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鲁迅的思想传统

世界视野中的鲁迅与鲁迅视域里的世界

张梦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摘 要：鲁迅是世界中的鲁迅。鲁迅眼中也自有他的世界。只有从世界视域中审视鲁迅，又透视鲁迅眼里的世界究竟是怎么样的，才能从双向对流中更为全面、准确、深刻地认识鲁迅的真正价值及其局限。鲁迅是对中国人的精神进行深刻反思的伟大思想家，但由于时代与个人的限制，在历史与未来之间，鲁迅对历史，特别是中国的历史具有深透的理解，但对人类如何走向未来的问题并没有想清楚。

关键词：鲁迅；世界；历史；未来

鲁迅是世界中的鲁迅。鲁迅眼中也自有他的世界。只有从世界视域中审视鲁迅，又透视鲁迅眼里的世界究竟是怎么样的，才能从双向对流中更为全面、准确、深刻地认识鲁迅的真正价值及其局限。

一 世界视野中的鲁迅

鲁迅是谁？他是怎样出现的？有怎样的特征和价值以及局限？

要回答这一系列问题，仅仅蜷缩在中国的圈内是不行的，需要跳出小圈子，扩大到整个世界视野，即人类历史发展的大观视角去看中国，看中国近现代出现的鲁迅现象。

鲁迅出生的1881年，正是1884年中法战争前的三年，大清王朝处于崩溃的前夜，世界上由于工业革命，资本主义日趋发展，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时，争相侵略和瓜分中国。中国先觉的知识分子痛感国家的衰落、专制的黑暗、列强的凶恶、变革的急迫，十数年后出现了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及其失败，排斥西方的义和团运动兴起和八国联军对中国的入侵。原本自以为居于世界中心、四围不过是“小蛮夷耳”的大清帝国竟被“洋鬼子”恣意宰割，于是变革之声愈加强烈，延续千余年的科举制度逐渐废除，知识分子开始赴日本或英美留学，出现了留日派与英美派的分流。但不管哪一流派，宗旨都是“救中国！”“忍将冷眼，睹亡国于生前，剩有雄魂，发大声于海上”，这几乎成为所有爱国志士共同的心声。

正是在这种历史环境和社会心态促使下，中国出现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清王朝的灭亡，又出现了1917年的文学革命和1919年的五四运动。

鲁迅就是在这种世界和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下出现的。

如果鲁迅不生在清末科举制度废除、新学兴起、开始到外国留学的时期，他可能仍然照走科举的道路，可能成为士大夫层中的革新者，却不可能成为现在的鲁迅；如果不在1919年前后爆发五四文学革命，他也不可能写出《狂人日记》而一发而不可收，成为现代中国的伟大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

概而言之，是当时的世界造就了鲁迅。

当然，除了世界的时代环境外，鲁迅的个人的遭遇和性格、天赋也是成就鲁迅的重要因素。

若没有鲁迅那样超凡的思想天才和文学天才，以及祖父下狱、父亲病死、在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路途中看见世人的真面目，还有与琴表妹的初恋受挫、被迫喝下朱安这杯婚姻苦酒的话，即便有再好的历史条件也成不了鲁迅。当然，如果没有个人的刻苦努力，具有再高的天赋，也难有大成。例如鲁迅的堂兄周寿恒阿泰比少年鲁迅樟寿还聪明，同样的书，樟寿读几遍能背出四十行，他却能背出八十行。但他没把聪明用在正处，结果一事无成，变成了痴迷耍牌“游大湖”的嬉客大少爷。

所以，历史与人之间是互动互促的。鲁迅之所以为鲁迅，是由于历史与个人的两面因素互动互促所造就的。他人亦然。

应该承认天才的存在，特别是文学艺术和原创性科学技术领域，那些创造了突破性成果的大家，必定具有超于常人的天才条件。不承认天才的存在，强说人人都是一样的，把高出的人一律削平，让所有的人都归于平庸，变成没有思想、没有才能的奴性十足的“普通劳动者”和“驯服工具”，正是封建专制者的惯用伎俩。如鲁迅青年时代就指出的：“性解（天才）一出，必全力死之。”只能使整个社会趋于平庸，停滞不前，这样下去，只能造成人类文化的停滞和倒退。

我们不仅要承认天才的存在，而且须看到这种天才人物是极其珍贵的，要很多年才能出现一个。而其出现，既有必然性，更有偶然性。

回观中国文学史，窃以为出现过七大文学天才：屈原、庄子、司马迁、李白、苏东坡、曹雪芹、鲁迅。

当然，这七大文学天才之外，还出现过很多具有文学才能的人。例如唐代就有与李白齐名的杜甫。他的史诗，是李白写不出的，中国文学没有了杜诗，不知会减少多少分量。但杜甫还不是李白那样的从天而降的大天才，他以卓越的写实才能磨出了惊天地、泣鬼神之作，却是在天赋基础上经过后天刻苦努力铸成，不像李白那样几乎是人工所不可能达到的，完全是从天而来的黄河之水，天工妙成的诗的瀑布。写出《金瓶梅》的兰陵笑笑生，开创了中国描写家庭生活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可以说没有《金瓶梅》就不会有《红楼梦》。然而，曹雪芹称得上是七大文学天才之一，兰陵笑笑生却算不上，原因之一是他不但缺乏曹雪芹那种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顽石”“仙草”的奇思妙想，而且沉溺于性的露骨描写，与《红楼梦》那种“神瑛侍者”与“绛珠仙草”的宝黛爱情无法相比。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郭沫若也是天分甚高的才子、诗人，他的《女神》称得上是鬼斧神工，但他终归只有这开篇之作，就没有继续下去。《屈原》等历史剧，不愧为杰作，但可惜渗入了较多的外来成分，难为天然神品了。曹禺是一位天降的鬼才，但气象不够浩大，后来又被扭曲，才尽了。张爱玲、萧红是天生灵异，但其影响与气概距七大文学天才尚有较大距离。周氏兄弟之一的周作人，其散文的老熟、数量的巨大，不可小觑，但缺少的是大哥鲁迅那样的冲天之气，骨子过软了。这也是他后来堕落的一个原因。

中国近代文学，自曹雪芹之后二百余年来，出现的文学天才只有鲁迅一人！

鲁迅的《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积二十余年的“焖焐”与思考，发出控诉“吃人”的呐喊，像佛教里的“狮子吼”一般，震撼整个旧中国，非发自天籁不可得也！一篇《孔乙己》，从容三千字写尽人间的冷酷，有如神品。信笔挥成《阿Q正传》，以一个阿Q，凝聚几千年中国人的品性，折射出人类的普遍弱点，不是大天才何能为之？散文诗集《野草》，是鲁迅苦闷时的泄愤，然而一出手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再也没有人能够超越。就是小小杂文《论雷峰塔的倒掉》，悠然为之，也是独出心裁，独往独来，无有来者。三一八惨案后，当时文人几乎都写了悼念文章，而唯有《记念刘和珍君》直冲云霄，在群山中独树高峰。后期的《“题未定”草（六至九）》显现思维的天才；《隔膜》《买〈小学大全〉记》直捣士人的奴性，《病后杂谈》《病后杂谈之余》点中封建统治者的穴位，以“大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可谓始终不变”一语概括历史恶性循环的毒恶，透发超人的悟性；《我的第一个师父》，幽深峭拔，思绪缭绕；《半夏小集》，嘲讽尖刻而笔致轻妙；《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对新奴隶主的预感，何其精准？后来此物不就是“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吗？最后未完的绝笔《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末尾写黄兴“日本学监，诫学生不可赤膊，他偏光着上身，手挟洋磁脸盆，从浴室经过大院子，摇摇摆摆的走入自修室去而已”，何其传神！黄兴性格跃然纸上，鲁迅给人间留下最后的天才一笔。

鲁迅不仅是历史上稀见的文学天才，而且是少有的思想天才。他是深刻反思中国人精神的伟大思想家，他反思的结晶《阿Q正传》等不朽作品，至今依然是我们反思自身弱点的镜子。

作为一个稀有天才，又作为一个真实的人存在的鲁迅，和中国历史上的屈原、庄子、司马迁、李白、苏东坡、曹雪芹一样，是几百年才出一个的思想天才与文学天才。而且历史上只可能有一次，不可复制，也不可超越。他们就是黑格尔所说的“这一个”，不可能是“那一个”。以后多少年后，可能出现别一个新时代的思想天才与文学天才，但绝对不会是和鲁迅和屈原等一个样的。他可能汲取了从屈原到鲁迅等前人的资源，但绝不会重复前人，也并不是什么超越，而是新时代熔炉重新铸造出来的新型人物。这一代代的思想天才与文学天才也都是独立的存在，不可能也不必要互比高低。

这些思想天才与文学天才，往往都有一颗无比痛苦的灵魂，是他们所处时代的“苦魂”。

从存在论哲学观点看：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政党，一个民族，都存在一个根本问题——认识自己，认识世界，认识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以作出生存与发展的正确方略。

这个根本问题，当代文学思想家刘再复先生归结为“自己如何可能”六个字，也就是“自我确立、自我实现如何可能”，即康德所说的“认识如何可能”、“人类如何可能”的根柢性问题。

其实，人类从诞生，即有了精神之日起，就已经开始了这种追问和反思。先祖们曾在古希腊神庙上镌刻着一句对后人的提醒，“认识你自己！”法国大思想家蒙田也说过，“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认识自我。”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名著《人论》的第一段话就是：“认识自我乃是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这看来是众所公认的。在各种不同哲学流派之间的一切争论中，这个目标始终未被改变和动摇过：它已被证明是阿基米德点，是一切思潮的牢固而不可动摇的中心。”一个民族的思想家最主要的使命就是促使本民族正确地认识自己。中国近代以降，从梁启超、严复到鲁迅、胡适、周作人，历代思想家都在敦促中国人研究自己，反思国民性的弱点。梁漱溟甚至认为：“孔子毕生所研究的，的确不是旁的而明明就是他自己；不得已而为之名，或可叫做‘自己学’。”而就整个人类来说，认识自己，认识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正是始终不变的科学探求的终极目标。从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说，到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一直到爱因斯坦、霍金等物理学家的现代宇宙观，实质上都是在探索着人类究竟是怎么回事，宇宙究竟是怎么回事，以及人类在宇宙中究竟处于怎样的位置，德国哲学家舍勒一篇名著的题目就是《人在宇宙中的位置》。对这一终极问题的回答，关系到人类的世界观、人生观等等许多根本性的哲学理论体系的建构。

像鲁迅这样伟大的思想天才与文学天才，终生思考、日夜揪心的不是他们自己的生活问题，而是整个人类向何处去、应该有怎样的灵魂这些根柢性的大问题。我在《中国鲁迅学通史》中作了这样的定位：“鲁迅是对中国人的精神做了空前深刻的反思的伟大思想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无愧于中华民族的“民族魂”。

鲁迅自小充满仁爱之心。八岁时，刚刚十个月的妹妹端姑生天花去世了。他在屋隅暗泣，母亲问他为什么哭，他答：“为妹妹啦！”后来在小说《兔和猫》中对两只小白兔性命的丧失，“觉得凄凉”。于是记起住在绍兴会馆时，鸽子“膏于鹰吻”了，“大槐树下一片散乱的鸽子毛”；西四牌楼一只小狗被马车轧得快死，使他为生命的断送感到悲恸。他的挚友许寿裳在《我所认识的鲁迅》中引用了这些描述，认为鲁迅的创作是“以其仁爱为核心的人格的表现”。孔乙己、祥林嫂、阿Q等，不就是鲁迅付以大爱的被侮辱被损害的弱势群众吗？因为仁爱，所以“重正义”，主张“除恶务尽”，以使此后的青年少花费“气力和生命”。鲁迅之所以一步步倾向“左翼”，也正是因为当权者“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答有恒先生》）从三一八惨案刘和珍等学生的惨死，到“四一二”大屠杀中毕磊等青年的遇难，再到柔石等“左联”五烈士的牺牲、杨杏佛的被暗杀，直到知己瞿秋白的就义，怎能不使他感到被“层层淤积起来”的“青年的血”“埋得不能呼吸”，对杀人者充满憎恨，对被杀者满怀同情？又岂能不为这种杀与被杀的残酷现象深感痛苦？

他企盼既没有奴隶也没有奴隶主的“第三样时代”到来，后期“确切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但是他在实现目标的道路上也遇到了悖论：当他朝着终极目标真诚地奋斗着的时候，不仅遭遇敌方的残酷镇压和现实的重重阻力，显现出自己的追求有着不切实际的乌托邦性质，还受到自己营垒内部“借革命以营私”的人从阴沟里射来的“冷枪”与“暗箭”。这该是何种的“苦境”?！鲁迅1935年4月23日在致萧军、萧红信中说：“敌人不足惧，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把这种“苦境”入木三分地刻画出来了。

如果缩在低处，拿着放大镜去找鲁迅的所谓“毛病”，尽可以找出许多。但鹰有时飞得比鸡还低，鸡却永远飞不了鹰那么高，扩大到世界视野去观察，就会发现代中国能够像鲁迅那样，无愧进入世界一流作家行列者，真无第二人。没有一位作家创造的典型人物能像阿Q那样成为世界性的文学典型，也没有一位作家能够写那么多而好、影响深广的散文、杂文，在世界散文家、杂文家中“独压群芳”！

总而言之，从世界视野看鲁迅，就自然得出这样的结论：鲁迅是20世纪上半叶在特殊的世界环境中出现的一位具有浓厚中国色彩的旧时代崩溃、新时代将至的转型期的伟大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是一位反抗“质化”倾向的“精神界之战士”。他的历史使命是对中国人的精神进行深刻的反思，力促中国人反省自我、克服缺点，从“本能的人”升华为“自觉的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然而，由于时代与个人的限制，他并没有能够站在世界文明的高境瞻望人类的未来。

二 鲁迅视域里的世界

我们从世界视野考察了鲁迅，下面再看看鲁迅视域里究竟有着怎样的世界。

鲁迅视域里的世界可谓广博。古今中外，文学、历史、哲学，从经典古籍到野史笔记，从古代名画到汉碑石刻，上下五千年，纵横几万里，几乎无所不及，无所不谈，而且经常发出人未想到、史籍未见的惊世骇俗之语，发人深省之言。尤其难得的是透视进人类精神深处的种种矛盾、彷徨和苦闷，发现了人在思维方式上种种弱点和心灵上种种隐秘，可谓是世上稀有。

但大千世界无限广阔，任何人都不可能穷尽所有角落。鲁迅眼里的世界，有别人看不到的地方，也有别人看到而他没有看到的处所。概括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在中国思想史领域，如林非先生90年代出版又两次再版、收入《中国文库》的《鲁迅和中国文化》，破天荒地首次指出的：鲁迅对于明中叶以后精神解放的巨大思潮未予应有的注意，出发点还是没有离开小农经济的基地。

二是从世界精神文化的视野来看，鲁迅等留日派在日本留学期间通过日文接受了苏俄的东方思想以至德国的哲学和文学，对英美民主制度缺乏了解，与现代政体和现代管理存在着隔膜。他关注被压迫民族和弱小国家的命运，也对祥林嫂、孔乙己、阿Q这些受损害的弱势群众表示了极大的同情，但是却不能提出使弱势者得到保护的较为合理的社会管理方案。翻译也多注目于被压迫反抗侵略的论著和作品，对处于世界文学高峰的经典之作注意不够。

三是主要致力于精神文化领域的创造，对政治经济并不熟悉，如他自己1933年11月15日在致姚克信中所说：“即如我自己，何尝懂得什么经济学或看了什么宣传文字，《资本论》不但未尝寓目，连手碰也没有过。然而启示我的是事实，而且并非外国的事实，倒是中国的事实，中国的非‘匪区’的事实，这有什么法子呢？”也如他第二次回北京的时候，1932年11月27日，应北师大文艺研究社邀请，到师大讲演时，自己也所声明的：“我说要改革经济制度，并不是赞成共产。我不是个共产主义者，但亦许在我底主义里有些地方和共产主义相同的。比如对于吃饭，亦许共产主义里头主张是要吃的，而在我的主张里也主张要吃。我对经济没有过细的研究，有好多地方全不知道。”

这样，鲁迅虽然提出了“立人”思想，主张“人立而后凡事举”，但是并没有想透人往何处去、应该怎样建立相对合理的社会的问题。早期他在《文化偏至论》中只说“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但究竟怎样才能建立“人国”呢？并没有具体的回答，甚至存在错误的想法，以至发展为“绝义务”的无政府主义观点。

到了中期，鲁迅对人往何处去的问题有了较为具体的答案：1919年11月，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提出的“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鲁迅把生存作为“合理的做人”的基本标准。他的生存、温饱、发展观，也就是幸福、合理观。要想获得真正的幸福，“单有‘我’，单想‘取彼’”地只是“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热风·五十九“圣武”》）是不行的，必须“合理的做人”。做到物质与精神的统一，正确处理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于自他两利。这应该视为鲁迅的本原思想，是他对人往何处去的问题所做出的最朴实也最精准的回答。

而1925年在《灯下漫笔》中，则大呼“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他呼吁青年为了创造没有奴隶、也没有奴隶主的“第三样时代”而奋斗！

具有这种理想是很对的。呼唤实现“人”的价值也是极为重要的。但是怎样实现“第三样时代”的理想和“人”的价值呢？

《灯下漫笔》结尾说道：“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这就未免情绪化了。进步、合理、文明的社会，是不可能通过“扫荡”、“掀掉”、“毁坏”得来的。

后期鲁迅尽管从观念上接受了阶级论，但又对以经济地位衡量人的品质表示了怀疑。1931年7月，他在《上海文艺之一瞥》的讲演中也说：“上海的工人赚了几文钱，开起小小的工厂来，对付工人反而凶到绝顶”。他指出：“至今为止的统治阶级的革命，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去推的时候，好像这椅子很可恨，一夺到手，就又觉得是宝贝了，而同时也自觉了自己正和这‘旧的’一气。二十多年前，都说朱元璋（明太祖）是民族的革命者，其实是并不然的，他做了皇帝以后，称蒙古朝为‘大元’，杀汉人比蒙古人还利害。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一直在探寻打破历史恶性循环路径。

但到1932年则陷于了误区，5月在《我们不再受骗了》一文中说“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为了将来的无阶级社会么？”1934年6月又在《答国际文学社问》中说：“先前，旧社会的腐败，我是觉到了的，我希望着新的社会的起来，但不知道这‘新的’该是什么；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来以后，是否一定就好。待到十月革命后，我才知道这‘新的’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但因为资本主义各国的反宣传，对于十月革命还有些冷淡，并且怀疑。现在苏联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确切的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不但完全扫除了怀疑，而且增加许多勇气了。”这里鲁迅存在理论上的失误。历史业已证明，无阶级社会固然很好，但是恐怕是很难实现的乌托邦。而且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不仅很难实现，反而会适得其反。我以为，任何阶级的专政，都不能建立幸福、合理的社会。幸福、合理的社会，只能是现代法治和科学管理的，不能有阶级的专政。鲁迅像很多的共产主义者那样，有很美好的理想，却对实现这一理想的途径缺乏科学的认识。他根据事实作出的判断和引发的创作是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相违的。例如《阿Q正传》中既写了阿Q在封建阶级压迫剥削下一定要革命的必然性，又写了阿Q式革命的悖谬与不合理性：革命成功后只是拿些东西与欺压小D。阿Q专政与赵太爷专政并无本质区别，甚至有过之无不及。这都说明鲁迅的本原思想是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不相通的。只是1932年以后在谈到苏联问题时，表示了赞同。这除了当时的历史局限性之外，与他所接受的欧陆性的东方文明背景有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两极思维以及传入中国的黑格尔哲学也有关。例如在《我们不再受骗了》中还说：“我们的痈疽，是它们的宝贝，那么，它们的敌人，当然是我们的朋友了。”这未免绝对化，和“文革”中的“对着干”是同一思维模式，因为敌人反对的不一定就是我们应该拥护的；敌人拥护的也不一定就是我们应该反对的。情况很复杂，不能绝对化。与此相关产生的另一偏执是不容许“第三种人”的存在，似乎只能有对立的两极，不能有广大的中间地带。这些观点和做法是不符合“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一本原思想的。其实，世界上的事物不是一分为二，而是一分为三。一个社会要想长治久安、和谐幸福，就必须扩大中间人群，使中产阶级成为整个社会的主导和基础。鲁迅在《“题未定”草（六至九）》这篇以“摘句”“选本”为例全面阐发科学思维方法的长篇杂文中，提出了一个科学的命题：“虚悬了一个‘极境’，是要陷入‘绝境’的。”然而一到实际问题上，有时就走极端了。

因而在历史与未来之间，鲁迅对历史，特别是中国的历史具有深透的理解，但对人类如何走向未来的问题并没有想清楚。

而鲁迅的思想又是复杂的。在肯定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同时，他仍旧在探寻打破历史恶性循环的途径。鲁迅后期最珍贵的思想就是对中国封建专制进行了更加深入的剖析。在《隔膜》和《买〈小学大全〉记》中以冯起炎和尹嘉铨为例，入木三分地分析了中国知识分子被封建教育所“质化”，与统治者皇帝之间存在“隔膜”，懵懂、颟顸地向皇帝求助、“请谥”的历史悲剧。《病后杂谈》和《病后杂谈之余》，揭示了封建皇帝与农民起义领袖的另一种“质化”——酷刑的极致“剥皮”，得出“大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可谓始终不变”的结论，令人联想到鲁迅中期在《阿Q正传》中对“阿Q式革命”的预感，对如何结束封建专制制度的历史恶性循环生发思索：如果人的精神得不到改变和升华，只是争夺“一把旧椅子”式的以暴易暴，从“剥皮”始到“剥皮”终，不过是一种改朝换代的演变，“正如上海的工人赚了几文钱，开起小小的工厂来，对付工人反而凶到绝顶一样”，人类社会是不会有实质性的进步的。

鲁迅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不可能脱离当时的时代环境，不可能不受到当时一些错误思潮的影响。这绝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而具有深刻的历史与时代的原因。如鲁迅那样始终沿着自己注视的“人”的精神契机的轨迹往前走去，锲而不舍地深入进某个侧面的深层，就已极为了不起了！世上从来没有天生完美、百分之百正确的神灵，也没有全知全能、一切擅长的所谓全才，鲁迅既不可能先知先觉，不出现矛盾和失误，也不可能如专业学术家那样对所有的问题“作出条分缕析的学术上的阐释。他的杰出之处是在于宏观性地揭示中国传统文化中极端不合理性的一面，启迪和鼓舞人们对它进行澄清”。作为一个感悟性的思想家，他“只能从自己对于它进行犀利观察和深邃感受的角度，作出了不少富有宏观性和启迪性的见解”（林非语）。何况，尼采说过：“任何深刻的心灵都需要一副面具”。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坛最深刻的文人，也会有他的面具。这种面具不是为了欺骗别人，而是处事自保的需要。正如他在《写在〈坟〉后面》中所说的：“偏爱我的作品的读者，有时批评说，我的文字是说真话的。这其实是过誉，那原因就因为他偏爱。我自然不想太欺骗人，但也未尝将心里的话照样说尽，大约只要看得可以交卷就算完。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发表一点，酷爱温暖的人物已经觉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来，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样。”后来的研究者恰恰须揭开鲁迅不得不戴的面具，露出他真的血肉，并分析出他掩饰的缘由，才能达到研究的深度，淘到鲁迅的真金。

不仅对鲁迅，对古今中外所有的历史人物都应该采取这种科学的态度。

三 鲁迅与世界的双向比较

从世界视域中审视鲁迅，又透视鲁迅眼里的世界究竟是怎么样的，这样从双向对流中就会更为全面、准确、深刻地认识鲁迅。

鲁迅确实有他的局限——深深扎根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未能离开小农经济的基地，更广大地放开眼界看世界。例如他在《文化偏至论》中，指出西方的议会民主是“借众以陵寡，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被后来许多研究者看成是反对民主制。但宇宙间的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鲁迅这一所谓“反对民主”的话，却一针见血地点透了西方民主的弊端和局限性。民主虽然有反对专制的一面，但并不是全好的，“人手一票”“全民公投”的结果也并不是全对的。很可能是管理者一种省事和推卸责任的手段，所谓公众的意志往往是一种违背客观规律的错误的决定，尤其在中国这样人口众多、意见纷纭的大国，往往并不适合这种所谓的民主。倘若硬性实行，结局完全可能是：“借众以陵寡，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看来是鲁迅反对民主的观点，固然有他对西方政治制度缺乏足够了解的一面，但也来自他的优势——懂得中国也看透了中国大多数人没有离开小农经济的基地、庸众占据上风的弊端，产生了只有鲁迅才有的一套对付的法子。

回顾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鲁迅学史，有三个人对此看得最准——

一个是聂绀弩。他1940年就在《鲁迅——思想革命与民族革命的倡导者》（1940年10月25日重庆《中苏文化》半月刊7卷5期）一文中，对鲁迅精神做了极为深刻的阐释：“鲁迅先生根本思想就是人的觉醒”,“民权的觉醒”。因为无论是否打倒了皇帝，经济有了多大发展，有了多强的军事实力和多高的科学教育，“如果人民的脑子不从封建文化的束缚之下解放出来，人民不获得人的知识，人的思想，无论什么改革，无论那改革得到怎样的胜利，也将是表面的，形式的，换汤不换药的。”鲁迅高于近代所有改革者的地方，就在于他比任何人都自觉、彻底、一贯地为“人”而呐喊，战斗。聂绀弩这篇文章是对鲁迅精神本质作出深透理解与充分阐发的力作，多少年后少有人超越。只有紧紧抓住鲁迅的这个精神本质，才可能真正理解鲁迅，理解鲁迅为什么在青年时代就提出了“立人”的主张？为什么在五四时期的第一声呐喊——《狂人日记》中把五千年的历史概括为“吃人”二字？为什么在《阿Q正传》中鞭辟入里地批判阿Q精神胜利法这种奴才主义哲学？为什么在前期杂文中一再重复这样的思想：“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为什么后期在《隔膜》《买〈小学大全〉记》《病后杂谈》《病后杂谈之余》等最精辟的杂文中一再剖析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不悟自己之为奴”的社会心理，并穷究“遗留至今的奴性的由来”？为什么说“大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可谓始终不变”，为摒弃暴力、打破历史的恶性循环而进行着不懈的探索？从而也就理解鲁迅究竟是在什么环境中与层面上、出于什么样的动因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他毕生为之奋斗不息的宗旨究竟是什么？他对于中国的、独特的、别人不可替代的精神价值究竟在哪里？

另一个是邵荃麟。坚实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邵荃麟早在1945年9月10日《国文杂志》3卷4期发表的《鲁迅的〈野草〉》中，就明确指出：

鲁迅先生不是什么主义者，他的思想是从血淋淋的历史现实中间搏斗出来，锻炼出来的。他并无别的特点，只是永远和历史的发展紧紧结合着，永远和人民的心紧紧拥抱着，因而他才能最真切的听到历史的声音，最真切的感到历史和人民的痛苦。

后来的许多论者给鲁迅加上了一些“主义者”的帽子，赞誉者称他为“共产主义者”“反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等等，诋毁者又称他为“激进主义者”“复仇主义者”“虚无主义者”等等。其实，这都是并不符合鲁迅实际，也不会被他本人认可的。最恰当的提法，还是如邵荃麟所说，“是从血淋淋的历史现实中间搏斗出来，锻炼出来的。他并无别的特点，只是永远和历史的发展紧紧结合着，永远和人民的心紧紧拥抱着，因而他才能最真切的听到历史的声音，最真切的感到历史和人民的痛苦。”鲁迅的思想和作品，是从中国近代被压迫被侵略的屈辱的历史与现实中产生的，没有必要加上任何外在标签。

邵荃麟还在《关于〈阿Q正传〉》（1942年《青年文艺》第1卷第1期）一文中提出“鲁迅先生并不是政治家”。这一句往往会被读者忽略的话，意义却很大。由于后来把鲁迅推向“神坛”，人们在潜意识中把鲁迅当作了“全知全能的‘神’”，似乎他说的话应该句句正确，每句话都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在政治上，也应该事事正确，富有预见，能够提出正确的解决方案。这样产生的后果，一是把鲁迅的话当作政治家的指示，一律照办，结果可能并不如意；二是用政治家的标准要求鲁迅，一旦发现鲁迅的某些话在现实政治中并不全对，就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以此全盘否定鲁迅。应该像邵荃麟那样，认识到“鲁迅先生并不是政治家”，而是一位在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时期，对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有着深刻认识的天才文学家与本土思想家。更准确一些，是用鲁迅自己的话说，就是一位“精神界之战士”，一位从20世纪初叶就反对世界的“质化”趋势、主张“尊个性而张精神”、主持正义、反对不平等现象的精神斗士。他是一个生活在人间的活活生生的人，但绝对不是一般的俗人，而是一位几百年才出现的极为特殊的文学天才和思想天才。因之，也可能既有一般人不具备的天赋，又有一般人都有的各种各样的缺点、弱点，甚至超过一般人的怪脾气和激越的狂气。我们不能因为这些所谓“毛病”，否定他的全人；更不必要为贤者讳，把本是他缺点以至失误的地方，美化成优点或“伟业”。以鲁迅的是非为是非，以鲁迅的好恶为好恶。而应该照他自己所曾经说过的批评原则去做：“好处说好，坏处说坏”。但无论如何，他的文字与人格是绝对伟大的，是多少位其他贤人或巨人无法比拟的。在启发中国人“悟自己之为奴”，从而克服奴性、提高悟性、实现人的自觉方面，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但他并不是一个对社会革命实践进行具体指导和管理的政治家，他虽然提出了对“无阶级社会”的向往，呼吁既没有奴隶也没有奴隶主的“第三样时代”的到来，但他不可能像政治家那样为这种社会的到来设计比较合理的政治方案，摸索出比较科学的政治途径。不但不能，有的时候，还可能有所失误，例如对前苏联的情况就有误读之处等等。文学家需要激情，甚至“偏至”，以至于须保留“童真”；政治家则不然，最当紧的是冷静、客观、务实。不要以政治家的标准苛求鲁迅吧！一个人，即使是非常伟大的人物，也不可能全知全能、十全十美。如鲁迅那样，在中华民族认识自己、“反省”自己的过程中起到如此超凡的文学和思想的效应，就已经极其难得，肯定长存于精神文化史上了！对历史上伟大人物的认知，决非评价得越高越好，而是需要恰如其分，需要中肯、准确，需要有理性的眼光。

第三个是舒芜。1946年10月18日上海《希望》2卷4期，发表了舒芜的《鲁迅的中国与鲁迅的道路》，认为鲁迅是生活在一个充满了“做戏的虚无党”的有着特殊国情的国家里。而鲁迅是从不相信“做戏的虚无党”所宣扬的什么“光明”的。因而，“可以这么简单的说：不断铲除着这样的‘光明’，显现出‘黑暗与虚无’之为‘实有’的道路，就是鲁迅的道路”。“正如景宋所说，是‘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向前的走去’（《两地书·四》）的”。“鲁迅的中国需要鲁迅的道路，鲁迅的中国不能不需要鲁迅的道路”。“在鲁迅的中国，坚持鲁迅的道路”，坚持韧性的战斗。

看了舒芜半个多世纪以前的这篇论文，不禁令人联想到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汪晖所提出的鲁迅“反抗绝望”论。80年代新发现的1925年4月11日鲁迅致赵其文的信中有言：

《过客》的意思不过如来信所说那样，即是虽然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绝望，因为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难，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

由此而引发出了汪晖的《反抗绝望——鲁迅的精神结构与〈呐喊〉〈彷徨〉研究》一书，成为20世纪末鲁迅研究一大新论。然而，舒芜在并未见到这封致赵其文信的时候，就把握住了鲁迅反抗绝望的精神特征，尽管他尚不可能如汪晖那样拈出“历史的中间物”这一概念，予以更高理论层面的阐发，也不能不说是显现出了很高的悟性。其实，从舒芜到汪晖贯串着的一条精神线索，这就是强调鲁迅主观内在的复杂的精神结构，从个性入手研究鲁迅独特的精神特征，这应该说是鲁迅研究的一个新的视域，是解读鲁迅研究中一些矛盾和困惑的新的切入口。舒芜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40年代就能有此悟性，是与他在《论主观》一文中所阐发的“个性解放”“发扬主观”的哲学思想密切相连的。然而，也正因为如此，在他的《论主观》遭到批判的时候，他的这篇《鲁迅的中国与鲁迅的道路》也同样受到了批评。

胡绳的《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见1948年9月香港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鲁迅的道路》一书）正是对舒芜此文的一种反驳，重申瞿秋白关于鲁迅思想发展道路论述的同时，又对鲁迅后期思想的转变、特别是“上升到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思想”这一方面作了较前更为充分的阐发，但也进一步加固了从“个性主义”到“集体主义”的鲁迅思想发展道路框架。其实，这也是鲁迅研究中的一种“质化”和“固化”，使研究失去了精神活力，只能在预设的框架内死板地进行诠释。胡绳无愧为一位难得的富有天赋、造诣深厚的学者，但由于种种缘由自觉或不自觉地“在预设的框架内”进行研究，妨碍了他一生的学术成就。

而到1956年10月19日纪念鲁迅逝世20周年大会上，茅盾的《鲁迅——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主题报告，把鲁迅思想发展道路完全纳入了政治公式，离真正的鲁迅越来越远了。

概而论之，聂绀弩所说的：“鲁迅先生根本思想就是人的觉醒”,“民权的觉醒”。鲁迅高于近代所有改革者的地方，就在于他比任何人都自觉、彻底、一贯地为“人”而呐喊、战斗。邵荃麟所讲的：“鲁迅先生不是什么主义者”，也不是什么“政治家”,“他的思想是从血淋淋的历史现实中间搏斗出来，锻炼出来的。”“永远和人民的心紧紧拥抱着，因而他才能最真切的听到历史的声音，最真切的感到历史和人民的痛苦。”舒芜所论的“鲁迅是生活在一个充满了‘做戏的虚无党’的有着特殊国情的国家里。而鲁迅是从不相信‘做戏的虚无党’所宣扬的什么‘光明’的。”因而，可以这么简单说：“不断铲除着这样的‘光明’，显现出‘黑暗与虚无’之为‘实有’的道路，就是鲁迅的道路”。

这也可以说是鲁迅的不完美之处，即没有离开小农经济基地，然而正是这样不完美的鲁迅才看透了大多数人没有离开小农经济基地的中国。这才是真正的鲁迅，至今以至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内对我们都有着深刻启示的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