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机构成立
●毛泽东宣布：南汉宸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胡景沄为副行长。
●周恩来回电报说：“根据上面各种情况，目前建立统一的银行是否有点过早。进行准备工作是必要的。至于银行名称，可以用中国人民银行。”
●朱德说：“中国人民银行这个名字取得好。它叫我们记住，人民银行是为人民服务的。”
任命南汉宸为人民银行行长
1949年10月19日，在中南海勤政殿里，中央人民政府第三次会议在毛泽东主持下召开。
这次会议主要讨论通过政务院及其所属各委员会，各部、院、署、行的负责人，同时任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和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等机构的负责人。
中央人民政府的各组织机构至此全部建立起来。
在这次会上，正式宣布政务院及其所属各委员会、各部、会、院、署、行的负责人。
毛泽东宣布：
南汉宸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胡景沄为副行长。
南汉宸原名南汝冝，化名王剑秋，山西洪洞人。1911年入太原师范学校。辛亥革命期间，参加太原起义。1913年被选为山西征蒙军的队长。1914年考入北平政法学校，不久回乡，当过两年的小学教员。1918年参加推倒阎锡山的活动，遭到通缉，逃亡在外。
1920年后，南汉宸经营过煤炭、纺纱、轧棉等实业。1923年派往天津，从事反对北洋军阀的活动。1924年，南汉宸加入冯玉祥部，任国民第三军军需官、参议，次年任干部训练处处长。
1926年冯玉祥五原誓师后组织国民联军，南汉宸任第三军政治部主任，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长期在冯玉祥、杨虎城部从事中共的秘密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南汉宸曾利用自己在国民党地方政府中的合法地位，多次帮助、营救和掩护过党的一些同志。
1927年，南汉宸在冯玉祥属下任河南省政府秘书主任兼第一科科长。同年冬受党的派遣赴皖北组织特委，搞武装暴动。
1928年春暴动失败后回河南，南汉宸到鹿钟麟部，曾被委为信阳县县长，曾任西北军军政干部学校校长。1929年南汉宸调回省政府任秘书主任。
1930年，南汉宸代理省民政厅厅长，后随杨虎城部入陕，任陕西省政府秘书长。1932年遭南京政府通缉逃亡日本，第二年回国。
1933年，南汉宸曾为孙殿英部的高等顾问。1934年他来到天津，和吉鸿昌等组织反法西斯大同盟，不久调往上海，利用他的特殊身份，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1935年秋，南汉宸再次来到天津，与王世英等继续从事党的统战工作。
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南汉宸到西安做团结张学良、杨虎城逼蒋抗日的工作。
1937年秋，南汉宸随八路军到山西，任第二战区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组织部长。他积极组织山西人民抗日武装、壮大山西新军，推动山西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9年，第二战区战地总动员委员会被阎锡山解散后，南汉宸回到延安。1940年春到晋西北帮助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同年秋返延安，任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副部长。
1941年1月皖南事变以后，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封锁围剿，边区政府遇到了极大的财政困难。危急之下，毛泽东委任南汉宸为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长，负责解决延安军民生活和财政问题，担当了“无米之炊的巧妇”。
南汉宸受命之后，立即着手扭转边区财政窘境，采取了一系列开辟财源的措施：
第一，纠正“片面施行仁政”的作法，组织征粮工作，大力向群众宣传。
边区群众表示“宁肯以野菜度日，也不让八路军子弟兵挨饿”。
第二，集中收购陕甘宁地区生产的食盐，实行专卖，严禁走私，集中对国统区交易。
第三，经营“土特产”。
当时毛泽东召见南汉宸说：
我们要向人民说清楚，向全体干部说清楚，
使大家都了解，我们不得不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抗日和革命。
当时，他们以陕北土特产从国民党地区交换过来了大量革命所必不可少的军用和民用物资。
1942年12月，毛主席在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报告，其间南汉宸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他撰写了粮草、税收、金融、贸易等资料，为毛泽东的报告提供了重要参考。
当时，对于如何渡过困难曾有过激烈争论，有些人反对向边区的人民群众加税，提出要施行仁政。
对此，毛泽东发表讲话说：
现在我们有三条道路可走，第一条是向人民要钱要粮，第二条是大家散伙，第三条是饿死。
第二、第三条都不好，而且大家也不愿意，只有实行第一条路，虽然人民是苦一点，但只要向他们说明，使他们了解这是为了战争和革命，没有抗战没有革命，也就没有他们的一切。
单纯地强调政府应施“仁政”是错误的；当然不顾人民的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同样是错误的。
老百姓为我们运公盐和出公盐代金，1941
年还买了500万元公债，也是不小的负担。解决财政困难的根本问题是发展生产。
1945年冬，南汉宸到张家口任晋察冀边区政府财政处长。
从1948年开始，南汉宸任中共中央华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华北银行总经理。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当天，中央批准了人民银行关于成立保险公司的请示。
南汉宸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第二天，他就在北京成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副行长胡景沄任总经理。12月12日，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由上海迁到北京。
至1949年底，中国人民银行建立了华东、中南、西北、西南4个区行、40个省、市分行、1200多个县市支行及办事处，加上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全国已设有金融机构1308个，职工8万多人。
建立人民银行组织机构
1949年10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从石家庄迁入北平，根据“边接管、边建行”的方针，接管官僚资本银行，建立或充实中国人民银行的各级分支银行。
这也是中国人民银行在进入新中国时期的首要任务。
其实，早在1947年，革命战争迅速把解放的喜讯和解放了土地送交到人民的手里，各根据地的土地便田连阡陌，山水相联了，各解放区的天空全都是万里云天，明朗一片了。
在人民币发行之前，各解放区都有自己的银行，并各自发行货币，南汉宸形容说：“这就像八国联军一样。”
大家看到，当时晋察冀有晋察冀边区银行、晋冀鲁豫有冀南银行、山东有北海银行、晋绥有西北农民银行、陕甘宁有陕甘宁边区银行、东北有东北银行、中原有中州农民银行、华中有华中银行等，这些银行都发行自己的货币。
除此之外，当时还有一些流通范围较小、种类繁多的区域性货币和地方流通券。那时，各根据地之间处于被敌分割、封锁状态，各自为战，为了对付敌人的经济封锁，不得不“自立门户”。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各解放区开始连成一片，原先的割据状态被打破，野战军跨区作战频繁，各区之间物资交流、贸易往来增多，新形势要求各解放区统一财经政策。
各地负责人员认为，这样，原来在各根据地里作用的种种货币，现在都走进了联成一片的统一的解放区市场上，于是，就产生了许多的不便。
当地群众感到，不能在这个统一的市场上使用一种货币，走出几百公里甚至几十公里地之外就要换用另一种货币，这是很不方便的。
所以有些领导就认为，这在客观上要求尽快把货币统一起来。
那是1947年3月15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华北财经会议在河南省武安县冶陶镇召开。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晋绥、陕甘宁五大战略区的财经要员齐集于此，商讨统一财经的问题。
这次会议开了将近两个月，由于各区情况千差万别，统一财经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了统一思想，中央派遣董必武前往指导会议。
董必武带着夫人和孩子从陕北一路东行。当他们走到山西五台县东山区大槐庄时，所带的干粮吃光了。
警卫员跑到一个小店买烧饼，但店家不收陕甘宁边币，甚至连公家开的商店也只认晋察冀边币，最后只好空手而归。
孩子饿急了，董必武的夫人只好以物易物，用一块新布料换了两个烧饼。这件事使董必武深切体会到货币统一的必要性。
同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以统一华北各解放区的财经政策，指导各解放区财经工作的开展。董必武任主任，杨立三、南汉宸、薛暮桥、汤平为副主任。
中央指示：
除特别重大的问题需经中央批准之外，一般问题由华北财经办事处直接指挥各解放区的财经部门自行解决。
华北财经办事处驻地在河北平山县夹峪村，距刘少奇、朱德领导的中央工作委员会驻地西柏坡约两公里。办事处工作人员有五六十人，都是几位副主任从各地带去的，因此对各解放区的情况了如指掌。这个精干的机构，肩负起了战时“财经内阁”的神圣使命。
董必武在起草《华北财经办事处组织规程》时，就将“筹建中央财政及银行”列为规程的第五条。中央批准后，华北财经办事处便开始酝酿筹建中央银行，并开始考虑新货币的设计和印制问题。
当时，南汉宸主张新货币由晋察冀边区设计和印制。晋察冀边区财政印刷局的印钞设备在华北解放区是最好的，生产规模也是最大的。
1947年秋，华北财经会议上就做出了决议：
各解放区的货币贸易关系，应即进行适应调整，便利人民物资交流。
各区货币应互相支持，便利交换。
会后，华北财经办事处领导在德石线和津浦路沿线的沧州、德州、泊镇、宁晋等地建立了货币联合兑换所，对晋察冀边币、晋冀鲁豫的冀南币和山东地区的北海币制定出一个固定的比价，在兑换所里可以自由交换。
广大群众感到，这样就比较便利了。而且大家还认为，这也促进了市场交易和经济往来的发展。
但是，群众并不仅对这样就感到满足了，他们希望能有一种统一的货币出现，不必再像当时那样一过境就兑换钱钞。
9月14日，华东局工委的张鼎丞、邓子恢发电给华北财经办事处：
为了适应经济发展和市场交易的客观要求，建议立即成立联合银行或解放区银行，以适应战争，越快越好！
南汉宸收到电报，他立即把电报呈报给了中共中央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董必武。
董必武看了以后问南汉宸：“汉宸，你的意见怎样？”
南汉宸态度非常明确地说：“这是势在必行的事！广大群众要求，革命形势要求，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银行，统一的货币，不能等到解放北平的时候。如果那时各路大军都拿着各解放区的货币，那不像八国联军进北京时一样的混乱吗？”
董必武听了南汉宸的话，他笑着说：“好，我同意！我们可以向中央打一个请求报告，不过，在此之前你最好先到山东去一趟，找张鼎丞、邓子恢二人面谈一下，看看建立中央银行的条件是否成熟，还存在一些什么困难？”
南汉宸根据董必武的指示，他在第二天就动身去到山东找张鼎丞、邓子恢两个人去了。
南汉宸9月中旬从西柏坡出发，路经平山、正定、藁城、深县、吴桥后，进入到山东省地区。
在山东惠民，南汉宸见到了张鼎丞和邓子恢，他们详细地商量了建立中央银行和发行统一货币的事情。
他们认为，山东是解放区中最富庶的地区，抗战胜利以后，已经解放了一批中小城市像德州、烟台、威海、淄博等地。山东的工商业已经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又有一些小的海上口岸，虽然有敌人封锁，但是做一些小额的海上贸易还是经常不断的。
所以他们也看到，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对于统一货币的要求就较之其他地区更为迫切。
而且他们尤其了解到，山东的北海银行基础也比较好，曾经在与敌伪货币斗争中取得了辉煌的成果。
南汉宸实地了解情况证明，张鼎丞、邓子恢所报告的情况是有事实根据的，发行统一的货币是势在必行的，这时南汉宸说了一句苏老泉的名言：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南汉宸在渤海地区考察的时候，经华东局的几位领导一再要求，给华东局、华东军区直属机关部队和渤海区的干部做了几次关于“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的报告。
南汉宸结合着陕甘宁边区和晋察冀边区的许多生动实例，他的报告作得生动活泼，很受群众欢迎，所以南汉宸常常在这个单位刚刚讲完，又被请到了另一个单位去作报告。
就这样，等南汉宸从山东返回西柏坡的时候，已经是11月末了。
1947年12月2日，毛泽东坐在陕北一家农民窑洞的土炕上，收阅一封董必武拍来的电报：
已派南汉宸赴渤海找张、邓商议建立银行具体办法。银行的名称，拟定为中国人民银行。是否可以，请考虑示遵。名称希望早定，印钞时要用。工委已同意……
毛泽东阅后，递给坐在桌子对面的周恩来。
周恩来看过后说道：“南汉宸意见，建立全国统一的银行和货币势在必行。”
毛泽东听了笑道：
情形还真有点像八国联军进北京。我们晋察冀用的是边币，晋察鲁豫用的是冀南币，山东用的是北海币，东北用的是东北币，西北用的是农民币，一旦打进天津、北平去，可不就是七八种货币一起上市嘛！不过，现在就成立全国统一的银行，是不是为时还早了一些。
周恩来按毛泽东的意见回了电报：
根据上面各种情况，目前建立统一的银行是否有点过早。进行准备工作是必要的。至于银行名称，可以用中国人民银行。
12月18日，董必武收到中央回电，立即将南汉宸招来说：“现在成立全国统一的银行是早了一点，但是，平津等一些大城市我们应当有几座，所以，我们准备工作松懈不得。昨天工委已经研究过了，从明天起，就挂出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的牌子，你就做筹备处主任。”
1947年冬天，在河北平山县夹峪村一座农家小院的门前，挂出了“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的牌子。筹备工作由南汉宸负责。
筹备处的工作人员有何松亭、武子文、孙及民、石雷、秦炎、王厚朴等人，主要来自晋察冀边区银行。他们的工作是搜集各解放区货币发行政策、发行指数、物价指数和设计人民币票样等。
一天，朱德从西柏坡来到夹峪村，看见“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的牌子后十分好奇，于是走进了院子。何松亭立即将朱德迎进屋子。
朱德仔细询问了筹备处的工作情况，并问何松亭以前干什么工作。
何松亭说他是晋察冀边区银行副经理，早在抗战以前就跟南汉宸、吉鸿昌一起在天津搞地下工作。
朱德闻听高兴地说：好，好！你是老银行，搞这个工作就需要你这样的行家里手。
何松亭坦诚地向朱德汇报了筹备工作中的困难。
朱德说：“你们现在的情况比中央苏区的时候好多了。那时候，毛泽民是国家银行行长，他的全部家当就是几根扁担。有了情况，挑起来就走。现在解放区的银行哪一家都比毛泽民的银行要大得多，也富得多。”
朱德对中国人民银行这一名称赞不绝口：
这个名字取得好。它叫我们记住，人民银行是为人民服务的。
在华北人民政府与陕甘宁边区政府、晋绥边区政府和山东省的大力支持下，经过近一年的努力，完成了各项筹备工作。
1948年12月，华北人民政府决定将解放区的华北银行、北海银行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组建中国人民银行。以原华北银行为总行，南汉宸被任命为总经理，胡景沄、关学文为副总经理。并拟定了《中国人民银行组织纲要草案》。
1949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由石家庄迁入北平。
形成统一的国家银行体制
1954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撤销大区一级政府，合并了若干省份，中国人民银行大区银行也随之撤销，简化了管理层次，总行直接领导省分行，形成总行、分行、支行三级组织机构体系。
在建立高度集中统一的银行体制和信贷管理体制过程中，商业信用被取消，信用集中于国家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为了加强信用管理，方便工商企业转账结算，进一步健全了印行结算制度，制定了8种结算方式并首先在国营商业系统试行。
大家都认识到，中国人民银行合并各大区银行系统，形成高度集中统一的银行体制，经历了一段漫长而艰辛的过程。
早在1948年，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成立后，就将晋察冀边区银行和晋冀鲁豫的冀南银行都搬到石家庄进行联合办公。
7月22日，在石家庄联合办公的晋察冀边区银行和晋冀鲁豫银行正式合并，成立了华北银行。南汉宸任华北银行总经理，原冀南银行行长胡景沄和原晋察边区银行行长关学文任副总经理。
1948年8月，华北地区召开临时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决定成立华北人民政府，8月18日通过民主选举，推行董必武为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薄一波、蓝公武、杨秀峰为副主席，聂荣臻、徐向前、成仿吾、谢觉哉、黄敬、宋劭文、滕代远、赵尔陆、戎子和、南汉宸等18人为政府委员。
9月12日辽沈战役就开始了，战争把一切的工作日程都大大地推前了，其中也包括中国人民银行的成立。
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宣布成立。
这一天，华北人民政府贴出金字第四号布告，布告说：
为适应国民经济建设之需要，特商得山东省政府、陕甘宁、晋绥两边区政府同意，统一华北、华东、西北区货币，决定：
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为中国人民银行，以原华北银行为总行，所有三行发行之货币，及其对外之一切债权债务，均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承受。
……
建国后，中国人民银行进行了大量对新中国国民经济建设有益的工作。
1950年到1952年的3年中，抗美援朝的胜利、全国财经的统一、土地改革的基本完成，使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财政状况开始好转，为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创造了条件。
1953年开始，党中央提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
实行计划经济的基本任务是，集中力量保证重工业的建设，用10年到15年时间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适当地安排农业、轻工业和其他事业的发展，逐步地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和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选。
中国人民银行为了集中建设资金，继续强化了财政统收统支和银行统存统贷的体制。
在统一的计划中，自上而下的人民银行体制成为国家吸收、动员、集中和分配信贷资金的基本手段。
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国家金融管理和发行的机构，既是管理金融的国有机关，又是全面经营银行业务的国家银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