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我是失败的人
儿时玩伴传来一张我们十二岁一起在台东金樽海边拍下的照片，那张照片引动了我的思乡之情。隔一个星期，我回到了出生之地—成功镇。
台东海边的太阳不吹嘘，清晨五点半，热情已经遍撒整个沙滩。那随浪而前推后拉的一段，水温竟比山溪流入海的水更热了几分。还好四点五十分起床后，我已见到天光。Eric毕竟不是成功镇的孩子，他对五点前的东海岸没有正确的认识，看到已经起床整理的我，他躺在床上问：“四点多会不会太早？”
会不会太早？这真是在西门町长大的孩子才会有的疑惑。他们不知道五十几年前，东海岸从黑夜开始，白守莲的鱼苗妇已吟唱着数苗，工作了好几个小时。他们也不知道天还未亮的成功金樽海边，渔船已经出海去巡视几天前的置网可有收获。我们简单梳洗后，带了一杯冲泡咖啡往海边去，虽不想惊扰民宿的主人，可是那四只狗与两只猫却没有放过我们。
先是小猫点点与溜溜，它们从昨晚熟识之后就领前跟后，直到晚餐烤肉时，猫狗还想来掺一脚。主人只好关的关、抓的抓，我们才能好好享受两个人的晚餐。没有想到猫咪真的是很喜欢我们呢！一早开门，点点与溜溜已等在门口。它们有礼物相送！是一只断了尾的壁虎。遗憾的是，我一看，惊吓得退后。溜溜好像很失望，它衔着壁虎转身就往高脚屋下的园子里一跳，不知把壁虎藏到哪里去了。但午前离开时，壁虎又端放在我们的房门口。它很勇敢地试了第二次，我们也很有礼貌地收下厚礼。
几只狗一早起床大概是饿了，它们对我手中端着的咖啡虎视眈眈，不断扑上来要跟我同享。我在担心搅醒民宿主人的清梦，与担心咖啡泼洒出来烫到狗儿，和Eric“小心！小心！”的叫声中突围进了车内。一边看着小径两边树上一大群跳闹的猴子，一边喝尽杯中的咖啡。车过小径，海滩已在眼前。
在成功镇生活了十二年之后，我就去台北念书了。再踏上这片金樽海滩，我已年过五十。不可思议的是，这竟是我第二次来到此地。先前知道金樽的美，但在成功镇的时日，父母亲忙于学校的教务与砖厂的工作，没有时间带我们到金樽野游。从家里走几步路就能到的内港，才是我们熟悉的泳池。
我脱了鞋，踩在细致闪光的沙滩上，冲积在礁石边的水塘上，一个个都是育婴中心，有好多小鱼已经显现了身上漂亮的斑纹。我想起童年时，当妈妈忙于工厂的事务，我有时只好在课后去新港中学等爸爸放学。我最喜欢的事，是蹲在港中旁边的一条大水沟或溪水旁看那些大肚鱼，但是，大肚鱼哪有这些鱼宝宝来得漂亮？
走过长长的沙滩时，我跟Eric说：“你知道在这里最适合读哪一本书吗？”他笑着对我说：“诗。”我摇摇头说：“不，是林白夫人的《来自大海的礼物》。”望着纵横交错，缓缓卷曲的透明水浪，我庆幸自己曾经为这本书而写下《我想学会生活》。但也许，我庆幸的是，自己因为林白夫人而能在中年时深刻反省过生命与生活的真义。
在沙滩上来回走过一趟之后，太阳已经又爬高了一段天。太阳本身的热与亮并不是最可敬畏的，使东部太阳更具神武的是大海对他的臣服。才只是清晨七点不到，从海面反照出来的光闪烁而刺眼，让人不能不觉得天地的宽阔与自己的渺小。
Eric真情流露地对我说，他如果不是因为娶了我，绝不会跟海有这样接近的时候。但我想起，我们也有很多跟海接近的机会：三十年前的蜜月旅行，不就是先在夏威夷待几天才去华盛顿的吗？我们也有好几年的夏天是在旧金山度过的；东岸大西洋城的沙滩与木栈道也不是陌生的地方，为什么只有回到成功镇，他有了这样的感受？我踩踏着沙滩，看水从足迹踩下的坑中迅速地冒了出来，心中猜测着，他也许是因为我不断对他说起的童年旧事而一并引发了多感的中年情怀。
离开沙滩时，时间还很早，我们考虑着要回民宿还是去港边。想到昨晚睡前，林先生说今天要送太太去成功镇上课，我们已约好八点多再吃早餐，那就决定先去港边走走吧。虽然，我的裙子已经因为玩浪而湿透了，但这样的阳光与返乡的热情，一下子就会把所有的湿气都晒干。
到金樽渔港时，四周一片宁静，海天一色只被防波堤划开。我看到两位老先生在钓鱼，一时好玩，我去请教他们哪里可以买鱼。这不是好点子，因为我们没有任何准备，买了鱼也带不回去。但不在这里买点鱼货就好像这趟返乡之旅会有缺憾。
钓鱼的老先生指着才进港的一艘船说，去那里，他们如果有鱼，你就可以买。我对还在车上拿相机的Eric遥遥挥了挥手，示意他走另一条路去船边跟我会合。离开时太兴奋了，我回头对钓鱼的两位老先生说：“祝你们钓到很多鱼。”这些与大自然悠游共处的人不知为什么特别有幽默感，他们缓缓地回道：“钓鱼的人最怕听到别人说这种话。”我无法分辨那黝黑的皮肤是因为阳光，还是因为种族；我也无法分辨他的口音是因为久居东部，还是因为母语的影响；我更无法分辨这种让人心情轻快亲切的幽默，是因为台东的山海，还是因为血脉的传承。我只想回头再看看跟我讲话的人，想分辨出他们是原住民，是绿岛人，还是汉人。但怎么样也无法从压低的帽檐与最能透露讯息却被粗框镜框遮蔽大半的脸上，轻下任何判断。
我快步走向船停靠的另一侧时，Eric也从车边绕远路走到了。我听到岸边一个人对船上唯一的船夫说：“很不错嘛！还盖棉被！”船上的人则正经八百地答道：“就算只有一条，也是要盖棉被的。”太阳太大了，不盖着被或被子上不泼水，“鱼获”很快就死光。但我好奇的是，那暗红、打湿的薄被下，到底带回了什么？
被子掀开后，迎目看到的只是一堆乱七八糟的白网，但网下隐隐有着微微的挣扎。定睛一看，原来是七八只大小不同，花纹也不同的龙虾，还有四五条鱼和一只显眼的螃蟹。哇！那船上的渔夫操起螃蟹，直接折断它的两只钳就往前方水桶一丢，又把剩下的身体往海中丢。他正做着这些事的同时，刚刚在岸上问渔获的那个人已经跳下船去帮忙了，他从一堆交缠的网中帮助那几只龙虾脱身。我看着他们工作，问可不可以买龙虾？又问，这些鱼哪一种最好吃？其中一个人头也不抬地说：“认识都认识不完，哪有时间每一种都吃过？”我想想也对，自鸣得意地指着最远处的鱼问道：“那是不是石头鱼？”这时，刚刚缓步走过来坐下的两个年长者似乎很高兴我也认识鱼呢。其中一个带着微笑，在口中放入一个槟榔，他轻言轻语，又好像要跟我透露一个秘密，或教导我一件很重要的事那样的微屈着身体探前说：“这是一种很戽斗的鱼啦。”
谈笑间，他们问我从哪里来，我说自己五十几年前是在成功镇出生的孩子。比较沉默那个渔夫突然很不以为然地说：“那你很老了耶，这样说出自己年龄不是没有身价了吗？”现在，我们因为这个话题而比较熟悉了，于是我又问：“你们都是成功的人吗？”完全没有想到的是，那个手也快、口也快的渔夫立刻回答说：“不是，我是失败的人！”一阵笑闹后，我知道他们一个是东河人，一个是成功镇的人，而两位坐在岸边的长辈都已经超过八十岁了。阳光与海风使他们个个的皮肤都黑里透亮，而他们待人的热情跟工作的优哉，也跟太阳与海风一样彼此照拂，没有冲突。我问起几个资深的成功镇人，他们全矢口否认与其中的谁有过相识，理由很简单：“因为你要跟我买龙虾，所以我谁都不认识。”原来我怕欺生想靠熟的心情已早早被识破。
八点前，我们回到民宿时手上拎着三只龙虾。我请主人代我们煮熟，一路用冰块护着带回台北。这当然不是最好的办法，但至少是一点都不假的海上鲜。我把其中最大的一只煮成龙虾粥送给了经常馈赠我们面包的邻居简先生。海的味道随着不断滚煮的粥飘散在家里的每一个角落。
在回程的路上，我回味着在港边听闻的话语和见到的画面。想起那老者把槟榔放入口中时的陶然，和他递一颗给船上那健谈的渔夫时，渔夫接过的开心。我转头看手把在方向盘上的Eric，问他可知道《齐民要术》中有说到槟榔？
槟榔，三月花色，仍连着实，实大如卵。十二月熟，其色黄；剥其子，肥强可不食，唯种作子。青其子，并壳取实曝干之，以扶留藤、古贲灰合食之，食之即滑美。亦可生食，最快好。交趾、武平、兴古、九真有之也。
我一边说着在《齐民要术》里看到的文字，一边在童年忆往中想起家里砖厂。工人曾因为我对吃槟榔感到的好奇，而想逗我吃那在口中鲜红如血的“忘忧果”。
虽然那片在芝田的砖工厂已只剩断壁残垣，但一趟临时起意的返乡之旅，却使我确定儿时的旧忆并不因岁月的匆匆而褪色模糊。
记不起来与忘不掉的事
记忆中的景物包含了生活过的情感，所以它们就总是呈现出一种让人忘不掉的清晰。但这种清晰又因为缺少了真正的数字，或依据的只是相对初浅的了解，所以，他们的真切中又同时矛盾的可说是记不起来情与事。
知道记不起来，是因为听到自己的描述在回忆中既清楚又模棱。清楚确有此景、此物、此事，但顺着回忆走的路上如果岔路分歧时，又两可到没有把握要往哪里去才是真正的来处。我想，一定有不少人在中年之后刻意启程一段返乡之旅，只为了证实自己的记忆怎么跟自己过不去、这样不吻合。而知道不吻合的理由，往往都是因为当自己在桃花春风正吹得陶陶然，走在自谓经过旧不迷的来时路时，突然有个交叠于那时那刻的同学或老乡，突然提出了反对的声音。尽管那人跟自己年龄仿佛，记忆的松散程度也仿佛，但因为自己并没有把握，自我疑惑便成了一种包容的美德。“回去确认看看吧！”在心中对自己喃喃叮咛，返乡之旅变成了急切的理由之一。
是姐姐把我逼回童年家乡，去看清楚我们那个镇的真实尺寸。但，那几趟的确认，却使我自己发现了那小得不可思议的生活范围，显现的是我童年人际关系与生活中的寸寸紧密与真实。
就姐姐对记忆的说法上看来，我是我们家里最幸福的幺女。除了因为小她五岁，家境与社会都比她小时候进步了很多之外，连在教育上，老天都对我特别垂爱。我是家里唯一不用走远路去上三民小学的孩子。我一年级就是离家不远的成功小学的新鲜人，而姐姐至今年过六十，仍不能原谅小朋友要走这么远的路去读三民小学的事实。当我问道：“三民小学算很远吗？”她对我不能以童年幼力的同理心所提出的问题，感到十分无知与气愤：“当然很远！”她在电话那头这样喊道，让我有一种错觉，好像美国的圣荷西就在隔壁。如果我再有丝毫的质疑，姐姐就要随时骂过街来了。
三民小学有多远，成功小学有多近，镇上的街道有多长，市场的米苔目有多好吃？等隔了几十年后再重返，我才发现，所有记忆都是与实寸不相符的。我以为很远那个微微上坡才能走到的同学家，竟然就在几十步之遥。而且，那坡也不算太斜，小时候我却觉得自己与人群这样远离，那是孩童心里的寂寞距离吗？但踏过每个熟悉的旧地之后，我更不确定在年光的改变中，我所记得的是错的，或在想不起来的模糊里，淡掉的印象只是因为幼稚的心灵对片段的事物没有理解的能力？
但有一个记忆魂牵梦萦地绕着我，为此，我曾再三询问童年的友伴，她家那道檐下面对前庭、有着玻璃窗与美人靠的长座到底有多长？为什么我总记得三四个孩子还有大人可以同坐在那里乘凉说话。这样的容身之处必然不短，但那个房子有这么大吗？当我这样追问着友伴时，竟尺尺寸寸地逼着她去追想早已空着没有人住的老家：“有超过两百五十厘米吗？有……”
我也不知道，人在中年里计较的是那尺与寸之间差失的回忆能力，还是在永远忘不掉也想不起的精确中，不想遗忘的童年旧梦。
儿时记忆，故人往事
我走在成功镇路上时，突然有一个强烈的念头，觉得无论如何都要从这里写一封信寄给已经住在高雄好几年的爸妈。
爸爸从成功镇调到台东当校长时，我已经去台北上中学了。虽然一直到大学，每年都回到台东过寒暑假，再加上结婚后回娘家，这样加起来算，我在台东的年数是远远超过在成功的十二年的。但是，我对台东的感情却远远不及这个旧名“新港”的成功小镇。在我刚刚离家适应着各种思乡病时，我每个星期都写信回家，从淡水八里圣心女中写回的一封封平安家书上，收信的住址是：台东县成功镇有恒路1号。
我自己很踏实地想着，“有恒为成功之本”，而我们家的住址是1号呢！
新港曾在日据时代名为“小凑”或“成广澳”，但这些都不在我先前的了解中。我知道这些信息是回到家乡，读到地方因为一度的旅游发展因而历史被掀起的知识。在那十二年的记忆中，我所熟知的生活是，成功虽然远不及都市，但也比现在要繁华好几倍。
前不久住在圣荷西的大姐打电话与我聊天。她两个月前回来看爸妈，曾特地回花东去一趟。我本来要陪她，没想到病了一场，只好取消所有行程。还好童年挚友美卿带着姐姐，仔仔细细地把台东、成功都好好走了一遍。姐姐在电话中说：“你知道吗？你是我们家唯一一个在成功镇怀胎长大的孩子，是真正的成功宝宝噢！”我一听，眼泪差一点落了下来。妈妈说，我出生的那个九月，新港有大台风，被台风扫开的门差一点就打到了足月待产的肚子。看来，我不只是个成功宝宝，还是个台风宝宝。
想给爸妈写信的念头在第一天过去并没有完成，第二天回到镇上时，又立刻回到脑中。这个镇如今这样没落，我去港中与成功小学附近转转，没有看到一家文具店或书局，但主街上有7-11和全家超商。我想，就去全家看看有没有卖信纸吧。店员告诉我说，只有信封没信纸。我请问她镇上可还有任何文具店，她指着斜对面说：“那里就是！”跨街走过，拉开滑门进去时，柜台没有人。再环顾左右，我看到一位背向着入口在包粽子的长辈，她的右边摆了一碗红豆泥，红豆泥的左前方堆着浅黄色的米。我问候之后告知想买信纸，那位长辈只出声没有抬头地指点我去哪个角落找。我穿过层架拣选信纸时，想起自己小时候是多么地喜欢现在手上拿着的航空信笺，那薄似洋葱或蝉翼的透明纸已是我童年的一种眼界。
在印刷这么进步的时代，不敢相信我拿起的信纸封套上却连套色都没对准。看起来极度晃动的字，中英对照写着“Air Mail”与“高级航空信笺”之间，一架德航的班机占据了主要的画面，以图再度强调航空的实义。
品质看起来年代久远的封面，一打开却是让我惊喜交加的浅蓝信纸，压行的垫纸一边横、一边直，正是我们小时候最高级的信纸配备。我拿了信纸要结账，看到老板娘压着膝盖辛苦地起身，我问道：“您在包碱粽吗？碱粽好难包呢！”她起身回头时，我虽觉得眼熟，但不敢确定是相识的长辈，她笑着说：“练习就不难！我做这个也只是为了不要痴呆。”我好奇地问，店在镇上开很久了吗？她说从1973年就在，但是从另一条路上搬过来的。我想起来了。小时候，成功镇只有两个店与书和文具有关，一个是哥哥们爱去的，有漫画书的文具行；另一个是卖书和文具的文林书局。站在我面前的是从小看我长大的张妈妈，她的先生也是港中的主任，是爸爸的同事，我们也曾在搬去校长宿舍前一起在宿舍区生活过一段时间。她一听到我是蔡校长的女儿，竟一口就叫出“蔡颖卿”三个字。在成功镇那十二年，所有认识我的人都把我的“颖”念成二声“迎”，张妈妈也是这样呼唤我。那一刻，我对这个已经很少听闻的呼唤感到既陌生又亲切。
谈起小时候，张妈妈问我有没有去找戴立忍，又问起我小时候好多的友伴可都有联络。我说，只有美卿一直没有断线。张妈妈就说起她的一儿一女，很开心地告诉我他们各自的成就。张筱云是转学生，小我一届，小时候就很优秀，后来的发展更耀眼。但因为我们不同级，小时候相处的时间也不多，我虽然有一些记忆，却不深刻。看着柜台前张筱云在报上的照片，我还在回忆中努力地寻找跟她交叠的影像。离去前，我想起应该请张妈妈转达对筱云的问候，但张妈妈很和缓地对我说：“这些都过去了，都过去了。筱云已经不在了，她四十几岁得了乳腺癌在德国去世，比她的爸爸还早一年离开。”我惊讶得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但张妈妈只亲热地牵着我的手说：“叫你先生停车，我们中午去聚餐，去聚餐。”我因为就要离开北归，不能不辞谢她的好意，只紧握她的手说：“下一次，下一次一定好好聚聚。”握着那一双虽然比爸爸年轻十岁的手，我想起上一代早年在成功镇为生活努力的许多悲欢岁月。离开店里，我回头挥别特地在门口送我的张妈妈。感念她仍然坚守着小镇的生活，仍然为成功镇开着书局，心中突地升起了一股复杂的意念。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
新港、新港
“纯真年代”是很久之前的一部电影，片子拍得很美，恩雅（Enya）重唱的一首老歌Marble Halls虽然只安排在一个过场，但我因此而对Newport（新港）有了很深刻的印象。Abby上十一年级那年，文学课堂上在讨论伊迪斯·沃顿（Edith Wharton）的作品，那一阵子，Abby也迷上了《纯真年代》（The Age of Innocence）这本小说。当我跟她说我看过这部小说改编的电影时，她也非常想看，但我们一直租不到这部片子。Eric总是默默无言地聆听着女儿的希望，他知道孩子想看后，便心心念念，只要出门一看到有卖影片的店家，无论如何都要进去问问。如果没有，就再问可不可以代买或代订。几个月后，终于让他买到香港发行的VCD，一圆Abby读完小说可以比较电影的美梦。
美国的新港就这样从一本小说，一部改编的电影里的地名，占据了我们印象中的一角。它之所以特别引起我的注意，想来只是一个没有太大意义上的巧合：我的故乡在我小时候还沿用着地方自治前的旧名，习惯上通称为“新港”。后来，因为台湾还有彰化与嘉义两县有新港，因此，一九四六年行政区从乡改为镇时，同时更名为“成功”。
我的故乡“新港”，简朴美丽地静处在太平洋上，伊迪斯·沃顿小说中，十九世纪那些上流阶级避暑的圣地“新港”突出在大西洋的半岛。它们之间隔着整整一片北大西洋与一整个北美洲。或说，它们之间隔着亚欧非洲大陆和一整个北大西洋。总之，那是极其遥远而不相干的两个同名之地。
如果不是Pony在二〇〇八年到罗得岛念书，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因为电影而特别到Newport一游。人生有些际遇似乎就是如此，发生的事虽不曾在预料中，但也并非陌生到完全没联结的线索。从抵达普罗威登斯（Providence，罗得岛州首府）之后，我脑海中就一直浮现一九九四年发行的“纯真年代”中的场景。那些十九世纪往来于纽约、波士顿的人们在Newport的避暑大屋如今的风貌可曾凋零改变。
Pony新生训练过后就开始正式上课。三年前，我们有了送Abby去宾大上学的经验之后，知道自己不能再像个幼儿园小朋友的父母亲那样，守在校园等孩子哭着出来找我们。新生训练从来都是要操练父母的放心，所以，我们每天就以Providence为据点，当天往返，到附近的城市去逛逛。
这天一早，我们搭巴士到Newport去。抵达后，有各线的trolley可以到处去玩。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也曾以Newport为避暑地，所以，新港又有夏日小白宫之称。古迹保留得很好，老房子很多，每一驻足都让人流连。所以，原本打算走马观花先浏览一下新港，没想到博物馆转一圈、在大理石山庄盘桓一下，转眼就过完将近一天。再回到海边时，海天之间闪烁着一片艳红，新港那有名的夕阳美景出现在我们刚刚走出百年华屋还在调整年光错觉的眼前。
饱餐过晚霞美景与新港的龙虾之后，我们在月光下乘船而归。几百人座的渡船上竟然只有四个人。另一对夫妻因为自己有车停在码头，所以船上的工作人员特地来询问我们，抵达后需不需要巴士接送。这些车、船都属于罗得岛的公共交通局，是配套的服务，如果我们不需要，也许这一趟车就不用出了。但我们没有租车，于是询问者立刻安排发车。
抵达Providence，一部大公交车和亲切的司机已在等候。车行约十分钟，我们回到了肯尼迪广场。司机送我们下车时，穿着短袖的他，在如水的凉夜里微微哆嗦了一下。他和气地开口说：“天气渐渐变凉了。我们已经到肯尼迪广场了，希望你们有个愉快的夜晚！”
我们下车时谢过他，也祝过晚安后，在月光下散步走回饭店。
回头一望，但见另一栋大理石的建筑──罗得岛的州政厅也在月夜下庄严宁静地矗立眼前。这个城市小而美，她的宁静似乎稍微缓解了我们又一次必须放手的张皇。愿我们的女儿在这个小城里展开使她成熟并愉快的成长。
青鳞仔
和家人一起去首尔是我订的饭店。通常全家旅行时，这个决定权不可能落在我的头上。理由一是，哥哥的工作与旅游业有深厚的关系，他比我相信推荐。理由二是，我们大家向来尊重他。记不起为什么这趟旅行的饭店是由我来选的，但旅游回来之后，我可以自夸地说，我做了一个皆大欢喜的选择。
我们兄妹都是从年轻就经常出门的人，无论以商业行程或休闲旅行的角度来看，都亲身经历了旅游质量急剧改变的几十年。从首尔回来后，大家对这家饭店都没有争议地给予真心的赞赏。饭店泳池与三温暖的空间设计、清洁度与人员细心的维护，是我这些年来难得一见的。
我们只要大家庭一起出门旅行，行程就一定比各小家庭自己出门更为散漫、更没有计划。尤其在爸妈都过了八十岁之后，旅行慢慢走，晚上不远行是我们出门的基本准则。不规划太细的行程不只是考虑爸妈不能健步急走，比这还要更困难的原因是，我们家庭中每一个成员都有强烈的主见，又有不同的喜好，要一一满足大家的需要很不容易，不如把旅行当作是离家在外相聚的另一种形式。否则，如果由爸爸来主导，我们的行程应该会是：大学、图书馆、小吃摊。由妈妈来计划就是早上七点出游，博物馆、景点，天黑前回饭店。慢慢地，我们琢磨出一种比较好的方法来，出门旅行绝不跟团，到当地再租车，晚餐尽量利用饭店的餐厅，如果晚餐决定出门也绝不走远；这样，至少还可以在一天的行程之后先回房间梳洗之后再好好享受晚餐。
所幸，我们在全家人对旅行并不相同的期待中还有一个一拍即合的目的地──当地市场。所以，在首尔那几天，我们除了去梨花大学和几个景点之外，也没有错过南大门、东大门和广藏市场。有一个晚上，妈妈和我们聊天时，说起她好几十年前来首尔旅行曾走过的一些地方。大家决定隔天请饭店帮我们包一部七人座的车，随兴逛。
负责开车的司机是一位看起来不多言语但态度诚恳的中年人。由于年龄的关系，他可以说大致流利的日文，这对喜欢探问风土人情、社会民生的爸妈来说就太有帮助了。也因为谈话很投契，妈妈就请司机先生带我们去找找哪里有卖新鲜海味的渔港。希望能在那里享用一个丰盛的午餐。
我们起意时已经晚了，到达港边，买卖已经散市，但货色还颇多，代客烹调的店家也没有特定的午休，所以我们就优哉地好好地逛了一下范围不小的渔市。对这一类传统市场感兴趣的不只是他们买卖的商品，我更喜欢探访专门供应给工作区吃喝的店家。因为，在这样的供应中可以感受到的不只是国情的基本差别，还有一地与一地的人对生活趣味的想法。
我因为开过几十年的餐厅，天未亮就热闹紧张的大市场对我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情景。出门旅游能看到另一个国家的工作者用什么样的心情与情调过日子，别有意义。好比说：东港渔市或台南小东市场散市后，工作人员会用维大力调米酒喝，这个东方的鸡尾酒习惯用白色塑料杯装，喝完也许再吐上几口槟榔汁，然后丢在一堆菜叶垃圾堆中。在欧洲的传统市场，我看到工作结束的人们也一样爱喝调酒，只是他们会用玻璃杯装。
在台北滨江蔬果市场或内湖花市，纸盒便当、塑料袋装的面点在欧洲市场换成了纸包的三明治或盘上的比萨。而热闹喧嚣、努力工作之后的饱食之道，在首尔仁寺洞的市场中则很有趣地用清楚的形式写下休止符。摊上的物品会暂时用大布象征性地遮盖起来，表示暂停营业。几层的搪瓷便当盒一一打开，如果不是自己带便当，由小食店外卖的餐点，也是用一个大盘托着盘盘碗碗盛着的汤饭与小菜。不可侵犯，也不受打搅地表达着“吃饭皇帝大”的生活派头，显示着人生无分贫富的精神公平是自己挣来的。或者说，是自己营造起来的气氛。
在渔港市场一条长道穿过另一条长道大饱眼福时，哥哥已偷偷地躲过妈妈的阻止，大肆采买了几袋螃蟹和鲍鱼。我跟爸爸在另一头好兴奋地发现了小时候住在成功镇时才吃得到的“青鳞仔”。这种鱼，肉甜美但刺好多，最好吃的方法是利用发酵，使它的酯味尽情地发挥。妈妈的做法是用味噌腌鱼，熟成后再蒸来下饭。吃这种鱼因为怕被细刺鲠到，下箸时都要用极眼力，入口时更是小心。光是这样的一心一意，就已经达到了饮食与人相对忘情的境界。我们有个叔公自二十几岁离开台东已有五十几年，只要一提到母亲的“青鳞鱼”，脸上总露出无限怀念的表情，口齿生香的记忆很难被流逝的岁月冲淡。
那天的青鳞鱼，我们入乡随俗的问了韩国人的吃法。因为这鱼味道很鲜，但刺很多，所以韩国人一般是截刺横切成细片，再拌姜醋酱油生吃。诚实地说，这样的吃法远远比不上小时候母亲腌过后再蒸的做法。但那一天，我们还是很欣赏卖我们鱼的鱼贩，在处理的过程中所展现的卫生习惯与细节的讲究。虽然我并不特别喜欢韩国商品与他们表现在商业上的美感，但我很赞赏韩国人让人无法忽视的清洁感和他们的生活派头。那当中有一股很勤奋，也很有主见的生活力量。
爸爸与镜头
爸爸拍的照片很少是成功的，我指的是他晚年之后掌镜的作品。
事实上，爸爸从很年轻时就接触摄影。在我还未出生的时候，妈妈说台东永乐街的家里已经有暗房，爸爸会自己冲洗照片。妈妈学生时代因为代表高雄女中跟屏东女中赛球而认识彩英阿姨，终身结为至交。彩英阿姨也是年轻时就爱摄影，听说后来我们家冲洗的工具，阿姨用得比爸爸多。三十几岁后一直到六十五岁退休，爸爸因为工作忙碌已很少接触相机。等晚年有空，他对晚辈手中拿的新时代产品有了一点敌意，也很陌生。但两个女婿都很爱摄影，他对他们简直有点烦，怎么相聚的时候，他们的相机从不离手？
爸爸很喜欢相机、显微镜、罗盘这些东西。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会给他买显微镜，买放大镜，买各种各样的罗盘，却没有人送他一台相机。我们不送他相机的理由跟整天阻止他吃蛋的心情似乎有一点接近，好像大家都不怎么信任爸爸。
记得好久好久以前，爸爸曾经想要接受新式简便相机。有次姐姐一家跟我们一家在圣荷西的公园烤肉，爸爸想帮我们大家拍个合照，因为他对照相这件事的观念与众不同，一是绝不以猎物的眼光捕捉镜头。两家大大小小十几个人在游戏与享食中要成军已是不易，但爸爸的基本要求是照片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要很清晰完美。所以一群像小猴般的孩子们在过久的对焦中终于溃不成军，一哄而散。从此，大家对爸爸的两件事开始敬而远之：一是阿公要照相，二是阿公的祷告。
爸爸到现在还没有受洗，但十几年前开始，妈妈就对他传教。起先爸爸是不肯的，因为他说自己心中的神只有我当时已经过世的祖父母。但，慢慢地，他也会去教会。我感觉所有属于宗教的生活活动，爸爸最喜欢出声祷告。
我认为爸爸之所以不排斥祷告的原因，是因为他难得有发言的机会。平日家中有我们几个爱说话的孩子们和口才流利的妈妈，非常不善言辞的爸爸在年轻时很不爱说话，更不爱社交活动。他老了之后才开始了解交谈的快乐，每次才要细细回想，娓娓道来之际，反应快、记忆好的妈妈总会拦截在前说：“这个我来说比较清楚。”但谢饭祷告不一样。妈妈因为急于让爸爸早一点进入教会生活，只要爸爸愿意开口祷告，她很乐意让出这个讲话的机会。
爸爸的祷告真太有趣了，完全符合陈之藩谢天的概念和畅所欲言的自由。我们在圣荷西那天，不只拍照因为对焦太久而群情躁动，谢饭祷告时，也因为族繁不及备载而烧焦牛排。原因是，爸爸实在是很好的一个人，他真心感谢我们能齐聚在美国的恩赐，又在这样一个晴天丽日中享受美食。于是，就从姐夫家的家人提起，再谈到我的夫家，又想起哥哥们不能同来。总之，话还没讲完，我们就先闻到烤肉架上阵阵催人的焦味。这次，是我那凡事精明务实的母亲先从庄重的谢饭祷告中不顾一切地抽身，于是我们全都呼应而上。原本围聚成圆圈低头的众家人，只剩还在点名的爸爸两掌交握，一片真心诚意地代替我们大家感谢这丰盛的一餐。此后，每到重要聚餐，大家似乎比较期待由妈妈来带领祷告；她会根据当天桌上的食物宜冷宜热来决定祷告词的长短。
爸爸看着大家拍照也难免有手痒难耐的时候。但他终究是很客气的人，只有过几次问我们借相机，或建议要帮我们拍几张照片。但，就如我一开始提及，爸爸拍照很少有成功的作品，这有可能是八十几岁的眼睛不够好，更有可能是因为紧张，而且对新式相机的陌生，于是只求在匆匆按下快门前我们大家不要再一走了之。
我喜欢爸爸按下四次快门之后，才帮我跟Eric在美术馆中拍下一张清楚的照片。我更喜欢在梨花大学那一天，麻雀在后地捕捉到爸爸帮我们拍照的可爱模样。
梦想不老
一个跟爸爸妈妈熟识的大学同学曾说过，我有我爸爸爱梦想的特质，也有妈妈能实践的行动力。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这么荣幸地从父母双边遗传了协调的性格，但我知道，人之所以能完成梦想，不只是能力与毅力的问题。比起父母，我只是很幸运地生活在一个更有资格做梦的时代。
爸爸年轻时候的梦想是去哈尔滨工业大学念书，但这个梦想完全没有开头。他后来去了日本，从日本回来之后在台湾上了大学，走上了自己完全没有想过的一条教育之路，六十五岁从中学校长的职位上退休。爸爸经常说起他曾多么想去念冶金系，但后来在大学却主修了化学。从我懂事起听说的话，和爸爸书架上的某些书看来，我可以知道金属、矿产这些事对他有一种魔力。
我对哈尔滨工业大学也很有好感，但原因跟爸爸完全不一样。我之所以对这个学校印象深刻是因为我是孙运璇院长的粉丝，而孙院长是在一九三四年以第一名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的电机工程学系。孙院长跟孙夫人是我心目中最美丽、最情深，也最有社会责任和品德信念的伴侣。有一天我跟Eric说，要说鹣鲽情深，我只会想到孙院长孙夫人和李光耀夫妻，他们真令人羡慕。但凭良心说，李资政还是没有孙院长来得帅。我一说完，Eric就轻轻敲我的头。我想，他之所以这样告诫我，是因为他知道自己也没有那么帅。
提议要去哈尔滨的人是爸爸，但极力附和的人是我。妈妈早已去过哈尔滨，她不想再去。但后来抵挡不了我们父女的同心一意，成行时，还邀了自己的七十年老同学。我们一行九人从台北直飞大连，再以高铁继续往北。
真正踏进哈尔滨工业大学校园那天，爸爸已经八十七岁了。那个青青学子的梦虽然遥远得像人生彩虹的另一端。但是，当爸爸在阳光普照的校园地图前，花了好长的时间端详着院舍的配置。他用手遮挡住强光，用极眼力地不知在找寻什么的模样，让我想起，这不就是一个大学新鲜人的身影吗？那一刻，他想起哪些我们所不知道的青春梦？那指尖所点看的地方与散步校园时所亲见身处的系所校舍，是否交叠了他对自己年轻岁月与一生行路的回顾？
我很高兴爸爸终于到过哈尔滨工业大学了。至少，在那个心满意足的模样之下，我相信了梦想没有年龄，永远不会老去。于是，我也回头去检点我自己人生行囊中那些还未起头，但并非不可能完成的梦想。
一样生活两样情
旅行者看待任何一个地方的感想都有两种特点，一是片面，二是旁观。在同一个地方，居民心与旅客情自是不同的两种感触。而当自己以居民的身份离开，又经时日再以旅者的身份重返时，那种复杂的心情加上比一般旅客多一点的了解，也是人生的另一种况味。
片面的必然，是因为旅者的身份局部暂离了“生存”必有的负担。再多次的拜访，再打定决心想要了解的遍走，也少了居民心情上的某些条件。旅人看一地的生活很“真诚”，但永远都不够“真实”。
记得有一次，一位朋友很赞叹地说起台南。她好爱台南的原因，最主要是因为生活步调好慢，不像台北，所有的人事物那么地匆忙，让人总有整日庸碌，所为何来的疑惑。
我刚好在台南生活过十几年，听她说后就仔细想了一下，我奇怪为什么自己从来没有同感过她所体会到的那一份慢活与悠闲？在台南居住的时候，我不只要以一个工作者的身份与这个城市互动，还同时要相夫教子。繁重的工作与到处奔忙的行动，让我怎么都不会把“舒缓”跟台南联想在一起。有趣的是，我在台南生活的忙乱，也就是我的朋友在台北的日常。所以，大家是在离开自己的忙碌之后，才有了慢活的心情。这是旅客心，也是任何旅行提供给我们的精神奢侈。
从朋友谈起的台南，我懂了旅行有一种功能，是把我们从置身其中的责任、节奏、反复与烦躁中带开。它不只带开我们的身体，更带开我们的眼光。于是，我们因为有了不同的体会而有不同的心情，去结论自己对一个访地的看法。那仅仅是我们自己与这段生活的相对看见而已。
但，也不是每一个旅人在异乡都有好心情，杜甫五十几岁在夔州写《立春》时很伤感，想回家：
春日春盘细生菜，忽忆两京梅发时。
盘出高门行白玉，菜传纤手送青丝。
巫峡寒江那对眼，杜陵远客不胜悲。
此身未知归定处，呼儿觅纸一题诗。
不对眼的又岂止是景色气候，我们跟生活真正的不称意，永远都是为了现实不得不修改梦想的过程。有的是个人的不顺遂，更伤悲的是笼罩在大时代悲风里的人。陈寅恪在西南联大迁到昆明后，在蒙自写了一首诗：
景物居然似旧京，荷花海子忆升平。
桥边鬓影怀明灭，楼外歌声杂醉醒。
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
黄河难塞黄金尽，日暮人间几万程。
诗中充满了归不得的悲情。但不管悲喜，当一个过客透过心情刻画起一地的景物，他真正描绘的已经超然于眼界所见，记下的是当时当刻与这个世界彼此羁绊的情感。听闻这样的一首首旅歌，自认有资格为一地一物评分的人们，他们的自信让人难以置信。
我有一个星期突然很想离家，但工作又使得我们那几天无法走太远。最后，我们没有往机场的方向去，而往另一个方向的雪山隧道走。开车离开三峡之后，经过的新店、安坑、石坪的山岚雾气袅绕在紧密丛生的绿树之间。蔓藤轻盈地覆在枝头上，细致俏皮地昂首迎风，柔弱中有一种完全不柔弱的生气盎然。
我好久没有绕走东北台湾了，因为是平常日，雪隧因而通畅无阻。寂静中的通畅，更让我能更完整地感觉到她的幽长。我从不在人多的时候出游，因此不曾体会过乌龟爬行于雪隧的漫长无奈。在似觉无尽的车行中，忽觉远处的光，而穿出隧道口就展望到头城镇的暗亮一瞬间，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落实为一趟旅行的经验。
往饭店走的路上，为游人旅客设置的旅店、餐厅、休闲去处密集地占据了头城礁溪主要街区。我跟Eric说，每次来到以观光为主的城镇，我总是更想看真正居民的住处到底长得什么样子，他们平日的生活又是什么样的节奏，怎么样的外貌。这一路来的变迁，多数人可感到满意？在浮出于表面街景的繁荣当中，生活的深处，是否还为多数人保存了他们各自安身立命的精神需要与生活倚靠？
进饭店安顿好之后，我打开落地纸门往外望，心里想着，暂别生活是人的需要，但在这样大量为旅游服务的地方，居民自己的需要，是否也有人好好照顾着？
我所说的好好照顾是，是否有人以合情合理的价钱、心情，彼此效力着：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么平凡，却这么重要的开门大事。
共游之道
因为有十二年的时间没有长住在台湾，岛内旅行对我来说反而比出国旅游更珍贵。好多风景区我没有去过，好多县市只是行程的过站。陌生之地还来不及拜见，旧地而能重游就更不敢奢望。因此，当朋友邀约要去一趟日月潭时，我心中充满了奢侈的愉快。虽然知道那两天一定还是有很多工作得做，但何妨带着工作去旅行；也许，在山明水秀之地工作起来，质量与效率会更好。
回想上一次去日月潭已经是二十几年前了！我们和新婚不久的学弟妹雪梅、瑞琪夫妻去度了一个三天两夜的湖边逍遥游；那时他们还没有孩子，而我们把孩子托给了爸妈。订的饭店因为刚开始营运，设备很新，住客很少，无论住宿、用餐、设施或服务，都细致地表达了饭店的宗旨。浮在水上的大木屋二十几年来听说已有很大的改变。
饭店随着岁月与旅人的脚步往前走，通常只有两种结果，一是在人来人往的杂沓磨损中耗损掉自己当年的意气风发，让沧桑之感停在空间的角落和陈旧的气息当中。另一种是用日日夜夜的精致维护，把穿梭过岁月所累积的识多见广，酝酿成一种新饭店永远无法营造出来的笃定与风韵。我不知道当年投宿的饭店走上的是哪一条路，因为，这次旅行的主办者不是我，而是三对夫妻朋友中一位热心的友人。
我们的日月潭之旅一开始就忧心忡忡，这是一趟乘兴计划却未能尽兴而归的遗憾之旅。
出发前一天，主办的朋友打电话说另一对朋友不参加了。因为他们夫妻一番大吵之后，太太离家出走了，到现在都还下落不明。听了真担心，我提议取消这次的旅行，但电话那头的朋友很为难地说，不行呢！她已经代垫了所有房间的费用，饭店不接受取消退款或延期。我一听就说：“不要担心，我们还是照原定计划出发，也许明天他们夫妻和好之后就会出现在饭店。”电话中，我们还开玩笑说，说不定那会是他们的小蜜月之旅呢！
抵达日月潭之后，我发现自己脑中竟捡不回二十几年前曾来过的印象。是我的记忆衰退得这么快，还是日月潭这段日子以来的变化真的太多了？总之，到处都是人，湖上都是船，游客的衣彩在湖光山色之间上红抹绿，好不热闹。
进饭店安顿下来之后，离家的朋友还没有下落，更糟糕的是，听说他们家的两个孩子也还没有接到妈妈的任何电话。这使朋友间在忧虑之上更添一层不安，但我们当中谁也没有说出心中的愁绪，只想为彼此打气，就说：“既来之，则安之，好好享受大家在忙碌中特别挤出来的两天吧！”但心事重重的抑郁感像无形的罩纱那样在我们的谈话之间隐约扬动着。也许是这样，那天与客房一起提供的套餐到底有哪些菜，我现在竟一样也想不起来。
回到房里，我想借工作安顿四面张望的心思，打开计算机等待着开机时，才好好把房里的规划与陈设细细地打量一次。房间外望的景色很好，我总是起得早，期待明天清晨可以坐在阳台上看日月潭慢慢在晨光中苏醒的模样。那一夜，我睡得很差。我想有两个原因，一半当然是因为睡前还没有好消息让我们解除心中的挂念；另一半是，与床靠得太近的那只浴缸深深困扰了我。
我不喜欢室内有透明的浴室隔间，或开放在房间的浴缸。虽然我懂得这位设计者想让房客无论在阳台昼寝，在床上夜寐，或在浴缸泡澡时都能观湖看山。但是，这对我来说却很不舒服，也不大合理。睡睡醒醒翻转了一夜，我果然是天未亮就起来守着日月潭的早安。我的朋友比我起得更早，当我从阳台上俯瞰那片美丽的泳池时，她已在晨曦微探的水波中往来好几趟晨泳了。
旅行回来后的隔天，才听说朋友去弟弟家住了几天后，终于回家与先生言归于好。虽然高兴她的安然无事，心中却难免气怒。夫妻吵架意气用事是家务事，让一帮朋友为此担心到这样的地步，使他人的旅行遮云罩雾，对她担心挂念，实在是不够厚道。
这并不是我第一次感觉到朋友一起出游大不易。
二十年前，我们也曾跟两家朋友到欧洲一游。我们是直接约在海德堡见面。
Eric和我先把孩子安顿在瑞士之后，再分别与从美国和台湾出发的友伴会合。孩子小的时候，我们不喜欢带她们旅行太久，其他两家都各自带着年龄较大的孩子同行。那一路，争执不少，一为吃住的标准而吵，二为各自教养孩子的标准不同而有意见。前者触及金钱，后者触及情感。两件都是敏感事，牵动了每一个人的神经，让一趟原本应该轻松愉快的旅行变得好辛苦。
计划行程与代订所有房间的朋友一向喜欢住得好、吃得好，连水都要喝得好；从美国来的朋友却不想在旅行的吃住上过度花费。他们一到海德堡，得知房价后就反映花费太高，这让一手安排行程的朋友觉得自己吃力不讨好，很不开心。
我们是最后一对赶来会合的夫妻，正喜滋滋地要分享我们从意大利进德国转车的故事，没想到迎接的是两对吵到几乎不肯说话的朋友。一个说：“他们俩收入都这么好，又不是付不起！”另一个说：“付得起也没有打算这样用钱。”这些争吵后来一路影响着我们旅行的心情，在用餐与活动的决定上更犹豫不决，不知道该如何兼顾。
那次的经验让我学到两件事：一是旅行不一定要呼朋引伴、成群结队；另一是，如果决定要同行，大家应该要先讨论对预算的看法，要彼此尊重，才能找出不委屈的解决之道。
预算是个人的自由，也是应该受到尊重的想法。朋友一起出游，尊重的广度与深度会考验友谊与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