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京兆华原柳家原，少年柳公权过着传统的耕读生活，长到二十岁时，为弱冠之年，取字诚悬。
从周朝开始到唐朝，不论男女都要蓄留长发，等长到一定的年龄，要为他们举行一次成人礼的仪式。男行冠礼，就是把头发盘成发髻，谓之结发，然后再戴上一顶表示已成人的帽子。但身体还未发育强壮，所以称弱，而弱是年少之意。冠，弁冕之总名也，谓之成人。
在北部边塞的丹州做刺史的父亲柳子温，公务之余约摸着次子公权的生日回乡省亲，准备了祭祀天地祖先的供品，邀来达官贵人与亲朋好友，为柳公权行加冠的礼数。
这一天，华原柳家原煞是热闹。冠礼由父亲主持，柳公权由父兄引领进柳氏宗庙，祭告天地、祖先。然后由来自方圆的傅氏和令孤氏几大世家的贵宾，为柳公权加冠三次，即依次戴上三顶帽子。首先加用黑麻布材质做的缁布冠，表示从此有参政的资格，能担负起社会责任。接着再加用白鹿皮做的皮弁，就是军帽，表示从此要服兵役以保卫社稷疆土。最后加上红中带黑的素冠，是古代通行的礼帽，表示从此可以参加祭祀大典。
柳公权明白，这三次加冠，分别代表拥有治人、为国效力、参加祭祀的权利。他不由得挺了挺结实的胸脯，端视前方，目光豁朗而镇静。
加冠后，父亲柳子温设酒宴招待宾赞等人，叫礼宾。赞是宾的助手。主人倾其所有，酒宴自然丰盛，七碟子八碗，白蒸馍夹肉，饭菜胜似过年的筵席。当地有给客人端酒的礼数，作为受冠者的柳公权自然不可例外，酒满茶半杯，躬身一拜，双手将斟满酒的瓷盅递到客人手中，看着客人仰起脖子一饮而尽，以求尊重。而不是友朋之间的平起平坐，一起干杯。
礼宾后，受冠者入内拜见生身母亲崔氏。母亲乃河东清河望族大家闺秀，识文断字、纺织针线和茶饭厨艺都不落人后，且教子有方，宽严相济，是不离左右，一手把儿子们带大的。自小性情内向的柳公权，对母亲又爱又怕，爱的是母亲对自己的衣食起居和学业关切备至，但也惧怕母亲严厉的眼神，当然是在自己做错了什么事的时候。他感恩于母亲的养育之情，跪在地上连磕了三个响头。母亲却背过身子抹起了眼泪。
男子二十冠而字。加冠后，由贵宾向冠者宣读祝辞，并赐上一个与俊士德行相当的美字，代表今后在社会上有其尊严。古人认为人成年后，只有长辈才可称其名，一般人或平辈只可称其字，因此要取字便于别人称呼。柳公权得到的字，乃诚悬。父亲柳子温解释说，诚悬亦作诚县，喻指处事公正明察。语出《礼记·经解》：“故衡诚县，不可欺以轻重。”衡，称也。诚，审也。悬，锤也。柳公权对自己得到的字甚为满意，诚悬之下，轻重难欺，轻重必正，是他内心向往的一种为人的品德。
接着，再依次拜见兄弟，拜见赞者，并入室拜见姑姊。之后，他脱下最后一次加冠时所戴的帽子和衣服，穿上玄色的礼帽礼服，带着礼品，去拜见华原长官和乡先生，即退休乡居的官员。
古代早期的原始社会，男女青年进入成年阶段时，会举行一种仪式，称为成丁礼、入社礼，后来就演变成冠礼。冠者，礼之始也。意思是说，冠礼是一切礼仪的开始。已冠而字之，表示他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
柳公权由此想到了两句名诗：“弱冠弄柔翰，卓荦观群书。”这是西晋文学家左思的代表作《咏史》中的诗句。柔翰，即毛笔。是说作者二十岁就擅长写文章。荦，同跞。卓跞，意为才能卓越。是说博览群书，才能卓异。柳公权从小喜欢学习，十二岁就能作辞作赋。他对前辈左思的为人为文甚为崇敬，知晓左思少时曾学书法鼓琴皆不成，由于父亲的激励，乃发愤勤学。虽然貌丑口讷，不好交游，但辞藻壮丽，曾用一年时间写成《齐都赋》。因其妹被选入宫，举家迁居洛阳任秘书郎，后退居专意典籍，数年后病逝。
当时，由于门阀制度的限制，出身寒门的才俊壮志难酬，不得已只好退而独善其身，做一个安贫知足的达士。一个郁郁不得志的有理想有才能的知识分子，从积极入世坠入消极避世的境界，时而也发出不平之鸣。回想左思的命运，无疑给尚未步入社会的柳公权以心灵的震撼，但真正透彻地体悟其中的深味，还有待在滚滚红尘中去获得。
柳公权读到了前辈杜甫的诗句：“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正是由于左思博览群书，才能善于写作，给后人留下脍炙人口的名篇。而对于柳公权来说，自幼至弱冠之年，始终没有放弃研习书法和博览群书的志向，这与他的家世、家学、家风密不可分。
出身于官宦之家，官至丹州刺史的父亲柳子温，受唐代科举制度对童蒙教育的影响，家法非常严厉。后世流传广泛的所谓柳子温家法：“常命粉苦参、黄连、熊胆和为丸，赐诸子。每永夜习学含之，以资勤苦。”（《南部新书》丁卷）
苦参，多生在山坡、沙地、草坡、灌木林中及田野附近，对土壤要求不严，一般沙壤和黏壤上均可生长，为深根性植物，有清热燥湿之药效。黄连，大苦大寒，主要成份是黄连素，可泻火解毒。而熊胆，为熊科动物的胆囊，熊胆汁有平肝明目之功用，是一种较为罕见的动物性药材。苦参、黄连系植物，得来不难，而要获取凶猛的熊一类动物的胆囊绝非易事。
父亲柳子温以此几种苦药和为丸子，供夜读的柳氏子弟含啜，以免打瞌睡，振作心神。柳公权和哥哥柳公绰一样，备尝了这种药丸的苦涩味道。他也由此体验到古人的悬梁刺股是什么滋味。父亲柳子温告诉了其中的来由。
悬梁的故事，发生在楚国一位名叫孙敬的贤士身上。孙敬到洛阳求学读书，怕受睡眠困扰，就把头发绑住悬于梁上，如果读书疲累，眼睛一合上，头低下来，那悬在梁上的头发一拉，必定痛得醒过来，最后苦读有成。
刺股的故事，发生在战国苏秦身上。苏秦少时便有大志，变卖家产，在鬼谷子那儿学合纵连横之术，到秦国游说却不被采用。旅费用完，衣衫褴褛地回到家，被父母大骂了一顿，妻子也不理，他很羞愧难过，于是发愤苦读。读累了想打瞌睡，就拿一把锥子在腿上戳，把睡意赶跑，血流至足，继续读书。这样坚持了一年，再次周游列国，终于说服齐、楚、燕、韩、赵、魏合纵抗秦，并手握六国相印，投纵约书予秦，使秦王不敢窥函谷关达十五年之久。
相似的典故，还有凿壁偷光，是说西汉经学家匡衡，自幼家贫，勤学而无烛，他的邻居比较富裕，他便将墙壁掏个洞，引来邻居家的灯光苦读。还有囊萤映雪的故事，是说晋代车胤家贫，没钱买灯油，觉得非常可惜，白白地浪费光阴，便在夏天晚上抓一把萤火虫来当灯读书。晋代孙康，冬天夜里利用雪映出的光亮看书，终于成为饱学之士。
柳公权从父亲不止一次的劝诫中，熟知了这些流传下来的故事，或比喻家境贫苦，刻苦读书，或说明只要付出时间和精力，只要下功夫，就会有成就。如同庄稼人一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有播种才会有收获。
由此可见，家长的良苦用心和士族对子弟教育的重视。同时告诫子弟一个简单通俗的人生道理，即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科举竞争本身，就激励和鞭策子弟及早读书，只有通过读书这唯一渠道，方能进入社会的核心阶层或中上流圈子。隋唐时期，以学而优则仕为特征的科举制确立之后，客观上增强了人们对科举应试教育的重视。科举士人通过应考，“白衣起为公卿”，成为名门望族。若想保持其家庭与家族的地位声望，必须靠其子弟不间断地获取科举功名，在众多的家庭类型中，唐代士族家庭尤其鼓励子弟努力读书向学。进士家庭既以家教立名，又能将家教得以传承。
唐代士族家庭的教育，尤其强调家风，重视家学。家风世代相承，成为一个家庭或家族所延续的文化传统。家庭或家族的传统作风与风格，具有明显的继承性、典型性和相对稳定性的特点。
柳公权自幼接受了良好的童蒙教育，首先有赖于崔氏的母仪母教。人在幼年时，接触最多的往往就是母亲，所以母亲的教养对孩子的成长有重大的影响。河东清河崔氏一脉，向来闻名于世，出身名门的母亲自有从长辈那里得到的育儿经验，尤其从心智方面有一套调教的办法。这或许也是古代官宦家庭的婚姻看重门当户对的一个重要原因。古代世族家庭强调母系亲属具备良好的品格与学养，才能更好地承绪传家，光大门楣。
当然，也离不开父兄在家学传承中的辅导与点拨。家有读书之人，则礼有人讲究，纲纪有人扶持，忠孝节义从此而生，公卿将相亦由此而出。读书关系如此，田地钱财有来有去，书中受用则无尽无穷。
唐代士人的仕进之途，主要是通过以进士科为中心的科举来实现的。因此，唐人好学，争相科举入仕。柳氏家庭，更是严格要求子弟努力读书，像他们的父辈那样由科举致仕，成为栋梁之才。唐代开元至天宝以来，社会大力推崇进士科，重文学而轻经学。唐代士族家庭的教育，也不失时机地适应这种形式。所传授的知识，主要以科举考试的内容和方法为主。
也如同唐代其他士族家庭一样，在柳家原，于住宅旁立有书屋一所，专事训教童蒙。每年正月择吉日起馆，至冬月解散。童子年五岁令入学，至十五岁出学。这种家学教育，可以集中全族的财力来培养子弟，以保证本家族人才辈出。
多年之后，柳公权在宫廷读到了韩愈的诗作《符读书城南》，是作者在送其长子韩符到城南别墅读书时，鼓励其刻苦向学而写的。其诗云：“人之能为人，由腹有诗书。诗书勤乃有，不勤腹空虚。”柳公权欣赏韩愈的这首诗，言语虽然有些偏颇，但把人的成才与否归结到后天的努力学习，在训导子弟努力向学方面起了导向作用。当初，父兄对自己的教诲，又复现在眼前。
在唐代社会中，诗赋不仅展现个人的修养与才华，更是仕宦显达的工具和途径。哥哥柳公绰，经常找出李白、杜甫的作品为范本，让柳公权诵读书写，从中领会诗文的奥秘，希望弟弟通过诗赋来取得功名，得以科举入仕。当时的思想信仰相对自由开放，儒、佛、道三教并立合流。在唐代士人家庭教育中，许多士人把佛、道等宗教作为一种家学加以传播。柳氏家族，也不例外。
婚姻乃人伦大事，不可马虎。从周代到汉唐，成婚年龄大体相同。
《礼记》说：“男子二十而冠，始学礼，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女子十有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
孔子说：“男子二十而冠，有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许嫁，有适人之道，于此而往，则自婚矣。”
唐太宗贞观元年（627）诏令适婚年龄：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
唐开元二十二年（734），唐玄宗敕令：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听婚嫁。这是由于边疆征战频仍，赋役加重，劳动力欠缺，国家对人口需求不断增加，婚龄在原来的基础上降低了。
唐人初婚年龄大体在礼制规定的年龄范围内施行，但法定婚龄实际上也突破了礼制的限制，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实行早婚。同时，由于社会动荡、经济因素、家庭变故等诸多原因，也有部分男女实行晚婚。安史之乱，对婚嫁年龄产生了影响，出现一些大龄出嫁或待嫁的妇女。
杜甫诗云：“夔州处女发半华，四十五十无夫家。更遭丧乱嫁不售，一生抱恨堪咨嗟。”看来，这些女性终身不得嫁了。战乱时期，不少皇族子弟也不能以时嫁娶，前后达十余年之久。一直到德宗即位，朝廷方有暇顾及此事，结果出现了同月内公主、郡主、县主纷纷出嫁的事件。她们出嫁时，年方几何呢？其中大多应该属于大龄女性。
唐代的婚姻，愿与旧族为婚，新的贵族形成，又互为婚，讲门第婚，门当户对，似乎是天经地义之事。
柳公权弱冠之年，应该是到了成婚的年纪。他也许是在寻谒华原傅氏世家故居时，与傅家后辈的妙龄女子邂逅，日后新婚燕尔，夫唱妇随。也许是在某一次药王山庙会上，与华原令狐德棻世家的后辈女子相遇，情投意合，一番鸿雁传书，终成眷属。也许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门当户对，迎娶了某一达官贵人的千金小姐。也有可能与村姑或牧羊女相识相恋，那才叫“罗曼蒂克”呢！但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阶级的分野、社会等级的差别，延续于古代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男婚女嫁自不例外。唐时之婚尚风俗中，士庶有别的门第观念，虽已不若南北朝时严格，但当朝新贵仍是买婚旧门为荣。良贱不通婚，则是明确的法律禁令。
那么，柳公权弱冠之年，正值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干支纪年为戊寅虎年。男女婚嫁趋于正常，朝廷再也没有出台相关婚龄规定，女性出嫁年龄大致回复为笄年之后至二十岁之间。也就是说，柳公权在此已经成为一个新郎倌，是有家室之男子了。或许，他属于晚婚一族也难说。
比如诗人白居易，元和三年（808）娶妻杨氏，当时他已经三十七岁，的确属于晚婚。诗云：“近代多乱离，婚姻多过期。嫁娶既不早，生育常苦迟。”不仅普通百姓家庭，有些家境拮据的低级士宦家庭亦然。有其父携子女奔波宦游，家境不佳又无暇顾及子女婚娶，致使女儿二十多岁尚待字闺中。也有富于修养而独具禀赋者，因性格原因而晚婚。又比如宰相牛僧孺，元和五年（810）娶妻辛氏时，也已三十一岁。
说不准，也许为了功名，柳公权的婚姻，是在近十年后金榜题名时才圆梦的。所娶妻室，姓氏芳名，不见于史籍，也就不必猜测虚构了。
柳公权自幼年学书，独具天赋。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愈发执着于献身书法的远大志向。作为读书人自身的精神需求，加之科举应试制度的规则，柳公权在研习书法的同时，一直夜含苦药丸子，可谓含辛茹苦，博览群书。对于当朝的科举选官制度，柳公权是向往的、赞赏的，虽然不乏质疑，也只能依照规矩，顺应时势，找到一条实现自己生命意义的路径。
在柳公权看来，历史上品德好而且有才能的平民被推举或考核，授予官职，参与国家的行政管理，是天经地义的事。尧帝年纪大了，一直没找到接班人，心中很忧虑。听说有个人叫作舜，父亲待他不好，弟弟常欺负他，而他依然孝顺父亲，友爱弟弟。尧就把他叫来，委以重任，并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他，来观察他在家和在外的为人与能力。舜赢得了尧的信任，把天下国家的政治接管起来。等到尧死了，舜就接替做了帝。上古的时候，置相就是立储，帝选拔贤能的人，把他们立为相，来辅佐政治，而这些相就是帝的继承人。到了夏、商、周三代，贵族与平民做官掺半。之后到了战国的时候，各诸侯国争相网罗人才，养士用士。《尚书》《礼记》一类的书是古代圣贤所作，其中讲到为政，首要的就是要兴办学校，用以培养人才。汉朝以后，举荐和选拔贤能的人做官执政逐渐制度化，地方向中央进贡，除去物产珍宝，很重要的一项就是人才，所以叫作贡举。地方推举出来的人，由皇帝和中央考核录用。
隋炀帝大业年间，开始有了进士科的考试。唐承隋制，并使科举成为唐朝政治家最重要的来源之一。唐高祖一进长安，天下未定，就下诏设立学校，安排宗室子弟和其他青年上学。唐朝从中央到地方，都设有官办的学校，用来劝导和奖掖青年人学习上进，谋求士宦。这些官办学校都归国子监，类同高教部管。其中有专门招收高干和京城干部的子弟的国子学，有招收中高级干部的子弟和近亲的太学，有为普通干部的孩子和老百姓中优秀青年设立的四门学。此外，有专科的律学、书学和算学等，招收小官和平民的子弟。京都及各都督、都护府、州、县都分别设立学校，中央政府中和太子宫中设有弘文馆和崇文馆，都是皇亲国戚、宰相、一品大官和大功臣的子弟。入学的年龄为十四到十九岁。学生每十天有一天休假，放假前要有小考试，默写经文并背诵先儒对经典的解释，答对三分之二的就算及格了，不及格的要受罚。每年放两个长假，五月农忙间的叫作田假，九月又有换冬衣的授衣假。家住得远的，还特别加给路上往返的时间。
上学期间，年终要考一年的学业，口试一百条对经文的解释，答对百分之八十的得优，对百分之六十的得中，百分之五十以下得差。上学不听话、旷课超过三十天、事假超过一百天、因父母生病请假超过两百天的，或者年终考试得过三次差、在学校羁留九年而学业无望的都要退学回家。而且，还要记录下来，送到相应的管理部门。大官的孩子们，送到兵部，看看能不能借上老子的光，当个武士。
柳公权的祖上为隋唐世家，应归于大功臣之列，理应读的是弘文馆或崇文馆，也许就读于国子学。由于祖父和父亲都是在京城之外做地方官，家住乡间，他在十四岁之前，大多时间是在京兆华原的柳家原乡间度过的。之后就近进入华原县城读书，也只是在五月农忙的田假日和九月更换冬衣的授衣假期，才回到从小长大的柳家原庄园度假。
柳公权在唐朝官学的学业内容，以儒家经典和史书为主，根据难度和分量的不同，分成所谓大经、中经和小经。《礼记》《左传》为大经，《诗经》《周礼》和《仪礼》为中经，《易经》《尚书》《公羊传》和《榖梁传》为小经。除此之外，所有的学生都要能兼通《孝经》和《论语》。秦始皇统一文字语言，把秦地的文字和方言定为官方语言。两汉以来，对齐鲁方言写成的经典，做了诠释。唐朝的学生除学习经典的正文，还要同时学习注释。
幼年即开始识文断字的柳公权，应该是从十四岁入学读书，经弱冠之年，到应试赶考之前，已经对必修课的《诗经》《尚书》《春秋》《左传》《国语》有了深入的研读。在之后漫长的宫廷生活中，这些传统经典又被他反复咀嚼，熟知于心。
柳公权尤为喜爱《诗经》中“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民歌。祖父柳正礼，曾任唐邠州士曹参军，邠州即之前所称之豳州。柳公权想象不到，祖父曾经在那块豳风浩荡的沟壑纵横的丘陵上，如何刀光剑影，只有在发黄的《诗经》中寻找先人的踪迹。
在《诗经》中，柳公权读到的《豳风·鸱鸮》为周公旦所作。风，其意义就是声调，多为民间歌谣，是土风，风谣。这是一篇用动物寓言故事以寄寓人生感慨或哲理的诗歌：“鸱鸮鸱鸮，既取我子，无毁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闵斯。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女下民，或敢侮予？”是说猫头鹰你这恶鸟，已经夺走了我的雏子，再不能毁去我的窝巢。我含辛茹苦，早已为养育雏子病了。我趁着天未阴雨，啄取那桑皮桑根，将窗扇门户缚紧。现在你们这些住在树下的人，还有谁敢将我欺凌？
柳公权明白，这首诗的主角，是一头孤弱无助的母鸟。当它在诗中出场的时候，正是恶鸟鸱鸮刚刚洗劫了它的危巢，攫去了雏鸟在高空得意盘旋之际。即以突发的呼号，表现了母鸟目睹飞来横祸时的极度惊恐和哀伤。母鸟看似孤弱，却也一样富于生存的勇气和毅力。它刚还沉浸在丧子破巢的哀伤之中，即又于哀伤中抬起了刚毅的头颅。诗作与其说是代鸟写悲，不如说是借鸟写人，那母鸟所受恶鸮的欺凌而丧子破巢的遭遇，以及在艰辛生存中面对不能把握自身命运的深深恐惧，正是下层人民悲惨情状的形象写照。
他读到的《豳风·七月》，是一首极古老的农事诗，产生于西周初。它叙述了农夫一年四季的劳动生活，并记载了当时的农业知识和生产经验，像是记农历的歌谣：“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是说七月大火向西落，九月妇女缝寒衣。十一月北风劲吹，十二月寒气袭人。没有好衣没粗衣，怎么度过这年底？正月开始修锄犁，二月下地去耕种。带着妻儿一同去，把饭送到向阳的土地上去，田官十分高兴。
他猜测，诗的作者像是一个奴隶家庭的家长，率领一群农夫和自己的妻子儿女为公和公子劳作，忠实地描绘了从氏族公社转化来的奴隶制的社会情状。农夫们既要在田中耕作收获，又要种桑养蚕、纺麻织丝，乃至练习武功、打猎捕兽。农闲时还得到城堡里去修理房屋，就是在寒冬里也不得闲，要凿取冰块藏入地窖，供公及公子们夏日里享用。一年到头，周而复始。他们吃的是什么？大抵是苦菜、野果、葫芦、麻子这一类东西。一切好物事，全归主人所有。公和公子不但享受了农夫们的劳动成果，还驱使他们为自己高呼万岁。
柳公权自幼生长在农耕田园的包围之中，晴耕雨读，一呼一吸都接着地气。尽管家道富足，过的是士族世家的美好生活，他也常常喜欢走到田野中去，与农夫们攀谈，饶有兴致地了解时令与庄稼的常识，体谅劳动者的酸甜苦辣。这样，读诗不仅是科举应试的科目，也让他从汉字的行列中品评其中的意味，无疑是一种难得的精神洗礼与享受。
他读到的《豳风》中的《东山》，写的是出征多年的士兵在回家路上的复杂感情，在每章的开头都唱道：“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去东山已经很久了，走在回家路上，天上飘着细雨，衬托出士兵的忧伤感情。一会儿想起了恢复平民生活的可喜，一会儿又想起了老家可能已经荒芜，迎接自己的也许是一派破败景象。但是，即使是这样，也觉得还是老家好：“不可畏也，伊可怀也！”一会儿又想起了正在等待自己归来的妻子：“鹳鸣于垤，妇叹于室。……自我不见，于今三年。”然后又想起妻子刚嫁给自己时那么漂亮：“其新孔嘉”，可是，三年不见她还是那么漂亮吗？“其旧如之何？”
这位士兵在归家途中的心理情景，是对和平生活的怀念和向往。柳公权想到自己的祖辈，从河东迁至京兆华原，隋朝时门楣生辉，到唐初至中期渐次失势，直到安史之乱前后才重新焕发脉气。近几代人皆一生戎马倥偬，历经征战。曾任唐邠州士曹参军的祖父柳正礼，正是在豳风所描述的地方驻防多年。柳公权想象不到，祖父曾经在回到华原柳家原的路上，是否天上飘着细雨，想起了老家可能已经荒芜，想起了正在等待自己归来的妻子，长年不见她还是那么漂亮吗？
在科举应试的科目中，上古文献档案汇编《尚书》，柳公权不可不细读。《尚书》为孔子晚年整理的古代典籍，将尧舜一直到春秋秦穆公时期的重要文献资料汇集在一起，挑选出一百篇而成书。自汉以来，《尚书》一直被视为政治哲学经典，既是帝王的教科书，又是贵族子弟及士大夫必修的大经大法。就文学而言，《尚书》是中国古代散文已经形成的标志。在生涩的文字中，柳公权琢磨出了该书的要旨，无非是明仁君治民之道与明贤臣事君之道。
对于孔子修订的《春秋》，柳公权也未曾不研读，此乃必修之课。书中用于记事的语言极为简练，遣词井然有序，然而几乎每个句子都暗含褒贬之意，被后人称为“春秋笔法”。在中国上古时期，春季和秋季是诸侯朝觐王室的时节。春秋，也代表一年四季，史书记载的都是一年中发生的大事，因此“春秋”成了史书的统称。天开人文，鲁兴春秋，人们开始有了礼，懂得了仁爱，大智大勇的智慧开始浮现。
柳公权之后在诗文写作的时候，无疑受到春秋写作方法的影响，用字用言，字字珠玑。在一个毫无言论自由的封建国度里，不仅说话要注意，连写字都要注意。“春秋笔法”就像是文人们的救命稻草，藉以著书立说，褒贬时事。
在柳公权的阅读经验中，以为《左传》虽不是文学著作，仍是中国第一部大规模的叙事性作品。许多头绪纷杂、变化多端的历史大事件，都能处理得有条不紊，繁而不乱。其中关于战争的描写，尤其写得出色，善于刻画人物，重视记录辞令。情韵并美，文采照耀，是先秦时期最具文学色彩的历史散文。《国语》也叫《春秋外传》，记录了春秋时期的经济、财政、军事、兵法、外交、教育、法律、婚姻等各种内容，有很强的伦理倾向，弘扬德的精神，尊崇礼的规范，认为“礼”是治国之本，非常突出忠君思想。其政治观比较进步，反对专制和腐败，重视民意，重视人才，具有浓重的民本思想。
在柳家原的庄园里，或在华原城的学堂里，柳公权从春到秋，年复一年，在阳光或灯光下，执着地漫游于人文经典的汪洋大海之中。如此般苦渡书海，追古抚今，思接千年，度过了他好学多思的青少年岁月，开始步入社会，初试锋芒。
柳公权在华原城学堂苦读应试科目时，得知河东节度李说于花甲之年去世的消息。
翌年，尚未考取功名却在书法界初显端倪的柳公权，受官方及李氏家人邀请，承当了书写李说碑之任。由此，或可想象其为年少妍华之书。
这一年，柳公权二十四岁。在他的书法生涯中，此乃处女作，开山之作。
碑主李说，何许人也？
柳公权审慎地阅读了碑文文稿，疑难处便查找典籍资料和相关记述，得知李说乃淮安王神通之五世孙，官至汾州刺史。其父李遇，曾以门荫历仕，在马燧手下做事，之后李说也被辟为幕僚。
汝州郏城即今河南郏县人的马燧，少时攻兵书战策，多有谋略。安史之乱时曾劝范阳留守倒戈，事泄逃脱，后为河东节度使，平定河中有功，迁光禄大夫。因轻信吐蕃，招致平凉会盟之劫被夺兵权，备受唐德宗冷落，降为司徒兼侍中，郁郁而薨。接任马燧兵权的是泗水人李自良，天宝年间从军于兖郓，率军讨伐贼寇获胜，授右卫衔。回鹘侵犯边境时屡破敌营，被册封为右龙武大将军，并充任河东节度使。唐德宗亲自选任李景略为副帅，让李说忌妒不已。回鹘受降后，梅录入京进贡经过太原，李说设宴接待，梅录欲争入座的顺序，李说出自情面，不便遏制。李景略则大声喝斥梅录，令其上前跪拜，在下首的座位上坐下来。就座的人皆归心于李景略，李说愈发愤郁不满。适逢回鹘又要前来侵扰，唐德宗忧虑此事，筛选可以守卫的人驻防要冲之地丰州。李说便以丰厚的物品贿赂要人，推荐李景略为丰州都防御使，调离了河东。此间，李说被河东节度使李自良复奏为太原府尹、检校庶子、兼中丞。
贞元十一年（795）五月，李自良患病，凡六日而卒。按照当时惯例，节度使不是长子继承就是军中推举，朝廷只能追认。身为太原府尹的李说与监军王定远设计，秘不发丧，先将士兵拥戴的将领打发去休假，然后迅速请求朝廷任命李说为代理节度使，并且立即给军官们加官晋级，兵权得以顺利交接。之后情势有变，王定远认为李说军政皆自专决，并请求皇帝给自己“赐印”。监军有印信，得以干涉军政事务，便是由王定远开始成为惯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