中央主席，蒋介石就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国民党党务大权尽入“恒泰帮”的私囊。就在张、蒋春风得意之时，新的问题产生了：其一，蒋介石的军事事务已经十分繁重，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工作挂名可以，具体负责则不行。张静江已是中央主席，当然不便再兼中央组织部部长，替蒋看家；其二，张静江是商人出身，蒋介石更是出身丘八，两个人过去都无缘接触党务，对党务工作可以说完全是门外汉，现在贸然接触党务，大有老虎啃天，无从下口之感；其三，张静江与蒋介石在国民党的党务工作方面素来没有班底，国民党内搞党务的人，大都集中在胡汉民与汪精卫麾下，这些人当然不能信任。蒋介石这边有个吴稚晖，还有个戴季陶，都是反共狂，多少懂得点党务。但吴是国民党元老，就党内资历、声望和年龄来说，都比蒋介石大得多，他支持和扶持蒋介石，很有点出于党国利益提拔新人的样子。蒋介石顺着他，他当然会处处在政治上拉扯蒋介石一把。蒋介石要是不肯顺着他，他甚至会拿出前辈的身份，对蒋介石教训一通。蒋介石认为，如果把党务交给吴去负责，显然不行。至于戴季陶，在资历上固然不能与吴稚晖相提并论，而且可以说与蒋介石是在帮的兄弟，忠于或维护蒋介石是不用说的，对党务工作亦多少有些一知半解。但是，这个人的毛病是喜欢独行，好为人师，要他当主子可以，当儿子不行。且此人极好弄出一副古名士之风的样子，为人办事，崇尚合则来，不合则去的态度，故此人不易驾驭，加之，其人与西山会议派的干系还没有完全解脱，也难以直接启用。
本来，蒋介石认为办理党务，非陈其美不行。蒋介石曾经非常感叹地说：“如果英士先生不死，可以办党；我自己则专心军事，而由膺白（黄郛）办政，可以分工合作。无奈膺白却只愿做一客卿，无意参与党的政治。”现在陈其美死了，仨兄弟主政图当然提不得了，重中之重，只有临时先找一个忠于自己的人，把目前还由共产党控制的中央组织部先接手过来，其余的再从长计议了。自国民党一全大会后，负责国民党日常党务工作的中央组织部部长一职始终由中共党员谭平山、杨匏安出任。中山舰事件后，谭平山和杨匏安等一大批党务工作的精英人物虽然被逐下部长高位，但中央党部的各个具体办事机构仍然由中共人员控制，非有一个铁腕人物执掌中央组织部不能改变此种被动局面。
就在蒋介石一筹莫展的时候，倒是有一个伯乐向蒋介石推荐人才了，这就是在国民党内素有“政治甘草”称谓的谭延闿，谭与陈果夫见过几次面，亦谈过几次话，故认为陈果夫见识不凡，精明干练，前途未可限量，于是向蒋介石推荐说：“清党，果夫有办法。”蒋介石一听，恍然若悟，马上就商于张静江。张静江亦持肯定态度，认为陈果夫虽然也没有做过国民党党务，但是，他智慧极高，悟性过人，每临险境，镇定如常，处事谨慎，指挥若定，确有“鬼才”之灵性、“帅才”之风度。况且，陈果夫由于一直没有搞过党务，在左右派斗争的问题上比较超脱，估计由他接手中央组织部，亦不会遭到共党分子的阻碍。如此，则正可以放手实施由我们兄弟包办党务的计划，而又可以不受左右派的攻讦。蒋介石闻言大喜，当即决心下定，任命陈果夫为中央组织部秘书，代理组织部部长职权，具体实施《整理党务案》，改组一直由共产党人把持的中央组织部及国民党各级党部，领导并实施整个反共计划。
蒋介石关于邀请陈果夫帮助办党务的函件到达上海后，陈果夫毫不迟疑地接受了。本来，蒋介石到广东后，曾多次函邀陈果夫到广东帮忙，但陈果夫终以身体不好为由加以婉拒。原来，陈果夫知蒋办事素来十分任性。过去在孙中山手下做事，总是升一次官，辞一次职。辞了职，就跑回上海或溪口闹情绪。这种事弄多了，连陈果夫都为他能不能真正在广东站住脚产生了疑虑。陈果夫本来办事极持重，故蒋介石每有相召，他总是不敢贸然前往。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后，情况不同了，不但蒋介石党权军权在握，连张静江都当上了国民党中央主席，广东的天下已经落入“恒泰帮”之手。太史公说：夫功者难成而易败，时者难得而易失也。时乎时，不再来。古人又云：天与弗取，反受其咎。此时不取功名富禄，更待何时!于是，陈果夫立即收拾行装，赴广东上任，从此开创了陈果夫把持国民党党务25年的历史。
其实，陈果夫到广东给蒋介石帮办党务，本是违反党纪的。因为按国民党党章规定，陈果夫以中央监察委员的身份是不可以再在中央党部任职的。可是，当时在蒋介石与张静江等人的一手包办下，没有人敢于对此提出异议。从国民党二全大会到二届二中全会，陈果夫由一个上海滩上名不见经传的小商人一下子跃升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与代理中央组织部部长，一步跨入国民党的权力中心，跻身于国民党的新贵行列，成为党内外仰视、海内外瞩目的政治新星，的确可以算是一鸣惊人、冲天而起了。据说，在国民党的历史上，从一介平民一步登天，一出山便当上部长职务的，仅此一例。
“清党，果夫有办法”
的确，陈果夫清党是有办法的。这一点，甚至连蒋介石也没有完全估计到。许多当年与陈果夫有过一面之缘的人回忆说，陈果夫锋芒内敛，深藏不露，见人不大说话，他往往身穿长衫，罩上一件小坎肩，若看外表，活脱脱一个钱庄的挡手。若看言谈举止，说话总是不疾不徐，貌不惊人，又恍若一位国文教师。但是从此人的才干来看，又确实是胸藏丘壑，叵测前机，真是不可思议。陈果夫接手中央组织部开展党务整理的过程就是一例。
在国民党党务工作方面，陈果夫一无班底，二无党务工作的经历，三无这方面的专业训练，完全是以一介商人身份进入中央组织部，从事党建工作，居然干得“十分出色”。其实，陈果夫办党，并无多大诀窍，只有一个镇山之宝，这就是他的权变手腕。
首先，陈果夫在政治面貌上，学习蒋介石的策略，取中庸之道，在国民党右派与共产党人中间，保持一种平衡与超然的态度，以便取得两方面的支持。这就像商人做生意一样，虽然明知道任何一个人都将是你的对手，但未成对手之前，则任何一个人都应该是你的朋友。早在国民党改组之始，党内就出现了分裂之兆。陈果夫当时在上海，远离国民党派系之争的中心。但因他与广州国共方面都有所接触，故也有一些国共要人征求他对国民党党务的意见。陈果夫深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要义，除了答复“党内不能有党”的主张外，其他一概不予置评。后来左右双方都要他登记参加，他亦未接受。如此，双方对他虽无多大好感，亦无多大恶感。等到陈果夫以中央组织部秘书与代理部长的身份，代表蒋介石到中央组织部接手部务，无论是过去认识与不认识陈果夫的中共党人，均认为陈果夫不过是一介商人，从未办过党务，也没有参加过右派的反共组织，也未发表过什么反共言论，故对陈果夫的第一个感觉是：没有威胁感!由他接手党务，比右派接手要好。有了这样一个错觉，当陈果夫到部时，对他以中央监察委员的身份办党务自然没有更多的异议。陈果夫的这种政治上的骑墙态度，不但蒙过了一些中共党人，就连国民党右派分子也被蒙在鼓中。当时，国民党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经常向陈果夫介绍一些人员，希望能够录用。陈果夫则按照“中庸”之道，有用有不用。结果，左派不满，右派亦不满。陈果夫回忆说：“共党对于人事问题，还有几次抱着干预态度，例如：每逢广州‘孙文主义学会’的同志有事来接洽，尤其关于介绍人员，事后共党常很快地知道他们所介绍之人，接着杨匏安就会来找我，攻击某某之为人，希望我勿用。此时蒋先生命我勿与共党冲突，在他出发之前，更特别关照我和鲍罗廷接洽。因此我只能抱定既定方针进行，同时遇有重要事项，随时请示静江先生等然后决定。‘孙文主义学会’同志，对于我和共党的关系，不明我用心所在，乃不免常有误会之处。”
其次，陈果夫极善于在做任何事情之前，先估量一番对手的实力，而后再制定自己的战略战术。陈果夫认为，这跟做生意是一个道理，比如，在你面前坐着一位商家，你要想跟他谈成一笔交易，总得先要弄清他有多少资本?手上都有些什么货色?市场销售前景如何?是“统吃”还是“零敲”?搞懂了这些方面，才能有把握把这笔交易做好，至少做到不会赔本。陈果夫接手中央组织部后，先将部中的名册取来，分别从政治态度、思想感情及人际关系等各方面逐个地进行缜密考察，调查分析，发现29人的中央组织部，只有3人算是货真价实的国民党员，其余的全是共产党，而且还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共产党大头目杨匏安与谭平山等人的族人，算得上是铁杆杨派与谭派分子了。实际上，中央组织部完全控制在杨、谭等共党分子的手中，他们的势力相当强大，国共两方的实力简直不成正比。陈果夫再进一步考察下去，发现国民党的党务可以说已经荒芜不堪。对于当时的状况，陈果夫说：（国民党）“老同志中有不愿与共党合作而灰心的，也有被杀的，也有因相互斗争而离开广州的，也有被共党挑拨离间而不敢问党务的。中央秘书处由三个共产党员林祖涵、谭平山、杨匏安在把持。组织部完全在共产党之手，宣传部也半入共产党之手，其他各部均在共产党操纵之下，本党无法闻问，可以说本党已经完全被共党篡夺了。在各省市方面，党务大半为共产党所主持，即使未为所夺，也一定分为左右两派，常向中央互相攻讦，党务不能进行，下层已无基础可言。”
在这种形势下，陈果夫认为仅凭自己单枪匹马杀入中央组织部，是无法工作的，必得先找一两个帮手，才能搭台开场唱戏。于是，他向丁惟汾和顾孟余要人。丁推荐了段锡朋，顾推荐了王乐平。但是，当时部中名额已满，加进两人，必得先去两人。陈果夫为不致一开始就与部中的中共人员产生对立，造成被动局面，也就耍了一个小小的花枪，解除了一个中共方面的人，也解除了一个国民党员文书干事骆用弧。结果，国共方面都没有话说。不过，这时部中的形势已经是5个国民党员对25名共产党员，由原来的1∶9，一下变成1∶5。更重要的是上层权力开始控制在国民党手中，力量起了微妙的变化。
第三，陈果夫采取收买拉拢的办法，对部内的中共分子进行分化瓦解，以进一步改变不利局面。陈果夫懂得，1∶5的力量对比，仍然是不成比例的，好比做生意，资本太少了，就会在竞争过程中出现不堪一击的局面，很快被对手吃掉。于是，陈果夫上任伊始，先来一个对部内人员的政绩考核，对于一些共产党员，工作勤奋的，在政治态度上可资笼络的，陈果夫就对他们特予升级，以示奖励。当时，杨匏安虽已解除代理中央组织部部长职务，但是，也还留在部中，蒋介石并在表面上关照陈果夫，有事须多跟杨商量。这在蒋的考虑是，在未与中共完全闹翻之前，对中共的力量还要加以利用。这样，陈果夫虽然主持部务，但杨也是可以对部务提供意见的。陈果夫的这套分化瓦解共产党人的手法，自瞒不过杨的眼睛。于是，杨加以制止，认为不应于此时升级。而陈却不肯收回成命，局势僵持了两天，结果被陈果夫予以升级的几个中共党员全部辞职，被杨调往他处工作去了。如此，陈果夫认为亦好，就趁势调自己的人进来，填补空额。更有一个中共党员莫某，陈果夫认为此人亦可争取，就宣布升级。可是按部中职级，已无级可升，这显然是违背制度之举，杨为此责问陈果夫，陈果夫巧言辩解：“工作特别好不能没有奖励。我想由我来补足他应得的薪给。”如此一来，杨无话可说，而被升级的莫某也感到很高兴。不久，杨只好将莫某调往他处。陈果夫故意加以挽留，杨坚执不允，于是，莫某留下的空额，又是一个陈果夫的亲信补充进来。陈果夫如果发现部内的中共党员一旦在工作中出现了一些小小差错，陈亦抓住不放，先做上一通文章，逼其自动离职，如不行，则借口解聘，随之换上自己人。
陈果夫的这一手虽未大动干戈，但是，部内人事却有了很大变化。中共的力量一点一点削弱，国民党右派的力量一点一点地增强。后来成为CC系大将的曾养甫、郑异、萧铮、罗霞天、洪陆东、叶溯中等人，都是在此期间逐渐补充进来的。其中最为陈果夫看重的，是一个叫吴倚沧的人物，被陈果夫视为奇才，委以秘书重任，加以重用，全权负责部中内勤事务，使陈果夫腾出精力，专心对外。一年后，此人在蒋介石第一次下野期间因染上霍乱身亡，陈果夫闻之悲痛不已，直到抗战爆发，陈果夫于乱世之中，还想到吴去世十周年，一个人在他的墓上凭吊一番。
经过大约半年时间的分化与调整，中央组织部的人事基本上已经换上陈果夫自己的人。北伐到达南昌时，部中仅留共产党员三人，与陈果夫刚进中央组织部时，部中仅有国民党三人，恰恰调换了一个位置。由此可见，陈果夫权变手腕的厉害。
但是，国民党党务毕竟是党务，与经商本不是一回事，陈果夫当然也不全是无师自通，他还是有所继承的，这就是在他上任伊始，从蒋介石手里拿到了两本小册子，一本是《整理党务案》，另一本题名《组织与训练》。关于《整理党务案》，自不必说，无非是如何反共罢了。至于《组织与训练》，倒颇有点传奇色彩，其来历也颇有点像黄石老人私授张良天书的味道。这本书的内容是专讲中共的政治纲领、思想建设与组织训练的。蒋介石对这一本小册子似乎十分重视，不但珍藏在身，而且专门写了一段序言，大意是说这本小册子所讲内容的重要性和对国民党组织、思想与训练工作的借鉴作用等等。蒋介石告诉陈果夫，这本小册子是在东征陈炯明的东江战役中，从牺牲战士的遗物中拾得的，这虽然是一本共产党人用于组织与训练的小册子，但在许多方面，对我们国民党人来说，不无借鉴。
陈果夫拿到《组织与训练》的小册子后，先浏览了一遍，果然觉得蒋介石所言不虚，书中不但字字珠玑，句句精辟，而且其中许多真知灼见之处令他这位上海交易所的第54号经纪人眼界大开，心灵顿悟，对贯彻和实施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整理党务案》胸中立刻有了底牌。从此以后，陈果夫对这本小册子如获至宝，终日随身携带，反复钻研，视它为指导国民党组织与训练的“宝典”。
陈果夫开展清党活动，一以他从陈其美那里接受的强烈作风与猛锐性格，二以他从恒泰帮那里接受的地域政治观念与江湖帮派意识，三以他从上海交易所中接受的大鱼吃小鱼的残酷竞争法则，四以他从《组织与训练》的小册子中接受的组织整顿加思想训练的党务指导方法，开始了他大刀阔斧地进行整理党务的过程。
其一，陈果夫仿照《组织与训练》教材中关于训练党员的做法，同时参照中共领袖人物毛泽东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形式，创办党政训练所，训练了一批心腹门生弟子，然后派到各省市去接替各级党部中原先赞成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员。这个训练所创办于1926年，成为后来国民党开办训练班的源流。陈果夫首先拟定了“党政训练所设置办法”，经国民党中央核准，招收学生100人，陈果夫兼任所长。该所初创，训练内容还没有像后期那样浸透法西斯精神，这时主要讲授孙中山学说的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建国方略、军人精神教育、民权初步、知难易行等，也讲点国民党第一与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许多训练内容还是进步的。只是由于招生初期，中共发现了陈果夫的阴谋，故派了一批中共党员进入该所受训。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陈果夫查明有中共人员混杂其中，为了纯洁这批门生队伍，陈果夫以行为不检为由开除了12人。这年12月，该所再次发生风潮，因陈果夫离粤，广州市公安局长李章达虽与陈果夫有过同学关系，过去对陈亦算支持，但此人政治上接近共产党，不肯对该所风潮再次进行镇压。张静江大怒，命李济深下令将李章达解职。陈果夫闻讯后，亦毫不手软，下令开除学生达一半以上，最后留下来的，均被陈果夫视为各方面最信得过的子弟兵了。
其二，陈果夫着手部署党员重新登记活动，规定全国党员均应按照中央组织部的要求重新登记，登记机关为省、特别市、市、县各党部，时间为三个月，登记表中增设表示愿意遵守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第一次及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与决议的特别声明，并且规定曾经加入过共产党组织的国民党员必须特别声明与中共组织脱离关系等等。结合党员的重新登记活动，陈果夫规定只有对重新登记了的党员才能发放党证，在此基础上，大规模地从上到下改组各级党部组织，驱逐共产党人，广泛地发展忠于蒋介石的新党员，大力提升忠于蒋介石或陈果夫的蒋记干部，形成坚实的蒋记党员队伍与干部队伍。
其三，结合已经开始的北伐战争，重新派定各省市党部负责人。陈果夫在国民革命军北伐出师之前，就已经把各省市党部负责人的名单都委派定了，诸如：段锡朋、郑异被派往江西；陈希豪被派往上海；萧铮、于宇春、葛武棨被派往浙江；郭春涛被派往西北；张道藩等三人被派往贵州；吴铸人、童冠贤被派往北平；纪亮被派往绥远；丁超远被派往福建；等等。并指令他们跟在攻城略地的北伐军后面前进，但凡国民党每收复一省或一市，这些党部负责人便立即对号入座，设署办公，行使国民党的党权。陈果夫并教会他们如何到一地后加强国民党组织，与共产党开展斗争，等等。
陈果夫整肃党务的部署与措施，使大批共产党人被逐出国民党组织，许多国民党左派人士受到打击，一批批忠于蒋介石与陈果夫的国民党新右派们受到提拔重用，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和统治得到强化与巩固。在这一过程中，蒋家天下陈家党的局面也正开始形成。
陈果夫的出手不凡，的确使蒋介石对他刮目相看，并开始确立了陈果夫在他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在北伐期间，陈果夫的胞弟陈立夫随军前进，初任蒋介石的机要秘书，不久就被提升为秘书处机要科长。当时，秘书处下设文书科、机要科，文书科长毛思诚，是蒋介石元配毛氏的本家。陈立夫虽为机要科长，实际上负秘书处的实责，权力很大，已日益成为蒋介石身边不可或缺的心腹谋士。陈立夫在蒋介石身边的得势，也进一步加强了陈果夫在国民党内的地位。
第一号清党杀手
对于陈果夫来说，他于北伐战争中就开始策划的以共产党员为主要对象的清党计划，是将他的清党理论付诸实施的一次具体实践过程，并且从此奠定了他成为国民党新右派的重要领袖人物。但是，陈果夫的右派立场有个渐进过程，特别是他与中共的分裂，有个从后台走到前台的过程。
陈果夫第一次公开对中共严词指责，是在1926年中央党部联席会议期间。当时，国民党中常委决定召开一次中央执委与各省市及海外党部代表联席会议，陈果夫参与筹备这次会议，于是，左派、右派与中共三方都在暗中积极活动。很显然，右派的活动能力根本不及中共人员，出席会议的代表中，共产党人占了多数。海外代表中，本是右派力量集中的地区，结果也是中共的代表占了多数。陈果夫拿到这份名单，十分恼火，愤然指责说：“有些地方本来推定在国内的本党同志为代表，海外部故意把电报译错了几个字，或把电报搁置不发表，使之无法出席。例如，加拿大推曾养甫为代表，海外部的共党分子就故意译错了字，幸而审查资格时给我们发觉了。”
另一个逼使陈果夫走上前台的原因，是他与张静江的关系。蒋介石率军北伐后，广州的局面先由张静江维持了一段时间。张静江的右派立场暴露得比陈果夫早，故不断受到国民党左派与中共的严厉批评。老大挨批，做小弟的当然不愿意了，每逢有关会议上出现批张的言论，都因张有腿疾，不良于行，常常不能上台答辩，不免吃亏不少。于此，陈果夫常常见义勇为，替张静江上台巧为辩解，使张静江颇为感激。最为紧张的一次批张事件，是发生在10月28日的国民党中央执委与各省市党部联席会议上关于追究“司的派”事件责任的讨论。
所谓“司的派”是中山大学少数学生的一个反共组织，后被揭露而交张静江处理。张认为“司的派”以国民党的立场反对共产党，乃党同伐异的自然表现，并不算一桩严重的案件，于是，只由中央监委轻描淡写地对为首的学生沈某给了一个象征性的处分，就不了了之。如此，“司的派”的反共活动更加猖獗，广州的共产党人对此深为不满，指责张静江对此案过于宽大，处理失当，并在中央与省市党部的联席会议上，继续追究张静江的责任，指出“反共就是反革命”。张静江既不良于行，难于上台答辩；又自感在共产党人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无辞以对，其状深为狼狈。陈果夫见状，愤然上台为张静江辩护说：“司的派”更为猖獗的反共活动都是在中央监委处分沈某之后发生的，监察委员不是神仙，不能对尚未发生的事情负责等等。陈果夫的狡辩，缓解了对张的指责。于是，大会作出决议，开除沈某党籍，张静江不敢再有异议，此案亦告结束。
1927年1月，蒋介石因迁都问题与武汉国民政府的意见形成对立。2月3日，蒋介石在南昌多次公开发表反共演说，并自称是国民革命的领袖之一，有“责任和权力”干涉与制裁共产党。为此，陈果夫利用掌握的中央组织部大权，积极帮助蒋介石推进反共与打击国民党左派的活动。3月，陈果夫受蒋密令，派出杀手先后杀害了江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及中共党员陈赞贤、江西吉安总工会委员长梁一清等革命人士，拉开了用武力镇压共产党人的序幕。从此，特务四处横行，杀手一展身手，又先后在抚州、上饶等地制造惨案，捣毁南昌市党部与九江、安庆市党部、总工会及省农协等等；陈果夫到南昌后，运用所谓党团方法办理选举，成立党部，夺取基层党权等。为此，陈果夫的反共活动受到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人的一致谴责。
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举行。这次大会是由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左派共同主持，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限制和削弱蒋介石军事独裁权力的一次重要会议。蒋介石知道二届三中全会必定是会无好会，故拒绝参加。但是，陈果夫经过与蒋介石商量，决定与会，目的是借此了解会议的情况，暗中考察武汉方面的形势，为蒋的下一步行动提供政策依据。因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个一面倒的会议，右派势力根本在会上没有任何活动市场，会上通过的《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统一革命势力案》、《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条例》、《撤销中央军人部案》等，几乎每个提案都是针对蒋介石而提出的。同时一大批国民党右派在中央执委、监委与国民政府及中央各部的职务相继被免去。陈果夫到武汉后，发现形势极为不妙，也就很少出席会议，诡秘地注视着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的活动情况。全会闭幕后，共产党人认定蒋介石与陈果夫是国民革命最凶恶的敌人，于是公开揭露蒋介石与陈果夫的右派行径与反共活动，马路上贴出“打倒蒋介石”、“驱逐陈果夫”的标语。3月18日，汉口大游行，群众呼出的阵阵口号中，有一句就是“打倒陈果夫!”当时陈果夫正夹在人丛中，所幸的是没有人认识他。不过，陈果夫也吓得胆战心惊，行止更加秘密，每天都要换一个旅馆，以避免被人掌握行踪。3月23日，北伐军进入上海，就在这一天深夜2时，陈果夫秘密避开检查人员，离开武汉。
随着宁汉对立程度的加剧，蒋介石反共的进程加快，陈果夫在国民党新右派集团中显得更加活跃，所起的作用也更加重要。为准备发动反共事变，陈果夫暂时辞去组织部职务，以中央监察委员、中央政治会议上海分会委员的身份，先期去上海，为蒋介石部署政变计划。1927年4月2日下午，蒋介石赶到上海后，亲自召集少数几名中央执委和监委在国民革命军东路军上海前敌总指挥部部址高昌庙江南兵工厂开会。参加会议的除蒋介石外，还有何应钦、吴稚晖、李石曾、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陈果夫以中央监察委员的资格，陈立夫则以蒋介石机要秘书的身份出席了会议。会议的内容是由蒋介石说明为什么要“清党反共”与“建都南京”的问题。到会的人都是主张反共的，因而从一致的立场出发，用所谓的“亲历亲闻”对中共进行攻击，借以加强“反共清党”的气氛。陈果夫也在会上积极发言，用所谓中央组织部了解掌握的大量“材料”，来说明进行反共清党的重要性，因而对会议反共的气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为了能给这次清共政变提供合法依据，陈果夫向蒋献策，拉拢一部分中央监察委员，在上海召开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形成清党决议，然后向全党发出“护党救国”的通电，为反共清党做好组织上和舆论上的准备。
为了实施这一计划，由陈果夫具体筹备，蒋介石亲自出面，首先把国民革命政府的“四大元老”与中央监察委员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请到上海枫林桥旧淞沪镇守使署的深院里密谈，以争取他们对蒋介石反共清党活动的支持。“四老”中，张静江及吴稚晖与蒋介石早有密谋，李石曾亦无问题，故谈话的主要对象是争取在党内外享有声誉的蔡元培支持。
4月2日晚7时，所谓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紧急会议”在上海召开。会上，通过了一个由蒋介石授意，由吴稚晖与陈果夫共同起草包办的所谓检举共产党谋叛的呈文，并盗用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名义据以咨请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以及地方军事当局做“非常紧急处置”。“姑将所开各人及各地共产党首要危险分子经党举发者，就近知照公安局或军警暂时分别看管监视，免予活动，致酿成不及阻止之叛乱行为”。陈果夫在会上发言，鼓励他人通过决议：“照吴委员敬恒所拟办法”，建议蒋介石对共产党“以非常之处置，护救非常之巨祸”。在咨文中说，到会的中央监委有三分之二，计有中央监察委员蔡元培、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古应芬、陈果夫，候补监察委员李宗仁、黄绍竑等共同出席，并公推蔡元培做主席，等等。
其实这个咨文完全是陈果夫与吴稚晖的“天才杰作”，如果说这次秘密会议是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紧急会议的话，当时出席会议的只有中央监委吴稚晖、李石曾与陈果夫，候补监委李宗仁与黄绍竑。而国民党二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中央监委人数共20人，可见出席4月2日秘密会议的仅五分之一，而且蔡元培、张静江与古应芬三人并未出席，即使算上他们三人，也还不足中央监委总人数的半数，可见也还是不合法的，当然也谈不到“公推”蔡元培做会议主席一事。为了遮人耳目，陈果夫还煞有介事地搞了一个会议原始记录，以便欺世。
4月2日的中央监委秘密会议，主要策划者虽然是陈果夫，在前台主演的却是吴稚晖。吴是国民党内著名的政坛丑角，惯于在重大政治历史事件中插科打诨，对于政治的严肃性与道德性是不屑一顾的。陈果夫是国民党内的政治暴发户，政治野心与宗派利益对他来说是高于一切的，至于伪造咨文与会议原始记录一类的欺世之作对他们来说是无所谓的，在政治辞典中没有“诚实”这两个字，政治家不相信诚实。
4月9日，陈果夫再次按照蒋的密令，邀约蔡元培、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古应芬、邓泽如、黄绍竑等人，联名发表了一篇长达3000余言的护党救国通电（即“青电”），大骂武汉国民党左派对反共清党的不合作，并说：“长此以往，不独北伐困难，而本党百万党员与朝夕以求中国的自由平等之民众亦将何以寄托?”此电发出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已经完成了发动政变的最后一道手续。三天后，4月12日，一场血腥大屠杀便先后在上海、东南各省和两广地区开始了。
“四一二政变”后，宁汉彻底分裂，蒋介石于4月18日在南京设立蒋记国民政府。由于国民党中从事党务的精英人物大多在汉方，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崛起于军界，在党方可以说是毫无基础。“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这就造成陈果夫在蒋记国民党及南京政府中的地位迅速上升。4月17日，南京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成立两个权力很大的委员会，一个叫中央宣传委员会，一个叫中央组织委员会，全权处理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创建工作。陈果夫分别成为这两个委员会的委员，并且具体负责主持“清党”活动，领导各级清党委员会，专门对付共产党人。
以陈果夫为首的清党委员会在当时是一个权力无所不在的组织。在中央方面，以陈果夫领导的中央组织部为主，并成立了一个五人委员会，专门策划清共与排除党内异己的活动。在各省市，也都由陈果夫派出忠于自己的人组成清党委员会，除了主持领导对共产党人的屠杀外，但凡对国民党内有进步思想或同情中共、反对蒋介石与陈果夫的成员，都毫不吝啬地扣上一顶“反动分子”的帽子，再安上“叛党”的罪名，加以杀害或长期关押，以造成蒋陈的一统天下。
在各省市清党委员会结束后，陈果夫又指定各省市党部组织改组为指导委员会或整理委员会，办理党员登记，重新确定党籍，对思想进步或被认为思想动摇的党员则规定不予恢复党籍，并规定在各省市党部中选定一位与陈果夫关系较深的委员，任为“肃反专员”，使其继续进行清党与党同伐异活动，扩大陈果夫在党内的势力，这为陈果夫形成自己的帮派势力，进一步奠定了基础。
覆巢之下有完卵
1927年8月，在汪精卫开始分共后，宁汉合流。桂系联合汉方与西山会议派的一批老朽，暗中笼络蒋介石手下的大将何应钦，趁蒋介石开府南京、立足未稳之时，采取中国古老的“逼宫”一伎，将蒋介石赶出南京，送回老家奉化溪口过起了闲云野鹤般的“草民”生活。
但是，权势欲极强的蒋介石对于这次遭到桂系的暗算是极不甘心的。为此，他在下野之前，为日后的东山再起作了重要部署，这就是在军事上抓住黄埔系，把黄埔学生交给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朱绍良负责，以保持自己对军事实力的控制权；在党务上则抓住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陈果夫控制的各地党政干部，蒋则在溪口通过朱、陈二人对军事与党政进行遥控。
蒋介石下野后，陈果夫按蒋的密令，初时尚继续留在南京，企图积蓄力量，窥测时机，拥蒋上台。但是，由于国民党的一批元老派人物如胡汉民、张静江、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等均一体辞职，声称“各为故里游，一了百了”。结果，南京政府内部慌乱，武汉各派又心怀异志，让西山会议派火中取栗，从中捞取实权，与桂系共同炮制了一个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以取代原来的中央执监委员会，军政大权操于桂系之手，党务大权则归西山会议派掌握。西山会议派的谢持、居正、林森、张继、邹鲁等人均进入32人的特委会，谢持居然成为特委会3名常务委员之一。
西山会议派形成于1925年的北京西山碧云寺，虽然他们在反共问题上与蒋介石有了共同语言，但是，由于他们在过去两年中屡遭蒋派的打击，屡屡不得翻身，因而对蒋深怀宿怨，胸中早存报复之心。加之他们上台后，主持党务，与蒋系亲信陈果夫的势力范围发生冲突，故西山会议派上台后的第一根闷棍，首先就向蒋介石与陈果夫安插在党务部门人员的头上敲去。
9月，西山会议派首先对中央组织部进行改组，由谢持主其事。谢持是四川人，曾考中清末秀才，1907年在四川加入同盟会，参加酝酿反清起义与辛亥革命活动。“二次革命”失败后，一度流亡日本，成为中华革命党的第一批党员。以后，长期在中华革命党与国民党以及南方革命政府内担任要职。谢持在国民党人中也算得上是一个纵横捭阖、长于组织的党务干才。因而，谢持一上台，就在西山会议派邹鲁、林森、居正、张继等人的支持下，首先铲除了陈果夫在中央组织部苦心经营起来的班底，继而又大刀阔斧地砍掉了初由谭平山所派、继由陈果夫改组的各省市党部委员。总之，不论是共产党的人、蒋介石的人、陈果夫的人，一律腰斩。并将各省市党部改为临时委员会，成功地从陈果夫手里夺取了对党务的控制权。另外，谢持大批地把西山会议派的干将塞进中央党部与各省市党部临时委员会，担任要职。
西山会议派的复辟，使陈果夫顿失根基。这样一来，南京便有点蹲不下去了，不得不退居上海。当时，中央特别委员会勉为其难地把他推进农民部，赏了一个农民部委员的职务，陈果夫当然不会为五斗米而折腰，故未就任。
陈果夫因有蒋介石的“临走嘱咐”，故不能像胡汉民等元老们那样潇洒地表示“一了百了”，而是要重新集合力量，策划拥蒋上台的活动。陈果夫经过一段时间的反思，意识到蒋先生这次失算下台，关键是过去对反蒋分子过于宽容，镇压不够，因而遗患于今天。由此，陈果夫到上海不久，就与同样已经“失业”的陈立夫一起，在上海设立了一个叫“浙江革命同志会”的地下组织，纠合上海青帮的黑社会势力，对国民党的左翼人士以及反蒋分子进行了一次惨无人道的暗杀活动，算是出了胸中的一口恶气。
为了进行拥蒋上台的舆论宣传工作，陈果夫又与陈布雷、戴季陶一起，积极筹划创办一份名为《新生命》的杂志。陈布雷本就是上海新闻界的著名报人，办报纸、写文章是他的拿手好戏。在《商报》任编辑主任期间，他以畏垒的笔名发表评论，被称为“民国以来，在言论，最有特殊成就的名记者”，也有人把他与时任天津《大公报》总编辑的名笔张季鸾并称为“北张南陈”。不久，陈布雷被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邵力子引荐给蒋介石。蒋爱其旷世其才，惜其忠心不二，很快引为知己，聘为私人秘书，并和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陈果夫一起于1927年春节，介绍陈布雷加入国民党。当年6月，陈布雷被蒋破格提拔为中央党部书记长，成为陈果夫在中央党部的同事，并且从此以后与陈果夫建立起很深的私人关系。蒋介石下野，陈布雷为其起草好《辞职宣言》，也就仆随主便，一起打道回沪，被陈果夫拉到一起，负责创办《新生命》杂志，为蒋再次出山鸣锣开道。
陈果夫在上海期间最重要的活动，是组织和领导了一个叫中央俱乐部的宗派组织，它是其后国民党主流派CC系的源头，从而对陈果夫的一生以及国民党的历史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萌发成立中央俱乐部的念头，是陈果夫从一部分失业的国民党党政干部身上产生的。本来，在国民革命军北伐初始，陈果夫为抢占地盘，在广州期间就委派了各省党部的负责人，指令他们随军前进赴任。北伐军收复上海后，蒋介石因忙于分共，而将北伐大业置诸脑后，一部分准备到中原与北方各省市赴任的党部委员们不能到职了，只好暂时集中到上海，由陈果夫负责安置住下，等候机会出发。8月以后，蒋介石下野，陈果夫回沪，发现这批人还在上海翘首以待，企望走马上任，想到自己现在也被别人赶下台来，成了失业大军中的一员，不禁哑然失笑。但是，陈果夫马上想到何不把他们利用起来，进行反对南京特别委员会的斗争，开展拥蒋上台的活动。于是，陈果夫便以打倒南京特别委员会、拥护蒋介石重新上台作为号召，发动在上海的这一批党政干部，并联合各地的党政人员一致行动，建立一个组织，取名为“中央俱乐部”，以便从南京特别委员会手中夺取权力。
中央俱乐部成立初期，人员只有三四十人，为加强对这部分人的领导，陈果夫指定以浙江、江苏、山东、山西、南京、上海等省市党部的执行委员张强、洪陆东、许绍棣、潘公展、苗培成、马元放、郑异、萧铮、程天放等人为主干，在上海开展活动。为加强号召力，陈果夫抬出戴季陶、丁惟汾共同作为中央俱乐部的领导人，负指挥责任。该组织成立后，各省市党部的职员在执行委员的鼓动下，也逐渐加入，人数日增，声势益壮，到年底便已发展到100多人。当年12月，南京特别委员会被陈果夫等人发动的暴乱搞垮，蒋介石复出，中央俱乐部的成员因功被陈果夫派往各地赴任。因戴季陶此时已长住南京，成为蒋介石的心腹谋士，终日出谋划策，乐此不疲，对一个乌合之众的中央俱乐部组织不感兴趣。丁惟汾则已出任国民党的封疆大吏—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北京分会主席，对一个中央俱乐部的小组织也无心去管。由此，三分天下已去其二，剩下陈果夫一人单独领导中央俱乐部。当时，中央俱乐部之名虽已不复存在，但原来参加这个小组织的成员依然在陈果夫的领导下而联合在一起，秘密开展政治与宗派活动，使该组织成为CC系的胚胎而逐渐发育成熟起来。
但是，真正显示出陈果夫的组织才能并且给南京特委会致命一击的事件，是由陈果夫在幕后策动中央党务学校的学生制造的南京11·22复兴桥流血惨案。
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创办于1927年5月，当时正是蒋介石大批屠杀共产党人，公开进行反共活动的顶峰阶段，国共合作时期一大批加入国民党组织，积极参与进行国民革命活动的共产党精英人才被杀被关被逐，许许多多同情共产党与主张国共合作的国民党杰出人才横遭残酷打击。而国民党内过去从事党务工作的干才，不是属于汪派就是属于老朽的西山会议派，无论从思想观念还是从个人性格上看，都与蒋介石及陈果夫格格不入。结果，自“四一二政变”以后，一时国民党党务人员奇缺，在不少省市党部里，陈果夫都派不出自己信任的党务干部，不得不听任异己分子在那里继续把持。
为了培养蒋记国民党的党务人才，在党方建立自己的班底与势力范围，陈果夫先后邀请戴季陶与丁惟汾等人磋商，决定扩大党政干部训练所为中央党务学校。其后，蒋介石接受陈果夫的建议，并于1927年5月5日经过南京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和中央政治会议讨论作出决议，决定在南京设立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招收对象为各省倾向国民党的青年。招生条件也特别放松，一律不问学历，只受一年训练，毕业后就直接分发各省市党部充任委员。考虑到该校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蒋介石决定自兼校长，并委派戴季陶、丁惟汾、陈果夫三人负责筹办。
中央党务学校在南京四牌楼正式挂牌成立，蒋即正式任命戴季陶兼任教务处主任，罗家伦充副主任；丁惟汾兼训育处主任，谷正纲充副主任；陈果夫兼总务处主任，吴挹峰充副主任；蒋介石另派黄埔学生康泽任训导员。就这样的人事安排来说，戴季陶位高言重，对校务自有重要影响，陈果夫要把持校务，难免要受其掣肘。但是，戴季陶以国民党的精神领袖与理论权威自诩，并不屑于与陈果夫争夺学校的具体权力。他所以看重教务主任一职，完全是认为在“四一二清党”以后亟须以国民党的思想去引导青年，教育青年，并将自己多年在广州中山大学讲演的记录稿加以整理，命名为《青年之路》，在上海出版后，用作党务学校的教材。而对具体的校务活动，却很少过问。丁惟汾的资格虽老，但他的势力范围主要在北方，在南京“天子”脚下，难以与陈果夫这样的新贵争锋。这样，党务学校的大权基本上落入陈果夫手中。
陈果夫目光远大，野心很大，早已看准中央党务学校正是培养自己亲信势力的绝好阵地，因而抓住不放，事无巨细，都要过问，成为中央党务学校的“太上皇”。陈果夫说明办党务学校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党基”。他后来在中央党务学校第一期毕业同学纪念册序中说：“欲造成革命之武力，不可无黄埔；欲推进党务之发展，更不可无一般曾经充分训练之党员，充实各级党部，巩固本党之组织。”这说明，陈果夫完全是把中央党务学校当作党内的黄埔军校来看的。
中央党务学校于当年8月初开学上课，共招收首期学生250人。这批学生后来大多成为陈果夫手下从事基层党务的骨干，有不少人更成为CC系的中层以上重要干部。中央党务学校开学后不几天，蒋介石曾亲至学校对全体学生讲过一次话，除一般的褒奖训勉之词外，还着重阐述了一番“穷理于事物始生之处，研机于心意初动之时”的道理，显示了蒋介石对该校学生的关心之切与希望之殷。
南京八月“逼宫”事件后，西山会议派对陈果夫苦心经营的蒋家党的苗芽悉数铲除。陈果夫避居上海，原以为覆巢之下无完卵，南京党务学校亦不能幸免，因此也就不作任何希望。谁知不久消息传来，谢持竟将蒋介石为校长的中央党务学校放过。陈果夫闻讯，喜不自禁地抚掌大笑说：“真是天助我也!”于是立即潜赴南京，秘密进行布置。原来，这是谢持的疏忽。谢持本来分析，中央党务学校虽然是蒋介石兼任校长，其实只是挂名而已，真正的实权人物是戴季陶与丁惟汾。因此，他竟天真地认为：戴季陶是国民党内反共的先知，不但在广州时期就搞过反共的孙文主义学会，而且也是西山会议派的同路人；丁惟汾又与他在民初北京国会时期及广州非常国会期间多次搭档同事，谢持素来认为他是个好好先生，易于拉拢驾驭；并且以为该校创办不久，素无根基，校园里一群学生娃娃，是小泥鳅翻不起大浪，从而对该校失去警惕，没有举刀砍杀。他哪里知道该校是陈果夫精耕细作的一块“自留地”，其潜在势力十分巨大，结果，谢持的疏忽，恰恰导致了南京特委会与西山会议派的翻船。
幕后100天
陈果夫潜赴中央党务学校后，在全面了解掌握情况的基础上，立即召集当初安插在该校的亲信骨干，进行秘密策划，研究对付西山会议派的对策，先后作出以下重要布置：
第一，建立领导核心。在陈果夫的直接领导下，成立由训育处副主任谷正纲、专职教员段锡朋、训育员康泽三人组成的秘密行动小组，作为中央党务学校的新的领导核心，积极贯彻落实陈果夫的指示，做推翻中央特别委员会的准备活动。
第二，坚定拥蒋立场。由陈果夫出面，请示蒋介石对中央党务学校的活动作了进一步指示，并由蒋亲自写了一封信给该校全体师生，要求大家“精诚团结，坚守本职”，“完成国民革命使命”等，目的是坚定中央党务学校全体师生的拥蒋立场，把大家拉拢到反对中央特别委员会的活动中来。
第三，采用两面手法。当时，中央党务学校虽然从谢持的屠刀下侥幸过关，免于一死。但是，自蒋介石下野后，该校经费成了问题，又恐遭意外打击，整日处于惶惶不安之中。为此，陈果夫授意，首先由教导处副主任罗家伦出面，向中央特别委员会大献殷勤，表示归顺忠诚之意。其次，敦请谢持到校对全体师生员工训话，以示恭顺而博其欢心。再次，又在南京龙潭战役前后及反击唐生智东征时，组织中央党务学校的学生到南京街头作拥护政府，讨伐叛逆，安定民心的宣传活动，从而进一步获得谢持等西山会议派头目的赏识，使得他们认为该校是自己可资利用的忠实力量。于是，经费源源不断地送来，中央党务学校也得以生存下来。在陈果夫的导演下，中央党务学校终于站住脚跟，成为陈果夫手中一张可以随时打出的拥蒋王牌。
11月10日，蒋介石东渡日本后回到上海，开始作重新上台执政的计划，先作联合汪精卫否定特别委员会的部署，次作打击西山会议派的布置，再作排挤汪精卫、胡汉民的动作。最后，汪、胡、桂系、西山会议派之间混战一场，几败俱伤，不得不请出蒋介石来收拾残局。为贯彻这一方针，蒋介石要陈果夫利用手中掌握的中央党务学校的亲蒋力量，在南京发动暴乱，制造混乱，逼西山会议派和南京特委会知难而退。
陈果夫受命回到南京后，综合各方面的形势，经过与行动小组谷正纲、段锡朋、康泽等人进行了一番深入的研究，发现南京特委会的实力派李宗仁的部队已全部调往两湖一带，以巩固其新夺得的地盘，南京特委会只剩下西山会议派的几个老朽在苦苦地支撑局面，于是一致认为这正是彻底整垮中央特别委员会的大好时机，决定抓紧时间进行布置。
接下来便是开始设计整垮特委会与西山会议派的具体行动方案。
陈果夫到底是一位权变高手，运用权术，策划阴谋，可谓环环相扣，风雨不透，有时看似信手拈来，实则匠心独运。当他将这次暴乱方案娓娓道来时，谷正纲、段锡朋与康泽等人一个个听得目瞪口呆，大为折服，不禁鼓掌大笑，信心大增。
陈果夫方案的核心内容便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首先，便是以倡议举行“南京市民庆祝西征北伐胜利大会”为由头，以便取得南京特委会对举行群众集会的同意。从而借机在召开群众集会的过程中，广泛发动和组织全市学生与市民上街举行游行示威活动，并于暗中派人在群众集会与游行示威过程中喊出“打倒特别委员会”的口号，同时组织一批猛锐分子带头冲入特别委员会与国府进行捣乱，制造混乱局面。陈果夫特别强调，要巧妙掌握和利用学生的激进心理和情绪，与军警进行对抗，不惜引出流血事件，只有这样才能使事态不断扩大，煽动起人们的愤怒情绪，促使社会秩序更加混乱，从而制造谢持等西山会议派无法收拾的局面。所谓西征北伐胜利，便是当时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兼湖北省政府主席的唐生智在汪精卫的支持和鼓动下，在武汉另立中央政治会议武汉分会，与南京的特别委员会进行对抗，形成唐桂冲突的局面，于是桂军西征，唐生智兵败下野。果然，当时谢持等人正陶醉于“西征北伐取得全胜”之中，对所谓庆祝大会的阴谋竟然未能察觉，居然稀里糊涂地批准下来，同意庆祝大会于11月22日在光华门内公共体育场举行。陈果夫一击得手。
其次，在取得特委会恩准集会的“红头文件”后，陈果夫便策划行动小组堂而皇之地公开采取行动，一是组织中央党务学校的骨干分子分头对工、农、商、妇女等群众团体和大中学校进行联系，采取半动员、半威胁、半强迫的手段，要求这些团体、学校尽可能多地组织所属成员或学生前往参加集会。陈果夫反复强调，因为只有人数众多，才能形成强大的声势，便于制造事端；二是暗中组织学生中的亲信分子，秘密印制五颜六色、大小不一的各种“打倒特别委员会”、“打倒西山会议派”标语、传单及旗帜，以便在集会与游行示威时使用。一切行动相当顺利，陈果夫再击得手。
另外，从中央党务学校的学生中挑选一批忠实可靠的人员，组建一支“点火”与充当打手的行动队伍。陈果夫布置，这批行动人员可分作三批：第一批约需20人，应被视作是最可靠的人才能入选，要求他们都要在那一天改穿便衣，化装为普通老百姓，混杂于前来参加大会的群众之中，每人身上都藏有许多各种不同的标语、传单之类，只等谷正纲在大会主席台上发出信号，这20名学生便从各个角落同时将标语、传单散发出来，给大会造成混乱。这批人临到当天早晨出发时，才被告知此次大会的真实目的。但在谷正纲、段锡朋与康泽等人的鼓动激励下，每个人都表示要忠于蒋校长，坚持按规定行事，决不胆怯，亦决不泄露秘密。第二批亦为20人，每人手持一根当时童子军使用的长约1.6米的木棍，主要任务是维持会场秩序，把守会场的正门和边门，对所有人员都是许进不许出。这批人在出发前，先由谷正纲作极富煽动性的政治动员讲话，并说：“我们今天的行动，必将作为光荣的一页载入史册。”学生是极单纯而又极富冒险精神的，此时，谷正纲按照陈果夫的交代，虽未公布此次行动的真正企图，但已测知必有重大事件发生，故大家的心情都显得非常激动，纷纷表示要不怕困难、不怕危险，认真完成交代的任务。第三批学生最多，达100余人，陈果夫指出应将这批学生列队站在主席台下，以作为行动小组手中掌握的预备队，临时接受行动小组的调遣。同时，当谷正纲等人在台上公开喊出“打倒非法的特别委员会”口号，遭到军警干涉，甚至用武力强迫制止时，这部分学生就要及时出来进行“保驾”。一切皆调度完毕，陈果夫三度得手。
11月22日那天，中央党务学校的学生们按预定计划，全体提前起床、进餐。随后便按各人所领任务，分批出发。行动小组则按照预先分工，分兵把守，督促检查。陈果夫则坐镇校部，派出飞骑，四处侦察，迅速回报，以便能及时了解各处进展情况，随时制定应对之策，以防不测。
一切都在陈果夫的幕后导演下按序进行。上午10时，到达光华门公共体育场的群众与学生人数已有三万至四万人，成为当年南京参加大会人数最多的一次。快到大会开始时，谢持等特别委员会的头目们始得到有关方面的密报，发觉事情蹊跷，形势不妙，当即采取紧急措施，进行制止。先是派人赶到大会会场，指令会议停开。接着又调来100多名全副武装的军警，企图用武力强行解散会议。经过主持人谷正纲、段锡朋、卓衡之、唐国桢与领队的军官反复交涉，并以数万群众集会，热情高涨，一旦强行解散会议，恐众怒难犯，发生不测，使局势难以控制等理由进行威胁。经领队军官多次请示谢持等人后，勉强允许开一个简单的庆祝会，便须立即宣布散会，但绝对不许上街游行。
谷正纲当时虽然只有20多岁，但却是一个热衷于政治赌博的青年，他早已看准蒋介石的政治实力，故不惜亲冒矢石，争先奋击，以博取蒋介石与陈果夫等人的好感与器重。当他得到特委会同意开会的“解禁令”后，接着宣布大会开始，行礼如仪，谷正纲第一个讲话，开口便喊出“打倒昏庸老朽的西山会议派!”“打倒非法的特别委员会!”等口号，台下的学生和群众当即应声附和，也同时高呼起来。紧接着各种暗藏的传单标语一起飞散出来，一时会场秩序大乱，形势急转直下，使那些前来镇压的军警们大感意外。于是领队的军官一跃登上主席台，制止谷正纲继续发言，勒令大会解散。谷正纲被迫宣布大会结束，但是坚持仍按原计划组织游行。
谷正纲与段锡朋等人率领行动小组指挥大会人员从光华门体育场退出时，先由中央党务学校的学生走在前头，另由把守会场出口维持会场秩序的学生指挥游行群众，按四人一列的纵队阵式，跟在前行的学生队伍后面前进。结果数万群众被裹挟，其队伍犹如一条巨龙一般逶迤前行，声势浩大，气势壮观。
当游行队伍刚刚出发时，早有飞骑报告谢持等人，特委会留守南京的几个头目研究后，因不明现场情势，仍然决定迅速调动军警前往镇压。结果，两支队伍在南京复兴桥相遇。武装军警立即发出警告，勒令游行队伍当即解散，否则便要开枪，形势顿呈一触即发之态。
但是，谷正纲等人已知陈果夫要的就是这种流血事件，岂肯在军警的枪口之下轻易退缩，况且学生们最是慷慨激昂的热血青年，极易受到鼓惑和煽动。不少群众虽有退缩之心，但受到数万人激愤情绪的感染与裹挟，即使要退也无可能。同时，游行队伍逶迤十数里，前不见首，后不见尾，首尾不能相顾。前面虽然受阻，后面的人流仍是潮水一般涌来，于是，走在队伍前头的学生对武装军警的警告，根本不予理睬，继续前进。由是，军警向学生队伍开枪射击，当即打伤中央党务学校学生袁大煦、周颖（女）、熊强、黄某等四人，击伤市民若干人，死一人，11·22复兴桥惨案发生。
陈果夫闻讯惨案如期发生，已知大功告成，当即与谷正纲、段锡朋等人决定抓住时机，扩大事态，进一步搞乱局势，制造恐怖，迫使南京中央特别委员会垮台。他们采取了几项新的对策：
第一步，于当天晚上，由行动小组负责在中央党务学校的大礼堂里召开全体师生员工大会，对情绪激昂的学生进一步进行煽动，借此愤怒声讨西山会议派及南京特别委员会疯狂镇压学生与市民的罪行，表示要坚决打倒昏庸老朽的西山会议派，揪出屠杀青年学生的刽子手，向特委会的老朽们讨还血债，等等。当晚会场里的气氛十分热烈激愤，不少学生失声痛哭。
第二步，行动小组趁热打铁，当晚即派出一批学生到各工会、农会、商会、妇女会及各大中学校等处进行联络与煽惑，鼓动他们于第二天开展罢课、罢工、罢市活动，抗议中央特别委员会屠杀学生与市民的罪行。第二天，行动小组又派出一批批的学生，分别到南京中华门、水西门、光华门外，阻止农民及商贩入城，扬言城里发生动乱，军警打死了人，进行恐吓威胁，破坏社会正常秩序，故意制造混乱，造成市民生活困难。如此一连进行了三四天，竟使谢持等人束手无策，对社会治安感到十分棘手，无法维持。
第三步，行动小组见学生们已在南京相继得手，继续鼓其余勇，派出一批批学生分赴上海、芜湖、镇江等地进行串联，发动各地大专院校的学生与市民组织所谓“11·22惨案后援会”，以壮大声势。
第四步，在受伤学生的伤势上玩弄手脚。本来，受伤学生均送南京鼓楼医院治疗。袁大煦右腿中弹伤及腿骨，似乎也不是致命之处，开始一两天，情况尚好，本无生命之虞，按照一般情形，即使伤势恶化，也仅是断其一腿的问题。但是，经过玩弄手脚后，第四天袁大煦的伤势突然恶化到无药可治，也无法可治，逾日竟宣告死亡，真是令人不可思议。袁大煦死后，陈果夫立即指挥中央党务学校的行动小组对学生和市民进一步煽风点火，藉以不断扩大事态。第二天，行动小组就带领学生抬尸游行，他们将袁大煦等人中弹受伤的血衣裤捆扎起来，高高举起，有如旗帜似的迎风招展，作为游行队伍的前导以招摇过市。紧接着是约十人的方阵，抬着袁大煦的尸体跟进。其后便是党务学校的学生队伍以及被诱骗尾随而来的大批群众和一般观看热闹的市民。游行队伍从中央党务学校所在的成贤街出发，经花牌楼、门帘洞等热闹街道，沿途不断有人高呼“打倒非法的特别委员会!”“欢迎蒋总司令回京复职”的口号，气焰十分嚣张，一时整个南京城竟被陈果夫在幕后弄得乌烟瘴气，人心惶惶不安。学生和市民游行途中，虽有不少军警如临大敌地警戒，但始终未敢干涉，使得行动小组成员的劲头越发充足，声势更为壮大。
在一片追究杀人凶手、声讨西山派的呼喊声中，西山会议派的主要头目邹鲁要求惩办凶手，查清原委。老奸巨猾的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说：“实质此事发动，上海有人在支持，实党内之争，为人所乘，拿办愈加纠纷。”谭延闿的一番劝告，使西山会议派顿感势单力孤，智穷力竭，终日无所措手足。当时桂系李宗仁与白崇禧等远在武汉，南京特别委员会失掉依靠。而汪精卫与胡汉民等派系又同声指责，使得西山会议派内外交困，在南京日坐愁城，一筹莫展。到了这一步，谢持等人不禁仰天长叹：真是天不助我也!到了12月初，谢持与邹鲁等西山会议派的头目们经过一番密议，知大势已去，自己本无回天之力，只得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了。于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拍拍屁股，撒手一溜烟地离开南京，留下一座空城，只等蒋介石复职，走马上任了。
从8月13日蒋介石下野到11月22日复兴桥惨案发生，其间100天，陈果夫一直处于紧张的幕后策划搞垮南京中央特别委员会、拥护蒋介石重新上台的秘密活动中。可谓呕心沥血，卧薪尝胆，为蒋介石重新上台立下殊功。
打回中央组织部
1927年12月3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在上海拉都路311号召开。此处是蒋介石与宋美龄于12月1日结婚时的新居，出席会议的共30多人，包括了桂系的南京政府、汪精卫的广州政府、西山会议派与蒋介石派四个方面的中央执监委员。陈果夫以中央监委身份与会。由于记忆犹新的南京“11·22复兴桥血案”，西山会议派被剥夺了在会议上的发言权。蒋介石表面上以超然态度居于各派之上，实际上是在煽风点火，因缘时会，纵横捭阖，左右逢源，以攫取最大利益。结果，会议成了汪派与反汪派桂系的一场混战，而蒋介石很自然地成了各派争相拉拢的重点力量。汪精卫拥蒋复职，李宗仁请蒋复职，冯玉祥与阎锡山促蒋复职。复职，复职，到处是一片敦请蒋先生复职的呼声。于是，会议通过蒋介石复职的决议，并公推蒋介石负责筹备即将在南京召开的二届四中全会。为了“不使全党失望”，蒋介石当然不便推辞要他复职的请求。
蒋介石复职，自然也就是陈果夫的复职。于是，陈果夫回到中央组织部，并具体负责四中全会的筹备工作。陈果夫总结蒋介石八月下野的教训，认为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内的派系活动所致，要巩固蒋介石在党内的领袖地位，就必须继续清除共产党的影响，打击反蒋派系，加强国民党的组织纪律，维护领袖的权威等。为此，陈果夫向蒋介石建议：四中全会主题应以党务问题为中心，以“清共”、“整党”为基调，在中央和地方继续大规模地开展党务整理活动，以解决目前国民党内派系活动猖獗、纪律涣散、内部四分五裂的局面。蒋介石批准了陈果夫的建议，并授权由他具体起草方案，至时在全会上以蒋介石、丁惟汾、陈果夫的名义共同提出。
陈果夫经过精心策划和酝酿，一下子起草了《整理各地党务案》、《改组中央党部案》、《政治委员会改组案》、《整饬党纪之方法案》等25件以党务为中心的议案，准备提交二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在《整理各地党务案》中，陈果夫规定了整党的具体原则和办法，提出各地各级党部一律暂行停止活动，听候中央派人整理。各地党员一律重新登记，目的要达到削弱其他派系的势力，培植蒋介石与陈果夫的力量。在《改组中央党部案》和《政治委员会改组案》中，为突出组织部的权力，陈果夫建议在中央常务委员会之下，削繁就简，取消原中央党部的农民、工人、商民、青年、妇女五个部，另设立组织、宣传、训练三部和民众训练委员会，便于蒋控制和把持。为了平衡国民党内各个实力派系的矛盾，陈果夫建议可以对粤、桂、冯、阎四大军事实力集团作适当让步，在广州、武汉、开封、太原四地建立中央政治会议下属的四个分会，但同时必须缩小政治分会的职权，规定政治分会只管政治，不管党务，以防止他们势力日张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在《整饬党纪之方法案》中，陈果夫严厉规定：党员“必须绝对遵守党纪”，“不得自行组织或加入其他政治团体”，“绝对服从上级党部命令”等，以此解决各派系不服从蒋家党领导的问题。至于会前同时起草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改定军事系统案》等十余个决议案，也都根据陈果夫的建议，明确规定了“以党治军，以党统政”的原则，以便达到通过强化党权进而强化政权的目的。
这一次党务整理活动，就其内容来说，是国民党自1924年改组、1926年清党以来党务方面的第三次整理活动。但是，就其规模来说，却是最大一次。陈果夫的精明之处，就在于他的这些关于整理党务与强化党权的建议，不但适合了蒋介石要攫取和巩固国民党最高权力的需要，而且也为陈果夫通过掌握党权而从此坐大、逐渐攫取国民党政治权力埋下了伏笔。陈果夫的深谋远虑，连蒋介石也是始料不及的。
随后召开的二届四中全会通过了陈果夫等人于会前准备的各项决议案，会议设立的中央党部，有中央常委九人，暂推蒋介石、谭延闿、戴季陶、丁惟汾、于右任五人。推蒋介石任组织部长、戴季陶任宣传部长、丁惟汾任训练部长，蒋介石则仍按旧例将中央组织部交陈果夫代理。民众训练委员会由五名常委与九名委员组成，陈果夫被推为常务委员。因民众训练委员会不设主任委员，故在推出的李煜瀛、经享颐、朱霁青、何香凝、陈果夫等五名常委中，陈果夫事实上起着核心作用。接着蒋介石又相继被推为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至此，蒋介石基本上重新控制了中央党部和军政最高权力。二届四中全会是确立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领袖地位的一次关键性会议，它既是支持蒋介石建立军事独裁统治的起点，也为实现国民党在全国的统治打下了基础。在这一过程中，陈果夫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二届四中全会以后，陈果夫打回中央组织部，重掌党务大权，具体负责实施二届四中全会通过的《整理各地党务案》等各项决议。但是，陈果夫的当务之急，是要通过整理各地党务的过程，重新建立自己的一套亲信班底，在党务方面培植一批忠于自己的势力，才能在未来的权力争夺中，处于有利位置。为了给下一步的具体行动鸣锣开道，陈果夫给蒋介石献策，由国民党中央发布所谓“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口号。党外无党，当然是针对共产党；党内无派，则主要针对汪精卫等非蒋派系。这个口号一出，陈果夫就可以通过实施《整理各地党务案》，大刀阔斧地排斥异己派系，名正言顺地建立自己的亲信派系了。
首先是在中央组织部的人事安排方面，陈果夫不得不大动干戈。因原先的班底都被谢持悉数铲除，陈果夫另起炉灶，对原先谢持召集的人员，也来一次悉数铲除。在秘书人事方面，因原来的得力助手吴倚沧死了，陈果夫通过各种渠道，重新物色。从这时开始，陈果夫已有了向全国扩大势力的野心，故在秘书的选择上，陈果夫为便于分区管理指导，采取了按全国区域布置的办法，先后挑选了三个人：一个是通过他的密友、老师薛仙舟（陈果夫曾在复旦听过薛仙舟的课）介绍的复旦大学校友、江苏兴化人余井塘；一个是通过对北方情况比较熟悉的邵元冲介绍的河北乐亭人张厉生；一个是通过何应钦介绍的他的贵州同乡、贵州盘县人张道藩。三个人按其出生地域进行布置，分别指导与接洽南方、北方与中部地区的党部活动。但是，张厉生与张道藩一开始似乎对当一名陈果夫的助手并不满意，因而只承认他们是中央组织部部长蒋介石的秘书。只有余井塘，因在政治上素无根基，乐于投靠陈果夫这位新贵，并且又渐次将他的复旦同学寿勉丞、程天放、章友三、端木恺等引见给陈果夫录用，形成陈果夫麾下以余井塘为首的小复旦系，这些人以后都成为CC系的高干。
在秘书人选敲定之后，陈果夫便开始调整部内机构。组织部原有普通组织科、编审科、党籍科、总务科，在这次调整充实过程中，先后增加了海外组织科、军人组织科、调查科，共有七个科。
各科人事安排均以陈果夫的江浙子弟兵为主要班底，组织科科长吴宝丰是江苏宝山人，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曾留美。该科总干事洪陆东和骆美奂不但都是浙江人，而且也是中央俱乐部的重要成员。洪陆东于1926年6月就跟随陈果夫进入中央组织部，是陈果夫最早的一批跟班之一，因而被视为陈的心腹而受到重用。
调查科长陈立夫原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机要科长，就他的身份来说出任调查科长本不奇怪，问题是他不当蒋的机要秘书，而当调查科长，一方面说明了蒋对调查科的极端重视，需要调陈立夫来直接掌握；另一方面也说明从这个时候开始，蒋已有计划不让陈氏兄弟接触军队，而只让他们在党务领域中发展。蒋的远见以及对党内派系实行分而治之的统治手法，于此已见端倪。同时与陈立夫离开总司令部机要科的还有叶秀峰，叶是江苏扬州人，与陈立夫是天津北洋大学的同班同学，其后又一同赴美留学，两人相互称兄道弟，私交极深，故被陈立夫拉进调查科，加强自己的班底。
总务科长徐恩曾，是陈果夫的吴兴同乡与表弟，以后成为主持中统15年特工活动的巨头，与中国的另一位希姆莱—特工之王戴笠齐名，徐恩曾对CC系特工的形成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中央组织部有两个不受陈果夫控制的小独立王国，一是军人组织科，二是海外科。军人组织科是管理与指导军队党务活动的机构，蒋介石历来不许他人染指军队，即使陈果夫这样的亲信人物也不能例外。故军人科由蒋介石亲自指定黄埔一期学生、黄埔同学会秘书曾扩情出任。但是，曾扩情似乎对这样一个小小的军人科长不感兴趣，加之，曾扩情此时已升任中央军校政治部主任，事务繁忙，故不常到部，科务则委托他的连襟与老搭档黄仲翔代为处理。海外科的科长与总干事分别是广东人萧吉珊和谢作民，科内干事也都是清一色的广东籍，因华侨党务活动操在他们手里，陈果夫找不到其他人，只好让他们包办垄断，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另有一个不为人看重的编审科，科长戴月潭及干事吴某等也都是江苏扬州人，形成陈果夫手下的另一个小地域派系。
在组织部的七大科中，组织科与调查科是重心，而调查科又是重中之重，它对后来CC系的形成与发展，以至对建立和巩固蒋介石的最高统治地位，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也许这是蒋介石与陈果夫当初都没有想到的。成立这一调查机构，是出于总结蒋介石在半年前被党内派系逼迫下野的教训，认为要巩固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领袖地位，就必须及时注视和掌握党内派系活动的动态。事实上当时国民党内派系林立，相互倾轧已到你死我活的地步，特别是汪精卫的改组派、胡汉民的西南派、李宗仁的桂系、冯玉祥的西北系、阎锡山的晋系等，都是有实力取代蒋介石的统治地位，问鼎中央最高宝座的。至于一些地方派系如山东丁惟汾组织的“大同盟”、河北张清源组织的“实践社”等，这些小组织也都居然不奉蒋介石为正朔，对蒋的统治地位威胁亦甚大。因此，陈果夫与陈立夫两兄弟商量后，共同向蒋建议，需要强化党内调查活动，设立专门的调查机构，调查国民党内各派系的活动，经常掌握他们的动向，以便做到制变机先，未雨绸缪。蒋介石对二陈的这一建议十分欣赏，要陈立夫亲自主持创立。由此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成为蒋介石建立的第一个真正的特务组织，并且在几年后演变成臭名昭著的中统特务组织。
自调查科成立以后，二陈对调查科的重大人事就始终抓在自己手中，自科长至总干事到干事，均须经二陈特别是经陈立夫审核定夺，才能进出或升迁，尤其是对科长的选择安排，二陈是慎之又慎、优中选优的。仅从调查科成立初期的两年时间里，就先后经过五任科长的筛选，才把二陈感到满意的人选徐恩曾基本确定下来，可见二陈的苦心所在。调查科的第一任科长由陈立夫担任，几个月后，陈立夫因要参加筹备国民党三全大会并出任中央秘书长一职，故将调查科长一职交张道藩继任。张此时已入陈果夫的班底，但无论从地域上说，还是从资历上说，均与二陈素无渊源，因此二陈并不认为他是自己能够完全放心的人。于是张也仅仅干了几个月，就被二陈推荐任蒋的侍从秘书，让张交卸调查科长一职。第三任科长由调查科整理股总干事吴大钧继任，吴是浙江人，与陈立夫私交甚笃，吴曾留学美国，专攻统计。1928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主计处筹备委员会，陈果夫的三叔陈其采任主任委员，并要陈果夫、陈立夫帮助推荐这方面的专业人才，二陈只好临时将吴大钧贡献出去，出任主计处筹备委员会委员。二陈经过研究决定将调查科长交陈立夫的北洋大学与留美同学叶秀峰继任，叶本可以算是二陈口袋里的人，也有能力替二陈经营好调查科的特工活动。但是，叶秀峰初不安于其位，一心想再往上爬，恰好这时二陈要加强江苏的CC力量，于是决定把叶放出去任江苏省党部委员，借此在江苏建立忠于二陈的秘密组织。这时，二陈仍未选到能让自己满意的合适人选，故决定调查科的工作先由总务科长徐恩曾暂代。不久，叶正式调任中央政治会议主任秘书，此时，二陈已发现徐恩曾具有特工天才，在代理调查科科长期间，工作十分出色，于是，第五任调查科长决定由徐恩曾出任。这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了。从此，调查科长人选才算稳定下来。
以上中央组织部三大秘书与七大科长及其他重要骨干，是陈果夫重掌中央组织部大权后的主要阵容，也是他重起炉灶的“硬里子”，亦是他建立陈家党的第一步，并且其中的绝大多数人以后都成为CC系的高级干部，成为陈果夫打天下的“开国功臣”。
赶走“党皇帝”丁惟汾
陈果夫的权力欲当然不仅仅局限于能够掌握中央组织部的人事，他的目的是要能借《整理各地党务案》这一机会，迅速把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展到全国，由此把持各省市党部大权。但是，就这方面来说，陈果夫有许多困难，主要是全国各省市范围之广，情况之复杂，各派势力斗争之激烈，绝不是任何人可以轻易解决的，况陈果夫出道不久，夹袋中能拿得出手的羽翼不多，哪里能够撒豆成兵，招得众多的人才归于自己麾下!于是，陈果夫不得不多方设法招兵买马，扩充实力。
首先是陈果夫决定重用南京“11·22复兴桥血案”的有功之臣。根据《整理各地党务案》的规定，陈果夫决定把原先由西山会议派更名为省市临时执行委员会的各省市党部组织，重新改名为省市党务指导委员会。对于南京市党务指导委员会的人选，陈果夫也采取西山会议派半年前对付他的办法，把前面的甘家馨连根拔掉，安排了在“11·22血案”中立有大功的段锡朋、谷正纲与康泽，算是对“11·22事件”的论功行赏；另加张厉生和李敬斋，张厉生由组织部秘书兼任，李敬斋由河南省党部临时委员会委员调任。考虑到南京在天子脚下，陈果夫为加强控制，又将自己的亲信洪陆东、刘季洪派了进去，并指定由段锡朋充任该市组织部部长。对于“11·22血案”中的其他有功之臣及中央党务学校的学生，陈果夫也都一一量才录用，各得其所。在蒋介石到南京复职不久，陈果夫还邀请蒋介石与宋美龄夫妇到中央党务学校视察，蒋介石并对全体师生训话，对该校在“闹事”方面的贡献嘉奖勉励了一番，算是对学生们制造“11·22血案”的一种奖赏。
其次，陈果夫大力提拔重用自己的同乡、同事、门生等亲信。比如，上海用了吴开先等人，浙江用了许绍棣、叶溯中等人，这些人或是同乡，或是故旧，或是门生，都是他的亲信，于是用而不疑。
另外，陈果夫也注重从一些奔走活动的人中挑选一部分自己看中的，以渐次培养为心腹。例如，陈果夫通过各方面的关系，先后延揽与录用了安徽的陈访先、方治；江西的程天放、熊良锡；湖北的方觉慧、吴醒亚；湖南的彭国均；山西的苗培成、姚大海；甘肃的田昆山；青海的李天民；河南的陈泮岭、杨一峰；山东的刘志平、李文斋；江苏的马元放、腾固、倪弼等，这些人随着陈果夫的势力日张，也都逐渐成了陈果夫的心腹。
当时中国的不少省份诸如云南、贵州、四川等省，还处于军阀割据状态，陈果夫的党务人才根本进不去，当然也谈不到党统的问题。华北诸省的情况，虽经南京国民党政府北伐以后，京津换旗，全国达到形式上的统一，但是由于北方历来是丁惟汾系的小组织“新中革命青年社”，“三民主义实践社”，“三民主义大同盟”的势力范围，因此，陈果夫不得不找丁惟汾帮忙，由丁派分子张清源等人组织直隶省党部，以马洗繁等人组织北京市党部，以杨亦周等人组织天津市党部，这些人实际上并不听陈果夫的指挥。
这样，陈果夫对大多数省份的党务指导委员会调整完毕，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省份的党务大权，特别是北方诸省的党务大权，基本上是掌握在丁惟汾手中。丁惟汾在当选为国民党一届中央执委后，就被孙中山派往北方工作，参与国民党北方执行部的创建活动，与后来北方执行部的主要负责人李大钊合作共事，出任工人部部长和秘书处常委。在此期间，北方的国民党组织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而丁惟汾则打着孙中山的旗帜，暗中组织忠于自己的亲信班底，建立“三民主义大同盟”等宗派组织，李大钊牺牲后，丁惟汾实际上成为北方国民党组织的“党皇帝”。1926年夏至1927年夏，为配合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战事，丁惟汾又参加了派遣北方国民党干部去长江流域从事地下活动的工作，趁机把自己的势力扩展到长江流域，在中部诸省中也安排了不少自己的亲信力量。在此期间，因蒋介石与陈果夫在党务方面都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班底。许多地区还不得不依靠丁惟汾的力量，加之蒋认为党内的主要敌人是汪精卫与胡汉民，以丁的资历与地位，当不致对自己形成威胁，故在初期处处拉丁以制汪与胡。而丁为了能保持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也需要蒋介石与陈果夫的支持。因此，蒋与丁之间一度合作得很好，由此，丁的势力大增，丁并在蒋的支持下，出任中央党部秘书长与青年部部长等职。至1928年二届四中全会时，选举国民党中央五人常务委员会，丁惟汾竟赫然在列。这就是在1927年至1928年期间，国民党内有所谓“蒋家天下丁家党”之说的由来。
这样，陈果夫已经意识到，要建立自己的势力，就必须铲除丁惟汾在党内的班底，只是苦于北方各省的国民党组织建立于国民党改组初期，当时蒋介石的头角还未峥嵘，在广州革命政府中地位尚不高，在北方就更没有什么影响。1926年以后，蒋介石因缘时会，一飞冲天，成为国民党的新领袖，但是北方国民党人仍然自成板块，不奉蒋介石为正朔，对蒋介石的政治领袖地位亦有不敢恭维之意，以致1928年蒋介石到北方视察，曾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名义召见当时天津市党部的负责人杨亦周，杨居然拒不往见，并称：“我非总司令属下，不能应召。”蒋闻讯极为震怒，又以中央组织部部长名义召见，复被杨亦周拒绝。蒋两次被拒，以他军人性格的气质，其愤恨可想而知，当即斥责在身边随行的陈果夫，何以这种人还不撤换。陈果夫回到南京后，决定借此机会拿丁家党开刀，逐次铲除丁惟汾在北方各省市党部的班底，大力扶植自己的亲信势力。
蒋介石与陈果夫首先削弱丁惟汾在中央的势力。二届四中全会后，蒋介石听从陈果夫的建议，将管理青年干部人事的青年部撤销，把丁惟汾调任训练部部长。丁丢失青年部，再不能过问国民党的青年干部组织人事大权。这些权力当然全部由陈果夫的中央组织部负责接收。接着，陈果夫于1928年7月拿天津市党部开刀，下令解散天津市党部委员会，派傅作义、苗培成、崔廷献、陈石泉、刘不同、鲁荡平、崔廷献为整理委员，组成新的天津市党部指导委员会，傅作义是当时的天津警备司令，崔廷献是天津市长，鲁荡平是天津市社会局长，傅与崔属阎锡山系，鲁则隶属西山会议派，陈果夫把他们的名字列进整理委员会，不过是要借蛮力压迫丁惟汾的大同盟系屈服。整理委员会的真正权力则操于陈果夫的亲信刘不同与陈石泉之手，刘负责训练部，陈负责组织部。与陈果夫接近的苗培成则负责常委会，鲁荡平虽负责宣传部，但此时的西山会议派，已不成气候，当然不敢再与陈果夫争锋。从此以后，天津市党部落入陈果夫之手，在刘不同与陈石泉调走后，又有邵华、马亮、邵汉元、时子周等更多的忠于陈果夫的分子插进来，把持天津市党部的大权，营造陈果夫的一统天下。天津是个工业城市，国民党在工人中有相当力量，以致每个工厂和企业中都有国民党的基层组织，而工会负责人则基本上都是国民党基层组织的负责人。在以前的国民党北方执行部时期，天津的国民党组织还具有一定的革命精神，工人与资方也经常处于对立状态。自7月天津市党部整理后，陈家党分子遵照陈果夫的指示，以各种借口将这些国民党基层负责人进行清洗，代之以工贼，倡议劳方与资方协作，帮助资方压迫工人，天津市党部及各级国民党基层组织也就完全成为资产阶级的政治工具了。
天津市党部整理后，陈果夫运用天津的经验，逐步对北平、河北、察哈尔、陕西、河南等省的党部进行整理，这些省市的党部及国民党组织也就逐次落入陈果夫之手，丁惟汾的势力开始受到沉重打击。
陈果夫为进一步建立与巩固自己的势力，加紧在全党推行党员“总登记”与“总考查”活动，以“彻底改组各级党部”。
陈果夫对国民党各省市党部人事调整的新措施，在汪精卫、丁惟汾与谢持等非蒋派看来，无疑是布置党羽、排斥异己的过程。而陈果夫则不以为然，认为这是新陈代谢的自然规律。且意犹未尽，决定进一步从整理基层组织成员入手，进行国民党党员总考查与总登记活动，重新制发国民党党证，通令各省市县党部一体切实遵行。陈果夫等人认为：“党的内部纠纷的原因，完全因为分子复杂，有共产分子，有左右派，有腐化恶化分子，有官僚政客，有什么派什么系什么同盟等等。”要肃清非蒋势力，巩固蒋系的党统地位，就必须通过党务整理的过程，对所有的国民党党员重新进行一番总考查与总登记，以便清除异己，纯洁组织，增强力量，并且规定总登记则仅限于登记同盟会至1924年国民党改组期间入党的党员。这就是说孙中山逝世前反对改组的人可以登记，而改组后大批新入党者不得登记。
国民党党籍紊乱，需要清查整理，自不待言。但是这一次举办党员总登记，实际上是继1927年“四一二政变”反共后的又一次清党活动，而且清除的主要对象是国民党内的反蒋派系。在党员总登记表上，列举了许多栏目，要党员本人如实填写出身经历，政治信仰，参加过何种党派组织团体等，目的也就是测知此人的政治派别。这样，陈果夫通过推行这一划线站队活动，就可以对那些曾经反对蒋介石党统地位的派系与党员进行排斥，在登记的过程中，进一步运用手中掌握的党务整理大权，排斥异己，培植亲信，达到控制从中央党部到地方各级党部的目的。
陈果夫推行的这一总登记活动当然受到国民党广大党员的强烈抵制，反对最力的也还是汪精卫的改组派、丁惟汾的大同盟派等其他非蒋派系。因为这样一来，受到打击最重的正是他们这些在孙中山逝世后通过反蒋而发展起来的派系组织。登记计划原定在1928年4月至6月的三个月内完成，因受阻又延长到12月仍未完成。在这期间，地方党部与中央党部、下级党部与上级党部之间，都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南京特别市党部甚至发生了抵制登记清党事件。
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党部是当时国民党各省市党部中成分最为复杂的一个党部组织。陈果夫的蒋系、汪精卫的改组派、丁惟汾的大同盟派等，在南京市党部内都有相当势力。为此，在党员总登记过程中，陈果夫特嘱南京市党部组织部的段锡朋与罗刚等人，必须认真审查每一个重新登记的人员，清除异己分子。这样一来，也就遭到南京特别市党部内一切非蒋派系的强烈抵制。
8月1日，蒋介石主祭追悼北伐阵亡将士后，经非蒋派系的共同策划，南京各区党部成员结队举行游行，高呼“打倒无政府派，打倒昏庸老朽，打倒西山会议派”。虽然没有直接点蒋介石与陈果夫的名，但是矛头直指蒋系的吴稚晖、张静江与李石曾。蒋当场“盛怒相责”。党员为此不服，蒋介石的党员组织关系所在的南京第九区党部通过召开党员大会作出决议，以书面警告蒋介石，责问蒋以何种资格训斥党部，如果以总司令资格，“是为以军治党”，所喊口号，并不违法，何以干涉?结果，这次事件发生后，吴稚晖、张静江与李石曾三人出走上海，吴稚晖在报上发表文章，大骂改组头子陈公博，陈果夫也把此次事件的组织结怨于幕后策划人丁惟汾，使丁惟汾在陈果夫的排挤下不得不从南京出走。为此，拉开了蒋系与改组派及大同盟等派系的决战，并且把这场斗争逐渐转移到围绕筹备国民党三全大会的全过程。由于陈果夫在整理各地党务的过程中，使陈家党的力量有了极大的加强，非蒋系的力量有了较大削弱，彼消此长，这就使陈果夫处于极为有利的优势位置，并且为打败非蒋系奠定了基础。
狼烟四起的三全大会代表选举
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决定于1929年初召开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蒋执掌党政军大权以来召开的第一个代表大会，故蒋介石极为重视。
四中全会以后，蒋介石即指示陈果夫结合整理各地党务的过程，着手开始包揽三全大会筹备活动。对于蒋介石来说，三全大会是从国民党党统上确立他的政治领袖地位的一次会议。国民党从1924年改组以来，共开过两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是1924年1月召开的一全大会，确立了孙中山先生在全党的领袖地位。在这次会上，蒋介石以晚辈后进的身份，连中央执行委员也没有能当选上；1926年1月召开的二全大会，蒋虽然一跃成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但是，汪精卫却当选为国民党的新领袖，一身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政治委员会主席、国民政府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四大要职，地位十分显赫，以至直到现在，在国民党内仍然有不少人奉汪精卫系为党统，攻击蒋介石的领袖地位不合法理。于是，蒋介石决心通过三全大会改变一下他的形象，运用国民党的法定程序确立自己的政治领袖地位，进而彻底打击党内的反蒋派系，形成蒋家党的一统天下。
从陈果夫来说，对三全大会也抱着莫大的希望。由于他在党内的地位，不要说一全大会没有他的份，就是二全大会，也只是在蒋介石及恒泰帮的全力提携下，才被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第一次跨入中央权力圈。但是，陈果夫要想使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得到进一步跃升，必须抓住三全大会这一契机，才能做一篇大文章。同时，就陈果夫的亲信派系来说，大多是些一夜之间成名的政治新进，无论他们怎么钻营，有一点是改变不了的，这就是他们在党内都是没有地位的，在国民党的以党治国、以党治政、以党治军的党统下，当然也限制了他们在政治上的进一步发展。
更为重要的是，自孙中山逝世以及二全大会召开以来，国民党内形成了四大派系并立争霸的局面，这就是汪精卫系、胡汉民系、蒋介石系与西山会议派。在开始阶段，蒋系势力还是较弱的一支，经陈果夫数年经营，蒋系力量虽有长足发展，但四派的力量也还属于大体平衡的局面，谁也难以形成绝对的优势，结果造成党内纷争不已状态，蒋介石的党统地位始终难以形成。蒋介石和陈果夫都认为，只有尽早召开三全大会，重新产生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把反对蒋系的异己分子彻底清除出去，才能结束群雄并立的分裂局面，从而稳固建立蒋家天下陈家党的主流派体制。
召开三全大会成了确立蒋系法统地位的关键，但是，如何能在三全大会上占尽优势，蒋介石与陈果夫都感到没有必胜把握。为此，蒋命陈果夫制定一个切实的方案，不但要确保三全大会的顺利召开，还要确保蒋系能在三全大会上取得绝对胜利。
陈果夫是国民党内的一个精于谋略的党务活动专家，在这方面，他也确实动足了脑筋。首先，他全面分析了自二全大会以来的党内形势和各个派系之间的力量对比，认为党内四足鼎立的派系之中，西山会议派经南京“11·22复兴桥血案”一击，已是锐气大挫，要想重新问鼎中枢，殊无可能。胡汉民虽是党内元老，就政治声望、革命资历、理论水平等方面来说，都是担当得起领袖重任的。但是，胡汉民自廖仲恺案发生后，一直远离政治中枢，政治声誉一落千丈，势力已远不如前，尚不足以构成对蒋介石的严重威胁。唯有汪精卫系，不但人多势众，阵容雄壮，而且汪精卫自孙中山逝世后，始终以孙中山的传人自居，认为他不但是国民党二全大会上正式当选的领袖，而且就才干、资历和声誉来说，也非蒋氏可比，特别是在汪精卫手下，始终集聚着一批中央执监委员与党务活动专家，诸如陈公博、顾孟余、王法勤、潘云超、郭春涛、王乐平、白云梯、朱霁吉等人。特别是陈公博、顾孟余等，正在策划成立一个改组派的组织，自动拥汪为领袖，与蒋进行对抗。这些人对汪忠心耿耿，野心又大，活动能力又强，其能量不可小视。因此，就党内各派力量对比来说，在三全大会上真正能够对蒋系构成威胁的，应当首推汪派。
根据这一分析，陈果夫初期曾经向蒋介石提出了一个大联合的筹备方案，中心内容是在确保蒋介石—陈果夫系作为主流派的基础上，联合胡汉民系、西山会议派、孙科的太子系，共同在三全大会上组成一个混合性的领导中枢，目的是彻底排斥汪精卫系。但是这个方案还在酝酿阶段，就遭到党内另一个派系的强烈反对，这就是丁惟汾的大同盟系。就丁惟汾系来说，在中央执监委员中并没有多大力量，但是他们在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各省市的党部负责人中有相当势力，本来，他们早就企图借助手中掌握的各级基层党部的实力，要借三全大会之机，爬上中央执监委的高位。现在陈果夫要以牺牲他们的政治前途与政治地位为筹码，确立蒋系在党内的正统地位，丁惟汾的大同盟系当然不愿意了。于是，丁惟汾暗中策动大同盟系的各省市负责人极力反对陈果夫的这一方案。
丁惟汾系这一闹事，使陈果夫立即警惕起来。因为按照国民党一全大会通过的党章，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是通过选举产生的。而代表的选举往往又操在各级党部负责人之手，显然这是对蒋介石与陈果夫都是极不利的。当时，各地党务活动虽然经过整理，蒋系势力与二届四中全会以前相比，有了长足发展，但是由于整理党务以及党员总登记活动受到汪系与大同盟系的强烈反对，进展相当缓慢，如果汪精卫系与丁惟汾的大同盟系携手合作反蒋，至时在三全大会上究竟鹿死谁手，那就难说了。
陈果夫遇到难题了，终日愁眉不展，寝食不安，百思不得一计。忽于电光石火之间，陈果夫灵机一动，计上心头。古人言：以汤止沸，沸乃不止，诚知其本，则去而已矣。一句话，釜底抽薪耳!此次代表选举，我们何不也来一个抽薪止沸之法，即不依党章选举，而由中央常务委员会指定。如此，则汪精卫系与丁惟汾系的羽翼虽遍布全国，然无能为力矣!况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上推选的七人常务委员会，完全是一个蒋介石与胡汉民的合作体制，早已把汪精卫系排挤在外，丁惟汾虽为七常委之一，但独力难支，要想为大同盟系争得一杯羹，殊不易耳!因此，蒋系是可以稳操胜券的。更重要的是，只有通过这种打破常规的办法，陈果夫才可以把那些资历固然很浅但却是忠于自己的新人大批提拔起来，塞进中央委员会，真正确立陈家党的垄断地位。
陈果夫的这个办法本来是荒谬的，但是，他为了要达到私植党羽的目的，也就不得不这样做了，否则在党内派系林立、斗争你死我活的形势下，根本没有陈家党后辈小子们的出头之日。蒋氏行事本无一定之规，只以是否有利于扩张及巩固自己的权力为标准，故蒋氏性格亦素以乖张、独裁与专断出名，他见陈果夫提出的方案固然有些不拘“小节”，但很合自己的口味，也就不作深思，当即表示同意，并决定由自己以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名义向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提出，以便审议通过。
由是，经过陈果夫的精心酝酿和谋划，提出了一个三全大会代表指派与圈定办法，并由蒋介石于1928年10月25日向国民党中常会第179次会议报告，获得通过并作出决议，通令各省市党部组织切实遵照执行。
陈果夫的所谓圈定办法，就是事先规定某一地方党部出席大会的代表名额，先由该党部选举规定人数的一倍上报中央，再由中央圈定其中的一半为最后出席大会的代表。所谓指派，即在那些成立国民党地方党部的地区，由国民党中央直接指定某人为该地区的代表。同时规定，代表资格必须是“从未有违反本党言论或行为者”、“从未违反党纪者”。与此同时，陈果夫在推行党员总登记的过程中，联合胡汉民的派系，恢复了一批早已被开除出党的西山会议派分子的党籍，并给以三全大会代表资格，以增强反对汪系的力量，另外，再通过建立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对包括汪精卫派系在内的异己分子的代表资格进行“审查”，只保留本派系和合作派系的代表。这样一来，陈果夫就可以把那些曾经相互被对方开除过几次党籍的党国元老们随心所欲地排除在三全大会之外。
一石激起千层浪。中常会第179次会议的决议公布后，在国民党内激起大多数国民党员的强烈反对，这是可以想见的。一方面，它的确是明明白白地违反和践踏了由孙中山先生亲自主持制定的国民党总章，粗暴地侵犯和剥夺了党员的基本权利；另一方面，它也使一些本来通过自己的努力或地方党部的包办有希望当选代表的党员，顿时失去原先的把握与希望，从而处于一种惶惶不安之中，甚至阻碍了他们在政治上的进一步发展。
如果仅仅是基层党员表示强烈不满，三全大会的召开也许不会遇到多大麻烦，问题是指派与圈定代表的办法，更遭到汪精卫派系的强烈反对，而且汪派手下聚集着众多的党务活动专家，若以他们的活动能力、知识水准、政治声望及革命资历来说，在国民党内都是一流的，其中许多人丝毫不比陈果夫逊色。本来，他们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及五中全会的权力再分配时，已被排除在外，正把三全大会盼为“失败与悲痛之中”的“唯一的一线生机与希望”，因而早已策划要在三全大会上与蒋系再作一番殊死较量。谁知他们在10月26日早上一觉醒来，竟然发现三全大会已经没有自己的份，这个时候的愤怒与憎恨是人人可以想见的，况且，作为一个不直接掌握军队的政治派系，他们只能寄希望于利用党内的合法地位进行活动。如果三全大会真由蒋系进行包办，汪派人物连一个发言的机会也没有，岂不是全军覆灭，永无出头之日了。
在汪派人物中，反对尤力的是汪精卫手下的一号大将陈公博与接近汪系的军事实力人物唐生智。在这之前，当陈果夫推行党员总登记时，陈公博与唐生智都因为是1925年以后加入国民党而被拒绝重新登记，他们既被拒绝登记于先，又被剥夺选举权于后，一切希望和野心都归于破灭，当然也就无所顾忌，要在党内孤注一掷地掀起反对三全大会代表指派与圈定办法的运动。于是，陈公博以“恢复十三年国民党改组的精神”作号召，秘密在汪派中酝酿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反对三全大会代表产生办法。
运动首先在汪系的改组派势力比较集中的南京开始，由南京市党务指导委员会率先发难。1928年11月1日，在改组派分子的策动下，南京市党务指导委员会召集11个区党部、92个区分党部举行联席会议，一致认为“指派”与“圈定”代表与党章和民主精神不符，并作出反对第179次中常会产生三全大会代表办法的决议，于当日会后派丘河清等九名市党务指导委员，携带联席会议决议到中常会陈述，作口头反对，结果被陈果夫拒绝于大门之外。11月2日，丘河清等九人集体辞职，以示对中常会指派与圈定代表表示抗议，并公开发表呈文，宣称：“南京市特别党部已于8月20日整理完毕，但中央不批准进行民主选举，成立正式党部，剥夺了党员权利”，并指责蒋介石与陈果夫等人窃取中央权力，“将党员之选举权完全剥夺”，违背中山遗教，等等。南京市党务指导委员会九名指委的呈文公开发表后，获得各地党部组织的广泛响应。
11月8日，南京市各区党部代表30多人赴中央党部递交抗议书，抗议中央剥夺党员的合法权利，并推改组派分子谷正纲与吴健列席中常会，请求对抗议书立即给予答复。谷正纲时任中央政校训育处副处长，因受陈果夫派系的压制而投入改组派，吴健是中央大学学生，结果在中常会上，陈果夫请出胡汉民将谷与吴等几名代表痛骂了一顿。谷与吴等人不甘屈服，决计在会后酝酿更大的抗议活动。11月9日，江苏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在改组派分子的策动下开会，决定要求中央修正代表产生办法。
与此同时，一些国民党左派人物也纷纷发表声明或谈话，反对三全大会代表的指派与圈定办法，何香凝公开发表通电，认为指派与圈定代表“无异于将本党民主制度完全摧毁”，并表明“本人此次绝不在第三次代表大会希望当选，并先行辞去中央委员，以明本身不能挽救中央之责”。
接着，浙江、安徽、上海等改组派势力比较集中的省市党部纷纷通电，向中央党部提出强烈抗议。丁惟汾则亲自坐镇北京，发动大同盟系的老根据地北京、天津、河北、河南等省市，在北方掀起了抗议风潮。北京与天津两地的党务指导委员会甚至致电中央，指名驱逐胡汉民、戴季陶与陈果夫三人出中央。
三全大会代表的指派与圈定办法，在蒋介石的一部分亲信中也引起了非议。蒋介石的黄埔学生贺衷寒与邓文仪等人认为如此选举代表，徒然给陈果夫私植党羽制造机会，因此暗中策划在他们控制的《党基》杂志上发表文章，进行指责，结果被陈果夫与陈立夫拿到材料，向蒋参了贺衷寒与邓文仪一本。蒋则将贺与邓二人骂得狗血喷头，斥责他们是另搞一套，贺与邓只得偃旗息鼓，与蒋介石“保持一致”。
兄弟双问鼎
党内反蒋派别涌起的一片抗议浪潮，使蒋介石与陈果夫都感到很头疼，三全大会代表的选举活动在不少地区都陷于停顿，陈果夫素来善用以柔克刚之术，为此，他向蒋建议采取退一步进两步的策略：
首先是宣布延期召开三全大会，并由中常会第183次会议作出决定三全大会延期至1929年3月召开，代表选举办法另行规定。其次，由中常会向各省市党部发出训令，不许攻击中央委员，否则由监委惩戒。11月17日，蒋介石在徐州谈话，强调下级党部对上级党部决议有不同意见，“亦应服从，断不能因此诋毁中委个人”。另外，由胡汉民与戴季陶等中常委于11月20日，召集到南京请愿的苏、浙、皖、沪、宁等省市指委训话，按陈果夫事先提供的三全大会代表产生办法实施细则解释第179次中常会决议，希望谅解。
在此基础上，由陈果夫执笔，对代表产生办法做了一些修改，并提交12月7日的中常会临时会议通过，以敷衍党内的反对浪潮。修改后的主要办法是：（1）凡省或等于省之党部，于1929年2月15日以前正式成立，并经中央审查认为组织健全者，其代表可以由党员选举产生；（2）1929年2月1日前，省或等于省之党部未正式成立者，其代表由该省党员依中央规定之选举法，选出加倍人数，由中央圈定或由中央指定加派人数，由省代表大会选举之；（3）县市以下之下级党部，组织尚未健全之省（或等于省），其代表由中央指定之，特种登记不变。陈果夫根据修改后的代表产生办法，主持制定三全大会组织法与选举法，重新提交中常会第187次会议通过，并对各县市代表比例作出详细规定，经中常会第189次会议通过后公布，规定为：党员200人以上者产生代表两名，600人以上者产生五名，以五名为最高限制。
与此同时，陈果夫决定对改组派的少数大头目进行分化瓦解，拉拢其中的一部分人，以换取改组派对蒋派包办三全大会的支持。经陈果夫向蒋建议，由蒋派邵力子去见二届中央执委、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的总务部部长王法勤，许诺保证让粤方委员连任三届中委，条件是改组派“维持缄默态度”。改组派虽然拒绝了这笔政治交易，但是也有不少改组派分子在陈果夫的高压与利诱下发生动摇，倒戈投靠陈家党，例如山西改组派头子苗培成与姚大海，甘肃改组派骨干田昆山等人，就接受了陈果夫的收买，以换取三届中央执监委员作为条件，出卖了所属的改组派组织。
另外，陈果夫对丁惟汾的大同盟系也采取分化拉拢的策略，向丁惟汾许诺保证当选为三届中央常委，同时对某些省市的党务指导委员会实行大调动，由陈果夫派人接管北平、天津、河北等省市党部，压北方的大同盟系妥协。
在陈果夫的这一系列锦囊妙计实施后，形势起了很大的变化。先是北方的党潮逐渐低沉，他们由抵制三全大会代表的指派与圈定争取党员权利为中心转到地方党部内部争夺代表提名资格的争吵，接着在改组派控制的一些省市与地区党部，也开始出现分化瓦解的现象，有的甚至公开向蒋系投降，反过来大骂改组派的人，以表明他们与改组派划清了界限。但是，由于改组派上层人物的政治利益没有得到满足，因此，他们并不罢休，决心将反对三全大会代表指派与圈定的运动进行到底。同时，蒋介石与陈果夫自从对抵制三全大会的势力进行了分化瓦解后，也决定不再作任何让步，决心把三全大会包办到底。于是，蒋、汪两大派系围绕三全大会代表产生的问题展开了新的斗争浪潮。
在这期间，陈果夫加紧了三全大会的筹备活动，到1929年3月，代表的选举工作已基本结束。根据修正的选举办法，有条件的省市可以选举代表，条件是结束登记，建立党部，中央核准。实际上三全大会前符合这种条件的省市很少，已登记结束者只有六个特别市，六个省，四路；另有19个省市还未完成登记，即使已完成登记者多数也未建立党部。这样，能够选举代表的省市为数无几。据第199次中常会决定，仅有南京、广州、上海、广东三市一省有资格选举代表，选加倍代表由中央圈定的有江苏、浙江等八省市，河北、四川、北平、天津等19省市以及特别党部代表为圈定和指派，根据这一选举办法选出的代表共459人（包括列席代表60人），其中中央委员54人为当然代表，又其中指派代表210人，圈定代表122人，选举代表73人，指派与圈定占代表总数的80％。
在三全大会即将开会前夕，改组派进一步加强了攻势。1929年3月11日，改组派三巨头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率汪派的14名二届中央执监委联名发表《关于最近党务政治宣言》，指斥蒋记国民党中央指派与圈定三全大会代表，“完全违反本党民主之原则”，并且“百分之八十的代表为中央所圈定和指派”，“所谓代表者，已完全丧失其意义”。他们表示“对此种大会誓不承认”，这篇由汪精卫领衔且号召力极大的《宣言》一出台，各地的改组派及不少国民党党部便群起响应，于是，又有了南京“三一四事件”的发生。
3月12日，中常会第204次会议批准南京市党部于14日召开党员代表大会讨论党务问题，会前在各区党部选举这次代表的代表时，在当选的60多人中，改组派竟占了30多个，超过了半数。因此，改组派代表于会前策划，准备在会上掀起一个反对包办三全大会的运动。为了不致引起陈家党的注意，事先推举接近改组派但不是改组派会员的大同盟分子廖维藩担任大会开幕式的临时主席。然而，廖临事畏惧，不肯担当，于是改推谷正纲担任。
3月14日，南京市党员代表大会在旧夫子庙贡院内大礼堂开幕，虽然改组派控制了大会，但陈果夫事前对改组派的阴谋亦有所察觉，并指示陈立夫于暗中进行布置，派出一部分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特务分子混入会场，以便监视和伺机破坏。大会开始时，谷正纲在开幕词中便迫不及待地喊出“反独裁，反圈定代表”的口号，接着便有改组派代表提出了一个《抗议中央指派圈定三代会代表案》。陈果夫与陈立夫事先布置在会场的亲信方觉慧、施裕寿、李永懋见状，当即群起闹事，围殴谷正纲等人。陈立夫事先布置在会场外面的一批打手则趁机冲进会场，对改组派分子大打出手，结果会场中改组派的头目谷正纲与陈家党的头目方觉慧都当场受伤。与此同时，二陈事先调集的军警马上包围了会场，以“捉拿共产党”为名，冲进会场，把谷正纲等七名改组派分子逮捕，于当天下午用大卡车押到丁家桥中央党部大礼堂，送交中央党部。当天晚上，陈果夫召集南京市党员代表大会的代表与被逮捕的改组派分子一起，进行开导。同时组织一批陈家党的成员与黄埔学生到中央党部大礼堂外面进行请愿，要求中央党部“严办凶手”，借以施加压力。此外请出蒋介石对改组派的这些阶下囚进行训话，大骂改组派的行为，并当场宣布撤销谷正纲的职务。蒋训完话后，陈果夫与段锡朋又轮番劝导一番，才同意把他们放出。当谷正纲从中央党部被放出时，早已等候在外面的陈家党的成员与特务分子准备把他架走处死，经闻讯赶来的一批改组派分子援救，才把谷抢出，并连夜送到上海隐藏起来，方免于一死。从此，谷正纲成了改组派的红人。
轰动一时的“三一四事件”，经蒋与陈果夫严厉镇压，终致归于失败，这是汪系反对包办三全大会的最后一次出击。
3月15日，经陈果夫精心筹备、蒋胡合作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出席开幕式的正式代表仅210人，有123人从未到会。不到会者除汪系与桂系外，还有冯玉祥、于右任、林森、陈铭枢等军政要人，会议气氛还笼罩着“三一四事件”的阴影，因而显得十分紧张。
三全大会是蒋介石与胡汉民两大派系合作的大会，但是，会上真正引人注目的变化是陈果夫的崛起。会议由胡汉民致开幕词，蒋介石、谭延闿、何应钦分别作党务、政治、军事报告，陈果夫则代表二届中央监察委员会作监察报告，先后通过各种决议25项。
会议自始至终控制在陈果夫手中，并且按照陈果夫设计的打击一批、拉拢一批、提拔一批的原则，建立了三届中央领导机构，形成了蒋介石—陈果夫合作的国民党主流派体制。
打击一批的主要对象是汪精卫的改组派与李宗仁的桂系。会议决定开除改组派大将陈公博、甘乃光等人的党籍，对汪精卫进行书面警告；并同时开除桂系头目李宗仁、白崇禧及李济深的党籍。针对党内发生的反对包办三全大会的风潮，陈果夫等人在修改后的党章中进一步增加了强化党纪方面的规定，提出“党员不得有小组织”，下级必须绝对服从上级，中央监委有“惩处党员之权”等。
拉拢一批的主要对象是西山会议派，邹鲁、谢持、张继、居正、林森等人被恢复党籍，继1926年邵元冲、叶楚伧、戴季陶加入蒋系后，这一次林森、张继相继加入蒋系，并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从而形成了蒋胡与西山会议派合作的局面。
提拔一批的主要对象是陈家党的新进分子。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人数为60人，其中委员为36人，候补委员为24人，与二届中央执委人数持平；三届中央监察委员会为20人，其中监委为12人，候补监委为8人，亦与二届中央监委人数持平。因为二届中央执监委中有15名共产党委员被开除国民党党籍，又有改组派及桂系的10数名中央执监委员被拒之三全大会门外，仅这两部分人退出后留下的空间就达30人左右，因此三届中央执监委的人事安排本应不成问题。但是，陈果夫为了能在三届中央执监委中确立陈家党的主流派地位，不惜利用手中掌握的包办大会选举的权力，把陈家党的大批新进分子拉进中央领导机构，而将本来可望跨入中央权力圈的一批大同盟分子踢出中央执监委门外，这就引起了一部分非蒋派系特别是大同盟系的强烈不满，并且借机在大会期间闹事。
如果从资历或从声望上来说，大同盟或一些相似的地域小派系组织均不在陈家党之下，正是在这样的期望之下，当时，黄河流域的派系组织民主大同盟的头子王宗禹等人，河北省的派系组织新中学会的头子童冠贤与张清源等人，江浙一带的派系组织实践社的头子周炳琳等人，江西省的派系组织AB团的头子段锡朋等人，也都是抱着极大希望竞争中央执监委员的。谁知后来公布的提名结果，陈家党中除陈果夫外，不但陈立夫、曾养甫、张道藩、余井塘等新贵榜上有名，而且湖北有方觉慧、江西有程天放等后生小子，却居然没有段锡朋、王宗禹、童冠贤、张清源、周炳琳等地域小派系的一代宗师。况且段锡朋的疯狂反共以及在南京特别委员会期间的拥蒋上台，童冠贤及张清源在北方为国民党秘密做北洋军阀的工作等都是立有大功的，现在蒋的天下打下了，坐天下却没有他们的份，反倒让陈家党的那批无名小子们坐享其成，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具有相似遭遇的段锡朋、王宗禹、童冠贤、张清源、周炳琳、焦实斋、何思源等12名代表，痛恨蒋的私心自用，分配不公，决定联合起来大闹会场，攻击陈果夫与陈立夫兄弟包办大会代表选举，在与陈家党的党羽们争吵一番后相率退出大会，企图拆三全大会的台，压蒋让步。
岂知他们根本不了解蒋的脾气历来是吃软不吃硬的，况且三全大会这一台戏，历经磨难，方始开场，岂能轻易让他们拆台。于是，蒋表示强硬态度，坚定地支持陈果夫，并且是一不做，二不休，又指派些代表补充这些退席者，终于按照陈果夫提出的原定方案，完成了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与监察委员会的选举。最倒霉的是何思源，因为据戴季陶后来告诉他，本来中央执委中已有他的名单，由于他参加闹事，故被陈果夫向蒋参了一本，蒋一怒之下，也将何的中委名单取消了。
在随后召开的三届一中全会上，陈果夫的地位进一步巩固与上升。先是被推为权力很大的九常委之一；继而在建立中央党部机构时，蒋介石任中央组织部部长，陈果夫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继续代理部长主持部务；再次是陈立夫出人意料地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以他当时不到30岁的年龄以及在国民党内的资历与声望来说，简直是一步登天了。
陈果夫在三全大会上，不但当选为中央执委、中央常委、中央组织部代部长，而且在这前后又先后兼任国民政府委员、监察院副院长、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常委、国民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导淮委员会副委员长、代理委员长等党政要职；其弟陈立夫也当选为中央执委、中央秘书长，并先后兼任中央政治会议委员，首都建设委员会委员、秘书长、考试院考选委员会委员、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战地政务委员会委员、导淮委员会常委等党政要职。兄弟俩同掌中央党部大权，成为国民党内炙手可热的权势人物。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的手下，聚集了一大批由他们一手培植和提拔，与他们同气相投、同命相连的党羽，这些人蜂拥进入权力圈—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形成了一个势力很大的陈氏兄弟派，其政治能量足以影响国民党的政策走向与内部派系斗争的力量平衡，以至在三全大会后，“蒋家天下陈家党”的说法已得到党内外各派政治势力的一致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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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全体职员合影
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陈立夫
1930年3月1日，中国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开幕式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