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译本序言

相隔四十多年之后，我的《中国文学与苏联影响（1956—1960）》中译本现在终于面世了。我惊异于1950年代以来中国和中国文学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然而，我书中讨论的许多理论问题与当下的文学却依然相关。

这几十年中，“文化大革命”促成了“样板戏”的产生，在其他文化景观一片荒芜的年代，“样板戏”几乎是仅有的受欢迎、创造性的作品。“文革”后出现了“伤痕文学”，接着是王蒙、王安忆和其他许多作家的成熟作品，然后是后现代主义的作品，如余华、莫言、韩少功、王朔和海男的作品。当然这些列举只是极为简略的。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作家试图为自己开创出足够的空间，来创作真正具有国际水准的优秀作品。

我坚持认为本书论述的许多理论问题与当下的文学依然相关，这一点需要更为详细的解释。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留下了足够的余地，让读者能够欣赏巴尔扎克和其他所谓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小说。如弗雷德里希·恩格斯写道，当巴尔扎克预见到他所钟情的贵族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败时，他违背了自己的阶级情感和政治主张。这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就是“现实主义的胜利”。事实上，这是文学超越了先验性的政治差别的胜利。同样地，尽管古希腊艺术脱胎于奴隶社会，马克思却对其大加赞赏，这使得文学可以免于机械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对这两个例子以及它们与中国文学论争的关系本书都有所论述。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传统中，至少就十月革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文学而言，独立的文学创作总能找到一席之地。这在当代文学中也表现得愈来愈明显。

《中国文学与苏联影响（1956—1960）》论述的是一个绝对服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时代。伴随“文化大革命”而来的，是一个更加严格地以历史唯物主义来阐释文学的时期。比如周扬提出，并非所有的生活现象都可以缩减为单一的阶级斗争图式，因此而受到姚文元的批判。周扬的确曾经使用过“全体人民的文学和艺术”这个说法。同时，周扬还因为将艺术定义为“形象思维”而受到非议，其实“形象思维”作为一个源于浪漫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概念，经由19世纪俄国批评家别林斯基的作品，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流行用语。“文革”时期那些极“左”的批评家否认作家拥有某种个人化的通过想象和艺术手段寻求真理的方式。他们主张一种和苏联美学截然不同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文学观念。如果按其逻辑推论，这种严格的唯物主义观念必定和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评价相冲突，也和马克思为古希腊文学和艺术所作的辩护相冲突。在《剑桥中国史》（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第八章（第二部，第十五卷）中，我对“文革”中的这些争论有着更为翔实的论述。此书汉译名为《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由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文革”时期，严格的唯物主义文学创作理论推动了意识形态的审查机制。作家们借助于暧昧的语言，比如使用隐喻，或强调直觉知识，已经不再能避免政治控制。这是一次最坚决的摧毁文学虚构的尝试，在如此严厉的情形下，小说虚构被视为作者政治信仰的表达。作者和叙事者之间再也没有区别，甚至是小说中某个特别角色的政治罪名也会直接归罪于作者本人。这一切确确实实几乎扼杀了文学创作。1967年到1971年间，《人民日报》或《红旗》从未积极评论过任何现代或传统小说，也没有积极评论过某个诗人的诗作——除了毛泽东的诗歌。

这些激进的观点显然不值一驳。在现代，没有哪个政权可以阻止文学的生产。也许一个政权可以阻碍文学作品的出版和发行，却不能阻止人民思考和记录自己的思想。任何人只要买得起一支笔、一叠便笺，原则上都可以成为作家。和作曲、电影与绘画不同，写作不需要购买昂贵的器材或专门的材料用于工作。因此，写作可以被看做最为民主的艺术之一。

然而，并不仅仅是因为材料的原因，文学才没有被连根拔除。文学写作是人类交流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文学讨论的话题都是报纸、科技刊物、政治节目、政府法规通常不会涉及的话题。我正在思考关于个体之间关系一类的话题——男人和女人的关系，父母和孩子的关系，社会与个体角色的关系。通过文学，我们可以读到各种寻找生命意义的尝试。它教会我们何时哭泣，何时欢笑，何时讽刺，何时缄默。作家通过文学话语和个体读者取得沟通，获知什么才是他或她发现的生命的意义。如果一个作家，比如罗伯·格里耶，从某个角度说“世界既无意义也不荒谬，它是那样简单”，没有政权可以干涉，因为这纯属个人观点。当然，我们不需要把这当做终极智慧。为了让生活值得继续，为了让世界可以忍受，我们和其他人互相配合，共同为我们的生活和这个世界创造意义并且让一切富有意义。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意义是个人努力的结果。有些人在宗教里寻找意义，但在不笃信宗教的国家和地区，比如中国和绝大部分欧洲地区，许多人通过文学或其他艺术表现形式来寻找人生的意义或了解人生可以拥有何种意义。一个人自己的人生能够拥有何种意义，这个问题只能由其本人来回答。正是每个人去聆听小说和诗歌中传达的声音、理解小说和诗歌中传达的事件，也许文学才在我们寻求人生意义方面有所助益。

对意义的需求是一种基本的人类学和心理学需求，这让废除文学变得毫无可能。“文革”中根除想象力自由发挥的企图注定会失败。19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发展更证明了小说和诗歌的顽强生命力和不可或缺性。当一些悲观的西方同仁怀疑创造性作品的未来时，我却常常指出最近20年中国文学创作的复苏和活力。

本书是基于对受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刻影响的文学理论的理性分析。如今各种其他文学理论变得流行起来，但是理性分析的方法仍然是科学研究的基石。1968年结束了两年荷兰外交官生涯离开中国后，我开始在乌得勒支大学教授比较文学。我始终将拓展文学的科学研究作为我的目标。这一目标从我与我妻子E. 蚁布思合著的Theories of Literatur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中得到展现。此书中译本为《二十世纪文学理论》（北京：三联书店，1988）。还有更新的Knowledge and Commitment：A Problem - Oriented Approach to Literary Studies，中译本已于199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名为《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

当然，当今的文学研究已不再由鲜明的意识形态所支配，但依然受到研究者考虑的特定难题或疑问，和可以解决难题或回答疑问的理论及理性研究方法所制约。任何熟悉科学哲学的人都会发现，我们受到了卡尔·波普尔作品的影响。

我相信《中国文学与苏联影响（1956—1960）》中的论述并未过时。本书论述的那段文学史，很多方面都有别于目前的情形。但是，政治和文学创作间的冲突是永恒的，尽管今天的冲突较之1950年代、1960年代表现出更高的层次。也许有人会说，政治家也可以求教于作家，求教于他们想象力的不尽源泉，求教于成千上万作家的创造力，求教于高度集中表现社会的小说。如果这些小说是写实性的，它们就提供了一个社会生活的宝库，如果它们是乌托邦式的，它们就可以启发政治家重审其长远的目标。

1965年本书第一次出版之后，学界又出现了许多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专著。在这里逐一列举这些出版物是不现实的，也是没有必要的，因为这些著作对本书的论述几乎没有什么影响。然而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杜博妮（Bonnie McDougall）翻译的1943年版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Ann Arbor：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Michigan，1980）。我在第一章中对“延安讲话”的讨论根据的是中国官方1953年版的《毛泽东选集》。如果在1965年就知道更早的1943年的版本，我一定会加以参阅。有趣的是，较早版本的提法是“无产阶级现实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表明毛泽东从未倾向于后一种提法，而后者1958年最终被“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所替代。这个问题关系到中国领导人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接受带有苏联烙印的概念。还有一些两个版本之间不太重要的差别，此处不再讨论。

最后，我要向苏州大学的季进教授、聂友军先生表达我诚挚的谢意。同样也要感谢所有在此书的中译和出版方面付出宝贵时间的朋友们。

D. W. 佛克马
（荷兰，乌得勒支大学）
2006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