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瞿秋白
从《鲁迅杂感选集》及其《序言》说开去

袁良骏

作者介绍

袁良骏，笔名袁万里、胡陵生。山东鱼台人。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83年后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主任，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鲁迅研究》杂志副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有著作《鲁迅研究史》《丁玲研究五十年》《现代散文劲旅——鲁迅杂文研究》《白先勇论》《白先勇小说艺术论》《香港小说史》等出版。

推荐词

一提起这两个光辉的名字，人们立刻会想起鲁迅写给瞿秋白的那副对联：“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鲁迅和瞿秋白的战斗友谊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的佳话之一。一提起这两个光辉的名字，人们立刻会想起鲁迅写给瞿秋白的那副对联：“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也立刻会想起瞿秋白在艰难条件下、在白色恐怖中带病编选的《鲁迅杂感选集》以及那篇高度评价了鲁迅杂文、正确分析了鲁迅思想发展的《序言》。鲁迅和瞿秋白结识、交往的时间并不长，从1932年春末夏初他们第一次见面^[1]到1934年元月份瞿秋白离开上海去中央苏区，他们直接的往来至多不过两年。算上结识前和分别后的通信联系，总共也不过三年多的时间。^[2]然而，战斗的岁月和共同的理想却凝成了这两个共产主义战士的牢不可破的深厚情谊。瞿秋白在写给鲁迅的第一封信上有这样的话：“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这句话很可以作为他们的深厚情谊的写照。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同志不幸遇难后，鲁迅在万分悲愤之中，抱病为亡友、为先烈编集遗文，一部《海上述林》从编辑、排校到分送好友，成了鲁迅在世最后一年中的一件大事，直到他病逝前几天，还在为这件无法放下的工作辛勤劳瘁。鲁迅说过：“纸墨更寿于金石。”他正是抱着这样的心情来悼念亡友、传播遗文的。

关于鲁迅和瞿秋白的战斗情谊，新中国成立以来，杨之华同志在《忆秋白》（《红旗飘飘》第八辑）、许广平同志在《鲁迅回忆录》、冯雪峰同志在《回忆鲁迅》中都曾专章忆述过。另外一些与鲁迅、瞿秋白有过交往的革命前辈以及现代文学研究工作者、中共党史研究工作者也都发表过不少著述和文章。“文化大革命”前，人们从不怀疑鲁迅和瞿秋白战斗友谊的真实性，人们只是在崇仰与怀念的意义上谈起这段往事。但是，“文化大革命”中，瞿秋白同志一夜之间便由烈士变成了“叛徒”，瞿秋白与鲁迅的战斗友谊也顷刻变成了禁忌和污点。在一片鞭尸掘墓、鬼哭狼嚎的“讨瞿”声中，所谓《鲁迅批判瞿秋白》的材料也被某些人费尽心机、无中生有地制造出来了。这种对历史的公然歪曲、篡改和嘲弄让人愤怒和寒心！为此，在1978年10月于黄山召开的鲁迅研究会议上，我曾对这种历史的颠倒进行过“弹劾”。随后，在《鲁迅研究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文艺报》1978年第5期）一文中，我再次强调了鲁迅和瞿秋白的战斗友谊。但是，由于篇幅所限，文章未能引述更多的材料和展开充分的论证。不料想个别同志竟仍对明摆的历史事实妄生疑窦，说什么瞿秋白同志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未必正确，鲁迅对此文也未曾“首肯”，言下之意似乎鲁迅与瞿秋白的友谊被人为地夸大了。当然，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瞿秋白编选的《鲁迅杂感选集》和他写的《序言》都要进一步接受历史的检验。这个选本和这篇序言的科学评价都不是不可以讨论的。但是，历史事实也是不容许歪曲的。为此，重述一些本来人所共知的情况似乎也成了必要。

鲁迅如何看待《鲁迅杂感选集·序言》？这首先要看这篇《序言》是怎样写成的。不妨先看看杨之华同志的回忆：

秋白同志写《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是在一九三三年四月初，地点是在上海北四川路底日照里十二号的亭子间里。

这个小小的亭子间是鲁迅先生亲身替我们租来的。……

鲁迅几乎每天到日照里来看我们，和秋白谈论政治、时事、文艺各方面的事情，乐而忘返。……

秋白认为有必要为鲁迅辨明是非，给鲁迅一个正确的评价。……有责任号召大家向鲁迅学习。……（《〈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是怎样产生的》，《语文学习》1958年第1期）

这便是瞿秋白同志写作《序言》的背景和动机。至于具体的写作情况以及鲁迅先生对文章的反映，杨之华同志也作了生动的忆述：

秋白着手这项编选工作的时候，为了避开敌人的追逐和邻居的怀疑，白天就装病，躺在床上仔细地阅读鲁迅的作品，到夜深人静，才起来伏在一张小方桌上一口气地赶着写。他一连写了几个晚上。鲁迅有一次来我们家看到这篇序言，非常高兴，带着感激的心情对秋白说：“你写作的环境比我坏得多。”（同上）

在《忆秋白》一文中，也有着与此基本相同但却更为细致的描述：

他一连三天，白天装生病，在床上看完鲁迅杂感，第四天晚上开始执笔写，一连几个晚上写成了。鲁迅看了很满意，从他沉默的眼光和轻松的微笑里，露出了他在检讨自己思想发展的过程，诚意接受秋白对他的批评和鼓励，忘记了香烟头烧着了他的手指。

关于上述情况，许广平同志和冯雪峰同志也都有类似的忆述。许广平同志说：

在动笔之前，秋白同志曾不断向鲁迅探讨研究，分析鲁迅的代表时代的前后变化，广泛披览他的作品，当面询问经过。秋白同志是怎样严肃地对待这个论断！写出之后，鲁迅读了，心折不已。“只是说得太好了，应该坏的地方也多提起些。” （《秋白同志和鲁迅相处的日子》，《语文学习》1959年第六期。）

冯雪峰同志也说：

对于《鲁迅杂感选集·序言》这篇论文，我觉得鲁迅先生是尤其看重的，而且在他心里也确实发生了对战友的非常深刻的感激，因为秋白同志对于杂文给以正确的看法，对鲁迅先生的杂文的战斗作用和社会价值给以应有的历史性的估计，这样的看法和评价在中国那时还是第一次……

又说：

鲁迅先生对秋白同志写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这篇文章，最有所感受的，据我理解，还是批评和分析到他前期思想上的缺点的地方。……他说：“分析是对的，以前就没有人这样批评过。”他说话时的态度是愉快而严肃的，而且我觉得还流露着深刻的感激的情意。（《回忆鲁迅·关于他和瞿秋白同志的友谊》）

“文化大革命”前，即使在冯雪峰同志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之后，大家并未对包括冯雪峰同志在内的上述回忆发生过任何怀疑。因为问题很清楚：所有这些回忆是那样的逼真和吻合，而这些同志和鲁迅、瞿秋白的关系又是那样的亲密！上述回忆告诉我们：对于瞿秋白同志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鲁迅先生不仅是“首肯”的，而且充满着战友的感激！

但是，有人却对这些忆述置若罔闻。他们说：“鲁迅对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及其《序言》的看法，是有鲁迅自己的文字留存的，见鲁迅1933年3月20日、4月5日、4月13日、4月20日、4月26日致李小峰信以及1936年5月15日致曹靖华信。在鲁迅亲自写下的文字中，我们看到许多对瞿秋白肯定和怀念的记载，却查不到对瞿秋白那个论点加以‘首肯’的任何表示。”（《文艺报》，1979年第4期第44页）

读了这段文字颇让人大惑不解。我们不妨向这位从“鲁迅亲自写下的文字中，……看到许多对瞿秋白肯定和怀念的记载”的同志请教一声：这些“肯定和怀念”当中包括不包括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在内？如果不包括，那么，反对这篇《序言》的“表示”又在何处？如果包括，那么，又怎能排除《序言》关于鲁迅思想发展的那个基本论点——“从进化论跃进到阶级论”呢？一边说“看到许多对瞿秋白肯定和怀念的记载”，一边又说“查不到对瞿秋白那个论点加以‘首肯’的任何表示”，莫非鲁迅是在否定瞿秋白那篇《序言》的基本论点的同时写下了他对瞿秋白的“许多”的“肯定和怀念”吗？实际上，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鲁迅对瞿秋白的“肯定和怀念”不仅包括《序言》（当然也包括它的那个基本论断）在内，而且《序言》（以及它的那个基本论断）还是十分突出的组成部分。人们只要去细细一读那些“留存”下来的“鲁迅自己的文字”，问题就会看得十分明显。就说鲁迅写给李小峰的那几封信吧。个别同志虽似持之有据地点出了这几封信，可这几封信凡是涉及瞿、鲁关系之处，无一例外的都是专谈《序言》的。李小峰是北新书局的老板。而北新书局又几乎操有鲁迅著作出版的专利权。鲁迅先生为了使瞿秋白同志编选的《鲁迅杂感选集》（包括那篇《序言》）得以及时出版，而又不致影响北新书局的出版业务，特地先期与李小峰联系，提出了让北新出版这个《选集》的建议。鲁迅说：

有一本书我倒希望北新印，就是：我们有几个人在选我的随笔，从《坟》起到《二心》止，有长序，字数还未一定。因为此书如由别的书店出版，倒是于北新有碍的。（1933年3月20日致李小峰信，《鲁迅书信集》第362页）

这里的“有一本书”，就是瞿秋白同志正在编选的《鲁迅杂感选集》。但是，由于瞿秋白同志的身份无法公开，而且还要严防泄露编选者的秘密，鲁迅故意把编选者说成为“我们有几个人”。我们知道，李小峰虽然是鲁迅很熟的朋友，但他只是一个出版商。他虽然热心出版事业，但他并未与共产党人有任何联系。即使他满心赞助共产党人的活动与事业，出于安全考虑，鲁迅也没有必要把瞿秋白编选的底儿交给他。既然鲁迅把编选者说成“我们有几个人”，暗示全系自己人，那么，很自然，他也就完全不必要对这个选本及其序言发表什么“首肯”或反对的意见了。如果说，这封看似平常的信中饱含着对瞿秋白的“肯定和怀念”，那么，这个“肯定和怀念”不恰恰是通过对瞿秋白同志编选工作及其“长序”的关切、支持和肯定表现出来的吗？！如果抽去了对这个编选工作及“长序”的关切、支持和肯定，那么：对瞿秋白的“肯定和怀念”还到哪里去寻找？

鲁迅对瞿秋白同志《鲁迅杂感选集》及其《序言》的关切、支持和肯定还无一例外地充分表现在写给李小峰的另外几封信中。在同年4月5日的信中，鲁迅说自己想先送编者“一注钱”，由自己“将来此书之版税中扣除”，4月13日的信中，鲁迅说“编者似颇用心”，而且“此书一出”，他的那些杂文的“单行本必当受若干影响”；4月20日的信中，鲁迅建议将“十七万余字（连序一万五千在内）”的《杂感选集》改为横行排印，以节省篇幅，“便于翻阅”；4月26日的信中，鲁迅更是正面肯定了《序文》：“序文……内中有稍激烈处，但当无妨于出版”。在此信中，鲁迅为了消除李小峰可能产生的顾虑，以保证《选集》和《序言》的尽快出版，有意点名“有颇激烈处”但又打了保票：“当无妨于出版”凡此种种，都在表现鲁迅为了《选集》的出版所做的周密的考虑以及呕心沥血的努力。

其实，鲁迅对《鲁迅杂感选集》及其《序言》的关切、支持和肯定不只表现在书信中，在《鲁迅日记》中也有虽属简约但却同样重要的记载：

“下午得小峰信并本月版税泉（即钱——袁按）二百。付何凝（即瞿秋白）《杂感集》编辑费百。”（1933年4月21日）

“校《杂感选集》起手。”（1933年5月7日）

“夜校《杂感选集》讫。”（1933年6月16日）

“以《选集》编辑费二百付疑冰（即秋白）。”（1933年7月10日）

鲁迅不仅对《鲁迅杂感选集》及其《序言》的出版十分关心，而且亲自校对，完全像对待自己的其他著述一样。

如果看看鲁迅对自己思想发展道路的认识和分析，更可以发现和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在先于《序言》一年的《三闲集·序言》中，鲁迅这样写道：

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一言以蔽之，不就是：“从进化论跃进到阶级论”吗？

在晚于瞿秋白同志的《序言》一年的《答国际文学社问》一文中，鲁迅又这样写道：

先前，旧社会的腐败，我是觉到了的，我希望着新的社会的起来，但不知道这“新的”该是什么，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来以后，是否一定就好。待到十月革命后，我才知道这“新的”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但因为资本主义各国的反宣传，对于十月革命还有些冷淡，并且怀疑。现在苏联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确切的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不但完全扫除了怀疑，而且增加许多勇气了。（《且介亭杂文》）

一言以蔽之，不同样是“从进化论跃进到阶级论”，而且坚信共产主义社会一定要实现吗？总之，鲁迅的这些论述和瞿秋白《序言》的那个基本论点都是一致的。既然如此，难道不可以说鲁迅对瞿秋白《序言》的基本论点表示“首肯”吗？

总之，有案可稽的大量事实表明：鲁迅先生对于瞿秋白同志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所提出的那个著名论断是“首肯”的。“首肯”的原因，是这个论断符合鲁迅的思想发展的实际。正因为如此，鲁迅才把瞿秋白视为人生难得的知己，也正因为如此，鲁迅与瞿秋白的战斗友谊才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和现代革命史上的一段千古流芳的佳话。

[1] 据许广平《鲁迅回忆录》第118页。

[2] 通信联系开始于1931年下半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