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恐惧
旅途中我和他住过一晚。教堂就坐落在城外的小山上，这是一个人烟稠密的城市。起先我注意到的是他有着与众不同的情趣。传教士居室的陈设通常过于讲究，拘泥形式。客厅像是没人住的房间，糊着华丽的壁纸，墙上挂着《圣经》经文、感伤的雕版画——“灵魂的觉醒”及卢克·费尔德[1]的《医生》——或者，要是这个传教士在中国住久了，就会挂一些写着庆贺之词的红纸卷轴。地板上有一块布鲁塞尔地毯，如果户主是美国人，就会有几张摇椅，而户主是英国人，则在壁炉两边摆着硬木扶手椅。一张沙发摆得不是位置，没有人会坐在上面，那难看的式样也不会有人愿意落座。窗子上挂着花边窗帘。还可以看见几张桌子，上面放着几帧照片和几件现代瓷器。餐厅倒像是常用，但一张大餐桌几乎占去了全部空间，你坐下时得小心，别被挤进壁炉里去。然而你看温格罗夫先生的书房，书从地板堆到天花板，书桌上文件零乱，墨绿色绒布窗帘，壁炉上方是一面西藏的旗子。壁炉架上摆了一排西藏佛像。
“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你把这儿整得就像是学校的居室一样。”我说。
“你这么认为？”他答道。“我做过奥利埃尔学院[2]的指导老师。”
我估计他近五十岁了，高个子，虽然还不胖，但保养得很好，灰色的头发剪得短短的，脸色红润。有人会想他必定是一个喜欢玩笑的乐天派，一个健谈又好相处的人；然而他的眼睛却让你困窘：它们阴沉沉的，没有笑意；在我看来，那是受折磨的人的眼神。我怀疑我是否在他不便时打扰了他，他也许正为什么烦人的事心神不安，然而，我还是觉得这不是一时的神色，而是常有的状态，只是我明白不了。他表现出的那种焦虑，你会以为是心脏病的某种症状。他聊起一件又一件事，随后说：
“我听见我妻子回来了。我们去客厅好吗？”
他引着我走进客厅，将我介绍给一个瘦小的妇人，她戴着金丝眼镜，神态腼腆。她显然属于与她丈夫全然不同的阶层。大部分传教士有着各种美德，但并不拥有那些我们可以称为良好教养的品质。他们或许是圣徒，但不常是绅士。眼下我意识到，温格罗夫先生是个绅士，因为明摆着他太太不是一个贵妇。她说话有一种粗俗的腔调。客厅布置的方式是我此前未曾在传教士寓所见到过的。地板上有一张中国地毯。黄色的墙上挂着几幅中国古画。两三块明代瓷片泛出些许亮色。客厅中央摆着一张黑檀木桌子，雕刻精致，桌面上有一尊白瓷人像。我随口恭维了几句。
“我倒并不在意所有这些中国的东西，”女主人爽快地回答说，“但温格罗夫先生要这么摆。按我的意思我就把它们都清理出去。”
我笑了，倒不是因为觉得有趣，我随之发觉温格罗夫先生眼中冷冷地闪过一丝憎恨的神情。我有些震惊。但这眼神一闪而过。
“亲爱的，要是你不喜欢它们，我们就不要好了，”他温和地说，“可以把它们拿走。”
“哦，要是你看了开心，我不在乎。”
我们开始谈起我的旅行，说话间我偶然问起温格罗夫先生多久没回英国了。
“十七年了。”他说。
我感到意外。
“每七年你不是有一年休假吗？”
“是的，不过我没想要休假。”
“温格罗夫先生认为离开去休假一年对工作不利。”他妻子解释说。“当然，他不走我也不走。”
我想知道他是怎样到中国来的。这次拜访中一些具体的细节吸引了我，你时常发现有些人乐意谈论细节，但你不能靠他们所说的，而得从那些话的言外之意来形成你自己的看法；不过，我并不认为温格罗夫先生是一个可以直接或间接诱导去谈论私人经历的人。他显然非常严肃地看待自己的工作。
“这儿还有别的外国人吗？”我问。
“没有。”
“你一定很孤单？”我说。
“我想我愿意这样。”他看着墙上的一幅画答道。“他们只是一些生意人，你知道，”他笑笑，“他们对传教士没什么用处。此外，他们也没有很高的才智，所以不跟他们来往也不是什么大痛苦。”
“其实我们并不真正孤单，你知道。”温格罗夫太太说。“我们有两个福音派教士，两个教课的年轻女子，还有学校的孩子。”
茶端上来了，我们随意闲聊着。温格罗夫先生像是在勉强交谈，我也越发感到他因压抑而烦扰的心情。他态度和蔼，那当然是努力表示友好，这样，我也有了一种应付的感觉。我把话头引到牛津，提到几个他可能认识的朋友，但他没有鼓励我的意思。
“我离家这么久了，”他说，“我也没跟什么人保持联系。传教活动有很多的事要做，它占用了一个人的全部精力。”
我想他有点言过其实，于是我说：
“那倒是，你有那么多的书，我想你读书一定花了很多时间。”
“我很少读书。”他直截了当地回答，那语气我知道已经不像他自己了。
我感到困惑。这个人确有些古怪。最后，我想这也是难免的，我们开始说起中国人来。温格罗夫太太说的有关中国人的话我已经听传教士说过无数遍了。他们好说谎，不可信任，残忍，肮脏，但一线微弱的光可以在东方看到了；虽然传教工作的成果还不很显著，但未来是光明的。他们不再迷信旧的神明，读书人的权力也被打破了。这是一种经乐观主义调和了的怀疑和厌恶的态度。然而，温格罗夫先生缓和了他妻子的苛刻之词。他详细讲述了中国人的善良天性，讲到他们对父母的孝敬，也讲到他们对孩子的疼爱。
“温格罗夫先生听不得一个字说中国人不好，”他妻子说，“他就是喜欢他们。”
“我认为他们有崇高的品德，”他说，“你经过那些拥挤的街道，不可能没留下很深的印象。”
“我相信温格罗夫先生没注意到那些味道。”他妻子笑着说。
这时有人敲门，随之走进一个年轻的女子。她穿着长裙，没有裹脚，是个本地基督徒，脸上有一种既畏怯又不悦的神色。她对温格罗夫太太说了些什么。我恰好注意到温格罗夫先生的脸。当他看见女子进来时，他脸上现出极为厌恶的表情，仿佛有一种臭味恶心得连脸都扭歪了，但这表情又很快消失，脸上弄出一丝愉悦的笑容；但这太刻意了，结果只是显露出一个苦恼的怪相。我惊奇地看着他。温格罗夫太太说声“对不起”就起身离开了客厅。
“她就是我们的一个教师，”温格罗夫先生说，还是那种多少让我疑惑的语气。“她是很难得的。我对她非常信任。她人品很好。”
虽然我很难知道为什么，但在这瞬间我看见了真相。我看见的是，他的感官所喜爱的，他的灵魂就厌恶。我兴奋异常，犹如一个探险者艰难跋涉后，来到一个意想不到的陌生的国度。那双苦恼的眼睛，那种做作的语气，赞美人时那种斟酌拘谨，那逃犯似的神情都是很好的说明。不管他说什么，其实他憎恨中国人，比起这种憎恨来，他妻子的厌恶之情就微不足道了。当他走过城里挤满人的街道，他会感到极度的痛苦，他的传教士生活使他反感，他的灵魂好像苦力们擦破皮的肩膀，被扁担烧灼流血的伤口。他不想回国，因为他不愿再见到他如此心仪的一切；他不想读书，因为这会让他回忆起他那么热爱的生活；或许他娶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婆，是为了把自己同他天性中渴望的世界更坚决地斩断。他以殉难者的激情来折磨自己痛苦的灵魂。
我努力想弄明白那感召因何而来。我想他在牛津多年安逸的生活是幸福美满的，他喜欢他的工作，有朋友和书籍陪伴，去法国和意大利度假。他心满意足，希望人生余下的岁月亦如此度过，他没有其他的奢侈之念。然而我不知道是怎样隐秘的感情慢慢抓住了他，使他觉得自己的生活过于懒散，过于满足；我想他一直是个虔诚的人，也许某种早先的信念——至高无上的上帝憎恨他的造物在尘世的欢乐——早就灌输进他幼小的心灵，后来久久地遗忘，现在却在他内心深处再次泛起。我想因为他对生活如此满意，他就开始认为这是有罪的。一种无休止的焦虑攫住了他。无论他在智性层面上思考什么，他的感官却开始因害怕永恒的惩罚而颤抖。我不知道他怎样产生来中国的念头，但起初他必定极为反感而加以拒斥；也许正是这极度的反感将这一念头烙在他的脑海里，因为他发觉这念头萦绕于心难以释怀。他说不去中国，但他还是觉得应该去。上帝在追逐他，无论他藏在哪儿，上帝都跟着他。他理智上极力挣扎，但他的心灵被逮住了。他无能为力了。最终他顺服了。
我知道以后不会再见到他了。在一种合理的亲近可以让我提及更私下的话题之前，我不想将时间浪费在应酬上。于是我抓住我俩仍然单独相处的机会。
“告诉我，”我问道，“要是中国人不接受基督的信仰，你相信上帝会判他们永恒的惩罚吗？”
我明白我问得粗鲁，不够婉转，因为这位老人抿紧了嘴唇。然而他还是作了回答。
“福音的全部教导势必让人得出那个结论。没有人可以引证耶稣基督的明白有力的话而得出相反的结论。”
[1] 卢克·费尔德（Luke Filde，1843—1927），十九世纪英国画家。
[2] 奥利埃尔（Oriel）是英国牛津大学的著名学院，创立于132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