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陈贻焮先生（1924—2000），字一新，湖南省新宁县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生导师，系、校学术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理事，中国韵文学会副秘书长、常务理事，中国诗学研究会副理事长、常务理事，王维研究会名誉会长，《文学遗产》、《文学评论》编委，《中华诗词》顾问等社会兼职。陈贻焮先生长期从事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在这个领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从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末，他陆续出版了《王维诗选》⁽¹⁾、《唐诗论丛》⁽²⁾、《孟浩然诗选》⁽³⁾、《杜甫评传》⁽⁴⁾、《论诗杂著》⁽⁵⁾等重要著作，并参加《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⁶⁾、《中国历代诗歌选》⁽⁷⁾、《中国小说史》⁽⁸⁾、《历代诗歌选》⁽⁹⁾等书的编著工作，主编《增订注释全唐诗》⁽¹⁰⁾。上述的著作，无论是他个人的专著，还是参编、主编的诸书，都在学术界发生过重要影响；尤其是他在唐诗研究方面的一系列工作，可以说是新时期唐诗研究领域奠定性成果之一。陈先生也因此而被海内外学界所推崇，被公认为唐诗研究方面的名家。学术研究之外，他在古典诗词创作方面也具有很高的造诣，一生作诗填词，笔耕不辍，其作品⁽¹¹⁾将传统诗词的艺术风格与个人感情、现实生活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推陈出新，在诗词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八九十年代，传统的诗词创作活动开始复苏，陈先生继夏承焘、王季思等先辈之后，经常参加诗词界的各种活动，引领风骚，被后辈奉为诗坛耆宿。

一　“因顽慕勇”的奋斗历程

和其他出生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学成于四五十年代的学者一样，由于战争的冲击和社会的动荡，陈先生的求学之路十分坎坷。他虽然出身书香门第，祖父是前清秀才，父亲也是一位诗人，家中亲戚如堂舅祖刘永济先生、表叔李冰若先生都是著名的学者。他认为自己从小钟爱诗词，并最终走上治学的道路，与这种家族与亲友间浓厚的文化氛围是分不开的。但他小时候家境并不很好。初中一年级时曾因家里付不起学费而面临辍学的危机，但他自己“只想上学，想当个大学生，能个人奋斗，独立生活”⁽¹²⁾。最后在不识字但特别重视教育的祖母⁽¹³⁾的全力支持下，陈先生又能继续读书了。1944年，日本人打到了新宁县。因为父亲谋生在外，祖父已经逝世，作为陈家长房长孙的他，曾带着家人和亲戚二十多人，四处逃难。其间靠到处借大米，为学生补课的微薄收入来维持全家生计。高中毕业后为了还债，补贴家用，曾去长湖村斗光农校教书。在利用薪收逐渐还清了欠债后，陈先生才毅然决定出来考大学。他说自己早年经历的这种情形，很像鲍照《侍郎报满辞閤疏》中所说的：“臣嚚杌穷贱，情嗜踳昧，身弱涓甃，地幽井谷。本应守业，垦畛剿芿，牧鸡圈豕，以给征赋。而幼性猖狂，因顽慕勇，释担受书，废耕学文。”他说正是鲍照说的这种“幼性猖狂，因顽慕勇”的个人奋斗精神，一直激励他追求文学和学术。

1946年，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联合招生，陈先生总分够了，但数学不好，被招入北大先修班，教他国文的是傅庚生先生。因为傅先生喜欢讲《浮生六记》、《陶庵梦忆》这些美文，又加上受家乡优美景色的熏陶和诗书家风的影响，陈先生就学着写意境优美的散文，不少作文得到了傅先生的夸奖。其中一些，如《杜甫小传》等，还发表在北京的报刊上。这激发起了他从事文学创作的热情。

1947年，陈先生正式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1948年底因病休学，回到新宁疗养。病愈后在本县里教了半年中学，暑假里参加农村调查，看到解放后的种种新气象，很是感动。回北京大学复学正碰上小说家废名先生教文艺文写作课，他就将在乡下的切身体会写成了短篇小说《弟弟加入少先队》交了上去。废名先生看后，特别欣赏，认为超过了赵树理，还写下了这样的评语：“写得很成功，富有地方色彩，人物个性亦强，而且都有进步性，所用语言亦好。”并把这篇文章拿到班上作为范文，组织同学重点讨论。陈先生很受鼓舞，接着又写了篇《李三阿妈》。废名先生又认为最好，评语是：“成功之作。人物都写得好，李三阿妈、黄毛、麻大爷如见其人，如闻其语，连没有写什么的扁婆、八老倌、麻大妈、谭姑爷都写出来了。文字也好。还有，作者对农民生活的热诚！”在废名先生的鼓励下，陈先生又一连写了好几篇小说，都得到了好评。有一次，废名先生甚至还请来了杨振声先生来指导，这当然使陈先生分外高兴，不过压力也越来越大了。由于积累的生活底子写得差不多了，陈先生就开始硬着头皮编故事。这自然受到了真诚的、重视艺术的废名先生的严肃批评。虽然不久废名先生的课就结束了，后来废名先生也去了东北大学，但陈先生一直都在心里深深地怀念着、感激着废名先生，认为废名先生“确乎是个真诚的人，是个不失赤子之心的人”⁽¹⁴⁾。陈先生从废名先生身上，不仅学到了文学创作的艺术，还学到了对艺术的严肃态度和真诚、不失赤子之心的为人。

1953年大学毕业后，陈先生留在了北大。虽然他说自己喜欢创作，也喜欢文艺理论，但系主任杨晦先生让他学文学史，并安排他师从林庚先生，一边当助教，一边主修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¹⁵⁾在林先生的指导下，陈先生说自己“狠狠地读了三年书”。读书的方法是挨个儿读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重要作家的集子及注释，还要参阅《资治通鉴》与正史中相关作家的传记，每两周交一次读书笔记。半年之后，就写出了《关于陶渊明》⁽¹⁶⁾、《鲍照和他的作品》⁽¹⁷⁾等学术论文。到了1957年，由于运动和社会活动的增多，学校不提倡念书了，但是陈先生仍挤出时间，照林庚先生的意思，断断续续地通读完《昭明文选》、《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全唐诗》、《资治通鉴》以及《汉魏丛书》、《唐人说荟》等丛杂书。⁽¹⁸⁾他说这种循序渐进的读书做笔记的方法使他受益终身，后来陆续发表的一些重要的学术观点，如王维“亦官亦隐”生活方式的政治原因和深层心理⁽¹⁹⁾、唐代某些知识分子隐逸求仙的政治目的⁽²⁰⁾、李商隐无题诗的寓意⁽²¹⁾、李贺诗歌中的“哀愤孤激之思”⁽²²⁾等，也都是在当时就已经形成的。陈先生后来正是用自己当助教时的这种读书方法来指导研究生的。直至现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几代的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方向老师，仍是依照着这种方法来培养研究生，甚至包括必读书目与研读的次序。也许可以这样说，至少在本教研室、本专业方向内，这是林、陈两位先生为后人创立的一种教学经典。

50年代中期，人民文学出版社要陈先生编《王维诗选》。陈先生在接受任务之后，不满足于编写一般的诗歌选注，而是深入研究分析王维的生平、思想和艺术，先后写出了《论王维的诗》⁽²³⁾、《王维生平事迹初探》⁽²⁴⁾等筚路蓝缕、见解深刻的论文。《王维诗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7月出版，得到了学界的充分肯定和热情赞誉。后来有外国评论家认为，陈先生的这部著作是自40年代以来，全世界王维研究领域最好的一本。⁽²⁵⁾

60年代初，陈先生曾利用业余时间，着手写作以李白、杜甫为主，反映盛唐诗人生活风貌的长篇历史小说《英灵传》。为了纪念杜甫，还在《北京文艺》1963年1月号发表了其中一章《曲江踏青》。谁知这一他自己觉得毫不起眼的文学作品，竟然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招来了大字报对陈先生的无情批判和无限上纲，他说吓得他多年不敢动笔续写。在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陈先生也都是小心谨慎以求避祸。但因为有“黑五类”的出身、是解放前上的大学，并且写过“毒草”历史小说等经历，他还是经常受到红卫兵的审问和追查。然而陈先生从来不说一句违心的话、不做一件违心的事。当时担任北大中文系党委的负责人严家炎先生就特别敬重陈先生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表现：“陈先生自律甚严，坦诚‘向党交心’，常作自我剖析，但他严守一条：从未批判或伤害过别人。他和游国恩、林庚先生等老一辈专家一样，也是个心胸敞亮、正直诚实的老知识分子。”⁽²⁶⁾在“评法批儒”时期，毛主席所喜爱的“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都成了“法家”代表人物。“四人帮”别有用心地侈谈李商隐，在他的无题诗上大做文章，说李商隐的无题诗不是爱情诗，而是政治诗，表现了对法家思想的热爱。当时“梁效”（北大、清华两校）写作组领旨杜撰，但因对李商隐不熟，绞尽脑汁也炮制不出作品。于是，他们就想到了早在60年代初即对李商隐有过深入研究、性情随和的陈先生。他们将陈先生从劳动现场调回北大，向他下达了“战斗任务”：要尽快写论述李商隐的无题诗是拥护法家路线的政治诗的文章！陈先生却表示：我对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指示理解不够，还要好好学习。他故意半风趣半认真地说：“政治诗？我怎么看不出来呢？还得好好学习！”就这样，推托加搪塞，学习再学习，直至“四人帮”垮台，陈先生也没违心地写那篇文章。⁽²⁷⁾这样的为人行为，正是“看似寻常最奇崛”！但是，他也深为这段荒唐的岁月虚耗他的年华而深深感慨，曾说：“从1963年开始，直到1978年，我没有好好地念过书，没有做严格的科研，整整耽误了15年。下乡、开会、斗争，每天回来我就练字，写一些诗，也算是修身养性吧。上大学时，我耽误了5年，而这15年更可惜。”⁽²⁸⁾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陈先生倍感时光的宝贵，以空前热情投入到学术研究中去。在70年代后期，陈先生除了编定《孟浩然诗选》⁽²⁹⁾，整理出关于孟浩然生平的长篇考证文章《孟浩然诗选后记》⁽³⁰⁾，还发表了《李商隐恋爱事迹考辨》⁽³¹⁾、《从元白和韩孟两大诗派略论中晚唐诗歌的发展》⁽³²⁾等考论结合、精见迭出的宏文。他从年轻时就一直想写杜甫评传，到此时已经54岁了。经过长期的反复考虑，他感到光阴荏苒，时不我待，若一再拖延，有负初衷，即“因顽慕勇”，“发大誓愿”，开始撰写《杜甫评传》。⁽³³⁾原定字数30万字，结果越写越多，从1979年3月一直写到1984年，最后写成109万字的煌煌巨著。这五年间的劳动强度相当大。他说每天都放不下，脑筋始终松弛不下来。因为终日伏案写作，左眼视力严重衰退，几乎失明，而且由于长期用脑过度，也可能导致了后来的脑疾。有朋友曾劝陈先生放慢点速度，别把身体搞坏了，陈先生说：“人过60精力就要大减，一定要在60岁前把这部书写完。”⁽³⁴⁾当然，陈先生所付出的巨大的心血和惊人的代价，也赢得了海内外学界对《杜甫评传》这部百万巨著的高度肯定和同声赞誉。学界普遍认为，它是20世纪杜甫研究领域最为详尽深细的集大成著作，“堪称是当代杜诗学中的一座丰碑”⁽³⁵⁾。这部著作的上卷于1986年获北京大学首届社会科学成果著作一等奖，又于1987年获北京首届哲学社会科学和政策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1995年获首届全国高等院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日本东京大学教授用它作为开设杜甫研究专题课的主要参考书。

80年代中前期，在一次学术会议上，一位日本学者说，中国经过“文化大革命”已经没有文化了，提出要派日本学者来帮助我们。这使在场的中国学者特别是一些老先生大受刺激。陈先生对此事也一直耿耿于怀，所以他在《杜甫评传》脱稿后，立即投入到新的研究中去，陆续撰写了有关曹操诗⁽³⁶⁾、初盛唐诗人⁽³⁷⁾、盛唐绝句艺术⁽³⁸⁾等长篇论文⁽³⁹⁾。另外，他开始有意识地将自己的学术生命延续到学生身上。他曾屡次对学生们说，应当成为国际学者，学术上要敢于攻坚，要为国际同行所承认，要为我们民族争气。⁽⁴⁰⁾到90年代中期，由于患上脑疾，陈先生渐渐不能写作，但他仍坚持带病全力培养学生，直到2000年11月，陈先生因脑瘤严重恶化，医治无效逝世。值得欣慰的是，陈先生的学生现在已星布神州，执教各国，如葛晓音、张明非、柯素芝、钱志熙、罗伯特、吴光兴、吴相洲、杜晓勤、孙明君、金昌庆等，都已经成为海内外知名的国际学者，他们或在大陆、香港、澳门，或在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地，实现着陈先生的宏愿，弘扬着中华学术。

二　“推陈出新”的学术追求

陈先生走上中国古典诗歌研究之路，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留校任教之后。当时的学术界正是新旧两种学风此消彼长、进行转化的时期。陈先在吸取前辈学术经验的基础上，加上他自己的多年摸索和刻苦钻研，推陈出新，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研究风格和治学路数。

首先，在读书方法上，他既舍得下“笨功夫”，从最基本的原始材料搞起，又会念“聪明书”，思路开阔，善于发现问题。他始终坚持，无论前人有多少成果，都必须自己下功夫从基本资料的考辨做起，所以，“他的观点不是从别人那里借来的，或是受什么流行思潮的启发，而完全是通过钻研第一手材料，通过发掘材料之间的内在联系而取得的”。⁽⁴¹⁾比如，人们过去常说王维最初热衷进取，后来消极隐居，是因学佛或中年丧妻。陈先生在50年代前期，通过阅读原始材料，发现王维官场之进退与张九龄存在密切的关系。张九龄认为，“名器不可以假人”，反对随意给有功者授予高位；还认为百姓的命运都掌握在地方官手里，而为苍生计，主张当政者应注意郡县地方官的选择和任用，反对当时把犯了错误的京官贬谪到地方的做法。王维作为张九龄政治主张的拥护者和支持者，受到张九龄的器重和提拔，其《献始兴公诗》“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就是对张九龄政治品格的颂赞，不是一般献诗的奉承之辞。张九龄失败被贬时，王维相当沮丧，又写了一首《寄荆州张丞相》诗送给张九龄，表示他的心情和态度。这时李林甫威胁谏官，要大家像立仗马一样不声不响、老实驯服，否则身家性命难保。王维感到“举世无相识”，表示“方将与农圃，艺植老丘园”了。这样一来，陈先生就比较深刻地解释了王维亦官亦隐生活方式的深层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篇文章⁽⁴²⁾发表后，学界普遍认为陈先生的观点既新颖又信实，马上就被多种文学史采用了。⁽⁴³⁾60年代初期，陈先生受人民文学出版社之约，作《孟浩然诗选注》，他发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史传中只说孟浩然隐居鹿门山，而他的《涧南园即事贻皎上人》却说“鄙庐在郭外，素业惟田园”，而时人王士源序又说他“终于冶城南园”，那么“涧南园”就是“冶城南园”吗？他家具体地点又在哪里？陈先生首先去查各种方志，深入而全面地掌握有关的大小地名和有用的原始资料，然后再同史传和作品放在一起加以综合研究，终于解答了问题。陈先生的结论是：一、浩然祖传园庐在襄阳南郭外岘山附近江村中。因屋北有涧，又其地旧有冶城，故一名涧南园，又名冶城南园，简称“涧南园”，所以集中写南园生活和西南郭外诸胜宴游情事的诗最多；二、隐居鹿门山当在写《登鹿门山怀古》之后。孟浩然有意步武先贤庞德公，藉扬清德，故虽偶住鹿门，而仍以归隐名山相标榜。后人不察，就不知有涧南园，更不知它在岘山附近了。另一个问题，孟浩然与同乡好友张子容过从甚密，但是自他们二人越中相别之后，孟集中似乎很难再找到张子容的踪迹了。那么，他们是不是真的没有再见了呢？陈先生考出集中所谓“张明府”、“张郎中”就是张子容，并根据孟浩然诗题中“饯卢明府张郎中除义王府司马”的线索，参照史实，进一步推算出孟浩然“自洛之越”和自越还乡大致可信的时间，写成《孟浩然事迹考辨》一文，发表于《文史》第四辑，颇受海内外学术界好评。⁽⁴⁴⁾

中国古代文学史尤其是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史，除了新挖掘出来的文物以外，新材料很少，绝大部分是人所共见的材料。但是陈先生善于从常见材料中看出新问题，也即会“念聪明书”。陈先生的《杜甫壮游踪迹初探》⁽⁴⁵⁾一文就是这样的范例。该文的做法是排比杜甫晚年回忆青年时期经历的诗歌，证以同时代诗人李白、高适的活动，从许多看似毫无关联的诗歌中勾稽出杜甫天宝四载以前的游踪和相关事迹，使杜甫生平中最不清楚的这一段经历有了头绪分明的交代。

其次，在研究过程中，陈先生善于排比材料，归纳问题，总结规律。而这又得益于他自觉地学习和运用历史辩证法。

具体到怎样分析和评价古代作家方面，陈先生认为，很多问题要从根本上去想，不要满足于一些现象的罗列，要找出它的原因。读书时应尽量拨开种种表面的伪装，要善于从前人僵化的评论中发现真正的东西。我们与古人的时代离得很远，但总要努力了解古人的生活环境、社会风尚。从作家和他的朋友、亲属及各种人的关系中去研究他的思想面貌，不要简单化，人是复杂的。“知人论世”，设身处地为古人着想，是为了讲公道话，不是充当古人的辩护士；要用历史辩证法去分析评价，掌握分寸。⁽⁴⁶⁾如曹操其人其诗，向来很难评价，一则因为流传下来的作品很少，二则因为曹操具有政治上的特殊性和性格上的复杂性。陈先生的《评曹孟德诗》⁽⁴⁷⁾利用现存诗文和史料与前人评价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考察，将曹操学周文王、齐桓、晋文之事、提倡“礼让”以“厉俗”之举，与其性格的诡谲多变和政治上的实用主义联系起来分析，指出曹操的真与假是不矛盾的。⁽⁴⁸⁾再如，陈先生在指导学生研究曹植时，就告诫道：“不要太廉价地同情他。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曹植当了皇帝，又会怎么样？曹丕的智囊团比曹植的厉害，曹植才失败了。他的失败是在家族内部争夺天下的斗争中产生的悲剧，是封建王朝内部争权夺利的历史悲剧在他身上的重演”，“曹植一再表态要当周公，想以骨肉之情打动曹丕，这是在权衡利害之后采取的不得已的手法。不管他的表白是真也好，假也好，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权势斗争的残酷。我们应当站在他们的矛盾斗争之外，冷静一点，客观一点，这样我们就比古人高了”。⁽⁴⁹⁾同样，陈先生在自述其撰写《杜甫评传》经过时也说：“我喜欢根据各方面的大量资料（包括诗文作品），让作家处于时代社会的大背景前、各种不同的人事关系中，努力去把握他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尽量设身处地，从理解一个人的角度出发，把古人还原成活生生的社会现实中的人，有点像修复一个打碎了的古董花瓶那样，较完整地展现作家的风貌。”

陈先生还指出，学习马列主要应学习他们论述问题的方法。他几乎要求每一届研究生都去读《反杜林论》，并说：“这不是贴标签，而是为了真正运用他们的观点、方法找出文学史中一些规律性的东西。”⁽⁵⁰⁾陈先生自己就十分善于归纳问题、总结规律、提炼观点。如陈先生在60年代初讲李白备课时发现了一点问题：为什么皇帝要召李白？后来他就广泛地找资料，看了《旧唐书·隐逸传》，做了统计，恍然大悟了。原来自南朝陶弘景以来，皇帝请“隐逸”的事情世代不绝，这在政治上也是收揽人心。李白25岁离开四川，后来正是通过和宫廷关系密切的“隐逸”被推荐进宫的。唐玄宗曾召隐逸9人，装点门面，然后再隆重地打发回去。李白做宰相的理想不是没有根据的，唐代有很多布衣卿相。可惜李白运气不好，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正因如此，李白失意所受到的打击也就特别大。⁽⁵¹⁾陈先生这些有普遍性、规律性的发现⁽⁵²⁾，大大深化了人们对李白的认识，而且为后人进一步研究盛唐诗人的政治理想、精神面貌、生活方式与时代背景的关系勾出了明晰的轮廓。再如，陈先生在70年代末所写的《从元白和韩孟两大诗派略论中晚唐诗歌的发展》⁽⁵³⁾一文，就从中唐社会风尚、政治状况、文学背景等方面，对元白、韩孟两大诗派如何体现中唐诗歌“大变”的实绩做了独到的剖析，并以较大的气魄为这一时期复杂的诗歌发展状况勾出了清晰脉络。葛晓音先生曾充分阐述过陈先生这篇论文在当代古典文学研究史上的重大意义，她认为此文在当时开辟了一条新的思路：“即从考察具体背景入手，探讨文学史上某些重大现象或诗歌流派形成的深层原因。用这种方法研究中唐诗歌的论文在60年代颇为罕见，而在80年代则被广泛运用。陈先生在其间所做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⁵⁴⁾

陈先生诗学造诣深邃，在对中国古典诗歌进行艺术分析和审美评价方面，有其独到的看法和成功的经验。他认为，艺术分析要建立在有艺术感受的基础上，要对生活始终保持清新的感受。他认为，要提高艺术鉴赏力，就要多看古今中外的优秀作品。陈先生觉得，不懂艺术，没有艺术感受虽然也可以搞文学史和文艺理论，但总归是一个缺陷。⁽⁵⁵⁾所以，他曾不止一次地希望学生能写一手好诗，填一手好词，并说，他这样要求，“不是为了当诗人，而是为了研究古典文学。写诗有隔与不隔的问题，分析艺术也有隔与不隔的问题，自己会一点旧诗词，解诗就减少一点隔膜感。不隔才能一针见血，击中要害”。⁽⁵⁶⁾

陈先生把艺术分析分成两种，一种是欣赏佳作，要挑选真正能给人丰富的联想和美感的作品，另一种是作品本身不好，但能说明作家的创作倾向等其他问题。陈先生还指出，艺术和技巧不是一回事，没什么技巧也可以出好诗，有技巧不一定出好诗。汉乐府民歌“江南可采莲”、《诗经》“采采芣苢”技巧都很简单，但读完了还觉得余味无穷。所以讲诗光讲技巧不行，要从艺术欣赏和美学的角度去看，不要一味从表现手法去抠。即使是名作家的作品，也并不都是好的。如李贺的诗是不成熟的，有的确乎很好，有的他是认真作的，有的是不成功的尝试，有的只能作为了解他生平思想的资料。总之，对诗歌可有三种态度：一是研究问题；二是欣赏；三是探索作家在艺术上成功或失败的尝试。一定要避免为了讲一个作家好就硬凑的倾向。⁽⁵⁷⁾

陈先生认为，在诗歌研究过程中，除了有艺术感受以外，还要善于表达。他曾打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分析艺术有如逮泥鳅，又滑又难抓，死抓就抓不住，必须巧妙地用两个指头轻轻地夹起来。有时弄不好就容易把一首好诗讲死讲呆。⁽⁵⁸⁾陈先生曾经批评过80年代古典诗歌研究界的两种倾向：一是挖空心思、分析过分，把苦水都抠了出来；一是不问对象，一概用“情景交融”、“意境”、“美感”一类放之所有作品而皆准的术语去套，讲得甜腻腻、黏糊糊、不清不爽。虽然满脸是美，却说不到点子上。⁽⁵⁹⁾

而陈先生自己的诗歌艺术评论总是视不同对象采取不同的表述方法。他对诗歌中的浑成之作，一般采取浑成之评，如对王、孟诗歌艺术的分析，尽量从总体感觉上把握，避免过于着实。陈先生对那些确实在构思立意上费了心思的作品，如李贺、李商隐和杜甫的一些诗作，则一针见血，切中要害，讲深讲透，并且从中发掘出形成作品艺术特色的道理来。

在讲同一个作家的不同作品时，陈先生也力求注意语言表述方式的变化。如他在《孟浩然诗选·后记》中，分析《过故人庄》、《秋登万山寄张五》、《夏日南亭怀辛大》这三首诗，就用了三种不同的方法。他说，联想老是一个路子，老是一种表达方法，人家就会腻味。论述分析要左右逢源，才能比较滋润，否则给人苦涩之感。⁽⁶⁰⁾

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陈先生的学术思路变得清晰、明确起来，他主张，“钻研古典文学应该把考据、义理、辞章、时代、作家、作品这六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⁶¹⁾。而在《杜甫评传》的写作中，陈先生实践了自己的这一主张。他以杜甫生活时代的政治经济、宗教哲学、文化艺术的丰富资料，完整地展现出当时的社会面貌，深刻阐明了杜诗产生的历史背景、社会条件，重现杜甫的思想个性以至外在形象。⁽⁶²⁾他还对杜甫一生生活行迹做了具体细致的考证，发现甚多，在许多地方澄清了前人一些模糊的印象，如献三大礼赋的前前后后，壮游的踪迹等。陈先生还常常由杜诗引发出诗歌艺术中的一些带普遍性的问题，阐发其独特的诗学见解。从这个角度看，《杜甫评传》实际上就是他的一部“谈艺录”。总之，本书将义理、词章、考据和时代、作家、作品六者镕为一炉，在夹叙夹议的评传体中，具有论著的博赡、小说的文采、诗话的兴味，开创一种作家研究的生动活泼的新境界。⁽⁶³⁾

三　“吟咏情性”的诗词创作

由于家学渊源的关系，陈先生幼年时就已学习写作诗词。他说自己小时候比较喜欢《随园诗话》和一些选本的浅近诗词，所写作品，曾被长辈戏称为“女郎诗”。⁽⁶⁴⁾少年以后，所学渐广，大抵以中晚唐为主，也有接近宋诗一派的。艺术上则以抒情为主，但也善于叙述与白描：

遣愁无计独吟诗，声转凄凉不自知。往事渐销犹恍惚，此生将判尚迟疑。苦装嬉笑随人意，强作清狂掩我悲。惆怅夜深镫黯淡，一庭寂寞雨丝丝。（《偶感》）

乍晴蝉噪江间柳，日射长桥落影斜。近远鸡声喧午市，浅深溪水漱寒沙。人稀古道晒新谷，俗朴荒亭施冷茶。行尽山街茅店少，蓼花红处是渔家。（《经左家山》）

闲居不适意，出眺秋憔悴。夕景丽远山，凸凹分明晦。霞彩接暮霭，野烧抽长穗。平林数树枫，酡颜如我醉。秋池照瘦影，鱼窜琉璃碎。内热发长啸，落叶风前坠。（《郊望》）

七律《偶感》诗境凄苦，近于晚唐。《经左家山》则近于宋诗风格，以白描见长，写湘南风物如画，“人稀”一联堪称名句。《郊望》则以烹炼见长，句句生新，字字见力。他早年的创作，已经比较自觉尝试多方取法，诸体均学，且有新创。其中有咏物诗，如《厅前红梅一朵花发》、《红梅》、《新柳》、《嘲夹竹桃》；田园诗如《次松村居士遣兴原韵》、《崀山扫墓风雨途中口占二首》等；讽谕诗如《答布谷鸟》学张王乐府；感时伤乱诗如长篇五古《逃亡》，受杜甫影响；《青溪曲》写得绰约多姿，近于南朝乐府民歌和初唐歌行体；皆肆力追古，风格多样。从这些诗歌中可以看出，陈先生在进入大学读书之前的青少年时期，诗学上就已达到很高造诣。这种基本功，不但在他同辈学人中不多见；即比之一些前辈诗词名家，也不稍逊色。这主要得力于他天生的诗人气质与勤学苦吟之功。

在诗学上，陈先生对杜甫、李商隐的诗歌有着很深的钻研。早年所作如《拟依少陵〈秋兴八首〉韵述春日情趣仅成一章》，即仿杜甫《秋兴八首》，句式、章法皆类。先生和师母虽是亲戚，然并非青梅竹马，他们相逢于抗战逃难途中，两情依依，彼此却未表明心迹。短暂相逢之后，便是长久的分别。这个时期所写《佳期》、《无题八首》等爱情诗，情思恍惚，凄艳缠绵，在意境与风格上都是学习李商隐的，并深得李诗之艺术精髓，为早年的代表作。如《无题》其四：“水流花谢可怜生，别绪离骚搅不清。莲子有心偏太苦，合欢少瓣总多情。思随草色依裙绿，欲化星光伴月明。肠断春山千转路，紫桐花里记曾行。”其八：“太上忘情未尽忘，自家心曲自家伤。帝哀杜宇千峰血，月魄姮娥一枕霜。云海往来鱼雁渺，关山飞渡梦魂忙。诗成字字皆悲苦，涕泪潜和翰墨香。”感情深挚而意境飘逸，追求一种纯粹优美的风格，可以说是言情诗的当行本色。至与师母定情之后寄赠之作《岁末怀人》：“寒夜孤怀对酒樽，相思情意共谁论。岭梅红焰燃乡梦，燕雪清光冷客魂。隔巷马嘶风觱发，邻家人语火温存。潇湘春早回阳雁，犹望音书远寄言。”风格转为老成，并发挥其善于叙述与白描的特长。

进入中年之后，陈先生在教学与科研之余，坚持诗词创作。1955年，师母来京，结束了长达十年的两地相思。陈先生沉浸在团聚的幸福中，情不自禁，填了两阕长调：

暖室评花，风帘调雀，回廊小语声柔。院深春浅，素手约清游。莫道蜂潜蝶蛰，迎阳处，泉已涓流。虚檐外，低徊鸽哨，城阁雾全收。

回眸、如剩雪，鬓边眉上，犹滞离愁。敢自疑还在，楚尾吴头？十载堪欣此日，人依旧，夙愿终酬。忘怀否，潇湘兰芷，曾共久淹留。（《满庭芳·一九五五年二月廿一日偕庆粤游西郊公园有感》）

风吹雨歇，晚空晴，极目川原金碧。携手长楸清荫里，芳草经行无迹。墟里烟轻，荳畦花重，俯仰情怀适。蓦然车过，一声惊破幽寂。

已约来日重逢，待随车去，还惜青青陌。休怕归迟催早返，犹有多时方黑。银汉微呈，怜他牛女，欢会真难得。行行复止，几回依恋苔石。（《念奴娇·一九五六年七夕》）

虽然，陈师母调到了北京，但因工作的单位离北大很远，不能每天回家。这首《念奴娇》词就是写七夕去师母所在的医院探望，两人依恋不舍的情景。两首词写情入微，真如古人所说，读之增伉俪之重。在艺术上，一方面深得词体之婉约之法，但不为传统的境界所束缚，有不同于古人的新颖的感情内容与表达方式。这里仍然能看出陈先生不仅长于抒情，而且也善于白描、长于叙述的文学才能。这些词，像其中《满庭芳》一首，当时就得俞平伯、浦江清等前辈诗词家的激赏⁽⁶⁵⁾。一直以来，为多种当代诗词选本所选，传诵甚广，可以说当代词的代表作之一。

陈先生“文革”时期的诗作，以咏闲居、咏花卉的形式出现古近体诗，比较典型地体现了因境遇不顺而以吟咏情性自遣的传统创作方式。其中咏芍药、酴醿花诸作最工：

芍药花开动四邻，黄蜂紫蝶长精神。琼葩日灼殷红艳，玉叶风翻婀娜身。甘让牡丹矜国色，难教菡萏步芳尘。伊谁上巳供相谑，小字雷同错认人。（《咏庭中红药》）

去年趁雨带苞移，立待花开花叶披。自谓今春花事了，谁知昨夜露蕤滋。一枝已满诗人眼，千朵难医凤子痴。他日江湖从浪迹，恼侬蝶梦是酴醿。（《喜窗前去年春移酴醿花开》）

昨因红艳赋新诗，又向阶前咏玉蕤。冰雪肌肤从色淡，水云风度任花迟。倾枝露酽颓中散，揄缟风香倚曼姬。自许分根合灵药，岂将攀折赠将离。（《阶前红药将谢，复喜白芍继开》）

据陈先生晚年说，他写这些诗时，正当“文革”运动的高潮。有一段时间，教员几乎每天都有政治学习，学完回来，他就写诗，练草书。这种花花草草的诗，在当时当然不能拿出来给别人看。所以，这些优美的咏物诗，真正是寂寞中的自我慰藉，也可以说是苦闷的象征。兴象幽微，不露形迹，正是古人所说有寄托入，无寄托出。其中用典与化用成语甚妙，如“倾枝”一句，用《世说》中形容嵇康之醉的典故，运用了黄山谷美男子比花作法，语句甚俊。“伊谁上巳赠芍药，小字雷同错认人”是用了陆玑的考证，认为《诗经·卫风·溱洧》中的“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是另种药草，并非我们今天作为观赏植物的药草。这当然不是简单地介绍一种学术观点，而是点化这段公案，以获得幽默的效果。“小字雷同错认人”七字，尤觉俊极。如此点化，如此造语，可谓无处不活，到处都是诗材。此深可为诗家之法也。

七言绝句也是陈先生擅长的体裁，各个时期都有一些佳作。八九十年代，他经常出外讲学、开会，工作之余游览山水风景、名胜古迹，几乎所到之处，必有题咏。在这种场合，用得最多就属七绝与五古这两种体裁。七绝方面，1977年底至1978年初，与季镇淮、冯钟芸等先生访问山东、江苏、浙江各地的高校，前后42天，成绝句三十二首，可见其吟兴之豪。其中游览杭州西湖诸作，尤为精妙：

花港天寒不断香，山茶怒放腊梅黄。观鱼人散平桥寂，竹外霜禽噪夕阳。（《花港观鱼》）

春花秋月媚幽姿，淡抹浓妆各自宜。要识西施清绝处，铅华洗净是冬时。（《冬日西湖》）

入冬池馆减芳菲，虎跑崖边拜虎威。高树鸟争红果落，山泉一路送人归。（《过虎跑泉》）

向阳翠柳尚飘丝，岁暮江南摇落迟。地近苏堤春意早，隔年先发海棠枝。（《时届仲冬，而白堤垂柳犹青。过翠堤春晓，更见一枝海棠花发》）

这些诗多象外之致，境外之韵，与王渔洋提倡神韵之说接近。但清新爽朗、风神飘逸之处，又得力于以王维、李白为代表的盛唐七绝。这一类风格的绝句，还有1982年作《访泰纪游》八首、《三古都纪游》十绝句，1985年作《湘桂纪行》，1987作《入闽纪行》十二首，1988年游南京作《南游十绝句》，1989年赴杭大主持博士论文答辩作《杭绍纪游杂咏》六首，1990年回乡探亲纪游诗十首，1991年冬赴香港讲学作《香江竹枝词》六首，等等。这些诗随物宛转，即事点染，常多妙趣，表现了他晚年乐易旷达，处处皆有自得之趣、自适之乐的人生境界。以我们的浅识肤受，于众诗中尤喜以下诸诗：

小市而无车马喧，主人清兴宴层轩。日光岩险驱残醉，满耳潮声撼厦门。（《结伴游鼓浪屿，祖譔先生赏饭，并携游日光岩诸胜》）

夹岸花飞风乍狂，五亭桥下水流香。游人经过春如扫，深院墙高护众芳。（《南游十绝句·五亭桥遇风，两院落英缤纷而诸院众芳无恙》）

唤渡渔村犬吠人，万峰青翠映江津。偶逢红叶桃花艳，错认秋山是早春。（《崀山渡口即目》）

轻舟结伴泛潇湘，两岸霜禽噪夕阳。近市风光饶别趣，满岩丛菊缀秋香。（《自崀山乘船归新宁县城》）

当代的旧体诗词创作，以近体与词为主，五、七古诗则少有工者。陈先生早年就立意在诗体与诗风方面追求全面发展，以期媲敌古人。所以他一直致力于古体与歌行的写作。五古方面成就尤高，结体自然，叙述尽到，而时杂幽默之语，又时适当运用白话，整体的效果，是十分生动有机趣的。晚年所作，多押仄韵，以难见工，但结体紧健而能挥洒自如，不失自然之致。1982年作的《五台吟》，即是其平生得意之篇：

千里访五台，未至先见塔。等闲世俗辈，且下尘封榻。茹荤漱亦秽，岂敢参老衲？仰止菩萨顶，登先夸足捷。时见喇嘛僧，分曹唪贝叶。密宗蕴奥秘，惟闻声纷沓。佛殿绘事精，窃疑出七鸽。归途经下院，适说生公法。贱子寡慧根，复障文字业。能令石点头，于我如嚼蜡。明发登东台，驱车绕百匝。初服暑衣单，及半便著袷。混茫接一气，风雷生两胁。终惊凌绝顶，转觉苍天压。佳彼岭头花，灿若朝霞氎。山高春夏促，旋开旋结荚。休叹无人赏，翻飞足蜂蝶。因念岩栖者，野禽犹可狎。勿怜彼孤凄，勿哂我杂遝。去住各遂意，追日下寒峡。

此诗起有远势，结尾则有奇致。俱为神来气到之笔。中间或叙述，或议论，或描写，手法变化不一，而皆归于自然，并无造作之嫌。“明发”以下，尤为紧健得势，气韵高古，“混茫”四句，最为精警，优入古人境域。诗中又杂以诙谐之语，而机锋暗藏。长篇最易沉闷，这样一来，则全篇生动。宋代苏黄一派的古诗，也都是这样作，但论其渊源，则出于杜甫。先师学杜有功，而性格乐易，平时与友朋生徒交际，最能谈笑风生。反映在诗歌，则是这种幽默的风格。可以是他的诗歌的一大特色。集中五古之工者尚多，如1985年江汉、蜀中之游写作六首长篇五古，写景叙事，多有精劲之句，如：

乐山有大佛，高踞何雄伟。头顶凌云霄，双足濯江水。树添螺髻青，崖映全身紫。人旁佛臂行，纤若缘槐蚁。（《自题乐山大佛脚下小照》）

飞车上峨眉，欲观日出景。孰知山中雨，春服风吹冷。浮云遮望眼，不见金乌影。败兴下翠微，叹彼归途迥。每遇林壑幽，应接劳延颈。花光耀阳林，云海涨阴岭。猴隐效雾豹，猿出觅果警。（《雨中游峨眉》）

陈先生晚年也热衷于创作七古，风格出入盛中唐之间，追求奇崛逸荡，大气淋漓的风格。如《华山歌》，格调学李白七言歌行《行路难》、《蜀道难》，音韵铿锵；遣辞用语，篇章结构，则效韩愈之《山石》，写得风骨棱嶒，气势排奡，章法谨然；结尾所发豪情壮语：“晤对令我消鄙吝，鼓劲历登诸险空。华岳纵高终有极，壮志凌云安可穷。来时旨趣在丘壑，归去豪情盈心胸。有感不吐不为快，忽觉出语气如虹。狂言焉敢惊众耳，清赏愿与友生同。”亦如韩诗乃“含情而能达，会景而生心”⁽⁶⁶⁾，令人读后拊掌称奇。《答问学，示张明非、葛晓音二生》则由初盛唐歌行体，潜入中唐韩愈“以文为诗”一派，笔走龙蛇，议论风生，其中新词隽语在在可见，结尾声调清越，心情激荡：“君不见，安陵班姬称大家，诏续《汉书》东观趋。又不见，漱玉泉边女居士，清辞往往陵丈夫。世人岂可轻妇女，勉哉二子疾驰驱。”

清人陈衍论诗，有诗学与诗功之说，并自称诗学深而诗功浅。其实从传统的观点来看，诗学与诗功是联系在一起的。陈先生正是一直追求在两方面齐头并进，他在古典诗歌研究方面所以能取得杰出的成就，不是偶然的。他的学术与创作的道路，对我们今天的学人有很大启发意义。他的造诣，代表了当代传统诗学的高度，也是一份宝贵的遗产，值得我们学习和深入研究。

钱志熙　杜晓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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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7月版。

(2)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版。

(3)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5月版。

(4) 上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8月版；中、下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5月版。

(5)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5月版。

(6) 与林庚、袁行霈合编，中华书局，1962年8月版。

(7) 参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1月版。

(8) 参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9) 与冯钟芸、季镇淮、倪其心合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3月版。

(10) 陈先生于1995年后，因脑疾渐难董理主编事务，主要工作均为陈铁民、彭庆生两位常务副主编完成，全书五大巨册1500万字，由文化艺术出版社，于2001年5月出齐。

(11) 已结集为《梅棣盦诗词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11月版。

(12) 陈贻焮《我是怎样学习和研究的》，《文史知识》1989年第7期，第3页。

(13) 她的堂弟是武汉大学中文系著名古典文学教授刘永济先生，外侄刘敦桢先生则是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教授、著名的古典建筑专家，都是读书有成就的人。

(14) 陈贻焮《附在后面——聊代自传》，《论诗杂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308页。

(15) 陈贻焮《我是怎样学习和研究的》，《文史知识》1989年第7期，第5页。

(16) 1954年1月25日初稿，原载《文学遗产》增刊，1956年1月第二辑；后收入《唐诗论丛》，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版，第409—420页。

(17) 1954年11月17日完稿，原载《文学遗产》增刊，1955年9月第一辑；后收入《唐诗论丛》，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版，第421—432页。

(18) 陈贻焮《我是怎样写〈杜甫评传〉的》，手写稿，第5页，未刊。

(19) 参其《王维的政治生活和他的思想》，1955年1月11日完稿，原载《光明日报》1955年7月31日《文学遗产》第六五期；后收入《唐诗论丛》，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版，第116—125页。

(20) 参其《唐代某些知识分子隐逸求仙的政治目的——兼论李白的政治理想和从政途径》，原载《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61年第3期，后收入《唐诗论丛》，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版，第155—180页。

(21) 参其《关于李商隐》，1961年9月7日脱稿，原载《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62年4月第2期，后收入《唐诗论丛》，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版，第233—256页。

(22) 参其《论李贺的诗》，原载《文学遗产》增刊，1957年12月第五辑，后收入《唐诗论丛》，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版，第210—232页。

(23) 原载《文学遗产》增刊，1956年8月第三辑；后收入《唐诗论丛》，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版，第126—141页。

(24) 原载《文学遗产》增刊，1958年5月第六辑；后收入《唐诗论丛》，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版，第103—112页。

(25) 如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于保玲在综述40年代到70年代海内外王维研究动态时，就特别指出：“文革前，只有陈贻焮的《王维诗选》一书出版。迄今为止，它是这方面最有价值的著作。其中，撰‘后记’36页，选诗152首；注释甚详。……‘后记’直接为诗人记传，资料既翔实，推断也稳妥。作者强调诗人对政治环境的矛盾和妥协的态度，认为直到张九龄遭贬后诗人才滋生退隐的念头；诗人事佛是出自政治的而非宗教的原因；诗人也从未绝情于官场，只是能够使自己适应种种情况而已。……在肯定王维山水诗的成就时，作者觉得我们的目光应该从它们消极的一面移开，而集中于撩人的、深刻的、现实的一面，而且作者从整体上对王维形形色色的诗作予以赞赏。文中虽然不无争辩的口吻，作者关于官隐矛盾的论述却非常出色。这篇简明的传记是最可信赖的。”（参其《王维研究与翻译近况》，刊《文学研究动态》，1983年第8期。）

(26) 严家炎《怀念贻焮先生》，《陈贻焮先生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版。第4页。

(27) 参见朱明伦《忆陈贻焮先生》，《陈贻焮先生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版，第111页。陈先生在“文革”后所作《荷叶杯·夜授唐诗，犹未尽意，归赋三绝》其三谓：“无题岂尽有文章，摸象群盲笑瞎详。何物宜都太饶舌，悔贻话柄四人帮。”即言此事。其自注云：“玉溪生作《宜都内人》，于武后颇有微辞，而彼流辈妄目为颂圣，乃封为大法家。诗人若九泉有知，当亦唾弃。余以为无题之作，多因所感而发，从来亦有附会政事者。香草美人之论，固不足奇，而信口雌黄，居心叵测则叹为观止。”（《梅棣盦诗词集·攀登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58页。）

(28) 陈贻焮《我是怎样学习和研究的》，《文史知识》1989年第7期，第7页。

(29) 1962年夏，人民文学出版社约陈先生编注这部诗选，不久即完成初稿，后因运动起来，就一直搁置了下来。“文革”之后，出版社又来信促进，陈先生遂又着手修订，编成于1979年3月。最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3年5月出版。

(30) 1979年3月完稿，原载《文艺论丛》1980年4月第10辑；后收入《唐诗论丛》，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版，第71—82页。

(31) 将近3万字，1977年11月整理，原载《文史》1979年6月第6辑，后收入《唐诗论丛》，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版，第282—324页。

(32) 全文逾5万字，1978年3月写成，原载《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丛》第1辑，《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年9月版，又收入《唐诗论丛》，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版，第325—408页。

(33) 陈贻焮《我是怎样写〈杜甫评传〉的》，手写稿，第8页，未刊。

(34) 陈铁民《怀念贻焮先生》，《陈贻焮先生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版，第27页。

(35) 莫砺锋《少陵功臣非公谁——敬悼陈贻焮先生》，《陈贻焮先生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版，第309页。

(36) 即《评曹孟德诗》，1985年11月完稿，全文4万字左右，后收入《论诗杂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8—72页。

(37) 参见陈先生为《中国历代文学家评传》一书所写的《卢照邻》、《杜审言》、《孟浩然》、《王维》诸篇及《杜甫壮游踪迹初探》一文，均收入其《论诗杂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5月版。

(38) 即《盛唐七绝刍议》，1986年9月完稿，全文4万5千字左右，原载《中国韵文学刊》1987年创刊号；后收入《论诗杂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113—148页。

(39) 陈先生于1988年将这几年间写的19篇论文，加上一篇50年代的旧文，结集为《论诗杂著》，由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5月出版。

(40) 葛晓音《难忘师恩 永记师训——怀念恩师陈贻焮先生》，《陈贻焮先生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版，第214页。

(41) 葛晓音《通新旧之学 达古今之理——论陈贻焮先生的古代文学研究》，《文学遗产》2002年第3期，第122页。

(42) 陈贻焮《王维的政治生活和他的思想》，1955年1月11日完稿，原载《光明日报》1955年7月31日《文学遗产》第65期；后收入《唐诗论丛》，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版，第116—125页。

(43) 陈贻焮《我是怎样学习和研究的》，《文史知识》1989年第7期，第6页。

(44) 陈贻焮《书海拾贝》，手写稿，第1—4页，未刊。

(45) 原载《文史》第14辑，后收入其《论诗杂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211—262页。

(46) 陈贻焮《漫谈中国古代文学的学习与研究》，《大学生》1981年第4辑，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第66页。

(47) 见《论诗杂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8—72页。

(48) 葛晓音《通新旧之学 达古今之理——论陈贻焮先生的古代文学研究》，《文学遗产》2002年第3期，第126—127页。

(49) 陈贻焮《漫谈中国古代文学的学习与研究》，《大学生》1981年第4辑，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第66页。

(50) 同上，第64页。

(51) 陈贻焮《我是怎样学习和研究的》，《文史知识》1989年第7期，第7页。

(52) 陈先生于1961年2月将这些发现写成《唐代某些知识分子隐逸求仙的政治目的——兼论李白的政治理想和从政途径》一文，刊《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61年第3期；后亦收入《唐诗论丛》，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版，第155—180页。

(53) 写于1978年3月至4月，全文逾5万字，原载《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丛》第1辑，《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年9月版；后收入《唐诗论丛》，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版，第325—408页。

(54) 葛晓音《通新旧之学 达古今之理——论陈贻焮先生的古代文学研究》，《文学遗产》2002年第3期，第125—126页。

(55) 陈贻焮《漫谈中国古代文学的学习与研究》，《大学生》1981年第4辑，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第67页。

(56) 同上，第71页。

(57) 陈贻焮《漫谈中国古代文学的学习与研究》，《大学生》1981年第4辑，北京大学出版社，第67—68页。

(58) 同上，第69页。

(59) 葛晓音《通新旧之学 达古今之理——论陈贻焮先生的古代文学研究》，《陈贻焮先生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版，第286页。

(60) 陈贻焮《漫谈中国古代文学的学习与研究》，《大学生》1981年第4辑，北京大学出版社，第70、71页。

(61) 陈贻焮《我是怎样写〈杜甫评传〉的》，手写稿，第14页，未刊。

(62) 陈贻焮《我是怎样学习和研究的》，《文史知识》1989年第7期，第8页。

(63) 孙静等教授撰《〈杜甫评传〉参加北京市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选推荐意见》，见严家炎《怀念贻焮先生》，《陈贻焮先生纪念文集》，第6页。

(64) 陈贻焮《我是怎样写〈杜甫评传〉的》，手写稿，第1页，未刊。

(65) 陈贻焮《附在后面·聊代自传》，《论诗杂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310页。

(66) 王夫之《薑斋诗话》卷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