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赋形期大匠

新诗建设之初，整体趋势是对旧体诗的形体加以破坏，似乎破坏力度越大，就可以获得更多的解放和自由。在这种大背景下，新诗的形体成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其核心是新诗要不要有自己的形体，以及如何建设新诗的形体。尽管很早就有人探讨这个问题，但是直到“新月派”诗人出现以后才形成了一个“小气候”。在新月派的代表人物中，兼具诗人与批评家双重身份的闻一多成了为新诗赋形的核心人物。

众所周知，旧体诗的成熟首先在于它形成了绝句和律诗等完善的形体，并在形体内部规定了相应的韵律元素，从而可以让诗人更好地表现流动多变的复杂感情。对于任何一个有鉴赏力的诗歌读者来说，旧体诗的成就都是不可否认的。既然如此，就不能不思考旧体诗的成就与旧体诗的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对于优秀诗人来说，诗歌的形体并未阻碍他们的表达，反而促成了感情表达的细致与深入。这同样是不可否认的。由此来看，新诗的形体便不是可有可无的事，至少对于怀抱高远目标的新诗建设者来说是这样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把闻一多作为新诗的一个起点，准确地说，是新诗形体建设的一个起点。

这样说并非要否定胡适作为新诗创始人的位置和意义，而是旨在揭示新诗建设的多元性。在我看来，胡适为新诗确立的起点主要体现在语言方面，即用白话文替代文言文。我注意到，前几年去世的诗人张枣（1962—2010）对这个问题也有过讨论。他运用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提出的“诗歌秩序”理论，认为“当下的创作，也改变了传统的过去的秩序”，从而将鲁迅确定为“中国新诗或现代诗歌的真正奠基人”：“这个人是谁呢？他显然不是文学史轻易确立的胡适。当然不是。胡适是一个语言改革者，而不是诗人。他的一切诗歌领域里的写作对今天而言无丝毫意义。也就是说，今天的写作使他不正确了。我们新诗的第一个伟大诗人，我们诗歌现代性的源头的奠基人，是鲁迅。鲁迅以他无与伦比的象征主义的小册子《野草》奠基了现代汉语诗的开始。”^[1]当然，这是张枣对新诗史的一种解读和“重写”，但他也只是从一个方面揭示了新诗的起源，即鲁迅是新诗现代性的起点。对于新诗建设这样一个庞大的工程来说，任何一个诗人的贡献可能只是某一个方面。本书并非有意倡导新诗的“多起点”论，也不抹煞胡适作为新诗“元起点”的意义，而是从诗歌形体的特定角度揭示闻一多对新诗建设做出的贡献，把闻一多作为新诗形体建设的起点、新诗初期杰出的赋形者。迄今为止，为新诗赋形的任务尚未完成。“赋形期大匠”，闻一多之后，新诗期待着新的赋形者。

对于当代诗歌的成就，批评家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这是中国新诗发展的最好时期，有人认为当前的诗歌只是虚假的繁荣，还有人认为诗歌已陷入危机。这些说法也许都不免有身在庐山的嫌疑。我的判断是新诗还不成熟，理由之一是新诗的形体塑造尚未完成。当然，早就有人反对将新诗形体稳定化、单一化，但是我还没有见到有人武断地反对新诗应该有自身的形体。诗史证明：一个时代诗歌的成熟，总是伴随着诗体的成熟，《离骚》的成就和楚辞体是分不开的，“古诗十九首” 的成就和五言诗是分不开的，杜诗的成就和律诗是分不开的。当然，诗歌形体可参差可规整。唐诗繁荣时，古风与近体诗是并存的，代表诗艺高度的却是近体诗。而闻一多正是倾向于让新诗诗体规整的诗人和批评家。从现有的新诗来看，形成独特诗风的诗歌并不缺乏，但是塑造出完善的诗体并以此对其他诗人产生影响和召唤力的诗人还不多见。就此而言，闻一多仍是当代诗人完善新诗诗体的一个起点。

[1] 张枣：《文学史、现代性与鲁迅的〈野草〉》，见《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1期，第180—1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