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鼎盛期
（武帝建元初至元帝初元初）
武帝初年，董仲舒上《天人三策》，废刑名，兴太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1]开启了汉代文化的新篇章。
这是一个政权稳固、军事强大的时期。在政治上，经汉初数十年夷和安定，武帝继文、景之治，施行了“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汉书·诸侯王表序》）的内政方针，并广土斥境、提封万里而完成了大一统帝国格局。在军事上，武帝时爆发了历时三十九年的反匈奴侵扰战争，铁马雄风，关山雷动，不仅募民十万徙于朔方，而且赢得了多次战役的胜利和较长时间的和平。尽管汉武帝内穷侈靡、外攘夷狄留下了无穷后患，然在当时，确实表现了一种生龙活虎的英雄主义精神和展示了一个宏伟壮丽的辉煌时代。
这是一个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时期。经汉初休生养息，农业秩序的调整与农业经济的回升，关中和北方的原野上出现了一派生机；而手工业的兴起，又给汉代商业经济增添了活力。经济充裕，文化事业也出现了“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号令文章，焕焉可述”（《汉书·武帝纪》）的兴盛景况。在此情形下，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绝非狭义的儒术独尊，而是在汉初文化汇聚基础上以儒学为主兼综众家的政治一统思想，并建构起适应强大帝国行政需要的大文化图式。在历史发展意义上，这是先秦文化终结，汉文化的真正形成。
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想与丰富的文学创作活动联系在一起，以其所表现的心胸、气势、情采，汇入了汉文化的汹涌巨潮。从文学思想发展趋向看，武帝时藩国地域文学向宫廷统一文学的转化，喻示了在政治一统情势下汉文学博采地域文学色彩而自立体系的完成。从文学思想形态看，地域文化的兼综，南北文化的交融，中外文化的交流于其时掀开新页，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的形成，正此大文化态势的展露。而代表有汉一代文学的散体大赋，又以其体国经野的气势，铺张扬厉的风格，形象地表明了文学思想的雄风壮采。同时，广泛采自民间的乐府诗，则以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情感特征沟通了宫廷与民间的文学交往，开拓了盛汉文学的思想视野。在此时期，司马迁《史记》创作思想之实录与爱奇的两种倾向，反映的正是汉文化兼融性审美特征，而其“发愤著书”说的形成，又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强大帝国的阴影和士子的悲哀。《毛诗序》的出现虽有一传承与润色过程，但从其对诗歌内容与艺术的总结，并由此奠定了汉代诗学批评理论的基本形态，又显然是兼综汉初诗学的鼎盛期文学思想现象。
这时的文学尽管有崇尚自然的审美，有简朴守真的风格，有楚骚的浪漫激情，有体物的征实面貌，有坦诚的致用精神，有感伤的幽怨心理，然而这一切均已非极端表现，而是汇融于以统一文化为背景、以写实与浪漫相结合的、具有广泛人文精神的文学政教意识之中。
阮元云：“大汉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揅经室三集》卷二《与友人论古文书》）；于慎行云：“两汉文章，莫盛于武帝时”（《榖山笔麈》卷八《诗文》）；前说明于汉代文章之独立，后说明于汉代文章之盛况，合此二说，正是我们对汉代鼎盛期文学的理论总括。
第一节 藩国地域文学向宫廷统一文学转化
从藩国文学之盛衰到宫廷文学之兴起，犹如一条纽带，连结了汉代文学思想肇造与鼎盛两个时期。而藩国文学的地域特点，宫廷文学的统一趋向，又显示了两个时期文学思想的差异。
一 藩国地域文学
汉初分封诸侯，藩国并起。《汉书·诸侯王表》载：
汉兴之初，海内新定，同姓寡少，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余邑，尊王子弟，大启九国。自雁门以东，尽辽阳，为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转，度河、济，渐于海，为齐、赵。
、泗以往，奄有龟、蒙，为梁、楚。东带江、湖、薄会稽，为荆、吴。北界淮濒，略庐、衡，为淮南。波汉之阳，亘九嶷，为长沙。……而藩国大者夸（跨）州兼郡，连城数十。
这种分封之势，潜伏了侯国横逆自主危机，尽管文帝时灭异姓王，武帝时又用主父偃之计，下推恩之令，使藩国自析，然在文、武之间，刘姓诸侯王国却有一段政治势力强大，文化思想独立，文学艺术灿烂的时期。这也就是汉初以地域文学为特征的诸多区域性的藩国文化圈。
在诸多藩国文化圈中，楚、吴、梁、淮南文术尤盛。《汉书·楚元王传》载：元王刘交“多书，多材艺。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他自作诗传，号《元王诗》，使其藩国成为汉初《诗》学研究中心之一。吴王刘濞，亦通文术，聚集大批纵横游说之士，其中有邹阳、严忌、枚乘等兼擅文词，使吴地文学兴盛一时。后因吴王挫败，文士游附梁王，藩国文风终致转兴于梁。[2]《汉书·文三王传》载：七国叛后，梁拒吴、楚有功，遂为大国，招延四方豪杰，有丁宽传《易》，成施、孟、梁丘三家之学；有羊胜、公孙诡、韩安国以辩智著称；有吴客归梁文士，骋才竞技，掩压众国。与梁媲美的有淮南王国。其时，河间献王刘德也好书博学，求寻先秦典籍，立《毛诗》、《左传》，山东诸儒，多从附游，甚邀时誉。合观诸藩文学，可以说武帝朝统一文学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汇合众藩之结果，而其中淮南、梁国文学思潮盛势，尤具过渡性质。
汉初形成之藩国文学有三个特征：其一，划地封疆决定了藩国文学因承先秦文化的地域特点；其二，战国养士之风的复起，出现了以藩国政治文化为中心的作家队伍；其三，由于汉初诸侯国设置不尽按先秦古国旧址，其文士多具战国纵横家游说之风，故其作家与文学又表现出流动性。由此藩国文学形成之三大特征，又可窥探其向统一文学思想转化的三层次过渡性意义。
第一层次是藩国文学既远绍先秦地域文化特征，又具有时代的新祈向，以构成先秦文学向汉文学过渡的渐变阶段。如淮南封国古属楚地，故其文学思想以楚文化为主，崇尚“抱素守精，蝉蜕蛇解，游于太清，轻举独往，忽然入冥”（《淮南子·本经训》）的自然审美；但是，从地理方位与文学来看，淮南国又不限于荆楚文化范围，而是以“疆土千里”之势向东北延伸，兼取燕齐方士文化特色，[3]因而其文学思想又出现了兼综而又独立的艺术情态。
第二层次是作家队伍的相对集中，决定了藩国文学兴盛，而其流动，又决定了藩国文学的更替、衍变。吴、梁文学之关系即为一例。《汉书·贾邹枚路传》载：“吴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邹）阳与吴严忌、枚乘等俱仕吴，皆以文辩著名。……是时，景帝少弟梁孝王贵盛，亦待士。于是邹阳、枚乘、严忌知吴不可说，皆去之梁，从孝王游。”由此可见当时藩国文学由吴向梁转移，实为文士流动之力，而文士流动本身，既渊承战国时期世卿制度衰落、客卿制度流行的风气，又说明了文士自我意识的增长在不断冲击着藩国文学的地域限囿。
第三层次是藩国间的交互和藩国与宫廷间的交互，加速了藩国文学的解体。《汉书·地理志》载：“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这里通过对汉初《楚辞》学的考定，在客观上揭示了藩国与藩国，藩国与宫廷的文学交互。就《楚辞》在汉初文学中的地位而言，它既属藩国文学，又属宫廷文学，而二者间的相异在于对《楚辞》艺术的接受方式之不同：藩国地域文化圈偏重于继承，宫廷统一文化圈则偏重于包容；前者摆脱不了旧文体，后者于融会中产生新文体。
汉初藩国文学的盛衰虽已暗含过渡性的转化倾向，但在时代进程中却留下了文学思想的历史价值。归纳起来有以下四点：
一是为藩国的侯王政治服务。汉初朝廷与藩国间的政治始终处于一种相互利用、制约、抗衡的微妙状态，藩国政权也在依附于朝廷而又相对独立的情况下生存；因此，侯王招客养士既有巩固藩国地位（甚至有取代朝廷的野心）的目的，又有粉饰清平、消遣娱乐的作用。《汉书·文三王传》载：梁孝王刘武趁七国叛乱之机，赢取朝廷信任，得以“居天下膏腴地”，受“赏赐不可胜道”；以至“筑东苑，广三百余里，广雎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得赐天子旌旗，从千乘万骑，出称警，入言
，拟于天子”。而孝王“招延四方豪杰”与文士邹阳、严忌、枚乘和司马相如附梁、游梁，正与此政治情势有关。枚乘之《七发》，假设楚太子有疾而讽谏当权，恐其侈游纵欲，荒政致败，是以文学干预政治和为藩国政治服务的典型。
二是文学的地域观念。在统一的汉王朝走上巩固，国家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情形下，宫廷与藩国对待地域文化见解迥异。立足宫廷的人多主张以大文化包容地域文化，而立足于藩国的人则主张珍重地域文化，不可以气势冒然干犯，如淮南文士集团的主张便属后者。《淮南子·齐俗训》云：“胡人弹骨，越人契臂，中国歃血，所由各异，其于信一也；……三苗髽首，羌人括领，中国冠笄，越人
鬋，其于服一也；……故四夷之礼不同，皆尊其主而爱其亲，敬其兄。”这种以不齐为齐的文化意识，正是地域文学以各自特色见长的理论依据。
三是有较强的个性情感。这种主要来源于藩国的政治忧患意识的情感，又突出表出于三个方面：其一，在宫廷势力日益强大的现实面前，藩国侯王在感受到强大政治压力时文士也受到巨大的文化压力，产生了“夫忧患之来撄人心也，非直蜂虿之螫毒而蚊虻之惨怛也，而欲静漠虚无，奈之何哉”（《淮南子·俶真训》）的难以自守的苦痛和因文见情的人生烦忧之悲哀。其二，在侯王昏昏然醉心于藩国势力膨胀的现实中，文士清醒地认识到盛极必衰的危机，这是邹阳上书吴王，又上书梁王的痛陈肺腑之言的深心所在，也是藩国文人因侯王“欲乘累卵之危”（邹阳《上书谏吴王》）激起的具有普遍性的藩国盛衰的悲剧情感。其三，通过文学作品发抒志士屈承藩国荫庇下的不遇之悲，严忌《哀时命》之“夫何予生之不遘时”的疑问和退隐求仙的托词，实缘于此。
四是注重渊承，而缺乏开创。这一点不仅在汉初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中有清晰展示，而且可在藩国文学之解体、宫廷文学之兴起的大文化氛围中得到证明。
二 宫廷统一文学
宫廷文学经汉初数十年之消长，至武帝朝才定型、成熟，成为统摄全国的中心。武帝初年淮南王刘安献书奏传，河间献王刘德献雅乐贡奉朝廷，藩国文士如严助、朱买臣、吾丘寿王、司马相如、徐乐、严安等会聚朝中，说明宫廷文学中心的形成是对当时藩国文学的会通。然探考这种转化现象之实质，又殊非藩国文学之数的相加，而是一种质的变革，董仲舒倡导之“春秋大一统”、王吉上疏所谓“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从根本上概述了这种转化的时代要求。
从大一统文化与地域文化的区别看宫廷文学与藩国文学之思想异同，十分明显。而宫廷统一文学之新气象亦于此比较中崭然呈露。
（一）为大一统政治服务，是宫廷文学的重要特征。这种由为藩国文学服务到为宫廷文学服务的转化，是经历了汉初文学之演变和诸多文士努力以至失败的教训（如贾谊之不遇，晁错之殒身）而完成的。至司马相如的大赋创作，则已是为大一统政治服务的典范。从相如的生平来看，他自经杨得意举荐侍武帝侧，便开始了积极为王朝服务的生涯。他继《子虚》奏《上林》，娱悦圣心，“天子以为郎”；为郎数年，干禄求进，为武帝安抚巴蜀民心，大倡“人臣之道”、“人臣之节”（《喻巴蜀檄》），[4]成为得力谋臣，旋拜中郎将。出使蜀地，作《难蜀父老》，为武帝开脱罪愆。后奏较《上林》“尚有靡者”的《大人赋》，更使“天子大说（悦），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史记·司马相如传》）。从相如在梁国所作《子虚赋》与在宫廷所作之《上林赋》的比较来看，又明显表现出为宫廷统一政治服务是其思想之旨归。在《子虚赋》中，相如从楚国的子虚先生向齐国的乌有先生夸言楚云梦泽落笔，铺陈壮势；继述齐国海滨苑囿之“吞若云梦者八九于胸中”，视野恢阔。如果说上述所描述的楚、齐二地之美限于地域景观，且代表藩国文学特征，那么《上林赋》中“亡是公”的出现，以言压楚、齐之势，恢宏天子上林之“巨丽”物态，正表现出大一统的宫廷文学风采。在这幅上林巨丽图景面前，代表楚、齐的子虚、乌有皆“愀然改容，超然若失”，而代表天子的亡是公纵横骋谈，以颂扬大汉一统的天声大美。
（二）在文化大传统中表现出开放性态势，是宫廷文学兴盛的重要原因。在中国文化史上，很早就以“雅”与“俗”两层意义代表大、小两种文化传统的分野。而这两种文化传统在交互过程中形成一定的模式并产生开放的大文化气象，则在西汉武帝朝最为明显。《汉书·艺文志》载“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厚薄”云云，兼含双重文化交融，即朝廷与民间、宫廷与藩国的文化交融。这是其时文化在大传统范围内对民间文学进行“雅化”而形成的开放性体系的第一层次。在此意义上，西汉中叶学术思想也改变了汉初的限囿，[5]出现了以政治大一统思想兼容先秦儒、道、墨、名、法、阴阳六大思想流派的态势，完成了学术思想新构架。尽管这种学术包容是以儒学为核心，然又因非“醇儒”，[6]故儒学亦以革新的精神融入汉文化之熔炉，孔孟心性之学在这里的变化，荀子儒法思想在这里的扬举 ，其中心任务都在于建设一个新的文化秩序。作为大文化的分支，这时文学思想也呈多层次、多元性的开放态势，因此，与藩国文学相比，宫廷文学的思想突出于“一”与“多”的统一。由“多”观之，这里既有为王朝政治服务的教化目的，又有本乎人情制礼作乐的意义；既有想象丰盈的奇思，又有庄严肃穆的典雅；既有抒心言志的才情，又有体物揽胜的胸怀；既有寓意刻挚的讽谏，又有热情洋溢的颂美；既有宛曲深邃的心绪，又有骋思纵游的神幻……而这多元的创作思想与审美心态，又集中反映了一统文化的时代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