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痛
1978年12月28日，星期四
我曾经想过，到七十岁时再开始写一部新的日记，从现在算起还有四年。但时间也许已经解决了我的问题，看看我是否能以这种熟悉的方式使我的生活恢复一种意义感和连续性。
我也需要以胜过眼泪的东西来纪念我和朱迪（Judy）
长期的友谊，三十五年前它在圣菲开始，在这个圣诞节结束了。我们一起度过的上一个圣诞节完全失败了。圣诞前夜当我去瓦尔登养老院接她的时候，我发着低烧，感觉不太舒服。她在那家养老院已经住了七年了。有人警告我她的状况越来越糟，她正在迅速衰老，但我希望与我在这里待上二十四小时后，她会再次开始适应。最近几年我们一直这样，九月份她在这里过八十岁生日时，我们的确有过一些交流。
过去这数月里，复仇女神一直很警觉，她们一定为了圣诞节早晨发生的事而十分卖力。整夜狂风大作雨声不停，六点钟我在黑暗中醒来，塔玛斯突然在床上呕吐起来（这种情形以前只有一次）。当我试图打开灯时发现停电了——没有暖气，没有灯，没有炉子。幸运的是我知道电池灯在哪里，而且它运转正常，于是我可以取下我的床单，把床重新铺好。然后我爬到床上，感到厌倦，为即将到来的白昼而担忧。七点半时我起来，走到朱迪的房间把她唤醒，她的床单也必须换了。我扶她起来穿上干净的睡衣，把她安置在我的床上，然后下楼去看早餐可以做些什么。我不再发烧了，但行动起来仍感到十分费力，仿佛在水下游泳一般。我找到了斯特诺罐装冻胶燃料，开始生火烧水。几乎用了半个小时才烧开两杯茶，我们就用茶和冷麦片当早餐。
多年以来我们一直习惯在床上打开长筒袜，但朱迪对打开礼物已不再感到愉快，所以我放弃了长筒袜，去值得信任的埃米莉·亨廷顿（Emily Huntington）那里为她买了一件礼物让她打开。她拒绝打开包装，对那条优雅的宽松长裤没有显示出任何兴趣。情形“一路滑坡”，我开始怀疑我应该做出怎样的安排。我把楼下的两个火炉都生起来，给朱迪穿上温暖的毛衣和长裤，把她安置在一把扶手椅上，坐在书房的火边，膝上盖上一块小毯子。但是她十分不安分，不久就站了起来，奇怪地拖着腿到处转，已完全不是过去散步的样子了。她一点都没有注意今年绝顶美丽的圣诞树，那树上挂着我们共同收集的许多装饰品。
往往很小的小事就能使希望破碎。对我而言就是如此。当一只雄雉鸡出现在门廊窗户边时，在全然的沮丧中这景象如此令人目眩，以致我叫出声来，“快来朱迪，快过来！”当然，她没有来。我发现她正在书房里拖着腿乱转，当我把她拖到窗前，那只雉鸡已经无影无踪。在那一瞬间我感到朱迪该离开这个地方，和我一起待在这所房子里已毫无意义。
慢慢地，十一点的时候灯亮了，暖气也热了起来，我烹好了鸭子，把午餐端给她（我感到有点恶心，无法下咽），我终于决定那个下午就把她送回去。幸运的是一路上我们都听着车上无线电里播放的颂歌，车窗外是一片生动的天空，阳光透过紫黑色的云层，照在大片的林中空地上。那次驱车行驶便是今年的圣诞了。
现在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孤独，因为只要朱迪在这里度假，甚至只是“部分地”在这里，只要我能重新创造出过去的一点魔幻气氛，那种牛津街一百三十九号和剑桥赖特街十四号圣诞节的欢乐，哪怕几天几小时，我就还有家。甚至还强于此，因为家人们的交流往往并不是亲密无间的，而朱迪和我三十多年来始终可以达到无言的理解。现在没有一个人以我和朱迪的方式让我感到完全“自在”。她完完全全地了解我，很久以前就已毫无保留地接受了我，就像我拥有她一样，因为这是真正的爱。
现在这已成过去，一个仁慈的过去。我面前放着我和朱迪的一张照片，我们俩都在愉快地微笑，那是在格林斯岛（Greenings Island）的码头，是我们和安妮·索普（Anne Thorp）在那里的最后一次逗留，我们正要乘船离开。随着朱迪年岁渐长，我们永远放弃了这种旅行。她的头发像一顶光滑的白帽子，和男孩子一样，这让我想起她在史密斯学院的朋友们习惯于叫她毛格利。
一个奇怪的没有温柔的圣诞节。甚或只有陌生人的温柔，因为我收到了大量关于《报应》的信，有几个人还恳求我再写一部海边日记。“它们仿佛是特别的礼物，有助于我生命的恢复……对于我，你始终是一个亲密的朋友。”有时我会惊异，谁会不受伤？谁能真正地康复？
对于我，那作为治疗师来到我身边的总是诗歌。当我偶然翻到《诗刊》（Poetry）十二月号中威廉·海因（William Heyen）的这首诗时，那真是一个充满启示的瞬间：
田野
每个圣诞前夜，外面
黑色的田野中雪在孤独地闪光，
我合上双眼：很快
那字迹再次出现。
死榆树和栗树的根须
在地下，发红。
这词语永远不会消失，
我的朋友们——似乎我们并不知道。
12月29日，星期五
圣诞前夜发作的流感现在已经转变成我父亲所谓的“我曾有过的最严重的感冒”。直到生命的晚期他仅有的病症就是反复发作的感冒。他每次都忘记了上一次的情况，确信现在的这次才是最严重的。令人惊异的是，在痛苦过去之后，我们是多么快地将之遗忘。部分的原因是我们毫不怀疑那看似无限的复原能力，那些根“在地下，发红”，海因在他的诗中这样说过。
科莱特说：“我相信有比我们称为受苦的虚掷光阴更紧迫更荣耀的职业。”我推断，她指的是纵情恣肆，法语中就此有一个短语，“享受痛苦”，意味着去爱你自己的痛苦并沉醉其中。
另一方面，穿越痛苦的唯一途径是经历它，吸收它，探索它，确切地理解它是什么以及它意味着什么，我想起了过去这一年我遭受过太多的精神创痛。将痛苦拒之门外就是丧失了成长的机会，不是吗？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切，甚至最可怕的打击，都不是没有用处的，每件事情都会以某种方式进入我们的人格结构，正如食物必须进入我们体内一样。
就我而言，过去这一年我的精神窘境一直是如何与无法接受的一切和平共处——在妥协成为智慧的一部分的地方，另一方面，也是我的老朋友保利娜·普林斯（Pauline Prince）所谓的“你对绝对的渴望”似乎压倒一切需要的地方。至少在人际关系中不可能存在一种绝对，要求绝对也就像有时的我那样，是要成为一个破坏者。所以贯穿过去这数月的词语始终是“接受，接受”。像我大部分时间做的那样，每当我反抗这种接受时，都感到自己是多么顽固！这十二月早晨的光有着十分特殊的性质：朴素，像它的寒冷一样，广阔而博大。我与光秃田野之上广阔的半圆形地平线一同生活。雪使田野更加丰富，但以我目前的心境而论，我是在寒冷灰色的海上休息。等待阳光捉住卡伦·索姆（Karen Saum）悬挂在我卧室窗前的一面小小棱镜，等待那突如其来的火焰，先是绯红然后有时是一抹闪烁的蓝，令人震惊地生动。
12月30日，星期六
昨天我感到非常不舒服，害怕到外面寒冷的空气中去领塔玛斯散步，所以当卡伦·索姆在回家的路上从基特瑞打电话时，这成了一件多么奇妙的事，她说希望在这里做一卷关于我的生活的录像带，并且告诉我她在华盛顿做了一系列采访为这事筹钱。她顺便造访，领塔玛斯散步，为我取邮件，与此同时我给她做了一个烤牛排三明治，生活的全部色彩又像一阵红润回到苍白的脸颊上。她给我讲了一些令人吃惊的故事，她在官僚机关中如何迷了路，偶然地走错了楼层，进错了房间，遇到一个风趣而有用的人。这使我们笑了起来，想到生活是多么的不确定，每时每刻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正如她出乎意料的来访改变了我的一天。
我必须承认这是极其孤独的圣诞周，并且在我想到这点时要认识到，对大多数人而言过圣诞节更是一种折磨；我们没有的东西比我们拥有的东西显得还要突出。家庭生活（在圣诞节我们都梦想的一切）的代价也是非常高的，充满了自律和痛苦。但即使感到十分病弱，甚至不得不和朱迪以及我们共同的生活说再见，甚至还未从最近两个月相当严重的打击中恢复过来，我也必须承认我爱自己的生活。当我在这里孤身独处，我内心非常激动，并且常常硕果累累，动物们贡献出的甜蜜友谊我亦视为珍宝。从根本上讲这种生活并非浪费，这是一种即便在最艰难的日子里也不缺乏意义和信任的生活。
我很高兴自己又决定记日记了。它是清理自己的一种方式，和自我的疏离已经太久了，其中部分原因在于十一月有几周我外出去做诗歌朗读和签名售书了，各地飞来飞去，在几小时内集中会见老朋友们，回答许多层次的提问。从九月起我唯一完成的写作是回复信件；在数月的回信中我敏感的神经已经疲惫了。
所以我又在这里了，重新认识自我。
“一个没有温柔的圣诞节，”两天前我写道。自那时起我已经被那句话送回到让·多米尼克那里，回到她的诗，回到细腻的温柔、幽默，她设法以之为生直到终结的可爱的优雅。母亲们非常擅长温柔，无疑，这是我们的母性部分能够给予的，而我们的儿童部分渴望在周围感受到它。对我而言，这种温柔与欧洲有关，首先与它和多愁善感之间的显著区别有关。多愁善感意味着通过减少感情的价值使其贬值；它也是陈腐的，是一种用滥了的简单方式，目的是将感情缩小成模糊的伤感，感情的外衣常常是廉价的，是廉价的语言。然而真正的温柔使我们知道自己得到了珍爱——很简单，例如一个可笑的宠物名字。温柔常常通过幽默表现出来。
我渴望温柔，那就是我的问题，几个月来始终是我的问题。
12月31日，星期日
温柔是心灵的优雅，正如风格是思想的优雅，昨夜我不能入睡时得出了这个结论。两者都与质量有关，感情的质量，理性的质量。
对我而言这是艰难而痛苦的一年的最后一天。我期盼明天的黎明，当白昼变长，我开始摸索我进入新生的路。我们的“新年”在季节轮回最黑暗的时刻来临，这虽然神秘但并不陌生。在个人的黑暗存在的时候，在有痛苦要克服的时候，在被迫更新我们自身来对抗所有反常事物的时候，单纯求生的心理拥有巨大的力量，大得就像一个球根顶起春天冰冻的土地一样，于是在克服困难之后，就会有额外的能量，会有可以投入创造的一股能量的洪水。今天早晨我开始写作一个中篇小说，事实上，从上个夏天起，有几个月它一直萦绕在我心中。
1979年1月1日，星期一
我听说英格兰大雪纷飞寒冷异常，芝加哥也有一英尺半深的积雪，而这里的海岸则温暖如四月，飘着轻柔的细雨。今年，这个新年，总而言之对我很合适，它不是以铙钹的撞击声开始，而是用无声的细雨撩开序幕。当我回顾1978年的灾难时，我认识到我的错误在于希望太多了，在于任随自己被一条内心的轨道过快地带走，并过于相信它。保利娜·普林斯在最近的一封信中谈到我对绝对的渴求，她使用的伊卡洛斯的意象对我裨益匪浅——不知怎么，我认定《报应》足以让我休息一年。而且，它应是一次真正的、关键性的成功。但是没有。我希望在激情的人际关系中也能感受到脚下坚实的大地。结果证明那也是一个幻觉，于是我在完全的孤独中回到我开始的地方，既是作为一名作家也是作为一个女人。过去这一周我一直在做的是——促使我重新开始记日记的东西正在帮助我——再次与孤独和平共处，再次不怀奢望地回到工作上来，回到工作的快乐中。企图飞向太阳的伊卡洛斯，正在坠回大地。
我正沉醉在阅读的巨大欢乐中……菲莉丝·罗斯（Phyllis Rose）所著的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传记。尽管关于伍尔夫的材料有些过剩，包括她自己的书信和日记，我还是发现它具有启发性。E．M.福斯特的传记放在我的床边，还有几罐同样的“蜂蜜”等待我去饕餮一番，斯彭德（Spender）关于30年代的思考就是一例。我又在读诗，听音乐，尤其是这些天听得最多的布鲁克纳的《第九交响曲》，是一个僧人以前送我的。
这是回到根的时刻，回到伟大的影响的时刻，从深深的源泉汲取力量。我把鲁思·皮特也算在内，现在我恰好翻到《手臂的战利品》（A Trophy Of Arms，克雷塞特出版社，1937年版）中的这首诗：
沉思
冬天降临，风在呻吟；
上帝将留下我离去。
我爱我的生活，我渴望快乐；
这是个过错，这是个游戏。
年轻时我拥有永恒；
然后是快乐；
夏天我不悔恨
严霜必然造成的一切。
哦苦涩的美，你是妄想，
尽管我知道，一个清晰的幻象，
足够真实地向我展示
恐惧和可怕的混乱。
够了；给我我饱经考验的铠甲，
我不会落空的忠诚的手臂：
我穿过混沌取得胜利。
现在，在这新年的第一天，我以一种宁静的方式悄悄绽放。这一年，不再有狂野的希望。那么最近两个月来纠缠不已的复仇女神也许就会离开。
1月2日，星期二
天气混乱不堪。新年那天给卡伦·巴思（Karen Buss）打电话，告诉她我觉得她送我的一部中篇棒极了（的确如此），她告诉我他们在达拉斯用一整天清理冰雪风暴后大树的残骸！在芝加哥，积雪盈尺，而在东海岸这里又怎么样呢？暖雨斜斜，土地松软而潮湿！昨天我带塔玛斯和布兰波去礁石旁边散步，在那里伫立了片刻，观察高耸的长浪横扫过来，破碎、欢跃着释放那轰鸣着的力量。有时，这无法衡量、无止无休的自然力就是我所需要的，也是每个人都需要的。我厌倦了权衡、节制、行为端正。我的一部分情愿撕碎什么，像狼一样嚎叫！
昨天我给卡萝尔·海尔布伦（Carol Heilbrun）打电话，她是我所认识的与之通话最有助于精神恢复的人。我认为这是因为她以全然的激情笑对生活荒谬的恐惧，比如我的这个圣诞节。她的笑声也会使我笑起来。笑与泪，是缓解张力的破冰船，它们真正紧密相连。我告诉卡萝尔我又开始记日记了，她对我说要把抑郁这种东西“讲出来，暴露出来”。
然而我对此感到有些犹豫，因为我决意摆脱一切束缚开始我的新年。但也许只有正视它们才能永久地将其摆脱。
十一月，就在我去明尼苏达圣保罗的麦卡莱斯特学院朗读诗歌之前，我拿起了罢工结束后的第一份星期天的《时报》（Times），急迫地去翻看关于《报应》的评论。据说这一篇会很热情，然而我发现了一篇令人震惊的、由洛尔·迪克斯坦（Lore Dickstein）捉刀的恶意评论。这是一个对结构几乎没有领悟的“自由撰稿人”，她的评论显然是基于以前关于我和我的作品的大量成见。她甚至扯进了我三十多年前写的一首诗，《我的姐妹，哦我的姐妹》（“My Sisters，O My Sisters”），并把它称为一首“女同性恋诗歌”。而事实上，假如迪克斯坦小姐有耐心把诗读懂，她会发现它正好相反，它祈请妇女“把她们的伟大归还给男人”，假如她们想要成为完整的女人。如此，在她引用的第一部分中，女作家就不再被迫“陌生”或“隔绝”了：
那里没有什么必须放弃或交出
在情人放射出的纯粹的光中，
在带来果实与花的温暖的光中
那伟大的理智，那太阳，那女性的力量。
这首诗对于她所评论的小说没有任何启示，她误导性地把它称为一部伪装的女同性恋小说。
我从全国各地收到了大量有关该评论的信件。它激怒了读过这部小说的读者。信中说明了愤怒的理由。我最喜爱的一封来自洛杉矶，结尾这样写道：“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写出一部让洛尔·迪克斯坦憎恨的小说。”
每个作家都会意识到他自己的缺陷，对他的作品充满焦虑，充满自我怀疑，以致没有能力愉快地把糟糕的评论抛在一边。这是一滴毒素，日复一日慢慢地渗入他的人格。《时报》自《伤痕出于忠诚》（Faithful Are The Wounds）之后对我的每本书都加以嘲笑或攻击——那引发了一声咆哮，我一直感谢撰文赞扬我的布伦丹·吉尔（Brendan Gill）——只有多丽丝·格鲁巴克（Doris Grumbach）见解深刻地评论过《决定性的交谈》（Crucial Conversations）。所以我认为，最近这一次公开攻击的后果十分严重，因为它是累积的。你可以超越一两次这样的公开羞辱，但最终或许会有十次还多的羞辱落在你头上。我感到自己完了。我感到我不应再次把自己暴露给这样的痛苦。我感到自己像一头被猎人射倒的鹿。
通常在生活中一个人能够还击或保护自己，但是恶评难以克服的原因之一是你只能干坐着什么也做不了。
人们对我说，“为什么你在乎迪克斯坦这样的无名小卒说什么呢？你知道那不真实。”此外你必须正视这关乎我的生计以及我作为作家的才华这一事实。一篇恶评会使读者不去买书，事情就是那么简单。当长长一生即告终结时的一部主要作品以这种方式被“浪费”，那意味着作家必须马上着手再写一部以不致负债。在我写作时，我已经把心思寄托在这一次真正的胜利上，寄托在现在值得考虑的“全部作品”的累积效果上，这部小说自身也同样有价值。《时报》如此轻视我，以致把我的书给一个无名小卒去评论，这简直是伤害。
我有某种理由对这次的成功寄予希望。关于此书我收到的第一封信来自埃达·莱尚（Eda LeShan），它对我意味着很多，因为这些话出自她本人之口。信的片段如下：
三天里我一直在读《报应》，这期间我有大量的约会和任务，但是我的生活现实和那些事丝毫没有关系——我只是专心致志地追踪一个迟暮女人对个性的诉求。
我确信，自托尔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以来，你的书是对濒死经验最重要的陈述。这个主题我丈夫和我非常熟悉——尤其是他，有大约二十年他致力于一个项目的研究，不间断地与濒死者一起工作。
他是一名研究心理学的专家，他的兴趣是从一种感觉生发出来的，那就是，在某些情况下，癌症是与十分特殊的个人情结及特定生活经历相关的一种心理疾病——最关键的是没能过上自己渴望的生活的一种绝望感。在对晚期癌症患者所做的工作中（心理疗法），他的研究重点总是在于帮助患者找到他们真实的自己，找到个人同一性的感觉——这是重要和必要的，无论结果会怎样。你作为一个艺术家已做得如此出色的工作，他也在通过科学研究去努力——但是我们始终知道艺术家的洞察更为清晰，更为必要，而且最终一切都要依赖于此。
1月3日，星期三
回忆所有那一切不是个好主意。但至少今天我们拥有季节性的天气。昨天天色暗沉，大雨，气温在五十度左右。现在气温二十度，太阳照耀着泥泞的灰色田野。麻烦的是我的流感现在到了咳嗽阶段。受此影响我感到精力衰退。这是新的一年，但我还没有跟上它的步伐，还在难过地徘徊在抑郁的地狱中。我发现在这种状态之下很难做出决定……我必须决定四月在加利福尼亚的两次讲座。三月末我将在中西部的瓦巴什（Wabash）和奥利韦（Olivet），所以那时外出很合理，但是我因为要付出的巨大努力而踌躇。最后我打电话给自告奋勇要陪我同行的可爱女孩，问问时间怎么安排。我拒绝了两个讲座之一，这是我自己立即做出的决定。另外，在旧金山州立大学将和读者进行一次有趣的会面，他们以前曾请我去过。所以无论如何我都会出门，虽然酬金甚至都不够付机票的。
圣诞节后有几天我开始对独处感到自在起来，并再次认识到有时间思考的巨大乐趣，宁静，依照安详的习惯而生活，那习惯释放了我的想象力，一个宁静的地球，但却是处于狂野喧嚣的天空下的一个宁静的地球……现在压力又开始出现。战斗在我的桌边再次开始，直到一两个小时后我可以“放开手”，暂时抛开不回信的内疚，打开通往潜意识的门。中篇进展缓慢，因为我没有精神能量去实现那首要的飞跃，一切仍需去想象和创造。流感太坏了。它在阻挡我。
1月4日，星期四
天气冷得令人振奋，冷而明亮。一些纯粹快乐的瞬间。昨天我从小睡和一次长长的思考中醒来，下楼，发现食槽边有三只紫雀！迄今为止，这个冬天一直鸟迹稀疏。五六只山雀，一只五十雀，一对毛茸茸的啄木鸟，大约就是这样。奇怪，没有樫鸟。安·伍德森（Ann Woodson）告诉我，奥杜邦学会（Audubon）的人说今秋各地的鸟都很少。鹿，自我来到这里还是头一次看到，它们径直走到露台边，几乎啃光了所有卫矛属的灌木，雷蒙德一直把灌木修剪成圆形。它们也吃光了几处地方的紫杉。安告诉我这是因为今年没有橡子——鹿在挨饿。这样的事有点吓人。为什么会没有橡子？为什么会没有鸟？
所以昨天我看见紫雀的时候真是个特别生动的瞬间。这些天的另一项乐趣是去取圣诞节芭芭拉（Barbara）为我做的一尊冬眠金花鼠的小雕像。它躺在一块粗糙的圆形岩石上，石头里面凿得光溜溜的，在这雕出的巢中，金花鼠由鼻子到尾盘成完美的一圈，正在安睡。沉甸甸地捧在手中，又圆又光滑，真是安宁的快乐。
但是清晨是最纯粹的快乐时分。太阳升起，在植物窗中的杜鹃和仙客来中间闪耀，像一声和散那（Hosannah），以振奋开始了一天。
然后我再次把早餐端到床上，躺在我宽敞的卧室中，想着即将到来的日子，沐浴在光线中，阳光抚摸着平坦的木制梳妆台和它上方可爱的宽框镜子，那是朱迪给我的；抚摸着布兰波的兄弟贝尔加佐的照片，那是我曾有过的最可爱的猫，我感谢自己能置身此地，感谢寂静。如此地寂静！有时我甚至听不到海洋的声音。
抑郁的潜流仍然存在。“坏念头”悄悄溜进我意识每一处不设防的裂缝。然后是起床的时间了，上楼来到我的书房，在这里开始工作。那是唯一对抗流感、老年、抑郁的有效药物——所以现在我在这里。
1月5日，星期五
现在最糟糕的是我不再有任何遥远的希望，任何我可以用跃动的心去期盼的东西。过去这一年我丢失的是使命感，是这样一种信念，即作为一个爱着的人我必须贡献的一切，或者作为作家我所出版的大量作品是有价值的……这种价值意味着所有投入爱和作品中的奋斗与痛苦没有浪费。说白了，我就是感到自己失败了。老得不敢期望事情会变好。我以如此残忍的方式被“放倒”了，只有凭顽强的自我考验才有可能康复。而且这并不是真正的康复，只能说是活着。做一个作家，因为技巧是我唯一可以操纵的东西。我仍不能从去年发生的一切中“康复”过来。
一条轨道，我拥有自己和我的力量的感觉，已经碎裂了。
1月6日，星期六
今晨早饭后我读了最近的《史密森学会会刊》（Smithsonian）中亚历山大·艾略特（Alexander Eliot）对贝伦森的描写。它使我鲜明地忆起在伯纳德·贝伦森死后，默多克家族担任哈佛管理者时我在那里度过的一周，那个地方仍然充满一种需要数小时孤独、沉思和明智对话的气质和生活。五月三号，我正从庆祝我五十岁生日的旅行中返回，我去了日本、印度和希腊，那天我登上了雅典卫城。我永远忘不了在呼吸了孟买浓雾密布的空气后，雅典空气的那种澄澈。前天克朗凯特给我展示了工业化的凄凉后果，展示了烟雾对雅典卫城的雕塑所造成的毁灭性浩劫，所以我去的正是时候。
在眼花缭乱的三个月孤身旅行之后，伊塔蒂别墅（I Tatti）是一个完美的“隐修”之所。其效果对我就像音乐一般，不断积聚然后同时释放。所以今晨我读到引自伯纳德·贝伦森《为一幅自画像所做的素描》（Sketch for a Self Portrait）中的这段话时，我产生了绝对的认同：“从童年起我就一直将生活梦想为一件圣事……这意味着仪式般地将生活作为神圣之物来接受。”
也许，为了这样做，一个人必须服务于某件大于他自身的事物。在最出色的状态下，贝伦森的服务是使千万人开始看到他在一幅画或任何艺术作品中看到的东西。他孤立无依，这敏锐的造物把他自己塑造成了一个典范，成了他所选择的那样的人。多么罕见。
1月8日，星期一
昨天一整夜的倾盆大雨，今天也是如此。我怀疑，计划今晚来的胡尔达（Huldah）是否能出门，因为在新罕布什尔可能是大雪纷飞，说不准有一英尺厚。我在盼望天气转好。
昨夜，我不愿读完罗伯特·菲尔普斯（Robert Phelps）关于科莱特《美丽的季节》（Belles Saisons）的概要。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只吃完了一罐蜂蜜的熊，为了最后的滋味把罐子边舔了又舔。
我只见过科莱特一次。吕涅－波带我去看科莱特一部戏剧的首演（剧情我已全然忘记了）。科莱特就在门厅里，最初看上去像个侏儒，她这么矮壮，浓密的火焰似的头发，斜着眼睛锐利地从面具里看出来，因为她妆化得很厚。吕涅－波带我过去见她，我感到她具有穿透力的目光“理解了我”，仿佛她在一秒钟内就读完了整本书，然而并不感兴趣。
昨晚我划出了两个句子，如果愿意那将是两堂课。在开始一部新小说时她写信给弗朗西斯·卡尔科：“每次当我开始写一本书时，认为我不再拥有、永远不再拥有任何才华，这有多么可怕。”后一句是在比利时接受法国皇家文学艺术学院院士头衔时的答谢辞：“我唯一引以自傲的美德是我的自我怀疑。如果每一天我都发现自己对待自己的作品愈发慎重，我愈发难以确定自己是否应继续下去，我仅有的自信来自我的恐惧本身。因为当一个作家丧失了他的自我怀疑，时间终会把他的笔搁置起来。”
在美国她还没有像应有的那样受到关注，尽管作为一种个性她已经成了一个神话，这其中的原因也许是她的作品几乎是不可译的。语言和风格本身。里尔克是在翻译中损失同样多的仅有的另一个作家。
例如，你怎么翻译她丈夫古德凯（Goudeket）关于她的美妙作品《Près de Colette》的书名？《在科莱特身旁》根本没用。《靠近科莱特》也同样不合适。因为在那个“près de”中有着敬意、爱和无私的观察，因此“靠近”这一短语会显得像吹捧。
她的天才在于发现精确的词语，尤其适合一种感觉的精确的词语，花的纹理，手中一只桃子的感觉，在《蓝提灯》（Le Fanal Bleu）中有一段神奇的文字（我相信是在那本书中，那是她最后的自传作品之一），她对来自海法、塞维利亚、希腊、法国南部的橘子的滋味进行了区分，区分技艺十分敏锐。一切都不会在陈词滥调中模糊或淹没。一切都是全然地清新。所以她有时在一个形容词前坐上半个小时是不足为奇的。我多么赞赏那份耐心，一只猫等在鼠洞旁的耐心！
当然，对于感官享受的短暂性，也许她比任何人都懂。她从不粗俗，从没有明显的性色彩，因为她对爱抚中的辛酸始终有着含蓄的理解。
1月11日，星期四
今晨零度。很久以前我们就在盼望这个周末能够下雪。我还从未经历过到了一月中旬雪还这么少的冬天。我盼望雪的寂静、雪的闪光和蔚蓝的大海，盼望满眼白鼬似的白色取代沉闷的灰棕色田野。
没有了胡尔达和那两条大柯利牧羊犬，屋子里显得冷清。自去年秋天被卡车撞伤后，斯科特已经在垫子上躺了三个月了，胡尔达每天把它从车上搬上搬下。它还能走路吗？看见胡尔达表现出的如许信任和爱，真让人感动，无止无休的折腾、清理，永不落空的温柔。感人的是一个病弱的动物竟然如此隐忍，没有一丝的自怜，当然这全赖人的照顾。
美国人的气质允许人向动物表露感情，却常常阻止向同类的表露。是害怕失落吗？还是以为表露感情，尤其是流泪，是软弱的表现？
今天我提出这些问题，以前也常常是这样，我想起有一天在《时报》上看到过本杰明·布莱克（Benjamin Blech）的一段话，他是纽约州的一个拉比（1978年12月31日，星期日的《纽约时报》）。他说：
为什么我们的价值观念认为，为一桩罪行而哭以及感情的表露是最羞耻的失败？
我确定不了其中的原因。但我知道克尔凯郭尔是对的：我们的时代缺乏的不是沉思而是激情——我们为不可计数的痛苦和灾难付出了代价。
也许，我们都以一种哲学观念来证明自己是对的，我指的是判断我们的天性。我是个非常开放的人，易感并能够表达感情，经常会哭（顺便说一句，布莱克文章的题目是《哭，请哭吧》［“Cry，Please Cry”］），并对这种天性毫不怀疑。我们都浸淫其中的美国清教徒气质，强调自我控制是最高的美德。感情是无政府的，能够冲毁栅栏，那可能带来危险。哭泣是女人的事，意味着软弱，缺乏自尊；因为自尊意味着控制，甚至是自足。流泪几乎总是为寻求帮助。
布莱克接着说：
这是我们时代的悲剧，我们认为我们对待软弱的方式是自然的，我们甚至继续将热情与不成熟混淆起来……在热情的承诺能最好地表达爱与关心的时候，为什么理想的反应一定要“酷”？
布莱克后来引用了怀特海的话：
理智之于热情正如同衣服之于我们的肉体；没有衣服我们不可能过上很文明的生活，但如果我们只有衣服而没有肉体，我们将非常贫困。
布莱克又继续道：
我们时代令我悲哀的是，人们对感情的自然流露所采取的不自然的轻蔑……那就是为什么我不耻于承认，每当我看到自我控制的榜样时，我总忍不住为他们哭泣。
也许一个人必须足够强大才能承认自己的需要，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1月12日，星期五
因为我独自生活，最近二十年来一直如此，所以我在孤独中写作。但这些天来我逐渐意识到有两种人对我的作品极感兴趣——首先是生活孤独的人，她们是寡妇，她们的孤独是“既成事实”；而第二种，是还没有对生活做出承诺的年轻人，既在工作也在爱情方面——对于后者，我这个榜样可能是有害甚于有益。我已经逐渐成了孤独生活的代表，这选择本身在对抗婚姻或生育方面是有效的。也许在人的一生中确实有两个时刻，二十岁和六十岁之后，孤独能带来创造。但对于两者来说，只有二十岁时孤独才是一种选择。并且这几乎仅仅是一个暂时的选择，因为生活在继续，有各种可能会改变生活的进程。
如果一个人确实选择了孤独，那一定有某种目的，而非仅仅是为了寻找自我；探索“个性”是这些日子的一个时髦概念，但有时至少显得像是纯粹的自我放任。一个人如何发现自己的个性？我的答案是通过工作和爱，两者都意味着给予而不是索取。都需要克制、自律以及一种无私，并且都是毕生的考验。谁写出了一件完美的巨作，或者成了一个完美的情人？我花了一早晨在回一封长信，是一个还在大学读书的年轻姑娘写来的，去年我收到过许多这样的来信，她把我的生活方式看得比实际上要容易，也许还比实际上幸福一些，与她母亲的生活正好相反。对她而言，她母亲的生活是不可能和不完美的！下面是我的回信：
亲爱的：
在你做出决定时你必须记住，我是在四十五岁才开始独自生活并来到纳尔逊（Nelson）的（《种梦根深》）。我同意人际关系往往是充满痛苦的，经常还会发生碰撞，但正是这些使我们成长。否则我们如何成长？你自己在信中说“ 在我的时代我要独自把事情弄清楚……”，很正确。但是如果你没有任何人际关系，就不会有什么事情来让你弄清楚。
你的意思是你需要把“爱”当作副业，把“孤独”作为主业。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承诺的爱是极其廉价的。这就是婚姻介入的地方。我觉得你非常害怕被婚姻“捉住”……而单纯为结婚而结婚的人往往发现自己被捉住了。对我来说，似乎你从未爱一个男人爱到足以要嫁给他的程度，这同样很简单。当你达到这种程度时，我希望你能达到，你就不会有任何异议了。那时，难道你会不要孩子？
必须有某种承诺，否则生活就没有意义。一个人能只对自己负责吗？我以为不能。从三十岁起我有了某种真正有文学天赋的证明，从此我就把自己交给了写作艺术，要倾尽我的所有去服侍它。但在这封信中至少我看不出你有足够强大的才能，在它的推动下去过一种孤独的生活……或是用足够真实的挑战与磨炼来填满那种生活。
你如此年轻，亲爱的！你有时间去摸索你的道路。没人要求你现在就做最后的决定。“让生活去决定，”路易斯·博根习惯对我这么讲。但不要把生活拒之门外，或许结婚就是向你开放的一种可能的选择。
我自己常有难以忍受的失落感，经常很孤独，因为现在我的生活中没有“核心人物”。但我有工作要做，读者持续不断的反响让我觉得自己的生活是有意义的。我的动物们、植物窗中的花、海上的日出，都是对那种空虚感的安慰——但这些永远不会让你感觉是生活的全部。
我十分理解你被女性所吸引，尤其在你的年纪，在各个方面，有一个女情人都比有一个男情人要容易得多。也许以这种方式开始去理解爱并不坏……去逐渐熟悉你的性自我，爱你自己的身体，欣赏它所感受的一切，它给予你以及他人的一切。危险在于对另一个女人的爱有时是一种自恋。我不认为它会像婚姻的长跑一样完满。我知道你不想听这些，但我必须对你诚实。我希望我的影响不是要我的年轻朋友们变得狭隘，而是为他们打开道路……女同性恋关系有一个严重的缺陷。她们很少能持久。不持久的一个原因是这种关系极易破裂……另一个原因是女同性恋者不能生孩子。在对周围人的观察及我自己的生活中，我发现，持久的女同性恋中必有一方承担了大部分做妻子的责任。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这已经是婚姻了，但却没有婚姻所能提供的任何支持（社会的，甚至工作上的支持）。
我唯一的忠告是向前看，做你真正感受深刻的事……也许有时你需要孤独一年，也许在毕业之后。如果你真的爱一个女人，那就和她一起创造一份生活。但是，一个无承诺的生活，纯然是自我放任的生活恰恰是不起作用的，因为它不能满足你内在的渴望……甚至那渴望是“孤身独处”，并且发现那种关系是最令你满足的。
我不知道是否你读过我的《光的世界》（A World of Light），我在里面引用了我父亲日记中的话：“我很清楚一个男人生活的主要目的在于将他内心的东西给予其他人。这不是自私不自私的问题。莫扎特（Mozart）孩子气的方式也许相当自私，但他把自己内心的一切给予了世界（他是情不自禁的），这是怎样的礼物啊。
“我们只拥有我们自己，我们只拥有我们所给予的。那就是，我们只拥有我们自己，但前提是我们献出了自己内心的一切。”
我带着极大的兴趣和谢意读你的信……但遗憾的是里面没有任何“给予”的想法。这个事情你现在是不是该考虑考虑了？
1月13日，星期六
终于下雪了，我渴望已久的封闭的白色世界，因为这是今冬的第一场雪。今天下午我做了酒焖子鸡，准备招待明天来吃午饭的乔·内尔森（Jo Neilson）。三周前我压抑得无法做这类事情，所以这是个好兆头，并且在一场暴风雪中烹饪食物有一种不同寻常的安逸感。我乐在其中，虽然花的时间比我计划的还多。黄色的郁金香和白色的鸢尾花在楼下怒放，现在五点，天就黑了，屋子里非常寂静，塔玛斯和布兰波都蜷缩着睡着了，塔玛斯在它楼下的床上，布兰波在楼上的沙发上，头缩在爪子里蜷成完整的一圈。
做菜的时候我想着那个憎恨做妻子和母亲的女孩，因为她仅仅清晰地看到了那样将有多少家务事要做，她把母亲看成一个应该同情的囚犯。这些日子接受这样的态度是非常容易的，因为这么多为人妻和为人母的女人在遭受挫折，上帝知道。但有些时候我反感拒绝负责任拒绝尽义务的论调（仿佛一个人真能如此似的），反感将养育儿女看得不值一顾。家务事的麻烦当然在于它是重复性的。吃完饭你要清理餐具，一切都是周而复始的。但这些年轻女人似乎忘记了每一种工作都有惯例的一面，都会有挫折和空虚。学生从未想象过自己的老师要花多少时间来写那些无止无休的建议，或是准备一个讲座时那绝对艰苦的工作。任何有意义的工作都需要艰苦的努力，正因为这样，人们似乎越来越不愿意付出了。
伹有些人仍在工作。我想起玛莎·惠洛克（Martha Wheelock），一个素食者，她能花几小时把蔬菜摘好，烹制美味的饭菜，她说她可以一边做事一边沉思；而且她过的是忙碌的职业生活。有人看到了烹饪和家务活有圣礼的一面。例如，把干净的单子铺在床上，事实上，随时随地把混乱整理成有序，都可以看作一次圣礼。
1月17日，星期三
冬天终于以其最残酷的形式来到了这里：闪耀的寒冰。散步成了令人提心吊胆的事了，我嫉妒布兰波飞奔着穿过已经冻得僵硬的沼泽，而我和塔玛斯则走在布满车辙结冰的路上。我穿着靴底有沟纹的笨重的靴子，蹑手蹑脚，它却匆忙地跑进树林。鸟很少，尽管有一天它惊起了一只松鸡。前天我听到一群蜡嘴雀在黄昏唧唧喳喳，但我看不见它们。早晨下楼时气温是零度，每年的这个时候，植物窗中铺满缤纷的粉色、红色和白色，大部分是杜鹃和仙客来，每天当太阳升起，阳光透过灿烂的花瓣闪耀着，真是一种祝福。现在另一项愉快的消遣是翻阅种子目录，在里面估量和选择无异于希望的一场狂欢。我仍然梦想着有一天能成功培育出漂亮的蓝罂粟。“不可能的梦！”也许今年我会再试一次。
昨天苏茜（Susie）和埃德·肯尼（Ed Kenney）从唐人街开车来吃午饭，我们坐在火边聊各自的生活，度过了丰富的三小时，吃光了剩下的酒焖子鸡、一份沙拉和一些圣诞糖果。我想念那些飞快成长的孩子，但我们这次确实需要好好进行一次成人的谈话。现在我希望这个夏天能把他们四个都弄到这里在岩石上野餐。我们谈到杰米（Jamie）和安妮（Anne）几乎成了男女天性的样本，这真令人发笑，尽管我们都被告知这些特征是由社会和父母塑造的。这里不是这样。杰米是个机械奇才，善于造玩偶，对事物如何工作有巨大的好奇心。安妮表现出了完整的母性，她给两只抱在一起的考拉熊穿了两片尿布，那考拉熊是我送给她的，每晚她都要把数不清的动物和娃娃“送上床”，就像我在她那么大时一样。
1月18日，星期四
我终于看见了那片貂皮一般白的田野！昨夜的雪使整个风景变得丰富和陌生。粗糙的冰让位给这丰富的柔和，我们可以欢庆这冬天的节日了，那时塔玛斯会在雪中滚得干干净净，眼睛愉快地闪着光，而布兰波则窜到树上猛冲到柔软的白色雪堆中。
但我睡得不好，今天早晨感到迟钝，想到还要为已经有二十一页长的中篇小说操劳就非常担心。当然最初五十页是最难的，一切都有待发明，场景、人物、他们的背景。最后我终于感到有了点动力，但我总是忘记这工作有多么艰苦，写一本书要求你几个月天天如此。这其中的部分原因是没有直接的必要使肾上腺素激增……我想起胡尔达在过去三个月中，把可怜的斯科特从车里搬进搬出，直到斯科特死去，漫长艰难的生活。但是狗就在那里，需要她。为此她没有必要召唤出她自我的深埋的一部分——那部分就在表面。她毫不怀疑她必须这样做，值得这样做。过去这数月我一直在为自己作家身份的丧失而战斗。我感到自己像一口瘫痪的钟。浪费时间和精力解释这个纯粹是自我放纵，开始工作吧！
1月22日，星期一
我又交了好运——上个星期五和星期六天气很好，下了大约六英寸的新雪，最初是卡伦·索姆带着她的小组来做她正在计划的电视采访，然后星期六是玛莎·惠洛克和玛丽塔·辛普森（Marita Simpson）来做纪录片访谈。我计划连续进行两天，比分成单独两次要少些干扰，幸运的是天气宜人，因为从昨天起，一场大雨整整下了二十四小时，那大约是我在这里见过的最黑暗的一天。我整天躺在床上，希望休息能使剧烈的腹痛消失，圣诞节以来这症状越来越严重了。今天好了一些，所以我可以坐起来打字了。昨天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我想最好还是去看看医生。无疑，神经紧张是个问题。
每天摄影机要工作六个多小时，只为了拍下十分钟节目所需的一切！我多么欣赏摄制组的耐心，无休无止地调整灯光和镜头，还有卡伦她们三个一同工作的方式，没有片刻的恼怒与不耐。那两天都很冷，刚刚在零度以上，但幸运的是风停了一会，第二天玛莎和玛丽塔拍了一些极好的快照。我没有被冰吓倒（雪下面都是闪耀的冰），我们驾车驶上峡湾的公路，看见大浪汹涌而来令人激动，它们的吼叫在耳中萦绕不散。有这些活泼的朋友在我身边聚精会神地工作真是有趣。我还没有习惯做演员……无尽的等待确实会引起剧烈的紧张。第一天，我趁等待的空当用洋葱和酸奶酪烹了一只兔子，第二天玛莎和玛丽塔停机一小时，我们坐下来吃午饭——她们带来了草莓和一瓶莱茵白葡萄酒，所以我们能够聊一聊她们的生活了。但是她们在黄昏时离开后，我筋疲力尽了，那种你累得什么都做不了的疲倦，甚至包括休息。那时动物们帮了我的忙——我与塔玛斯和布兰波一起躺在我的床上（它们也度过了疲倦的一天，因为有这么多的事发生，要对这么多人的吠叫，被这么多人抚摸），慢慢地感到松弛了一些。
从某种角度看，昨天并不坏。已经有三四年我没有疲倦得允许自己“放弃”了。我在上午十点前写了五封信，然后不得不躺下。雨水猛敲着窗户，卧室中一片昏暗，往常它总是浸透了光。下午晚些时候我沉浸在《方特勒罗伊小爵爷》（是弗雷迪·巴塞洛缪［Freddie Bartholomew］那一版，而不是玛丽·皮克福德［Mary Pickford］那一版）中，这是最伤感的故事，但是我也处于一种慵懒伤感的情绪中，我喜欢它。它让我回忆起母亲为我高声朗读的情景。还有我七八岁时在英格兰的一次火车旅行，我们吃装在篮子里的茶点，母亲给我讲了整个萨拉·克鲁（Sarah Crewe）的故事。
今天太阳出来了，我又开始了工作——
1月25日，星期四
在一夜的狂风暴雨之后，今天惊涛拍岸。我起床时灯灭了。让布鲁克斯的人来这里装好洗衣机是很安慰的事。这样狂野的风暴对于自我的某个激烈的部分是多么深沉的满足，它使之释放，或是与之相遇了——无理性的力量倾泻出来。前半夜我一直醒着想着……
日记在这里中断了一下，因为昨天我开车去韦尔斯利（Wellesley）去看埃莉诺·布莱尔（Eleanor Blair）情况怎么样了。三周前她跌断了髋骨，并再次证明了她的勇敢和力量，在手术后两周半她就靠一辆助步车自己回到了家。她孤身一人，不过有热心的邻居和朋友为她跑腿，一周左右给她送一次食品。人们劝她雇一个每天来几小时的有经验的护士，但在几天后，她就能自己应付了，那护士帮不了什么忙反会惹人生气。我相信这次她是对的。重要的是知道在她可爱的小屋中每把椅子和物品的位置（也是由于视力衰退）。医院十分帮忙，在她家里安了一张病床，帮助她把事情解决。
当我推开门，她就在那里。灿烂得像个知更鸟，穿着漂亮的睡袍坐在扶手椅里，周围簇拥着鲜花和枝叶。我一直想着我一首旧诗中的一个句子，“限制越多释放的力量越深”。她即将八十岁了，仍把灾难当作挑战，当作对她的独立感的丰富，一种“能够设法搞定”的感觉。在这样的情况下，谁会想到她在自己的屋子里可能会孤独？
能看见辛狄真高兴，这毛茸茸的灰猫蜷在病床上正在睡觉！
她自己一直是个好邻居，现在看见邻居们围在她身边真让人安慰。例如，一个男孩正在独自铲掉她汽车上的积雪，一句话都没说。
1月26日，星期五
在一天一夜的巨浪之后，风雨和湿雪的连续敲打终于停歇，但风仍在无力地刮着，这沉静使我愉悦。现在飘着的是毛毛细雨，但昨天，开车去取邮件可并不安全。我害怕刹车时会滑出堤道冲到水里，白浪汹涌，这是我在这里见过的最高的潮汐。它也很令人兴奋，我带着一大袋邮件回家，像一个满载而归的猎人。在一大堆信中我发现了比尔·布朗（Bill Brown）的一封，像我一样，他也正在从沮丧中浮出来，再次进入工作。他的信总能使我愉快，令我思考。为什么画家的沉思和斗争似乎比一个有无尽的词语要安置妥当的作家更能令人接受呢？
我们后来在纸上看到的素描是有形的，它解决的问题也是有形的；然而大多数作家的“素描”是在他的心里的，像要拆开的可怕的结，并且作家所需要的专注也是不同的，部分原因是他的“工作”很少，如洗画笔、铺画布，以及实际上很机械的工作，如填充背景。我被比尔所引用的里尔克（Rilke）对塞尚（Cézanne）的描绘深深感动（我认为他是从蒂莉·奥尔森［Tillie Olsen］那里得到的）：
至于工作，他说直到四十岁他一直像波希米亚人一样生活。仅仅从那时起，在他与毕沙罗（Pizzarro）的友谊中，工作才真正吸引他——如此强烈，以致最后三十年他没有真正的快乐，除了工作什么都不做，在不断的愤怒中，在每一次超常的努力中，没有什么向他显示，他能够抵达他称之为终极愿望的境界……
衰老，疾病，每日有规律的工作所导致的黄昏时无意识的焦虑（这焦虑如此强烈，他经常在漫不经心的晚饭后，在天刚擦黑的六点就上了床），阴沉，怀疑，他日复一日地期望能获得胜利……却不知道是否能真正地胜利。他坐在花园里，像一条老狗，这工作一次次呼唤他坐在那里，打击他，让他挨饿。而他仍以全部的力量跟着这不可理解的“主人”。
对我来说写小说真的是一场格斗，在写作时它给我的快乐是如此之少，因为要付出的努力如此巨大。而从虚无中发动袭击的诗歌却不是这样。写诗确有一种极其迷人的欢乐，即便是打了许多次草稿，即便是修订一首像我现在写的新书一样冷淡的诗，根本没有可比性。
但是我发现日记令人怀疑，因为它几乎是太容易了。它是一种低级创造形式。
1月27日，星期六
昨天上午我的工作两次被电话打断，我感觉就像被一条狗撕破了网的蜘蛛一样沮丧。一旦连续性被破坏，可能需要花整整一小时才能回到原处，那时又到了领塔玛斯去散步的时候了，就这样，工作日被毫不夸张地“浪费”了。
绵延不绝的暴雨和毛毛雨慢慢变得厌倦，衰弱下去。今天下午我要停止写回信，给自己放个假，试试刚刚安在客房旁的洗衣机。我花了六年时间才鼓足勇气把钱用在这么个平凡的东西上面，但我想这个决定与一个更远更重要的决定有关，在这里待到死或者爬不动楼梯的时候，或者放弃友谊能提供另外的解决办法的念头。也许这是把希望像纸一样撕碎并重新开始的一年。我必须以冬天时那种不愿受干扰的习惯来忍受孤独，日子的节奏越缓慢，我的心越活跃。假如没有值得考虑的人际关系，没有来自书本之外的某种滋养，我的心灵不会生动，我会变得迟钝，像停在运河上的驳船！但是我在这里拥有的是一处适于工作的避风港，工作至关重要。
我希望从六月起能坚守我的计划，不去做任何的诗歌朗读。甚至现在我就开始为五月份费劲的讲座而焦虑了，那会让我在瓦巴什和奥利韦，然后是旧金山度过艰苦的一周，做连续四次的诗歌朗读。我以前从没有做过这么多，但是想到四月末的国会图书馆之行将是一年最后一次的公开露面，这似乎使事情更有可行性了，最后一次磨难。然后心灵会平静一阵子。
现在我要看看我是否能在昨天的中断后把撕破的网补起来。
1月31日，星期三
真是悲惨，仍要继续忍受这坏天气——没有太阳，日复一日的毛毛雨夹杂着间歇的大雨，没完没了。昨天太阳升起时透过浓密的灰云出现了几条深红色，我设法在阵雨之间带动物们去散步。但至少看上去我可以在星期四去安多弗（Andover）朗读诗歌了，用不着为开车的危险而焦虑。我确实不介意灰暗的天气，因为我的工作进展顺利，这些日子我的内心也是如此。
整整一个月我都在乐园中，我在读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第四卷书信集和E．M.福斯特的传记，我带着巨大的欢乐在这富饶的草原上放牧。我们都有自己对天堂的观点。S．S.柯特连斯基（S．S．Koteliansky）的天堂是一座岛屿，在那里，他自己、D．H．劳伦斯（D．H．Lawrence）、凯瑟琳·曼斯菲尔德（Katharine Mansfield）和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可以生活在一起，在宁静中写作。对有些人来说，18世纪似乎是个理想的世界，那时一个启蒙的人或多或少能包容艺术与科学中已知的一切，这与20世纪末正好相反，我们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人是怎么登上月球的，我们每日使用的数以百计的电器是如何工作的——例如，电视对于我一直是个谜——我们被全世界的需要以及我们无力解决的政治危机所纠缠，邮差带来的不是塞维涅夫人的信，而是成吨的垃圾，求助和广告——我们不得不力图将之关在门外的不经济的喧嚷。
我的天堂是布鲁姆斯伯里，弗吉尼亚·伍尔夫在给她侄子的信中如此完美地描述过，“在词语之外，我们只是狂热、奇特、纯真、朴实、古怪而刻苦。”他们丰富多样的创造简直令人惊骇，从伍尔夫和福斯特的小说到凯恩斯（Keynes）和伦纳德（Leonard）的经济学理论，从瓦妮莎·贝尔（Vanessa Bell）和邓肯·格兰特（Duncan Grant）的绘画，到罗杰·弗赖伊（Roger Fry）的艺术批评，还有斯特雷奇（Strachey）作为历史学家的风格。他们难以置信地高产，但我认为，最迷人的不在那个，而是他们以之为荣并用来探索人际关系的诚实、勇气和品位。这就是为什么从这里看去它就像天堂一般，这里没有一个人我可以与之分享感觉、激情、问题、恐惧和疑虑，像他们长期以来彼此做到的那样。毫不奇怪，粗俗或感性的粗糙与他们无缘，他们是理想主义者。他们为自己信仰的一切而斗争：弗吉尼亚的侄子，诗人朱利安·贝尔（Julian Bell），在西班牙被杀害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的长辈为反对沙文主义而战，他们大多是和平主义者，这可能比在越战中需要更多的勇气。弗吉尼亚·伍尔夫是一个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我们才刚刚开始认识到《三个几内亚人》（Three Guineas）的价值，她用幽默摧毁了男人们挂勋章、戴假发、通常是奇形怪状的华丽外衣，他们就是穿着这样的外衣宣示他们的权力与荣耀的。
他们对生活有着如此生动的感觉，四十多年来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笑一直不能令我忘怀，我是在塔维斯托克广场喝茶时听到的，那种优雅你再也无法找到。为什么那次谈话如此美妙？部分的原因是任何事，包括私生活都可以公开谈论（弗吉尼亚·伍尔夫喜欢强迫你承认在你的生活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另外的原因是话题如此广泛。我在很久以前尝过一点这种滋味，它建立了一个我从此再没有达到的标准。像他们那样刻苦地工作，同时又像他们那样爱交际，这种绝对的精力是罕见的。我永远赶不上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步伐。惊人地高产。
2月5日，星期一
终于是真正的冬天了，阳光、土地上的雪、寒冷而干燥的空气。在那些黑暗的日子后，上周的天气令人愉快。
有时在几天内发生的事情太多了，要理清它们十分地困难。星期四我去安多弗的菲利普斯学院，以斯特恩斯纪念讲师的身份给教员和学生讲了两个晚上，朗读了诗歌。我怀着幸福的心情出发，盼望着小酒馆里美味的食物：一种休假。这次我选择朗诵的诗围绕着这样一个主题，“做诗人的快乐和风险”，关于如何保持开放和敏感同时又保持平衡。要一言以蔽之并不容易。大约有六位与我同时代的好诗人已经自杀了。如果我幸存下来，那可能是因为在枯竭期我能写小说、日记等等。我有摆脱沮丧的工具，就像我现在做的一样。
开始时是与英语教员喝鸡尾酒，在小酒馆吃晚饭，接着是围在凯莉·怀斯（Kelly Wise）的火炉边漫谈诗歌教学。但在午夜后我一身冷汗地醒来，感到非常难受非常奇怪，有一个小时我以为自己可能是心脏病突发，大约有十五分钟我相信自己就要死了。我的头发紧粘在头上，我的睡衣浸透了汗水。我的牙齿在咔哒作响，尽管屋子里热得让人不舒服。最后我反复呕吐了近一个小时，感到轻松了一些。早晨三点时情形还很严重，似乎十点去给学生们读诗，当晚八点做一个大型演讲是不可能的了。但是到了早晨，我可以喝点茶了，又睡到九点，最后穿好衣服下楼。我发现我可以应付过去，我为一群友善而专注的学生读了些动物诗，并且认识到我正在恢复过来。白天余下的时间我睡了睡，当晚的演讲十分顺利。哦，那种解脱！我找到了声音和精力投射到整个房间，毕竟，卫护天使并没有走远。没有她的帮助我如何能够做到？
第二天我在安多弗书店签名售书。环境极佳，我坐在明火旁的圆桌边，桌子周围放了许多椅子，这样人们可以坐下来等。好大一群人到场，还有一个八岁的小女孩，她庄重地递给我一首她口授并由她母亲记录下来的诗。这是一首写太阳的好诗。一位老妇人和她的小孙女给我带来了两枝红色和白色的郁金香。我和一个坚持她必须使用笔名的妇女讨论了一会儿。我以前在高中和剑桥拉丁学校的同学也来了，还有几位朋友的朋友。在这些场合，困难的是在准确地记下许多名字的同时，还要注意到人。每个人都有什么要告诉我，关于他们自己，关于我的哪本书或哪首诗的意义，所以，在短短的六十分钟里，你必须去认识、答谢、同时回答几个层面的问题。一个半小时过去后，我感到有些疲倦，但付出这样的代价非常值得。
回到家是多么幸福，打开包裹，阅读邮件，然后与塔玛斯和布兰波一起躺下来，安安静静待上一小时，慢慢地“回到”自我当中。
2月7日，星期三
这几天天气冷透了，道路上吹着零度以下的冷风，但我喜欢这寒冷和明亮的白雪，动物们也是如此。昨夜月亮周围出现了一圈月晕，今早我六点钟就醒了，天空血红一片，所以唐·肯特（Don Kent）预报有雪是极自然的。
昨晚我在福斯特的传记中碰到了一段话，它如此准确地表达了我此际的理念，我必须把它抄录下来。这是福斯特致一位朋友的信中的一段（1924年9月15日）：
判断我是沮丧还是鼓舞，那是太难了，我是否被金（King）的主张感动了？金关于人际关系的立场，对我来说似乎仍是世界上最真实的，但我有了这样一种感觉，人们必须时不时地彼此离开（精神上），去完善他们自己，如果这种关系是为了发展甚或忍受。《印度之旅》（A Passage to India）描述了这样的一种分离——为下一步的发展做准备，对此我无力去描述。对我而言，个体的进步是交替的孤独和亲密，多体的克利须那（Krishna）的传说就象征了两个人应该合为一体的状态。金的观点把人看得过于简单化了；我认为这是它的缺陷。我们要复杂得多，也丰富得多，而感情的成长比过去更为困难，也更荣耀一些。
一月充满了那种孤独，我工作得很好，甚至开始补上欠下的回信了。现在又堵塞了起来，我觉得自己像一个指南针，在一个固定方向停下之前不断地摇摆、旋转。今天我要去波特兰附近的韦斯特布鲁（Westbrook）去与“光谱一”的评委们会面，那是缅因州女艺术家的一次节日（我帮助评判诗歌）。星期六有一个访谈，信件又堆了起来，因为上周我出去了两天。还要面对所得税，一个复杂问题。
但是日子亮了起来，昨天食槽边落了几只山雀和紫雀。真高兴！
2月9日，星期五
昨夜我出去吃晚饭，我很少这样。灿烂的星空和雪光照亮了路的两侧，显得怪异。我第一次去鲍伯（Bob）和唐娜·约翰斯顿（Donna Johnston）的饭店，走进一座充满生活的房子有多么快乐！我看见的第一件事是玻璃缸里有五只乌龟睡在沙子上。鲍伯告诉我，有一只已经十五岁了。四只暹罗猫坐在这里那里的高凳上，或者厨房中高高的架子上，看上去像蓝眼睛的猫头鹰。到处挂着悬垂植物。外面山坡的松林中有我看不见的小鹅舍，他们在里面养了鹅。
鲍伯是朴次茅斯的公共关系顾问，唐娜在教五年级。他们是我的读者。我们的谈话从菲利普·布思的诗到政治和烹饪——唐娜是一个大厨，有一间很大的厨房和餐厅，我们坐在古老的烧木头的炉子旁。当我离开时，唐娜送给我一个她叫做“关心包裹”的东西，里面有裹着粉色糖衣的瓦伦蒂诺饼干，一罐我们晚饭时吃的酒香扇贝，一大片用做餐后甜点的极棒的姜饼，一罐自制的山莓果酱和洋葱饼。当我回到家打开纸袋，无异于读到一首诗，充满了想象力和善意，一首玛丽安娜·摩尔的诗。那是个幸福的傍晚。但我今天早晨为之付出了代价。我进入状态很慢。任何离题都会阻挡中篇的进展。
对我来说这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时刻，因为我企图做的事太多了。信件又高高堆起，所得税需要我花几小时去计算、整理支票，诸如此类，而日记和那个中篇总是在那里，等待着扑过来。如何应付这所有的一切？昨天我决定试着把日程重排一下，用一个下午写信，第二天对付所得税，日记可能也要推后再记了。但没有用，有人在这里往房子侧面涂乙烯基，一整个早晨都在无规律地敲敲打打，不时地让我神经紧张，不是在我工作顺利的时候，而是在我捻着手指企图集中精力的时候。写作本身的艰苦自不待言。在能够写下一个词语前的那种凝神，那种想象力的调动，让人筋疲力尽。今天早晨我已经晚了一个小时，所以我必须立即整理好装备。“预备，各就各位，开始，走！”
2月13日，星期二
那四天都去哪儿了？我突然对时间感到绝望，我的精力在严寒中流失着。每天都在零下十度已经有一周了，我感到自己在一点一点坠向睡眠，像一只渴望在什么地方蜷缩起来冬眠的动物。光线依然炫目，甚至在夜里，满月在积雪上的反光使黑暗微微闪烁。
星期六康斯坦丝·亨廷（Constance Hunting）来为她的小杂志《皱纹刷》（Puckerbrush Review）作访谈。她筹办这份杂志是为了能够评论那些在别处很少有机会得到关注的诗集和其他书籍。这是一个独具特色的出版物，它的标准很高，我很高兴她为我做一个访谈，以配合卡拉·哈蒙德（Karla Hammond）关于《报应》的评论。我们在书房的火边进行了一次极好的谈话，然后吃牡蛎当午餐；但是这快乐花去了我一天的时间，我在力图赶出来。
我喜欢住在缅因州的原因之一是，在这里有许多自发的努力，有助于艺术的触发。钱很少或者根本没有钱，但人们关心事物是怎么完成的。缅因还是个以个人进取心为基础的小企业居多的州。那很珍贵。
星期天我醒来时鼻子湿淋淋的，像我母亲习惯说的“受制于天气”。我邀请了苏珊·加勒特（Susan Garrett）来帮我吃前两天做的味道非常好的炖牛肉。我们很少见面，但她和乔治（George）是我在约克的少数“根底上的朋友”。他这个学期要去密歇根大学教书，而苏珊担任约克医院管理人已进入第二年，她是那个医生、护士、病人组成的旋涡的中心，是所有抱怨的缓冲器……多么令人疲惫的日子！当我想到她那样的生活，如此地身不由己，但仍然生机勃勃、负责并充满爱心，我便感到一种敬畏。谁能设法把女人的生活写得足够好呢？
一位圣公会牧师发现了我，在充满溢美之词的第一封信后，他为我的小说中缺乏强大的男性人物而严厉斥责我。这是一种公正的批评，尤其他的出发点是同意女人比男人强大（尽管我憎恨一般性）。我推测强大男性的缺乏是因为作为一个女人，我对女人的负担比对男人的负担更有意识。同样，在男人的文学中伟大的女性也是罕见的。我想起亨利·詹姆斯是这种一般性的一个例外。
2月17日，星期六
有时我在床上从六点到七点花一小时吃早餐、思考，让门开着，那样这一天就会有个好的开始。今天也是这样。我被桌上堆积的信件压得喘不过气来，这成了我每天的负担，后来，我用去下午的三个小时试图完成，我得了严重的憩室炎，星期四整整躺了一天。疼痛很糟糕，我感到自己连最小的努力都办不到了，我睡到上午十点，又睡了一下午。
昨天我感觉好多了，但是污水坑冻了（在连续十天无情的零度以下的天气后，这不足为怪），那意味着焦虑不安地等人来，那些愉快幽默的小伙子，他们工作努力、迅速，两个小时就把一切清理完毕正常运转。我没有做什么真正的工作，仅仅写了几封信。今天早晨我吃惊地认识到，毕竟，人们写信来是为了感谢我的“公开信”的，即我的诗歌、小说和回忆录，感谢我把作家内心生动的东西带给大家，所以为什么我一定要回信呢？有人给别人一件礼物，他得到了感谢，通常他用不着再感谢回去的！但是如何能不回复有些来信呢，例如，昨天收到的一个九十五岁老人的信，她说，“在一个近乎自怜的时刻”她被我一首写鸟的诗打动了，她告诉我就在她重读那首诗时，一只鸟飞到了她的食槽边。怎么能不去握住从九十五岁伸向六十六岁的一只手？出于绝望，我还在试着使用我一年多以前印制的通函，解释我的困境，昨天我就封了两封这样的信。这样做让我感到空虚和悲哀。
昨天从英国寄来了玛丽·斯特拉·爱德华（Mary Stella Edward）的《前前后后》（Before and After），一卷纪念她与死于1971年的艺术家朱迪丝·奥克兰（Judith Ackland）的终生友谊的诗歌。今天早晨我在床上浏览这些诗，自圣诞节以来第一次感到汹涌的泪水流下脸颊。这些诗赞美了两个杰出女性之间长期的奉献与分享，一个是诗人，另一个是艺术家（尽管玛丽·斯特拉也是一个出色的水彩画家）——这些诗缓解了有关朱迪的悲伤，带来了祝福。这就是诗歌的作用，使不可忍受的变得可以忍受，使悲伤释放。这里是一首题目为《托马斯·哈代也许……》（“Thomas Hardy Perhaps”）的诗：
站在倾斜的石头旁
谁能期望看到更多的东西
（这些包括他在内的一长列磨损的名字）
他会注意到这样的事物
那些新折下的花，短命的蜜蜂
仍在拜访它们，仿佛花还在生长，
从飞鸟身上掉落的羽毛
留下一个信息，它的飞过
把现在和过去连在一起。
摩根·米德（Morgan Mead）今晚要来过夜。我非常想和“我的人”进行一次长谈，他当然是这样的一个人。这意味着交换我们生活的精髓，感受理解的支持。我们之间几乎隔了四十年，这没有关系，本质上是一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