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周立波于1908年8月出生于湖南益阳赫山区邓石桥乡清溪村（现益阳高新区谢林港镇清溪村），1979年9月病逝于北京。他的人生旅程复杂而多彩，从益阳、长沙，至上海、西安、延安、晋察冀边区、沅陵、桂林、东北、北京，再到益阳、长沙等，贯穿大半个中国，行程数万公里。在他的一生中，文学活动和社会活动极为丰富，他从事过翻译、编辑、作家、教师、文艺管理工作者等多项工作。他是翻译家，先后翻译了基希的报告文学《秘密的中国》、肖洛霍夫的长篇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等多部外国作品；他是记者、报告文学家兼编辑，曾跟随王震三五九旅采访并写成了《晋察冀边区印象记》，并担任过《解放日报》副刊等编辑；他是教师，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讲授过“外国文学”课程；他是小说家，先后发表了《麻雀》等短篇小说，创作了描写土地改革的《暴风骤雨》和描写合作化运动的《山乡巨变》等农村题材长篇小说，并在中国新文学史上产生了较大影响；他是文化与文艺管理干部，在北京市和湖南省文联先后担任过重要职务。更重要的是，其创作生涯从在上海创作散文开始，至1978年完成短篇小说《湘江一夜》，历时50余年，作品涵盖评论、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通讯、译著等多个门类。特别是自《暴风骤雨》诞生并被评价以来，研究者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周立波作品的阅读和评价，特别是针对作家创作个性和心理方面的研究从未停息。
虽然有较大群体研究周立波、讨论周立波，但因为周立波的左翼姿态和人生中的一些激进态度，其社会关注度与其文学的真实影响差异很大。如今，他的作品以及创作心理并不被看重。在一些研究者眼里，他的创作和经历没有他的同乡丁玲和沈从文那样丰富，甚至没能像叶紫一样因受鲁迅关爱，且由于与当时社会激烈的对抗态度而产生的显著的革命姿态而被关注。随着时光的流逝，真实的周立波在大众眼里，包括有较大阅读量的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眼里，都既不是兴奋点也不是焦点。只有一些研究者根据研究的需要，把他作为研究的佐证。其实，周立波的存在具有时代和艺术本真追求的典范性。从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看，周立波创作的那些与时代紧密相依（一些研究者和读者不客气地认为是迎合或者应景）的文字，以及研究者的局部性判断都需要被重新评估。笔者认为，周立波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经验和文献资料，提供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作家的选择与担当，提供了一位人生坎坷而心志坚韧的名人的人生经验，在当代作家群中他是一位具有“三农”观念且独树一帜的作家，因此，值得继续并深入研究。
一 周立波研究不可或缺
周立波一生与文学情感深厚，他以小说写社会变迁，以报告文学写战争的残酷，以散文写生活中的细小浪花，以教师的文学讲义传递文学观，以论文与杂文表达自己对文学及相关学科的认知，可以说，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和他一样涉猎如此多文学门类的作者实不多见。他的人生道路曲折，自加入左联后心理与认知通过转向而日趋稳定，因此，其变与不变都是值得研究的课题。如此，就是要研究周立波的理由了。
（一）周立波创作姿态的转向与坚守的独特性值得研究
文学史延展至当下，周立波的研究者越来越少，其作品的阅读新群几乎为零。这些透露出强烈的信息，他和读者正在渐行渐远。为了验证这种判断的真实性，笔者对现代三十年与“十七年”时期十位知名作家进行了研究论文检索，对十所大学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阅读他们作品的状况进行了统计，答案与判断一致。但作为一位文学研究者，笔者肯定地认为，被调查和研究的那些作家对他们所处的时代的贡献值得肯定，他们的创作活动资料及其文学作品应该作为文献资料收存。被调查研究的作家中就有周立波。笔者在研究湖南作家时，重点阅读了周立波公开发表的所有作品，也阅读了关于他的大量研究著述，打破了笔者在20世纪90年代对他的固化认识。周立波虽然不是他所处时代最重要的作家，但也是重要作家。他丰富的人生经验与堪称“典范”的为人（性格刚直、不参与内部争斗、爱憎分明），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文献库的重要存在。
换句话说，这位从上海亭子间走出，戴着眼镜，影响过湖南作家创作的作家，常常被形而上的赞颂或批评遮蔽了其真正的艺术所在。其实，这位集诗人、小说家、评论家、报告文学家、翻译家、编辑家、文化管理者于一身的文化人，值得被挖掘的东西有很多。
周立波出身于农民家庭，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曾被捕入狱，在监狱里他没有改变自己的信仰。1934年出狱后，这位在上海名不见经传的文学研究与创作者在左联中崭露头角，接触了鲁迅、茅盾等一大批著名作家与文化名人，开始在文坛形成影响。形成影响的内容包括他的翻译著作（作为没有足够的大学文学与哲学基础、没有科班外语学习经历的自学者，他能从事文学翻译可以说是奇迹，给美国作家史沫莱特、美国军人卡尔逊当翻译也是奇迹）、与多人进行“国防文学”论争、关于现实主义讨论的诸多论述、出狱后即加入左联与中国共产党等。从亭子间到左联，他进行了一生中的本质性转换。随后在延安、晋察冀边区和东北，他从《牛》《麻雀》等人道主义文学中脱离出来，扬弃自身具有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把自己置身于农民大众中，写出了可以被称为“新小说”[1]的《暴风骤雨》。该小说于1952年获得斯大林文学三等奖，当年获该奖的还有他的老乡丁玲。周立波把奖金全部献给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体现了一位作家的家国情怀。另外，1951年7月，周立波参与摄制的彩色文献纪录片《解放了的中国》获斯大林奖金一等奖，周立波再次把1500万元（旧币）奖金全部献出，支援文艺界购买“鲁迅号”飞机，支援抗美援朝。[2]这几件事给他带来了极好的声誉，使本已经成为名人的周立波更加有名，也直接影响了他以后的人生，以至于到了20世纪80年代文学史依然把他放在重要位置。新中国成立后，在热闹和带有火药味的文艺队伍里，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较熟悉的周立波，再次发现了自己性格直白而略带偏执的特点，和当时文艺队伍中的一些人难以产生共鸣。他带着适应时代、歌颂合作化运动的豪情，也带着一个农民子弟的归依，加上些许的逃避，回到故乡益阳，开启了一段新的人生。但他自己都没有想到的是：《山乡巨变》《山那面人家》等作品在当时时代话语环境下再度给他带来了声誉，也成为“文革”期间他被批斗的证据。
综观他的作品，我们看到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固定存在，以及不变的为意识形态鼓与呼的主流姿态。因此，从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初，从政治与时代层面解读周立波作品的人较多，他们往往高估他的小说的主题而轻视其艺术性。至今，当人们重新审读“十七年”小说以及延安与其他解放区文学时，人们或不重视他的存在，或只把他作为研究的参照，没有人系统研究他创作转向的种种原因和他的心路历程，这是笔者继续研究周立波的充分理由。
（二）一位坚持以乡土创作为主并坚持现实主义创作的作家，他的乡土特性应该放在乡土文学链条上研究
周立波的农村题材小说虽然饱含浓厚的主流意识和时代特征，但它在本质上应该被归结为乡土作品。但现实是，即使人们研究他的作品中的乡土特性，也少有研究者把他的创作放在乡土文学的链条上进行研究。其实，他始终处于乡土文学发展时段，那种断裂性的研究，常常忽略他在乡土文学中的贡献和意义。虽然我们不能说单个作家会起到那么大的作用，但他在链接点上确实产生过影响并被高度关注。
湖南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作家的摇篮之一，彭家煌、叶紫、沈从文、蒋牧良、黎锦明、丁玲、周立波、白薇、莫应丰、古华、韩少功、彭建明等，都在文学史上留下了光彩的一页。他们的创作内核中融合了湖南人的“霸蛮”精神，也吸纳了外来开放的文明，因此写出了《边城》《丰收》《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芙蓉镇》等优秀的乡土文学作品。周立波在引领青年创作中的作用不可忽视，以至于孙健忠、古华等都称受到过他的深刻影响。
在中国现当代乡土小说创作史上，乡土文学的创作多元化在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创作方法从来不回避乡土气息与色彩。鲁迅带领的现实主义乡土小说派和以沈从文等人为代表的浪漫乡土小说派都未能离开如绍兴、湘西一样的地方，自然也就形成了两个流派。从《暴风骤雨》开始，周立波的小说成为乡土文学的新形态，我们称之为第三种乡土文学流派，这点正文中有论述，在此仅简述。也就是说，《暴风骤雨》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道，把鲁迅、沈从文建立的乡土文学传统从一分为二变成了一分为三。这种新的乡土小说融入了“载道”因素，“但同时却被赋予了神圣的历史使命、政治责任以及最有补偿性的社会效果”[3]。周立波也曾自评这类作品，他认为“革命现实主义写作，应该是作者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站在党性和阶级性的立场上，所看到的一切真实之上的现实的再现。在这再现的过程里，对于现实中发生的一切，容许选择，而且必须集中，还要典型化，一般的说，典型化的程度越高，艺术的价值就越大”[4]。典型化、阶级性、党性等标准的介入使乡土小说的意识形态性得到加强，当然也会削弱文学性。在宏大的叙事产生后，当时很多作家感到压力重重，进而写出图解政策的作品。但是，《暴风骤雨》中的民间叙事经验，让周立波找到了一条新路。在《山乡巨变》及其他一些描写湖南乡土题材的小说中，周立波找到了乡土叙事的可能。小说中的人物（亭面糊、陈先晋等）、风景、方言等构成一幅幅生机盎然的乡村图景。那种幽默诙谐、生动的民间语言，旁逸斜出的情节同样让读者阅读有兴。也就是说，周立波在承续传统的同时，创造了自己平易而又隽永、自然而又凝练、细腻而又明快的风格，展现了朴素的现当代农村图景。这些已经具备了独特的乡土文学色彩。因此，研究乡土文学，把周立波放在视线外，那是一种不完备的研究。
（三）一位对多种文体进行实验的作家，他的创作是丰厚的文学财富
周立波热爱生活，其文学创作材料来自他的生活体验，正是这些体验让他的文学具有真情实感。这也告诉我们生活是创作之源。这种体验之态正是创作者应该实行的方面。热爱生活、体验生活、表现生活，这是周立波留给我们的第一笔财富。
汉·洛奇认为，小说应该表现心灵的世界，它应该具有个性体验特征。而由于时代需求的影响，以周立波小说为代表的湖南现当代小说“载道”性强，个性体验受到影响。其实，社会需求的干预使周立波小说的个性体验也受到宏大叙事的制约。也就是说，小说过分强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历史语境中的作用，而忽略文学性带来的纯洁精神的律动，使精神递变与历史事件的连接变得过度紧密。但是，在时代需要的认知中，“周立波秉承鲁迅当年对现代小说提出的自律性要求，始终生活在基层，感受着生活脉搏，使他小说中的唯美倾向获得一种来自本土的自信。周立波不是富于煽动性的文学家，正如他那么注重语言，他也十分注重传统小说的艺术细节，即使写重大题材，比如土改、农业合作化运动，也是写那些琐细的生活流，由细流观沧海”[5]。因此，注重承继，注重创新，这是周立波留给我们的第二笔财富。
周立波的小说总是选择重大历史事件作为创作的主线，并不避讳对历史的记录。周立波总是在他的乡土题材中，呈现与他同时代的社会历史。在他的眼里，文学与历史息息相关，文学的生存与变异都会在历史中得以实行。乡土文学的创作史实际上是农民精神流变史。文学精神的演进伴随历史演进，并在宏阔的视野中以历史高度与时代视角实现不断克服自身困惑的可能性。站在中国现代主流文化与政治意识形态及其实践点上，周立波给我们展现了中国乡土文学中的种种问题。这种历史的担当，也是周立波留给我们的财富。
周立波留下的报告文学、译著、小说等数百万字的作品既是时代的记录，也是艺术实践的存在，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因此，有评论家在评论周立波时认为，“给人一种丰饶的精神食粮。这使人不禁想到，人对于未来的理想、信念，人的革命意志，是可以克服任何可以克服的困难，是可以创造一切可以创造的美好的事物的”[6]。评论者给予了周立波很高的评价，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些过度赞扬，但也说明了周立波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
二 几个重要问题必须研究
近年来，“十七年”文学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一些研究者不再用唯政治的狭隘眼光审度“十七年”文学。蔡翔、贺桂梅、贺仲明、董之林、李扬、唐小兵等学者对“十七年”文学的频频关注，可见“十七年”文学研究已经开始被重视。但是，哪些作家、哪些作品、哪些文学现象会被纳入研究视野成为现实问题。目前，中国文学史家对“十七年”文学的态度和认识有差异。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对“十七年”文学特别是农村题材并不看好；复旦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陈思和是对“十七年”文学谈论和研究较多的文学史家，他把视野放在文本细读上，并且用“民间”等词的解说拓展研究视野；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於可训则在文学史中偏重文化的讨论；等等。从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研究者虽对“十七年”文学中的周立波研究没有放弃，但也谈不上重视。
因此，笔者根据对周立波的创作与史料的把握，试图凭借自己的能力解读他。笔者选择了四个方面。
（一）周立波的转向问题
研究他如何从一名亭子间里潦倒的自由主义作者同时又是深受西方文学影响的作家，转换为具有强烈革命意识的左翼作家，进而抛开温情的人道主义，成为描写人民大众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并终身坚守左翼姿态的问题。特别强调其转型后的革命姿态，以及转型中的极度自觉。具体来说，在经历监狱生活后，出狱即加入中国共产党和左联，并且在左联受到革命者的教育引导，值得研究；而后其并没有变成职业革命者，也值得研究。也就是说，周立波转向的节点和动因值得特别讨论，其性格中体现的偏执也值得分析。
（二）周立波在民族形式理论上的选择与创作实践
周立波在20世纪30年代就“国防文学与民族性”进行论争，发表了多篇文章，从文字间也表现出激越态度。20世纪40年代，在延安及其他地区热闹讨论“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时，周立波却保持冷静，没有发表相关文章。从周扬坚持文艺大众化入手，就可深入探讨周立波对民族问题的态度。论述周立波为追求民族形式在创作上的努力，肯定周立波创作的民间特性，指出其创作手法的单调和主题的时代局限引起的审美视野的狭窄。以上值得深入研究。
（三）周立波在中国乡土小说链上的地位
以丁玲和周立波为中心谈新小说的特征，特别强调周立波在创作上比丁玲更自觉；讨论赵树理、周立波、柳青在创作上的差别，特别强调虽然赵树理影响了周立波的创作，但周立波的乡土小说特征显得更有文学性；周立波小说中的风景、意象、女性等，与其他小说家的作品相比个性与特色更为鲜明。本书相关章节对周立波乡土小说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有所论述，并肯定其形成了具有自身特性的乡土一派。
（四）周立波及其作品读者接受状况分析
周立波作品自诞生以来，虽然研究者在持续研究，但根据笔者以及很多中国现当代文学老师的调查，其读者越来越少。原因多样，或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时代与当时事件对于当下年轻读者而言属于陌生领域，故事及其表述方式也激发不了他们的热情；或是新的阅读范式使传统文本失去了吸引力；等等。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有些研究者习惯于看别人的研究成果，借助西方理论进行研究，离开文本和与周立波相关的文献，几乎是借鸡生蛋。无论从阅读还是阅读者角度看，都需要讨论周立波20世纪40～60年代与80年代、90年代三个不同时代的接受与阅读差异及其原因，也要探讨版本变迁和作品的修改对阅读产生的影响和后果，以及作家对自身作品的修订，这些都需要整理相关文献。
三 研究历史与现状值得检索
如果从1941年12月雪苇发表的论文《〈在医院中〉〈麻雀〉及其它——介绍延安新出版的三种文艺刊物》算起，关于周立波的研究已经历时79年。79年来，研究从来没有中断过，和同时代的作家相比，关于周立波的研究著述也属于较多的。为此，笔者进行了粗略统计，可以对周立波研究起到窥一斑而知全豹的作用。
20世纪40年代评论《暴风骤雨》的文章有8篇，50年代有5篇，60年代有1篇，70年代至2006年有39篇，2007年至2019年有23篇。其中唐小兵是解读作品暴力叙事最到位的[7]，他系统解读了《暴风骤雨》中隐含或者产生的暴力，深刻展示了20世纪40年代斗争的特别性；曾任通化地委宣传部副部长的作家蔡天心对老孙头的分析也入木三分[8]，他最早客观评价老孙头；杨义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也评价老孙头刻画得很有特点；钱理群等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也较到位地评价了老孙头，认为老孙头属于那个时代特殊且多处存在的一个人物形象。概之，评论者普遍认为，老孙头是小说中塑造得最好的艺术形象，人物很有个性，风趣、诙谐、可爱、活泼、见风使舵，属典型的“中间人物”。
20世纪50～60年代评价《山乡巨变》的文章有41篇，其中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文学系的毕业生朱寨在专著《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当代文学新潮》（与人合作），散文集《中国现代文化名人纪实》，长篇论文《长篇小说与现代主义》中论及周立波作品的风格并介绍了周立波。黄秋耘的《黄秋耘文学评论选》则对小说的民间特性进行了细致的阐述，也专门谈了周立波的小说人物。这个时期的文章集中在主题、人物形象、方言口语的利用等方面。对周立波作品的主题评价得最多，其他方面研究得较深入的是关于语言以及陈先晋、亭面糊等形象，以及作品的风格。
1970～2019年有评论文章357篇。另外还有“文革”期间批判文章32篇，其中17篇由湖南人民出版社于1971年2月结集出版。评论文章中论述短篇小说、散文以及长篇小说《铁水奔流》的文章有29篇。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唐弢的评论，唐弢概括周立波短篇小说的风格为：“淳朴、简练、平实、隽永”[9]。
研究周立波的综论有33篇。刘洪涛的《周立波：民间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讨论了主流意识形态和表述民间形态间的独特选择问题，这是目前综论中较前卫的成果。
出版的研究资料集有7部，会议资料有5种。其中胡光凡、李华盛主编的《周立波研究资料》由湖南人民出版社于1983年出版，后于2010年修订，并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王驰、胡光凡、李华盛主编的《战士 作家 学者——首次周立波学术讨论会论文选》由湖南文艺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专著有胡光凡的《周立波评传》，由湖南文艺出版社于1986年出版；蒋静的《茶子花流派与中国文艺》由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06年5月出版；等等。这些资料成为目前研究周立波的基本资料。
大多数文学史著作对周立波及其作品有所记录。唐弢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北京大学中文系编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当代部分纲要》（1959）、中国科学院文学所编写的《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1963）、华东地区22所院校协作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1980）、北京大学郭志刚等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1980）、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张钟等编的《当代中国文学概观》（1986）、中山大学黄修己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1988）、华中师范大学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3卷本（1983、1984、1989）、浙江师范大学金汉等主编的《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1993）、青岛大学鲁原与刘敏言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纲》（1993）、西北大学赵俊贤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综史》（上下册）（1994）、中国社会科学院张炯等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10卷本（1997），以及20世纪80年代各高校自编教材，都以较多的篇幅对周立波作品进行阐释，从思想和主流形态的角度把他立得很高。北京大学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用500多字记录了周立波，认为：“长篇小说《山乡巨变》及其‘续篇’，分别出版于1958和1960年。和当时表现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大部分作品一样，《山乡巨变》的主旨也为了证明农村的个体小生产者必须走集体化道路。小说人物‘设置’，也无甚大的不同：有苦干而无私的农村基层干部（邓秀梅，李月辉），有坚定走集体化道路的积极分子（刘雨生，盛淑君），有在‘两条道路’之间摇摆的落后农民（外号‘亭面糊’的盛佑亭——这是写得最为生动的‘喜剧人物’），也有进行破坏的暗藏的阶级敌人（如龚子元）。不过，小说也有它的某些独特处理。”[10]即使严重偏向个人化写史的洪子诚的这一段评价，也参考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高校一些现当代文学教师的看法。洪子诚似乎在有意略写，或者有意综述他人观点。2004年，沈阳师范大学孟繁华、中国人民大学程光炜合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在阐释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来源和话语空间的基础上，从不同角度系统地分析了当代中国文学的历史语境、整体风格的形成、制度化建立、文学生产和传播控制等内在机制和外部制约等问题，其间也谈到周立波。上述文学史，对于作家本身都是千篇一律的介绍，没有对作家个性与心理做任何阐释，而且对作品的解读基本凝固在几部早期著作的态度上，没有新的突破。
但新时期以来，有几部文学史例外。复旦大学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从“民间”出发专章论述了《山乡巨变》，使用了以细读为主体的新研究方法，开拓了研究文本的视野，对作品艺术性和人物形象等进行了充分肯定。南京大学丁帆主编的《中国乡土小说史》，以三页篇幅中肯地评价了《暴风骤雨》的成绩与不足，也肯定了《山乡巨变》作为认识那个时期农村面貌、贫苦农民命运的重要文献的地位。
在国外，研究周立波的学者很集中，主要集中在苏联、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当代俄文文学家B.卢得曼娜翻译了《暴风骤雨》（和B.卡利诺科夫合译，莫斯科：外国文学出版社，1951），并在译作前言中对该作品具有的特征和人物形象进行了论述；B.舒普列佐夫为俄译本《暴风骤雨》第二版写了出版前言，认为它是反映土改的第一部巨著，塑造了多个英雄形象；B.克里夫佐夫翻译了《山乡巨变》（莫斯科：外国文学出版社，1962），并写有长篇序言《周立波及其长篇小说〈春到山乡〉》，概述了周立波的成长历程，以俄国人的视野分析了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同时，他还写了《〈山乡巨变〉续篇序言》，对周立波的语言艺术进行了合理的分析，并较恰当地点评了刘雨生等人物；P.阿法纳西耶夫翻译了《铁水奔流》（莫斯科：外国文学出版社，1957），并写了前言，前言极其简短，只说小说是写东北地区工人生活；日本学者阿赖耶顺宏撰写了《周立波创作简论》一文，被收在王驰等主编的《战士 作家 学者——首次周立波学术讨论会论文选》（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5月）一书中，阿氏另有论文《周立波和他的作品——到上海“左联”时期》，被收于《追手门学院大学20周年纪念论集》（于1987年在日本印行）中，强调《铁门里》中的五个短篇的人道主义情怀以及细腻的表现手法。周立波的作品《暴风骤雨》《山乡巨变》《山那面人家》等还被翻译成英、德、捷克、匈牙利、法、越南等多国文字，都得到相应的评述。
另外，自1979年以来，人们发表纪念周立波的文章62篇。纪念文章中较有影响的是王首道的《毕生扎根人民中——怀念周立波同志》、陈涌的《我的怀念》、吴黎平的《忆立波》，三篇文章都收集在李华盛、胡光凡编的《周立波研究资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中。纪念文章对周立波的生平、写作状况、为人处世等进行了介绍，是重要的参考资料。虽然所收录的文章基本上仅对周立波做了很高的正面评价，但作为资料很有价值。
除上述研究成果外，湖南益阳三周研究会[11]还在2004年创办了会刊《三周研究》，每年两期，研究周立波的文字超三分之一版面。会刊内容包括三周论坛、三周原创、采访手记、三周后人、研究动态，系统地研究三周。目前，共发表了和周立波相关的文章百余篇。它的发行延续和补充了周立波研究。
还有一种成果表现形式是学术研讨会，它成为集中研讨周立波及其文学作品的重要形式与载体，也为学者们提供了知识对撞的机会与平台。中国新文学学会、益阳市政府和益阳三周研究会主办了多次研讨会。从1986年在长沙和益阳举行的“全国首届周立波学术研讨会”到益阳市主办的“周立波诞辰110周年群众纪念活动”，以周立波为主题的大型研讨会已举办超过5次（当然和他的同乡丁玲比较——丁玲学术研讨会已经有20余次——周立波学术研讨会还是不多，但参与者人数较多、规模较大）。规模最大的一次是2006年8月在湖南益阳召开的“中国新文学学会第22届年会暨周立波创作与当代中国乡土小说学术研讨会”，此次参会的有来自全国的学者、作家百余人。最近一次是2018年10月23日伴随益阳第二届生态农业智慧乡村互联网大会召开的会议，同时进行了《周立波文选》（新版）、《山那面人家》与《周立波研究丛书》首发式。同日下午，益阳市召开了“周立波诞辰110周年文学研讨会”，60多位专家学者到会并发言。与以往不同，此次研讨会与其他社会活动联系在一起，融入了社会发展因素。
综述周立波作品产生以来的所有研究，研究者评论最多的还是他的两部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从早期评论十分注重英雄人物、主题到转向探讨“中间人物”，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评论的重大转变。随着近些年对延安文学、“十七年”文学以及左翼文学的重视，研究者更注重周立波小说的诗性特征。研究者开始从宏大叙事的史诗性解读中剥离出来，刘洪涛、董之林、贺仲明等对其艺术的再解读，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新范式。有研究者在周立波复杂的人事关系网中研究周立波的创作个性与心理，还原共时态的周立波，是一种大胆的尝试。目前，对其人际关系的研究也已经趋于成熟。
虽然有了较多的研究成果，但成果主要集中在主要作品上，且研究内容过于集中，研究缺乏特色和延续性。笔者认为，作为在中国文坛影响较大的作家，一个终生坚持左翼姿态、顺应主流意识的作家，他的作品无疑代表着那个时代的特征。对于他的个性心理、编辑心理、报告文学、艺术风格的研究还要更加深入。而且，过去研究过的主题、艺术手段、人物形象等，都可以用新的方法和视野再审读。尊重历史，观照时代，在丰富的史料挖掘中放弃臆断，研究者笔下才会展现内涵丰富的周立波。
[1] 这一说法来自何丹仁（冯雪峰）的文章《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该文收入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第246页）。文中提到小说的“新”的特征，具体为以下三点：“作者取用了重大的巨大的现时的题材”“作者对于阶级斗争的正确的坚决的理解”“作者有了新的描写方法”。《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刚好符合这些新特征，产生的影响也很大。当然，这是作为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家在大时代里的判断。现在，研究者普遍认为这种“新”还有“过去没有”的本意，在于打破陈规，大胆实施新的结构方式，创造出过去没有的描述方式、情节、人物。
[2] 1951年3月20日《光明日报》头版报道《解放了的中国》获斯大林奖金一等奖之事，周立波是该片文学顾问。3月23日报道了周立波捐奖金的情况。周立波捐《暴风骤雨》奖金一事，见胡光凡编《周立波评传》，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第256页。而根据笔者考察，中国作家作品获得过斯大林奖金的，也仅有周立波编剧的电影《解放了的中国》、丁玲的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贺敬之和丁毅的《白毛女》。在苏联国内，获奖作品有《静静的顿河》、《十二个月》（话剧）、《青年近卫军》、《祖国土》（诗歌）、《喀秋莎》（诗歌）、《蒙古人的入侵》、《和平的保证》等。这些苏联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宣扬斯大林主义，即暴力革命和严肃精神。中国的几部获奖作品也有此倾向。
[3] 唐小兵：《我们怎样想象历史》，载氏著《再解读》，（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第19页。
[4] 周立波：《现在想到的几点》，《生活报》1949年6月21日。
[5] 董之林：《周立波小说的唯美倾向》，周立波创作与当代中国乡土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益阳，2006年8月24日，第1～11页。可以说，董之林是中国第一位系统论证周立波小说的唯美倾向的学者，文章在大会上被宣读后，回应激烈。该文发表于《文学评论丛刊》2007年第2期。
[6] 陈涌：《我的悼念》，《人民文学》1979年第11期。
[7] 唐小兵：《我们怎样想象历史》，载氏著《再解读》，第19页。
[8] 蔡天心：《从〈暴风骤雨〉里看东北农村新人物底成长》，《东北文艺》1950年第2期。蔡天心在文中写道：“这是一个久经世故的老头子，作者用生动的笔触，描写着他的风趣，诙谐，可爱，活泼，会讲很多的故事，他在哪里出现，哪里就热闹起来。……老孙头这种人是农村里贫雇农中的中间分子，是群众思想动态的代表人物，作者成功的形象地刻画了他，成为《暴风骤雨》写人物写得最突出的一个。他是带着喜悦和好奇心来到作品中的。”以后人们评价《暴风骤雨》，并没有突破蔡天心的观点。
[9] 唐弢：《风格一例——试谈〈山那面人家〉》，《人民文学》1959年第7期。
[10]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94页。洪子诚的这部文学史是典型的个人化写作，史料真实可靠，出版后引起强烈的反响。该书已经多次印刷，并被很多大学作为教材。但由于个人的观点和辨析过重地融于文学史中，这部文学史作为教材，对一般高校中文专业学生来说要求太高。因为，对本科生而言，文学史描述的作家作品以及文学事件离学生们已经久远，他们不可能有那么大的信息量和那么雄厚的史料基础。
[11] 三周研究会在益阳市委支持下于2004年成立，主要研究益阳文化名人周扬、周谷城和周立波。现有会员100多人。研究会首任和现任会长为周宪新。三周研究会有会刊《三周研究》，网址：http：//sanzhou.Yiyang.gov.cn。编辑部联系方式：湖南省益阳市委机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