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孔子卓越的治国智慧

第一节 仁是孔子治国的最高智慧

一、仁的含义

（一）何谓仁？

《论语》记载了著名的“樊迟问仁”。

孔子的学生樊迟问孔子，何谓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

仁就是爱人，爱人就是多关爱人。

“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仁学观是政治思想与伦理道德相融合的准则，是孔子的最高道德境界。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言，孔子的仁，不仅指伦理道德，恐怕还有更高的精神境界，所谓仁入“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冯友兰：《对于孔子讲仁的进一步理解和体会》，《孔子研究》，1989年第3期），即言孔子认为连他自己也不敢说已达到仁人的境界。但孔子又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即只要自己想为仁，是可以达到的。

樊迟问仁

樊迟请教孔子，什么是仁？孔子回道：爱人。这一世纪之问，回答了孔子思想的最高内涵。

（二）爱是仁之本

孔子的仁，是以爱为本的，爱，即仁爱、爱人（爱护他人）、亲亲（爱自己的亲人）、助人、立人、达人，其宗旨即关心人。孔子提倡“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孔子认为爱人、关心人，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高境界。孔子的“爱”有很重的“孝”意在内，如他说“亲亲，仁也”，亲亲即指对有血缘关系人的爱，这和老子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可以说是鲜明的对照。

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论语·雍也》）即强调要兴欲立自己先立别人的先人后己、互助互爱的风气。此外，孔子的“孝”，也属于爱人的范围之内，包括孝亲、孝君、孝长辈等内容。没有对人的爱就算不上仁，这是孔子仁的最高境界。

二、仁与义、礼

（一）义是仁的基础

孔子的仁，是建立在义、忠、孝的基础上的，正如庄子所说：“孔子曰：要在仁义。”（《庄子·天道》）“不仁者远矣”（《论语·颜渊》），孔子的仁义是重义轻利，如《论语·里仁》中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提倡为仁义而忠，为仁义而勇，为仁义而信。如孔子曰“仁者必有勇”（《论语·宪问》）以及“其为人也孝悌⋯⋯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说明忠孝乃仁之内涵。孔子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论语·卫灵公》）。义还包括志气，如孔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

（二）礼是仁的约制

礼，指礼仪章制、宗法制度，是一种政治秩序，是对仁的约束，也是实现仁的一种措施。周礼，是指周代的礼节。孔子主张“克己复礼”（“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见《论语·颜渊》），提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还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指出仁是一切礼、乐制度的基础，礼是仁的体现。对礼的标准，孔子认为应从“俭”，他说：“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并认为“礼之用，和为贵”（《论语·述而》），即礼亦不可太过，和谐即可。孔子尤以“正名”为礼之第一要义，正名就是要“名正言顺”，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子路》）强调名实关系。

第二节 礼是孔子治国的至高智慧

一、孔子治国体系是以仁为中心的仁礼观

孔子思想体系的中心究竟是什么曾经引起了长期的争论，有的认为是仁，有的认为是礼，然皆不免失之偏颇。孔子思想体系是以仁为中心的仁礼的统一。

（一）孔子建立新的仁礼关系

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以仁为内核，礼为形式的仁礼统一体系。

无论从《论语》或是从孔子的生平活动都可证实孔子一生尽在习礼履仁之中，且从未把二者割裂过。事实上，仁与礼在西周便已是一对密不可分的统一体。文王重仁政，周公“制礼作乐”，说明西周已是中国古代的文明朝代。难怪孔子赞叹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

当东周政治经济发生了急剧的变革时，新的生产关系需要有新的上层建筑，于是旧的仁礼关系必然要被新的仁礼关系所取代。作为仁礼统一体的外延——礼，当然首当其冲被打破，于是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东周时期的礼崩乐坏只是外表现象，更严重的是仁的堕落，道德的败坏。故早在西周时期召公即告诫成王：“不可不敬德。”（《尚书·召诰》）为了挽回礼，必须建立新的仁礼关系。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论语·泰伯》

这是孔子效周公制礼作乐的名言。

（二）孔子仁的内涵

孔子仁的新内涵是突出人的自身价值及其社会价值。

仁及儒都含有“贵人”的意义。仁字即由“人”及“二”字构成，包含着贵“人”（对人的尊重）及对他人的爱。如《说文》：“仁，亲也，从人从二。”儒家的儒字，则有众人之意，如仁与儒的象形字。

孔子重人，反映了“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观点。仁的本义为人。正如《中庸》所说：“仁者，人也。”这都表明人是仁的第一对象。

第一，仁的基本内涵为以人为核心的爱人、为人及立人。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

爱人，是孔子划时代的巨大贡献，标志着人爱文明的超越。

“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

爱众，即博爱，“而亲仁”指建立在亲亲基础上的仁爱。仁，即爱他人。说明孔子的爱众，已经超越了“血缘”的爱，爱的社会化标志着人的价值观的升华。说明博爱并非西方的专有词，其实中国的孔子在两千五百年前就已提出了，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即是。

第二，孔子的仁爱还包含着孝爱。

孔子曰：“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

这表明爱人是在血缘爱基础上的升华，从而使仁爱不仅有最强的人道主义精神，而且有高度的人情味。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孝悌是人伦之本，首先要有孝道才谈得上仁爱，因为仁爱是孝悌的社会化和政治化。正如孔子所教诲的：“弟子人则孝，出则悌。”（《论语·学而》）“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

二、为国以礼、为国以仁是孔子礼的最高含义

为国以礼。

——《论语·先进》

这是孔子重礼的目的。

“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论语·卫灵公》）

“为国以礼。”（《论语·先进》）

老百姓需要仁，如同需要水火一样重要，说明仁为人民、国家的第一需要。孟子也竭力强调统治者必先仁，如：“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孟子·离娄上》）

孔子“为国以仁”“为国以礼”的提出，其重大意义在于把伦理高度政治化，把儒家伦理提升到了一个极高的境界。难怪孔子认为达到仁的境界是极不容易的。如他所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

在“为国以仁”的前提下，孔子强调德政，从而使仁更加社会化、政治化。就像他所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

礼包括人的行为规范及国家表示敬意与威严的典章制度，是人际关系及社会关系文明度的重要标志。

礼是儒家思想的重要范畴，和仁并列为儒家思想体系的中心，为孔子所倡举。

礼起源于古代的祭祀，《易经》对此已有记述。如：“王用亨于西山。”（《易；随·上六》）

亨，古通享，享即祀也。 《诗·小雅·楚茨》中有“以享以祀”。周公“制礼作乐”标志着西周礼文明已达到了一个辉煌的高度。到春秋时期，随着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改变，需要新的上层建筑与之适应，尤其奴隶转变为农民，地位提高了，人的价值观发生了质变，从而需要一定的文明度进行保证。孔子的礼便是在新生产力发展的形势下应运而生的。

孔子时期的礼，其基本内涵有四个方面。

第一，礼的第一个内涵是“为仁”。

孔子对礼的复兴，第一措施便是强调仁为礼的最基本的内涵。

“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 ) 《论语》有109处强调仁，这不仅加强了礼的内涵，对礼的价值的提高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孔子加强仁的目的还在于突出礼不能只作为形式，他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论语·阳货》），即如果不加强仁的实质，空有其礼，也不过金玉于外，败絮于内而已。

第二，礼的第二个内涵为“正名”。

何谓正名？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

即君、臣、父、子各守其位，各尽其职，如果“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论语·颜渊》），那就“名不正”，名不正则“言不顺”。所以孔子最反对僭越，主张“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论语·泰伯》）。

第三，礼的第三个内涵是“克己”。

什么是礼？

孔子首先提出：“克己复礼。”（《论语·颜渊》）

克己，指对自身行为的约束，所谓“约之以礼”（《论语·雍也》），因为礼的全面含义是敬别人和被别人尊重，两方面的统一才是完整的礼。要别人尊重自己，那就得自己先有约束并且自爱。故对礼“克己”的含义，孔子做了重要的解释，即：“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第四，礼的最高含义为“为国”。

孔子提出“为国以礼”（《论语·先进》），强调“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论语·里仁》）。他还说“不知礼，无以立”（《论语·尧曰》），突出“立于礼”（《论语·泰伯》）的重要意义。

克己复礼

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论语·颇渊》

孔子认为克己复礼才能达到仁的最高境界，足见孔子对律己的高度重视，具体表现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综上所述，孔子的仁礼是超越了血缘宗族关系的仁礼，是高度政治化、社会化的伦理，奠定了儒家伦理的核心。

三、孔子仁礼的辩证关系及其影响

孔子的仁、礼是一对统一体，其中又以礼为形式，仁为内容，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孔子创建的儒家伦理的核心。

仁、礼二者密不可分，其间的辩证关系是以仁为主导，仁重于礼，但仁又受礼的制约，二者是互相依存，又互为制约的关系，两千多年来始终是儒学思想体系的中坚，为中国成为世界闻名的礼义之邦和文明古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第三节 中庸是孔子治国的智慧

一、孔子以中庸之德为儒家的执德准则

中庸是儒家的中正准则，始创于《易经》，孔子做了重要发展，成为儒家思想体系的重要内容。

中庸即中行、中正、中德。 《易经》谓“中行”， 《易传》作“中正”，《尚书》作“中德”（“作稽中德”见《尚书·酒诰》），孔子则称之“中庸”。其含义皆为中正。

所谓中庸，孔子认为有两个主要含义。

1 ．过犹不及

“过犹不及”（《论语·先进》）是孔子对中庸的主要解释，和《易传》的“中正”及《尚书·大禹谟》的“允执厥中”同理，即执中之意，主要意思为思想方法必须不偏不倚。正如朱熹所注：“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四书章句·中庸注》）

不偏不倚是指中正的思想方法，并非“和稀泥”的调和主义，故中庸和折衷有着质的区别。

在方法论上，中庸是“执两用中”，无偏无颇的正确方法。

“过犹不及”为儒家树立了正确的处人处事的思想方法，增强了儒家的思辨能力。

中庸思想也是孔子的重要思想体系之一，有着重大历史价值，毛泽东都作了肯定。如他指出：“孔子的中庸观念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47页）

2．中庸之德

中庸的另一层含义指道德品质，即中正、正直的道德，孔子称之为“中庸之德”。

“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论语·雍也》）孔子认为，中庸之德是最好的道德规范，可惜百姓中已经很少见了。

孔子的中庸之德，实质是仁道。仁道是孔子的最高道德，中庸之德即指在仁道基础上的调和。正如《论语·学而》所言：“礼之用，和为贵。”

总之，中庸之德是对仁道的补充。义和中庸皆属于仁道的范畴，其中义为仁道之刚烈，中庸为仁道之亲和，故义与中庸刚柔相济共同统一于仁道。正如孟子所说：“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孟子·尽心下》）

《中庸》也强调说：“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礼之用，和为贵。

——《论语·学而》

这句名言，对中国人的为人治世有很大影响。

二、中庸之道的历史意义及其影响

第一，对儒家大一统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孔子中庸之道的重大历史意义在于它以其中正、调和的处世原则对儒家大一统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而对中国两千多年来国家的统一客观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春秋公羊传》的大一统思想就是儒家中庸之道的发展，相传是由孔子的弟子子夏传给公羊高的。现实意义上说，儒家的大一统思想对中国成为并保持大国地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二，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巩固起到了促进作用。

封建社会在中国延续两千五百年之久和中庸的守中思想是有密切的关系的。中庸观点以守为重，客观上对社会变革起到了阻碍作用，对封建社会的巩固具有重大意义。

第三，对中国多民族的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汉族与少数民族常常发生冲突。孔子“和为贵”的中庸思想对汉族与少数民族的融合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四节 孔子杰出的“德政惠民”政治智慧

孔子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孔子提倡德政反对苛政，他指出“苛政猛于虎”（《礼记·檀弓下》），这是孔子仁学观的政治体现。后来孟子加以发展为仁政王道，对后世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孔子认为君子首先自己要正。孔子还主张中央集权，这对统一中国是有积极作用的。孟子提出“定为一”，同样指出安定对国强的重要意义。

孔子的德政，强调“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他认为行德之政，犹如众星围绕北极星转一样稳固团结。孔子提出要“惠民”，“所重民、食、丧、祭”（《论语·尧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还说“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即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国家也就不存在了，因此他强调：“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

孔子“重民”“助民”，他常引《尚书》说“惟民其康义”，“今天其相民”（《尚书·大诰》），并认为德政必须“尚贤”，即提倡“举贤才”（《论语·子路》），他还提出“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强调要贤君政治。

苛政猛于虎。

——《礼记·檀弓下》

孔子和子路过泰山时遇女子哭坟所感。

政者，正也。

——《论语·颜渊》

正，指正直正派，无论为官做人，都必须正人正己，走正道。

第五节 孔子重人道不轻天道的哲学大智慧

《论语》主要体现孔子的人道思想，《易传》《春秋》则主要体现孔子的天道观。“据《史记·孔子世家》和《汉书·艺文志》，《易传》十篇确系孔子所作。古人所谓作，不过说一部书的基本思想、基本东西属于某某，不可能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出自孔子之手。其中有些可能是孔子后学所记，有些则是经孔子之手保存下来的旧说。不论哪种情况，其基本思想属于孔子，是肯定无疑的。”（吕绍纲：《孔子是无神论者》，《孔子研究论文集》，1987年版）因此，从《易传》及《春秋》体现的孔子观点来看，孔子是个无神论者。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论语·为政》

孔子强调以德治国犹众星环绕北极星一样。

正如吕氏说：“一个新的趋势出现了：人们对于孔子是有神论者的传统结论日益失去信心，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探索究竟应该把孔子的无神论思想肯定到怎样的程度。在这个问题上，金景芳同志的观点和方法值得注意。金老三十多年来不管风吹雨打，一直坚持孔子是唯物论者的意见。我赞成金老的结论。同时我具体地认为，孔子不是有神论者，不是半无神论者，也不是同时可以定为有神论者的无神论者。孔子是个真正的、完全的无神论者。”

吕氏的观点是可取的。《易传》是一部光辉的哲学巨著，闪烁着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孔子晚年整理易学，“韦编三绝”（《史记·孔子世家》），说明了孔子研《易》的辛苦。孔子自己也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

《易传》凝结着孔子的心血，反映了孔子天道观的唯物思想及无神论思想，同时也说明孔子并不是只重人道。孔子应该是一位真正的无神论者，正因为孔子不信“天命”，敢于和“天命”抗争，才会如此“自强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