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明
生年：1975
现职：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副研究员
研究方向：近代西方政治思想史、法国史、基督教思想史
主要论文：“卢梭社会理论的宗教渊源初论”“托克维尔论法国革命传统”“民主时代的政治与革命：论托克维尔的新政治科学和政治史”等
崇明的书单
《白痴》，［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荣如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拯救与逍遥：中西方诗人对世界的不同态度》，刘小枫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罪与罚》，［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岳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卡拉马佐夫兄弟》，［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荣如德译，上海译文，2004
《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高毅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
《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从卢梭到罗伯斯庇尔》，朱学勤著，上海三联，1994
《社会契约论》，［法］卢梭著，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
《论美国的民主》，［法］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
《七重山》，［美］多玛斯·牟敦著，方光珞、郑至丽译，上海三联，2008
《20世纪的两位知识分子：萨特与阿隆》，［法］西里奈利著，陈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当知识分子遇上政治》，［美］马克·里拉著，邓晓菁、王笑红译，新星出版社，2005
《寻找家园》，高尔泰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
俗话说无巧不成书，没有巧合就没有戏剧性的故事。某种程度上，读书也是如此，和某些书的偶然相遇，往往在一个人的求知和人生历程中留下深刻印迹。在充满好奇心的青少年甚至是童年时代，这种相遇，用苏格拉底的话来说，会激活那些刻在灵魂深处的知识、思想和激情。
真正让我有印象的第一本书，是上小学时在家里偶然翻到的一本通俗《史记》故事，没有封面，前后也少了好些页。里面讲的是刘邦、项羽、张良等人的故事，非常有趣，我一口气读完了。这一阅读体验，或许为我日后成为历史系的学生埋下了伏笔。
以后慢慢长大，又对文学产生兴趣。大学二年级时，偶然翻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虽然不是很懂，但女主人公的美丽和神秘、梅斯金的单纯和脆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1996年到北大读研究生，在一个同学那里看到一本《拯救与逍遥》，里面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让我多少理解了《白痴》。《拯救与逍遥》的书名很吸引人，作者的才华和激情令人印象深刻。我第一次领略到基督教的信仰和思想内涵，后来迷上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中杀人犯拉斯柯尼科夫和为家境所迫沦为妓女的苏妮亚一起跪下来祷告的场景，让我第一次明白救赎的意义；《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伊凡和阿辽沙的对话，让我感受到信仰和理性、历史之间的张力和冲突。在虚无主义的逼迫下追问信仰的可能和意义，在阿辽沙、苏妮亚这些普通人的生命中揭示信仰的艰难和美好，陀思妥耶夫斯基邀请人们在与超越世界的相遇中审视自我。
在读书中接触到信仰和宗教的同时，我也开始了对政治的发现。大三、大四时，开始集中读一些关于西方历史和文化的书，无人指导，基本上就是乱看。高毅的《法兰西风格》和朱学勤的《道德理想国的覆灭》让我对法国史产生了兴趣。高著让我看到，法国大革命在很多方面实现了革命者所期待的与旧制度的断裂，但其创造的政治文化事实上又融合了旧制度的遗产，形成了某种政治理念、心态和行动方式，持久地影响了现代法国和世界政治的发展。朱著颇有文采，对革命道德理想主义的批判激情洋溢，而我当时刚刚走出少年时期的革命理想主义教育，读该书颇有共鸣，未想此书在多年后生出一场风波。
这样我就选择了欧洲特别是法国历史作为研究生学习的方向，卢梭和托克维尔的思想成为我的主要研究对象。这两位政治哲学家以不同方式深刻地剖析了政治对心灵的塑造。在对西方政治哲学的研读中，我体会到政治与生活息息相关，政治就是一种生活方式。上大学期间，少年时期的理想主义的破碎让我对政治无所适从，既视之为应该远离的、往往与邪恶为伍的权力斗争，但又感到它是一种我无法避开也无法掌握的力量。
当下大多数人对政治的理解基本限于这样一种无意识的暧昧：或者追逐权力以获取自己的利益，或者在对权力的顺从中接受体制的塑造，或者远离政治而专注于私人生活。这三者往往互为表里，使人们不自觉地成为他们无法掌握的政治的产品。可以说，发现和掌握政治，是中国社会的迫切挑战。卢梭、托克维尔和西方政治哲学帮我走出了政治困惑，让我认识到，在现代社会中，必须通过公共性的政治生活克服个体的自私和虚弱，战胜僭主和寡头的暴力和贪欲，实现自由、德性乃至伟大。
在仔细阅读了卢梭的作品后，我摆脱了《道德理想国的覆灭》对卢梭思想充满激情而简单化的解读。《社会契约论》并非道德理想主义的表白，而是引导人们理解政治对于人之本质的构成性意义。在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中，我们则看到公民的自由精神必须在日常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生活中习得。
上大三时，我第一次听说《论美国的民主》这本书，一个室友说起他在这本书中看到的美国星期天的场景：平日繁华的市镇在星期天忽然变得安静冷清，因为人们去教堂做礼拜或者在家休息、读《圣经》。他觉得这很有趣，而我不明白其中有什么奥妙。我当时完全不知道托克维尔是谁，找来《论美国的民主》翻了翻，也没有什么感觉，只是室友的这番评论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多年后我才读懂了《论美国的民主》。在曾让室友诧异和让我困惑的这个场景下面，托克维尔写道，美国人不时避开自我，远离那些纠缠生活的琐碎激情和利益，投身到一个伟大、纯净和永恒的理想世界里。这契合于我从刘小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入手所获得的对信仰的发现。不仅如此，在托克维尔那里，宗教对于个体和公民灵魂的提升和净化，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在他看来，宗教精神和自由精神的结合，是现代政治的成功之道。
经历了宗教和政治的双重发现，我认识到20世纪之所以制造了各种极端和暴力，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遗忘或扭曲了宗教和政治。美国修士、作家托马斯·默顿的自传《七重山》，讲述的不仅仅是个人的皈依和信仰之旅，也是对20世纪的宗教性反思。默顿自述是20世纪的公民，梦想着拥有了全部的自由，但却走向了奴役之路，成为“充满毒气室和原子弹的时代的公民”。默顿也曾试图反抗世界，一度热衷于革命，但这并非是因为他深切体会到工人阶级的沉重苦难，而是因为它符合他的叛逆者想象，以为自己超越了现代社会的疯狂和愚蠢。在默顿看来，没有真正的超越，沉溺于或者反抗现代世界都可能不过是对自我和世界的偶像崇拜，最终带来这二者的毁灭。
默顿对20世纪的宗教批判，在很多学者的思考中得到了回应。其中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复杂暧昧关系，是理解20世纪种种病症的最佳角度之一。法国学者西里奈利的《20世纪的两位知识分子：萨特与阿隆》、美国学者里拉的《鲁莽的心灵：政治中的知识分子》（中文本题为《当知识分子遇上政治》）深刻地揭示这一关系。西里奈利让我们看到，阿隆以介入的旁观者身份，审慎地思考历史和政治并把握可能的善和自由，萨特则自认为发现了历史的意义并试图通过政治批评来加以呈现，以其哲学和激情来克服或藐视这一意义与现实的差距，对苏联和第三世界革命表现出一种令人吃惊的盲目狂热。萨特鼓吹参与政治是知识分子的神圣使命，阿隆则提醒知识分子，这种参与如果缺乏政治理解和责任，则可能会沦为麻醉和鸦片。
里拉试图解释政治对知识分子的麻醉效用，勾勒了20世纪几位最著名的欧洲哲学家的思想和政治肖像，提出了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到底是什么促成了20世纪思想界对暴政的捍卫？虽然里拉以某些政治哲学学者的特有自负轻易打发了思想史和社会史的解释，并且像其很多同门一样，认为柏拉图早就洞察了一切，但从哲学家和知识分子的心魔爱欲去理解这些人的政治狂热和盲目——政治对于他们来说不过是其心魔爱欲的工具，仍然是颇有启发的解释，并且也是对很多自负为哲人和知识分子的人的警醒。当然，要追问何以早就被柏拉图察明的心魔爱欲会在20世纪知识分子身上大规模地爆发，我们还是得回到对现代性和20世纪的种种政治史、思想史和社会史的理解。
对于中国人来说，对20世纪的拷问同样事关重大并且极为迫切，而这一时代特别是后半个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的关系还有很多值得书写之处。值得期待的是经历了这半个世纪的知识分子们自己的见证和反思。去年在巴黎一个朋友家里偶然翻到高尔泰先生的《寻找家园》，结果就放不下了。这本书打动我的，首先是其文字的优美和情感的强烈；其次是作者少年时期所生活的那个世界，那种苦难中的自由竟让我产生一种乡愁般的感觉，虽然我离那个世界很遥远。
这本书最值得关注的地方，是作者在1950年代以来的种种政治漩涡中、在扼杀自由的苦难中寻求自由的几近徒劳的艰苦努力。反右运动后，高尔泰被分派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有一次黄昏收工时，他在饥饿的驱使下，悄悄脱队去采沙枣，然后在月光下的荒漠里几乎迷路，但在摆脱了集体的孤独中，忽然又觉得找到了几乎失落于集体中的自我，然而却不得不又追赶队伍回到农场，于是“月冷笼沙，星垂大荒。一个自由人，在追赶监狱”。这个场景，是那个时代的浓缩，让我震撼不已。今天的汉语思想界，自由似乎正在成为一个被边缘化的主题。只有严肃面对《寻找家园》——虽然它会引起争议——这样的著作及其揭示的历史和生命，我们才能愿意并且能够以中国人的经验和思考回应里拉提出的问题。
以上谈到了我读到的特别是偶然读到的一些令我印象深刻的书。年少时的好奇和单纯，欢迎那些偶然闯入的书，并常常没有保留地向它们带给自己的冲击敞开，而当成为研究者后，则往往以审视甚至审判的眼光把所有书都转化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让它们为我们说话。这时，回忆一下那些读书经历中的偶然事件，也许可以让我们更谦卑地让那些书来对我们说话。
（2012.2.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