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王充闾

文艳女士文学起步较早，出版过多部作品。但我印象最深，也最为之感动的，是她最近的两部散文集：一曰《爱的诉说》，一曰《一纸情深》。应该说，这两部作品，都是朴实无华，纯任自然的，既无石破天惊、耸人听闻的情节，也没有华丽的辞藻、奇特的结构、精巧的运思；可是，却能牢牢地抓住读者的心，使人动心动容，感发兴起，久久不能放下。在当前市场经济大潮涌动，人心浮躁，一些写作者迷失方向，随波逐流，粗制滥造，或只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脱离大众、脱离现实的情况下，文艳女士能够独张胜帜，托举出自己的“拿手活儿”，以情而文，以情感人，着实不易，因而也更加难能可贵。关于《爱的诉说》，我说得很多了；现在想就即将付梓的《一纸情深》谈几点看法。

在中华文化传统中，有“文如其人”之说，孟老夫子讲得就更明确了：“颂(同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有的论者对此持怀疑态度，还举出一些实例(更多地在西方)。但我还是坚持从总体上考虑，不为个别事例所动，反正我相信鲁迅先生的话：“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习近平同志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艺要塑造人心，创作者首先要塑造自己”，要把养德和修艺统一起来。就是说，谈作品绝对不能离开作家。

无论是作为普通作家，还是作为省作协主席，文艳女士都踏踏实实、不折不扣地贯彻习近平同志关于“胸中有大局，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的指示，突出在两个方面践行：一是让自己的心永远随着人民的心而跳动，始终把人民的冷暖和幸福放在心中，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对于人民群众怀有深厚的感情；二是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在自己的笔端，讴歌奋斗人生，刻画最美人物。

有了这样的根基、这样的底蕴，或者说这样的原动力，她就能风尘仆仆地走进田间地头，从雪花纷飞到山花盛开，多次走进贫困户“四处透风的三间土房”，与贫困农民结成贴心朋友，为其打井、盖房、治病等种种难心事操心尽力；她就能深入边海防女子巡警队，和她们同吃同住，一道演练；她就能在盛夏七月，头顶似火炎阳，进行“爱民固边”巡礼，从黄海之滨友谊桥至渤海之滨止锚湾，在三千多公里的边海防线上，实地考察边防检查站、边防支队、边防机动大队、边防派出所和警务室，切身感受他们火热的战斗生活和精神风貌；她就能重走长征路，沿着当年红二方面军长征路线，从湖南桑植刘家坪出发，经张家界，转云南，走寻甸、禄劝，经丽江、迪庆，一路行军、考察、座谈、采访……已经是“坐五望六”的年龄了，但她长年坚持深入改革建设第一线，不辞劳苦，不避艰险，“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

我敢说，在深入实践、扎根基层、向人民学习方面，文艳女士是最踏实、最卖力、坚持得最好的当代作家(尤其是女作家)之一。如果没有对人民、对祖国、对改革开放建设事业的深厚感情，没有树立以人民为中心，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学创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学表现的主体的坚定信念，没有对书写时代与人民的伟大实践的执着追求，这是绝对做不到的。此其一。

这就关联到文艳女士散文创作的另一强大支柱：真情实感。文学创作是对生活的审美反映，是审美情感的形象展现。列夫·托尔斯泰指出：“艺术是这样一种人类活动，一个人用某种外在的标志有意识地把自己体验过的感情传达给别人，而别人为这些感情所感染，也体验到这些感情。”不妨说，人是在情感世界中活着。文学作品不是生活的装饰，而是生命的觉醒，它通过它所描绘的情感世界传达出一种力量，让我们更自觉地去面对人生。文学作品的创造主体以及对象都是人，人的创作、阅读的过程，是人通过语言文字来表达生活情感、通过作品来唤起情感共鸣的过程。某一个作家将一个故事通过优美、生动的文字讲述出来，不仅仅是作家的生活经验、阅读经验、想象经验的积累，更为必要的是这个故事必须包含一定的情感取向、情感效应。

鲁迅先生说：“创作总根于爱。”正是在爱心的滋养下，文艳的散文中亲情、乡情、友情，浓郁、丰沛，感人至深。她曾说过：“平凡而又伟大的母亲，她的爱太凝重，太深沉，不是言语所能表达的，她的爱已经融入了我的整个生命之中，每当我提起笔来写人、写事，我都会记起她，像她那样把真爱投入到里边去。”

在“党员干部走进千家万户活动”中，她先后三次走访贫困户赵恩海家，进行扶贫帮困：请医生为他和他的妻子治病，帮他们收拾住房、购置衣物和生活用品，最根本的是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点燃起他的生活希望，树立起兴家立业的信心。她在散文《珍贵的回报》中，写了这么一段真情灼灼的话：“这些对于我来说，并不难做到，对于我的收入来说，也不是一件力所不及的事情。可是，赵恩海一家给了我深厚的回报：他的感激的泪水，他的患病妻子有了灵气的眼神、他的女儿甜美的微笑，一家人对生活燃起的希望之火，都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中。这给了我最大的欣慰，使我感受到助人之后的快乐，感受到真诚感激的幸福。有什么比欣慰、快乐、幸福更厚重的礼物呢？有什么比这些更厚重的回报呢？我的心里充满了对这一家人深深的感激。”

而爱，或曰审美情感的更高体现，是她通过书写这些底层民众的生活困境，想要告诉社会，告诉作家朋友：尽管我们每天都在发展、进步，但是，周围仍有弱势群众，需要关怀，需要支持，需要鼓舞激励。我们要学会接受平凡，学会尊重普通人，学会从生活中感悟“仁者爱人”的至理。此其二。

其三，正是源于深厚的生活积淀和深沉的热爱、灼灼的真情，因而作品具有朴挚、厚重和靠事实、靠形象说话的文风，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作品的风格与内容完全协调一致。

由于作者所写的人物，都是普通劳动者、最底层的民众，或是亲人、乡人，或是残疾、衰老、患病群众，或是打工妹、钟点工，或是战斗在第一线的战士、民警，都是实打实凿、勤劳敬业、不尚虚华的，因而作者的文笔也是平实、质朴、亲切的，风格与内容完全协调一致。不像有的作家写的是底层民众，而语言是花哨的，结构是西化的，给人一种滑稽的感觉，像八十老翁戴上一副蛤蟆镜，罩上一件蝙蝠衫，闹噱头，出洋相。记忆中有一首宋诗：“一团茅草乱蓬蓬，蓦地烧天蓦地空。争(怎)似满炉煨榾柮(木块)，慢腾腾地暖烘烘。”相对于那些追求奢华、过度包装，形式大于内容，热衷于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这部散文集风格的质朴、气韵的清新，确是显现出鲜明的特色。从这个角度说，《一纸情深》这个书名，也是十分恰切的。

作者笔下的人物，呈现出一个有趣现象，一方面是病弱、衰老、残疾群众，一方面是“80后”、“90后”生龙活虎般的精壮男女青年民警、战士。可说是两极分明，截然各异。但是，他们又有一点极其相似，那就是刚强、奋进、自强不息。作品中那些英雄、模范、先进人物不用说了，诸如为了免于渔民奔波，背着办公用品到渔民家办公服务的梁文龙；那个被村里临终老人当作儿子般念叨着的大魁；那个在“北风裹着清雪，寒气袭人”的严冬，脱下冬装，赤裸着上身，为战士们讲解动作要领的姚林；那个还不满三十岁就牺牲了的教导员孙吉平；那个在穷凶极恶的歹徒把手枪顶上脑门而临危不惧的缉私先锋王俊刚；那个在与挥舞尖刀的歹徒搏斗中，鲜血染红了手臂的孙超……而同样让人感动的，还有那些衰老病残且处于生活困境的弱势群众。

你看那个《最美山花》中的耿秀华，已经六十七岁了，刚做过直肠癌、盆腔癌晚期手术，大、小便都改道了，每天带着两个塑料引流袋。而这袋子要每个月换一次，换一次得一百八十元，因而坚持每天打草绳子，一捆六元钱，一天能打三四捆。由于化疗，头发光秃，她便戴上了发套；棉衣外罩是黑地红花的，在太阳的照耀下很是光鲜。不仅如此，她还一手张罗着要盖新房，使生活透光发亮。身残志不衰，丝毫不现悲观绝望之气。作者说：“看她满面笑容，笑得很灿烂，我的心里也像开了两扇门一样敞亮。”

作者记述：有一次，母亲来我家，发现她走路有些吃力，我就问她是怎么回事。连着追问几次，她才说：半个多月前，去邻院帮助病中的婶子喂猪，被狗咬伤了大腿。婶子问怎么样，母亲说“没事儿”。回家一看，腿被狗咬成两个洞，出了许多血。母亲忍着疼痛去医院打了狂犬疫苗，但后来伤口还是发炎了。我问母亲：“婶子知道你被狗咬成这样吗？”母亲说：“怕你婶子知道着急，没让她看，也没跟她说，说了也没什么用。”我说：“妈你什么事净从别人角度考虑，净为别人着想了，你自己忍受痛苦别人也不知道。”母亲说：“这点儿事儿，我一个人承受就行了。让大家着急上火，也不能代替我的疼，没必要哇！”我说：“你怎么来时不说呢？”母亲说：“都快好了，怕说了让你们惦记着。”这是另一类的刚强与坚强。由于底蕴出于善良，因而就更显得高贵。

其四，这部散文集的文体特征也颇具研究价值。

大约同作者曾就职于香港《大公报》的新闻经历有关，她的散文带有纪实散文、报告文学、文艺通讯的特色，这从许多篇章发表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副刊上也可看出。应该说，它是文学性、真实性、新闻性的结合，概言之，一真二新。真实是它的本质性特征，不仅是现象的真实，而且是本质的真实、历史的真实。再就是新闻性。一是事实新、思想新和语言新；二是时间新，讲究新闻由头，需要为此时此刻写这篇作品寻找一个充实理由；三是角度新，即选题角度、立意角度和表现角度新。

宋代著名文学家欧阳修对纪实散文的要求是“事信言文”。也就是真实的纪事，以文学的形式、手法、语言出之。为了实现这一要求，文艳首先在调查采访上下功夫，全面地了解人物、事件的整个情况，充分地把握形象、细节；然后进行细致的构思、剪裁、选择和提炼；动笔之时，心中始终记怀着形象性与情感性。前者是外在的，诉诸视觉；后者是内在的，诉诸心灵。

以文学的笔法写真实的事件，在限制中发挥，于方寸间驰骋。真实性是它的灵魂，文学性是它的资质、风度，共同构成作品的魅力与感召力；反映在创作中，也构成了一种文体的张力。

在谈到文学性、真实性、新闻性的关系时，著名散文作家、资深新闻工作者潘向黎认为，在认识到文学性对新闻性的辅助、升华之功能的同时，也应该看到新闻性对文学性的“反哺”：对新闻性的尊崇，既是对文学性的制约，也为文学性更好地走向大众带来新的契机，造就更广阔的天地。因为新闻性的要求，也给“纯而又纯”的文学性注入新鲜血液，带来了风格的微妙变化。诚哉斯言！

2017年7月于沈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