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门的世界》：群居生活的几个关键词
谢宗玉
一
现在，我想用电影《楚门的世界》来说说“城市与人”的关系，为此，我不得不拿自己曾为之热泪盈眶的主人公——楚门开刀。
《楚门的世界》讲的是，一个名叫基斯督的导演，为了真实而完整地表现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的全过程，在楚门还是受精卵时，就把他的抚养权买下了。然后专门为他搭建了一个大得无法想象的舞台，舞台虚拟了一个四周环海的城市，名为桃源岛。
城市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是道具，连天空、太阳、月亮、大海、雷电、风雨都是布景。居住在这个城市成千上万的居民都是群众演员，目的就是为了给主人公楚门营造一个真实可感的生活场所，让他对自己演员的身份一无所知。城里安装了五千多个摄像头，将楚门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一天二十四小时全程拍录下来，全球同步播放。时间已长达三十年之久。楚门的粉丝，或者说这个“真人秀”的在线看客长期高达十几亿人，窥探楚门的私生活成了全世界人们时髦的休闲方式。
孰料有一天，楚门因为亡父的离奇复活，终于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巨大的骗局中。于是他想方设法，甚至不惜以死抗争，最终摆脱了导演基斯督的控制，冲出桃源岛，去了外部世界。全球粉丝都为他的壮举欢欣鼓舞，激动得要抽风。
五年前，这部片子曾把我弄得号啕大哭，原因是我从主人公楚门身上看到了自己循规蹈矩、身不由己的一生。那种像被电脑程序编排好了的生活轨迹，让我内心的抑郁和悲哀，如楚门一样越积越重，越积越厚。然后我辞职了，人生的轨迹毫无逻辑地拐了弯，可感觉如何？是不是自由得想要飞呢？并没有。生活依然是按部就班地过着。
正因为这样，我开始对楚门的反叛有了怀疑。
那种被设计、被规划的感觉，显然是整个文明制度造成的。准确地说，是群居生活的规律和法则造成的。只要我们逃不出现有的文明制度，那么我们的遭遇就是注定了的。这一点，在楚门离开之前，基斯督已跟他剖析得相当清楚。
五年前，我以为导演彼得·威尔对楚门的行为是赞许的。等回头再看这部片子，我发现导演在赞许的同时，还在电影中蕴藏了生存和文明的二律背反，它像一个无边无际的迷宫，带给人的思索是无穷的。这正是我要为这部片子再写文章的原因。
很显然，这部片子的象征意味很浓。桃源岛象征着伊甸园，也可以说，象征着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真人秀的导演基斯督象征造物主基督，桃源岛的万事万物都是他“制造”出来的。楚门对基斯督的反抗，可看作是亚当对上帝的反叛，也可看作是人类对造物主的对抗。这些，我在别的文章中有过论述，按下不表。
这篇文章，我只想用群居生活的法则，抽丝剥茧般，把我的偶像楚门亲手毁掉。我以为残酷的真相比空中楼阁式的梦想，更让人成熟。如果有读者因我这篇思想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的文章感到心痛，那么请相信，我的痛胜他十倍，我痛彻肺腑！
二
“朝九晚五”，是一种标准的都市生活。亡父的离奇出现，就像一根导火线，点燃了楚门对这种生活的反思：为什么顺顺当当、水到渠成的生活，好像并不是自己想要的呢？为什么从记事开始，命运就像一根被洪流裹挟、载沉载浮的木头，从来都不由我们控制？为什么所谓的幸福滋味总这么被动，而且可有可无？我们小时候的理想都逃遁到哪里去了呢？原以为我们都是自己的国王，长大后才发现，我们其实是万千琐事的奴仆。对电影里的楚门而言，哪怕是一次小小的斐济之行，都无法达成。
我们很容易把种种不遂人愿的现实归罪于上司或同事，单位或家庭，却不知那只是表象，真正的罪魁祸首却是我们曾为之无比自豪的人类文明。
如果说，上帝以无为而治的方式，给这个万物搭建了一个散漫而自然的舞台，那么，文明则是以大包大揽的方式，给人类搭建了一个“斗榫合缝”的舞台，其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城市。它跟基斯督给楚门搭建的桃源岛如出一辙。
如果我们把大自然看作是原生态，那么桃源岛和其他千千万万个城市都是“人造空间”。如果人类不存在，这些空间就不会在地球呈现。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如果蚂蚁不存在，蚁窝也不会自然生成；如果鸟儿不存在，鸟巢也不会自然生成。问题是，鸟巢和蚁窝的建造，凭的全是一种懵懂的生物属性，它可以看作是上帝的假手之作，而人类文明所建造的一切，除小部分受其生物性影响外，更多依靠了人类的社会属性。
换句话说，城市从来就不是上帝给人类的应许之地。上帝许给人类的，只是像猴子那样，在山林跳来纵去，即使允许拥有巢穴，也应该是非常简陋粗糙的。上帝根本没想到，人类会凭借日益清醒的智慧，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把一个叫文明的东西饲养得这么妖娆，简直比神话中的硕大无比的怪兽更可怕。它随便就可以在地球上画一块地盘，建一座城市，而且完全不按上帝的布景逻辑，恣肆妄为地规划着里面的一切事物。
是的，文明当初是由人类一点一滴创造的。但现在，很显然，文明已主宰了我们的生活。文明不是某个人创造的，文明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所以文明努力的方向，注定是朝着集体利益最大化的方向。至于个体的“苗头”，只要是为了集体利益最大化，该砍就砍，该削就削，活不成的，那就去死！正如城市里那些被修剪得整整齐齐的花草不再是它自然的模样，被文明制度规范得服服帖帖的人们也不再是山林里猿猴的模样。
恩格斯说“劳动创造人本身”，这话很对。人类不再是自然生长的山野精灵，而是文明大工厂流水线上的产品。写到这里，我想起在学校的监控下我刻苦攻读的儿子，他正在被文明的大锤，敲击成社会需要的模样。很痛。但有什么办法？
就这样，我们不再是自己了，一个个成了这个星球原本没有的怪物，或者说变种。相对其他物种而言，我们都是文明的“虚拟产品”。
既然这样，作为文明产品的楚门，又何来那么多感慨？基斯督不是胸有成竹、信心满满吗？他自以为可以操控楚门的一切，自以为可以顺理成章地演绎楚门的“完美人生”。可结果呢？他失败了。
基斯督其实未必就一定象征上帝，他也可被看作是人类文明的象征。所以基斯督的失败，看作是人类文明的失败，更意味深长。上帝或许是一个凡事了然于胸的先知，由人类集体智慧虚拟出来的文明则绝对不是，它看起来更像一个自高自大、自吹自擂的“酒鬼”。所以“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在上帝心中，万事万物，条分缕析，所以亿万年来，宇宙永远是那么风清月明，即使偶尔有失足的流星，也是无伤大雅的美丽风景。而人类何去何从，文明这个“酒鬼”根本就没弄清楚，所以几千年来的文明史，便是人类自相矛盾、把地球搞得乌烟瘴气的历史。
我们不妨以“楚门事件”来分析，看看文明是怎么自相矛盾的。为了发挥个体的最大潜能，为人类集体利益添砖加瓦，文明会不遗余力地鼓吹个体的自由和独立意识，尽可能地发挥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它馈赠给每个人“英雄主义”的梦想，并利用现有的一切知识，来拓宽个体的心灵格局。让每个人内心都是一个丰饶的世界，让每个人都是他自己世界的国王。
是的，觉醒的个体从懵懂中挣扎出来，他们看起来是从上帝的手中解放了。问题是，文明为了人类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又不得不对个体的所有言行，做了严格而烦琐的规范。如有违反，必受惩罚。比如说，人类发现那个叫“电”的玩意儿，它的确给人类生活带来了无法想象的便捷，但要使用它，规则就不下一百条。
现在，对比出来了，而且很明显。如果说，上帝对他手中懵懂的万物采取的是放养的姿态，就是说，由着万物去“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他只会从中微调一下即罢。结果万物呈现出现在这般相生相克、互利互惠、欣欣向荣的模样。
文明对它手中觉醒的人群采取的却是圈养的形式。它事无巨细，大包大揽，妄图为人类找到一条洒满阳光的康庄大道。结果有没有找到，姑且不论。人类灵敏的心灵显然被它的条条框框给弄痛弄伤了，弄得忍不住要呻吟，要呐喊，要叛逃。
这就是被文明豢养的楚门为什么还要发出一些看似“得陇望蜀”的感叹。文明的悖谬之处就在于：一方面它打破上帝的黑屋，唤醒了懵懂的个体，另一方面却又苛责有着丰富内心的个体成为比上帝监管时更顺从的奴隶。这才是楚门要叛逃的根本原因。
更何况，上帝根植在我们身上的生物性还没有被文明完全铲除，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也让它不由自主地成了反叛者。就是说，人体内的社会属性认可的舒适环境，恰恰是人体内的生物属性难以忍受的。浩瀚的天空，鸟儿可以在上面飞，鱼儿却不可以。可现在人身上，既有鸟的属性又有鱼的属性，你叫他们何以栖身？
三
可惜，除了地球，楚门哪儿也去不了，这种逃离看起来象征意味很浓，其实产生不了什么积极影响，他无非从一个生存圈换到另一个生存圈，一个舞台换到另一个舞台而已。日益深化的文明已将整个地球都异化成了一个超级舞台，那么，作为个体小小的人儿，无论逃到天涯海角，都避免不了被操控的命运。
我们一出生，就注定了悲剧的色彩。个体除了要戴上文明制度的枷锁外，还要与别的个体相争。我们的口号是：“天赋人权，每个人都神圣不可侵犯，每个人都有为自己谋幸福的权利。”文明把我们的欲望之火拨得很旺，把我们的胃口吊得很高，文明还帮助人类迅速繁衍，可文明却带不来满足欲望的生存资源。
一个人要想生存下去，必须奋斗在人群中。而人上一百，形形色色，群居的人们只能在各种纠葛、矛盾和牵绊中度过一生。夸张一点地说，以群居为特征的城市，不管是上层还是下层，不管是领导还是平民，没有一个人能完全操控自己的时光。那些领袖人物的日常生活，不都是按日程编排好的吗？就说电影里的基斯督吧，他虽然可以操纵主人公楚门，但他上头还有更大的老板决定他的命运。何况，三十年来，他也完全被这个真人秀栏目困住了。他的全部心思几乎都在围着楚门的喜怒哀乐打转，他在编排楚门的同时，也被楚门塑造着。这大概就是群居生活的常态吧？
我想，就算真有上帝存在，那上帝也只能在众神的彼此牵绊中度日。西方神话，就是这么写的。
所以，要想把群居生活过好，生而为人，“妥协”便是生存最为关键的一个词。
城市是文明的渊薮。复杂的城市要想如机器那样运转起来，个体的人就必须安分守己地做好机器配件的角色。工业文明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社会化大分工越来越细，人们只有把各自的工作干好，才可享受足以活命的生存资源。山林里的猴子跟城市人一样，也是成群结队的，但它们是单干户，没什么分工合作，所以构不成文明社会。它们之间是一种单纯的屈从关系，即弱者屈从强者。人群则是一种互相妥协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妥协既是文明的一部分，也是文明加速发展的润滑剂。说到底，那些条条框框，都是在多方利益集团各退半步的情形下制订的。
妥协，它不是和稀泥，而是人类文明的精华。如果说屈从关系只是一种私关系的话，那么妥协关系则具有很强的统一性和普适性。它不是个体之间私人划定的，而是由整个文明决定的。个体的人若不遵守，想肆意欺负弱者，那么就有专门的审判机构对他进行制裁，个体的人再不要凭一己之力，去报杀父或夺妻的仇恨了。
可惜情商不高的楚门不懂这些，在一场巨大的骗局中懵懵懂懂度过三十年，一旦发现自己被设计了，就造反不干了。他也不想一下，如果说他是被设计了的，那么围绕在他身边三十年的其他配角，就更是被设计了的。人家能安之若素，他为什么不能？作为演员，他是全球巨星，但作为桃源岛的居民，他只是一名普通的保险经纪人。他必须遵循这个小城的法则，才可能在这里安居乐业，颐养天年。正是他的不妥协，打破了桃源岛的平衡，把桃源岛拖进了土崩瓦解、万劫不复的境地。
四
随着都市化进程的加速，人类进入高度聚居的社会，个体的人需要进一步约束自然天性，才能跟得上时代和文明越来越具体、越来越繁杂的要求。这时，人类每一个聚居地，都跟桃源岛差不多——一个硕大无比的舞台。
既然是舞台，那么“表演”，就是群居生活的另一个关键词。
楚门未解其味，当发现妻子、父母、朋友、同事，以及街上所有的陌生人都在他面前演戏时，他歇斯底里，简直要疯了。又怕又气的妻子，不得不指责他没有一点专业精神。他不知道，表演是群居生活一种很重要的日常事务。
在城市这个巨大的摄影棚内，我们用语言表演，用行为表演。每个人都是天生的表演家，或者说，天生的戏子。从一出生，我们要学会表演一种叫哭的表情，才会有奶吃。我们要学会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才能左右逢源，迎来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
是的，在这个片子中，作为戏子的楚门，的确被导演控制了。但在人生的舞台上，我们什么时候没有被导演控制呢？最开始我们的导演是恨铁不成钢的父母，接着是骄横跋扈的领导，然后是性格强悍、说一不二、自以为是的妻子，再然后是那些自私自利、无情无义、贪婪无比的“啃老族”，最后，殡仪馆的主持人给我们导演一场或冷清或喧哗的谢幕剧。
作为导演的宠儿，在这个影片中，楚门还只是一个隐性演员，只要他不跟导演叫板，不撂挑子，那么无论他说了怎样出格的话，做了怎样出格的事，导演都会让他一辈子衣食无忧。可怜的是他的好友马龙，从幼稚园开始，就做了他的配角，在这部长达三十年的肥皂剧中，他几乎每一句话都是台词，每一个动作都是表演。只有在楚门失踪的时候，他才说了一句属于自己的话：“他不见了。”做了一个属于自己的表情：双肩一耸，两手一摊。结果被导演骂得要死，就算这个肥皂剧不以楚门的叛逃结束，他的下场也很可能是被辞退。
楚门的妻子并无过错，只因为被楚门的寻根究底弄得束手无策，导演就打算把她换下来，再找一个女人让楚门焕发“第二春”。楚门的父亲正因为无法劝阻楚门“扬帆远去”的理想，所以只能以“非正常死亡”的形式丢掉这份工作。
都市的生存法则不正是要求我们把属于自己的角色演好吗？文明的演变也可看作是一部加长剧，它需要整个人类配合演好。哈提帕文明、奥尔梅克文明、古纳巴泰文明、迈锡尼文明的神秘消失，或许就是那些民族的人没有演好自己的角色，结果也像这场真人秀节目一样崩盘了，整个民族被时代无情的秋风扫出了历史舞台。
翻开史书，这种例子不胜枚举：戚夫人没有演好自己的角色，被吕雉当人彘泡在缸里给腌了；宋江没有演好自己的角色，致使一群顶天立地的好汉下场悲惨；杨广没有演好自己的角色，致使一个大好的朝代迅速灭亡；慈禧太后等一小撮权贵没演好自己的角色，差一点让一个古老王国四分五裂。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爱填词的李煜，爱画画的宋徽宗，以及说话如滔滔江水般的希特勒，都同楚门一样，随心所欲表演了与自己身份不合的节目，结果谢幕无不惨烈。
走出桃源岛的楚门，其命运将如何？真难说。
语言的产生，其实就是为了让人类的表演更加准确精彩。语言从一开始就具有台词的成分。我们的祖先之所以要结结巴巴把一个个新词从喉咙里掏出来，就是为了让自己做一名更合格的戏子。可以说，如果没有群居生活，没有可供表演的舞台，人类就不会有语言的产生。语言是群居的产品。
“在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在人类文明的大舞台上，纵使你巧舌如簧，你最好也只讲属于你这个角色的台词，多说少说，都是败笔，都会影响你命运的走向。我曾经认识一个人，自认为口才了得，在任何场合下都夸夸其谈，把很多属于领导该说的话都说了，结果无论他在其他方面表演得多成功，最后都只能郁郁不得志。
可惜的是，人群中的“歪嘴和尚”太多。有些人一辈子念错台词，什么话不利于团结，不利于合作，不利于凝聚人心，不利于整合力量，不利于文明发展，他就说什么话。
当然，古往今来，就没有不说错话的人。只是，错话说得少的人，在群居社会，他的收获远远大于他的真实才能可以给他的。错话说得多的人，纵使他才华通天，最后大概也只能向杨过哥哥学一套“黯然销魂掌”，作为收场。
那么，如何才能念对台词呢？道德不是要求我们讲真话吗？如果我们一味地指鹿为马、指桑骂槐，那么连最简单的事物都无法命名，沟通将变得困难重重，文明又何以推进下去？
所以，讲真话是没错的。但讲真话只是文明制度的“规定动作”，每个人都要讲一定数量的真话。“自选动作”则是讲利人利己、利家利族的台词。“善意的谎言”永远是群居生活的通行证。真话是文明的骨骼，台词是文明的毛皮。换句话说，台词包括真话和谎言，就看在什么时候说真话，在什么场合说谎言。
在这个问题上，楚门简直做得一塌糊涂，为了追求真相，他尽说不该说的话，台词念得一团糟。除他外，他那个一见钟情的女友，也是一个特别不合格的演员，她乱糟糟的台词差一点就让桃源岛提前陷入瘫痪状态。
五
楚门叛逃的原因，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发现自己一直生活在欺骗之中。可是，在妥协中求和谐的群居社会，谁没有骗过人？谁又没被人骗过呢？我们之所以要说“台词”，是因为群居社会并不苛求于语言的真假，只要求语言的效果，群居生活的本质就是在掩饰和欺骗中求和谐。
人心不足蛇吞象。这句谚语对人类欲望做了生动的注释。可我们这种骇人的欲望能一览无遗地公之于众吗？事实上，我们变幻莫测的内心有太多事情和念头需要掩饰，欺骗是我们的生存手段之一，就算是最亲密的人也不例外，只是程度不同罢了。你不会告诉你的情人，你早晨把尿撒裤子里了，而且在撒尿时，你还意淫了某个影星。在电影中，楚门偷偷摸摸用撕扯下来的画报去拼图的行为，不就想瞒过桃源岛所有人吗？楚门只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骗局当中，却不知人人都生活在骗局当中。
人类强大的掩饰能力也是文明的表征之一。群居社会就是由一个又一个或大或小的骗局组成。若是没有这些骗局，世界看起来就不会那么美好。你的原始目的无非就是为了性交，但你把前奏做得那么花团锦簇，美不胜收。你向众人表现出你的善良、勇敢、慷慨和坚毅，你绕了那么大的一个圈赢得了世界，最终，才抱得美人归。兽类是不需要这种掩饰的。它要性交，前爪朝着母兽的后腰搭过去便是，若有其他公兽阻拦，那么便以钢牙利爪尖角说话。“将欲取之，必先予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不是一种狡诈的谋略，而是人类文明得以盛行的妥协行为。
事物的两面性，决定了人文社会没有绝对的真相和真理。看过电影《罗生门》的人都知道，相同的一件事，通过不同人的叙述，居然大相径庭。吊诡的是，他们似乎都在说真话。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因为他们只陈述了事物中对自己有利的部分。好比一颗多棱面宝石，每个人只描述了它的某个面。
求知欲是文明发展的动力，但那是指人类对自然事物的探求。若是对探讨群居关系的社会事物过于好奇，那总有一天会“害死猫”的。就比如楚门，当他发现所有人都向他掩饰真相时，他没有退回去反思其原因，而是一味地穷追猛打，结果他探求真相的目的是达到了，却毁了成千上万人的工作，毁了全球几十亿人早已成习惯的娱乐方式。
所以真正的智者只喜欢对自然科学穷追不懈，找到了分子找原子，找到原子核找中子。卫星上了月球，还要去火星。总之是锲而不舍。而对人际关系采取的则是“难得糊涂”的态度，所谓“不痴不聋，不做家翁”“凡事以和为贵”。
显然，我们都是戴着面具生活在人群之中，文明给我们打造了很多副面具，与不同的人打交道戴不同的面具，你若问我哪一副面具才是真的，那么我告诉你，文明的面具只有实用的，没有真实的。人类真实的面具早已同我们的祖先类人猿一起，消失在山林之中了。
不妨设想一下，假如楚门更老练一点，发现了真相，却佯装不知，那他不但可以把导演基斯督玩于股掌之上，还可以将桃源岛和全球人们玩于股掌之上。怀揣真相而不说出来，他就掌握了与命运之神讨价还价的法宝。他简直有一万种方法，可以把自己弄成桃源岛说一不二的掌权人。群居社会的秘密好比俄罗斯套娃，谁也不知谁掌握了哪一层秘密。发现了真相而不说出来的楚门，就相当于从基斯督的包围圈中跳了出来，去反包围基斯督。群居生活这种“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关系学运用，大概正是人类乐此不疲的游戏之一吧？
六
被窥视，也是楚门无法在桃源岛再待下去的一个重要原因。有一天，汽车电台的调频出了错，楚门发现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被暗中监控，这让他疑神疑鬼，寝食难安。可楚门不知道，偷窥其实也是群居社会的常态。我们生活在一幢幢楼房之中，恰如动物园的一座座笼子。城市就是一座巨大的人类动物园。这时你偷看我，我偷看你，便成了精神生活的一部分。
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利用各种文明产品，把偷窥的目光投到了全球任何一个地方。人类因足不出户所造成的心灵危机，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很多人会认为，山林里自由无拘的生活，还没有关在城市牢笼的生活来得更丰富多彩。
偷窥也是人类文明的原动力之一。有偷窥就有互相比较，彼此模仿；有偷窥就有技压群芳的欲望产生，有精益求精的自我要求。“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文明便是从这种精益求精中丰满起来的。当然，有偷窥就有嫉妒、痛苦、暴力和毁灭。据说北宋时期，金人之所以决定大举南侵，就想偷窥一下江南的“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结果弄得富饶宁静的江南“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显然，偷窥是人类全部情感的诱因。我们所有情感的产生，都是建立在与他人的牵连上。从某个角度来说，人类的文明史也可以看作是一部因“偷窥”而产生的暴力史。
偷窥也让我们漫长而苍白的人生拥有了弥足珍贵的幸福感。对人类来说，幸福是由什么决定的？幸福是由头脑中的信息量决定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一直是人类向文明进军的口号，而读书行路的本质是什么？就是“窥探”。
越是成功的人，被偷窥的概率就越高，狗仔队追逐的，从来都是那些明星大腕。平凡的大多数人，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乡邻，才会对他们的家长里短点评一句两句。很多时候，被偷窥的概率正是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测量器。楚门如果知道他不是一个普通人，而是全球当红巨星，那么偷窥对他来说算什么？电影最后，当他要跨出大门，转身潇洒一鞠躬时，他其实已经知道全球观众都在看他，这时他已全无怯意，完全是一副超级巨星的范儿。可惜的是，走出那扇大门，他就失去了被全球观众窥视的机会，跟着失去了的，还有因这种窥视带来的无数美好日子。
我们已迎来了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电影《楚门的世界》便是这个时代最精彩的注脚。农耕时代，我们的家人亲族都在身边，我们靠血浓于水的亲情维持生命的正能量。但后现代城市把祖辈的人际关系全都打乱了，我们的亲人一个个孤零零地散落在四方，围绕在我们周围的，都是陌生人，或者说是不同利益的诉求体。
“你是疯儿我是傻”，在城市冰冷的水泥森林里，陌生人只有既当观众又当演员，你娱乐了我，我又娱乐了你，才会让漫长的人生显得不那么孤寂。在城市这个大舞台上，不同利益的诉求体恰到好处地使用“台词”，虽然阻止了城市成为“暴力街区”的可能，但充满了利己主义的台词并不能温暖彼此。温暖彼此的，很多时候，是靠一种属于后工业时代的娱乐精神。走在午夜无人的街头，如果你觉得孤独得想死，不妨钻进众声喧哗的酒吧，与无数陌生人疯狂地舞一回，这时你的热血马上就会沸腾，你的精神马上就会振奋。第二天你又可以人模狗样、意气风发地与不同的利益诉求体周旋到底。
楚门的叛逃，也可看作是与传媒消费时代的一种对抗。但悲哀的是，楚门的叛逃，并不是“自然之子”对文明进程的反思。楚门的一切气质和品性，几乎都是导演基斯督塞给他的，或者说，是人类文明塑造出来的。楚门是一个被彻底异化的文明产品。他的叛逃，只相当于一个“不肖子孙”反叛他的“专制父亲”。这种反叛行为只能使一团糟的文明更加混乱。
无奈的是，“专制父亲”是培养不出神清气爽的“自然之子”的。上帝也似乎放弃了对人类的管教。既然这样，尽管我不再认可楚门的行为，但在潜意识中，我仍希望时不时有年轻人像楚门那样站出来，去捣鼓那么几下。或许不经意间，就点中了文明的命脉之所在呢？哪怕就像电影《雪国列车》中所描述的那样，反叛的结果是同归于尽，人类最后只剩下两棵希望的“独苗”，我也不觉得可惜。
只要人类的“种子”还在，文明被打碎重来又如何？
《湖南文学》201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