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缺喜欢，就喜欢谁
天黑了
姥姥说：“天黑了，谁能拉着太阳不让它下山？你就得躺下。孩子，不怕，多黑的天到头了也得亮。”
姥姥走的那年春节我还跟她说：“挺住啊老太太，使使劲，怎么着咱们也得混个百岁老人。”
姥姥说：“有些事能使使劲，有些事啊就使不上劲了，天黑了，谁也挡不住喽！”
“姥姥，你怕死吗？”
“是个人就没有不怕死的。”
“那你这一辈子说了多少回 ‘死了算了’？好像你不怕死，早就活够本儿了。”
“孩子你记住，人说话，一半儿是用嘴说，一半儿是用心说。用嘴说的话你倒着听就行了，用心说的话才是真的。”
“哈哈，老太太，那你这一辈子说了半辈子假话呀？”
“也不能这么说。你想啊，说话是不是给别人听的？哪有自己对自己说的？给别人听的话就得先替别人想，人家愿不愿意听，听了难不难受、高不高兴。这一来二去，你的话就变了一半儿了。你看见人家脸上有个黑点，你不用直说。人家自己的脸，不比你更清楚吗？打人不打脸，揭人不揭短。你要真想说，你就先说自己脸上也有个黑点，人家听了心里就好受些了。”
哦，凡事要替别人想。
“姥姥，你走了以后我想你怎么办？每年清明还得给你上坟吧？”
“不用，活着那些人就够你忙乎的了，人死了啥都没有了，别弄这些个没有用的摆设了，那都是弄给别人看的。我认识你这个人快五十年了，我最知道你了，不用上坟。”
姥姥走后我真的没敢去看她。
越不敢去心里越惦记。
去年夏天，儿子去姥姥家的水门口村过暑假，我派他代我去看看老奶奶。儿子回来说，老奶奶就躺在村口河边一个小山包的一堆土里。土堆前有块石头，上面写着姥爷和姥姥的名字：倪润太、刘鸿卿。土堆上面有些绿草，别的啥都没有了。儿子用手比画着土堆的大小，看着他那副天真的样儿，我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怎么也挡不住。很久没有这样哭了，心疼姥姥如今的日子，孤单、清冷。
我也最知道姥姥了，她本质上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一副柔弱的肩膀，一双三寸的小脚，热热闹闹忙忙乎乎地拉扯了一大群孩子以及孩子的孩子，走的时候是四世同堂。
这是姥姥想要的日子吗？是，其实也不是。
“姥姥，如果还有来世，你还会生那么多孩子吗？”姥姥反问我：“你说呢？”
我不希望姥姥再那么辛苦了，“不生了。”
我也不生。如果还是做主持人、做演员这个工作，我就不要孩子也不要家。我盼着现场直播之前，先在一个安静的属于自己的花园房子里睡上一大觉，起来洗个澡、喝一杯咖啡，再清清爽爽地去化妆，精精神神地去演播厅，无牵无挂。晚上回来，舒舒服服地泡上一个玫瑰浴，点一支香烟，喝一杯红酒，翻一本闲书。哪像现在呀，给全家蒸上包子，熬上稀饭，抹把脸就提溜着裙子去直播了。不管多晚回家，一大家子人还等着你，温暖是温暖了，可累人、累心啊！我都佩服自己，那些年是怎么混下来的？
“人哪，就是穿着棉袄盼着裙子，穿着裙子又想着棉袄。要不是这些人在家等着你，你在电视上兴许就不会说人话了。”
明白姥姥的意思了吧？这是对我主持风格的高度评价：说人话。
“那你的意思，来世你还会选择当一个这么多孩子的母亲，当一个这么多孙子、外甥的奶奶、姥姥？”
“你和我不一样，你生下来是为老（好）些人活着的，有杆大秤称着你，俺这路人都是小秤盘里的人，少一个多俩的都一样。”
姥姥始终没给个具体答案。她不能想象没有家人、没有孩子，她这一生怎么个过法，但是姥姥觉得我是可以一个人成为一个家的那种人，我是有社会使命的那种人。哈，真会戴高帽子，谁给我的使命？
“姥姥，有多少家人、有多少孩子，最后走时还不是孤身一人？谁能携家带口地走啊？”
姥姥笑了：“分批分个儿地走啊，就像分批分个儿地来一样，早早晚晚地又走到一块儿了。”
是安慰还是信念？姥姥始终相信下辈子我们还是一家人。这是她对家的无限眷恋和对生命延续的阐释。
人为什么终究是会死去的呢？
知道姥姥走了的那天我在东北拍戏。晚上六点刚过，哈尔滨已经天黑了，小姨发来一条短信：“六点十分，姥姥平静地走了。”看了短信，我竟然很平静，无数次地想过姥姥的走，天最终是要黑的。我一滴眼泪也没掉，只是不停地在纸上写着“刘鸿卿”三个字，姥姥的名字。
一个不认字的老太太还有个挺有学问的名儿！她的父亲是个识文断字的人。只因为姥姥生为女性，否则她一定是个 “念大本书、写大本字的读书人”。这是姥姥对文化人的评述，也是她常指给我们晚辈儿的光明之道。
天黑了，姥姥走了，窗外冒青烟的雪无声地陪着我。屋里漆黑一片，我庆幸这样的时刻身边没别人，这是我最向往的时刻，我的心是自由的。我把写满姥姥名字的纸贴在结了冰又有哈气的双层玻璃窗上，“刘鸿卿”三个字化开了，模糊了，看不清了，升腾了……
看着小姨的短信，心里想的却是半个月前和姥姥在威海见的最后一面。我这位认识了快五十年的老朋友，我最亲的人、最爱的人、最可信赖的人一句话也没和我说，我甚至觉得她都不知道我在她身边。我们就这样永久地分开了，从此天上人间。
其实，姥姥病危的通知已经发了三次了，我心里早有准备，这个早恨不能童年就有。
太爱一个人、太依赖一个人，就一定最怕这个人离你而去。小时候惹大祸了，姥姥最重的一句话就是：“小外甥啊，你得气死我呀！”多大的错我一下子就能改了。
“没有了姥姥我怎么办？”
“有你妈呀！”
那时我觉得姥姥就是妈，妈就是姥姥。
我经常问：“为什么不是先有姥姥后有妈呀？”
姥姥也不避讳生孩子、结婚这类小孩子不能听的 “秘密”，所以三岁多的我就敢在众人饭桌上大声地说：“我知道我姥姥和姥爷睡了觉，嘀里嘟噜地生了我妈、我大舅、我大姨……我妈我爸又嘀里嘟噜地生了我和我哥，我又嘀里嘟噜地生了我的孩子……”
众人大笑。我妈嫌姥姥太惯我，教育方法太农民，姥姥却欢喜：“一堆孩子都这么拉扯大的，同样的饭，同样的话，萍儿这孩子就是块有数的海绵，该吸收的一点儿也落不下。”
偶尔发个烧，即使烧得很高，姥姥也从不带我去医院。她像揉面一样把我放在炕上，浑身上下从头到脚揉上一遍，揉过的我就像被水洗过一样，高烧立刻就退了。再看看姥姥，出的汗比我还多。享受着姥姥的敲打，体味着姥姥的汗水，高烧一次，长大一次。那时我盼着姥姥也高烧，我也想用汗水洗一遍衣服，可姥姥从来不病。
长大了才知道，姥姥的病是到九十九要死了才叫病啊！一生都不给别人添麻烦的人病了也不是病啊。想想这些我的心生疼，连生病都不舍得，铁打的姥姥啊！
五十年了，活在我面前的姥姥从来都是一副硬硬朗朗的模样，连体重一生也只在上下两斤浮动。健健康康的姥姥，血流充盈的姥姥，怎么会停止呼吸呢？我不敢面对将要死去的姥姥，不敢看只剩下最后一口气的姥姥是什么样子。
我预感，如果再不敢去恐怕就没有机会了。
那天我没跟任何人打招呼，早起七点的飞机就去了威海。出了烟台机场，我打了一辆出租车，三百二十块钱把我送到了威海最好的医院。
五十年了，这是我和姥姥第一次在医院见面。无论是她，无论是我，我们都是多么健康、多么坚强啊。两个一辈子都怕麻烦别人的女人大病没得过，小病没看过，挺挺、咬咬牙就过去了，这最后一面竟然是在医院里。
高级的病床上躺着插满了各种管子的姥姥，一辈子爱美、爱干净、爱脸面的姥姥赤身裸体地被医生护士翻动着。
我跟着姥姥五十年，没给她洗过一次澡，没给她剪过一次趾甲。太好强的姥姥，九十七岁还坚持自己洗澡。浴室的门一定要关上，家里人只能从门缝里 “照料”着她，“搀扶”着她。
一个一辈子怕麻烦别人的人在最后的日子里尽情地麻烦着别人，三个姨一个舅妈日夜在病房里守护着姥姥。到了医院，看见姥姥的第一眼我就知道，无论谁在，无论用什么最现代的医疗手段，姥姥的魂儿已经走了，眼前发生的一切都和她无关了。
天黑了。
医生商量要不要上呼吸机，感冒引起的肺部积水致使呼吸困难。
我问上了呼吸机还能活多久，医生很坦率地说：“不好说，毕竟这么大岁数了，身体各个器官都衰竭了。”
“不上了吧。”
切开喉管就得一直张着嘴，用仪器和生命对抗，直到拼完最后一点力气。姥姥还有力气吗？救姥姥还是安抚我们这些她的亲人？我瞬间就把自己放在了姥姥的秤上。
五十年了，我和姥姥无数次地说起过死，挺不住了就倒下吧。
姥姥，你不是说过吗？“天黑了，谁能拉着太阳不让它下山？你就得躺下。孩子，不怕，多黑的天到头了也得亮。”
姥姥的天啥时候亮？这一次会永远地黑下去吗？
那天从进病房一直到离开，八个小时，我一分钟也没坐下，就那么一直站着。是想替姥姥挺着，还是怕自己的心灵倒下？姨们无数次地搬凳子喊 “坐下”，我的眼睛始终没离开姥姥，我盼着她睁开眼睛：“孩子，姥姥死不了。”
姥姥，你不是说过吗？“盼着盼着就有望了，盼望嘛。”
我带着盼望离开了病房，电梯门一关我竟失声痛哭，我心里绝望了。姥姥，盼望被绝望压倒了。
八个小时后我又花了三百多块钱回到了烟台机场，当天飞回剧组。第二天拍戏，导演从监视器里看了画面，建议我休息一天，红肿的眼睛里没有了魂儿。
魂儿丢了。
怪不怪，从病房到机场，一路大雨。从小到大，无数次走过这条路，如今竟看不清这条路是去哪儿。和姥姥见的最后一面像是一场梦。
其实五年前姥姥就病危过一次。
粉白色的绵绒寿衣她自己早就备好了，几次嘱咐我们拿出来放在床头上。
“哪天睡着了不再醒了就赶紧给我穿上，省得硬了穿不上。”我笑她好像死过一样，“你怎么知道是硬的？”
“俺妈就是坐着坐着睡过去的，等中午叫她吃饭时，啊，人都硬了，最后连件衣服都套不上。”
姥姥后悔了一辈子，老母亲临走穿的那件粉白的衣服就定格成了女人最漂亮的寿衣。
要走了的姥姥不吃不喝，我日夜焦虑。什么办法都用了，姥姥依然是半碗汤端上去，汤半碗端下来。
姥姥说：“这几天天天梦见你小舅（小舅四十多年前因公牺牲），你小舅拖我走啊。”
姥姥这句话启发了我，“姥姥，我认识东北的一个神人，这个大姐前些年出了一次车祸，起死回生后成了一个无所不能的神医。我打电话问问她你还能活多久。”
姥姥几天不睁的眼睛突然睁开了，嘴上却说：“哪有神哪？神就是人，人就是神。”
我相信姥姥这回死不了，头脑还这么清醒。于是我赶紧当着姥姥的面儿，给这位 “神人”拨通了电话。
“神人”是我表妹，就在隔壁屋等我的 “长途”。
“什么？你说得准吗？五年？还能活五年？算今年吗？属狗子的。早上还是晚上生的，你问她自己吧。”我把电话递给了姥姥。
“神人”在电话里问了姥姥的出生时辰和方位。
姥姥的耳朵有些聋，根本听不出是变了音儿的孙女扮演的神人——哈，演出成功。
放下电话，姥姥说了句：“熬碗小米儿喝吧。”
……
五年过去了，这一回我知道，熬一锅小米儿也救不了姥姥了，神人是她自己。
她不坚持了，谁也扶不住。
可是姥姥多么想活呀，姥姥多么热爱她曾经的穷日子和如今的富日子啊。姥姥总夸今天的好生活：“这样的日子活着还有个够啊？”
一生不爱财、不贪心的姥姥只贪命。命也慷慨地回报了她，九十九啊。
人都有下辈子吗？
姥姥的天快亮吧！
我不敢为她送行
姥姥说：“有了人便有了一切……多贵的东西都赶不上人贵。”
哥哥又来电话了：“妹妹，姥姥明天就火化了，你要不要来看最后一眼……来不来……来吗……我们等不等你……说话呀！”
我其实是说话了，哥哥没听见。是啊，不出声儿的话，谁能听见？哥哥挂了电话，他知道我哭了。因为是第三个电话了，第三次不出声的哭。
嗓子被热泪堵着，脑子被姥姥搅成了一团。想去又不敢去，不去又知道这真是最后的一眼，是真正意义上与姥姥见的最后的一面。
“看一眼”，天哪！这是人间最看不得的一眼了。
理智与情感到了这个节骨眼儿上你才知道它们是粘在一起的，根本掰不开。行为到了 “生离死别”这个一生只能用一次的四个字上，可思维是不听脑子指挥的。
“看一眼”，看什么？看着姥姥被大火烧了？
姥姥一辈子最怕火了。白皙的皮肤，瘦小的身躯，只有九十斤的姥姥，一堆儿女，十间大房子，这一辈子不一直在燃烧自己吗？姥姥是从里往外烧，慢火熬着自己，暖着别人，连她自己可能都不知道，这个小脚老太太一直把自己烧得周身通透，连骨头都要焦了才无奈地躺下，这一躺就要被 “规定动作”彻底燃烧了……燃烧了还被戴上美丽的花环叫 “生生不息”，我怎么不信啊？怎么这么不情愿啊！
我问姥姥：你能承受吗？
我问自己：我能面对吗？
年轻的姥姥曾不怕火，灶膛里的火不旺了，姥姥敢把头伸进去用嘴吹火，一口气进去，一团火苗又把姥姥送出来。锅里顿时就冒热气了，姥姥的眉毛被燎去了一半儿，只为省根火柴。少了半个眉毛的姥姥好看又好笑。姥姥的办法是大师级的，小手指头蘸着灶膛上的烟灰往眉上一抹，都不用照镜子，一对儿弯眉又回到姥姥的脸上。
姥姥家里也曾遭遇过火灾，那是姥爷亲手点燃的大火。失去儿子的姥爷神情有些恍惚，他总觉得小舅没死，在蚊帐里睡觉，他把家里所有的蚊帐都拿出来烧了。舅舅们要去扑火，姥姥不让：“烧吧，烧了他心就熨帖（舒服）了。蚊子咬几口死不了人，儿子咬爹，那个疼是谁也替不了的。”“有了人便有了一切”，毛主席的许多指示在姥姥的生活中都是座右铭，“多贵的东西都赶不上人贵”。蚊帐在那个年代是家里的大件呀，被烧的七顶蚊帐都是妈妈从青岛买来的化纤尼龙有顶有边的好蚊帐，姥姥说她连眼皮儿也不抬地让姥爷烧。
蚊帐被烧成了一堆儿一堆儿的灰，姥姥一堆儿一堆儿地打扫着。姥爷的神情一天天坏起来，姥姥一天天地害怕火了。火柴一盒一盒地被姥姥揣起来，出远门儿的时候姥姥都装在口袋里，再后来姥姥睡觉都把火柴揣在身上，因为姥姥知道，失去儿子的父亲心痛的火种随时都会被点燃，更何况那些年姥爷基本上是用酒精支撑着生命，无情的大火随时都会吞噬这位可怜的烈士之父。
火化，多么文明的举动。
烧了，多么可怕的行为。
这回烧的既不是眉毛也不是蚊帐，是整个的姥姥。
大火要烧着你了！姥姥你受得了吗？会疼的！
我原以为痛苦提前说出来，有准备了，苦就变淡了；我原以为聪明的姥姥提前明白了关于人生的死，轮到自己死就不必害怕也无需担当了。错了，一点儿用也没有！这也许就是生命的魅力，不管你是谁，将要结束生命时都会害怕，都会眷恋生命，眷恋你曾无数次地抱怨过的这个社会、这个家、这里的人、这里的一切。人世间的许多 “真理”，不经过实践的检验，你永远不要说这是真理。只有死过的人才有权利说死到底是解脱还是捆绑，可是哪个死人回来说过？都是活着的人在煞有介事地说。多么没有道理啊！多么让人信不起啊！
拿起电话，拨着哥哥的号码却不敢按下 “OK”键。
开始收拾箱子了，订机票了。
去跟导演请假，又是说了半天一个字没说出来。
我像孤儿一样，无助地站在导演面前，好像这个世界上我不再有亲人了。不至于吧？都快五十岁的人了，应该清醒地知道，死去的人是不知道疼的，可我是活人啊，我知道疼啊！
我过不去这个坎儿，为什么养育了我们一辈子的姥姥要被我们烧了呢？我无知，但谁知道呢？
我终于是没去。
哥哥说，抬着姥姥的遗体从六层下楼梯去火葬场的时候，担心殡床太长在楼梯拐弯处不好拐。结果他看见拐弯的时候姥姥把腿蜷起来了，很自然地拐过去了。真神了！哥哥还说，那天的姥姥特别漂亮，满脸的笑容。
哥哥是个最实在的国家干部，说话最诚实，怎么会迷信呢？他是真的看见了，我也真的相信了。姥姥死了都怕麻烦别人。
姥姥说：“麻烦别人自己心里是苦的，帮着别人自己心里是甜的。给人一座金山是帮，给人一碗水喝也是帮。你帮了别人，早晚人家也会帮你，不信你试试？这一辈子你试不出来，下一辈子你孩子也能试出来。”
哥哥说去的人很多，和姥姥有关的人都去了。
只有我，被姥姥称为认识了五十年的老朋友没有去为她送行。我不能原谅自己不去和姥姥见最后一面。逃避苦难、灾难、困难的人都是自私的人，我和姥姥都不喜欢这种人。可谁愿意面对黑暗？谁天生就能承受？我做了一次姥姥不喜欢的人。可是姥姥分明在送行的人群中看见我了。姥姥依然笑着，死了的姥姥依然宽容着我，这就是姥姥。
最长的三里路
等走过了长满茄子、辣椒、黄瓜、芸豆、韭菜、小白菜、大叶莴笋的菜地时，我已经喊不出姥姥了，嗓子里堵满的都是咸咸的泪水。
一生中走过很多路，最长都走到了美国的纽约，可记忆中走不够的却是从崖头长途汽车站到水门口姥姥家门口那条三里长的小路。
从一岁到三十岁，这条路来回走了一百多趟，走也走不完，走也走不够。
第一次单独走，也就六岁吧。
六岁的我，身上背了大大小小一群包，胳膊挎的、胸前挂的、背上背的、手里拎的全都是包，三百六十度全方位被包包围着，远看就像个移动的货架。
包里装的没有一件是废物，对于居家过日子的姥姥来说全是宝。肥皂、火柴、手巾、茶杯、毛线、被单、核桃酥、牛奶糖、槽子糕。最沉也最值钱的是罐头，桃的、苹果的、山楂的。口袋里被母亲缝得死死的是钱，这一路我不知得摸多少回，生怕丢了。
每次到了家门口，姥姥都会说：“小货郎回来了。”姥姥说这话的时候，眼睛转向别处，听声音就知道她哭了。先前姥姥说滴雨星，后来我说下雨了。
六岁到九岁这三年，我不知道为什么看见这么多好东西姥姥会哭，九岁之后就懂了。
三里路，背了那么多包，按说我是走不动的，可我竟然走得那么幸福、那么轻盈，现在回想起来还想再走一回。只是那样的日子不会再有了，有的是对姥姥不变的情感。后来的很多年里，包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小了，再后来就干脆背着钱，那大包小裹的意思没有了，七八个包往炕上一倒，乱七八糟的东西堆一炕的那份喜悦没有了……
那时候，到了崖头镇，挤下长途汽车那窄小的车门，得好几个人帮我托着包。有几次我都双腿跪在了地上，瞬间又爬起来，双手永远护着那满身的包，起来还没忘了说谢谢。也常听见周围的人说：“这是出外的女人回来了！”他们没看清楚被大包小包裹着的那个高个子女人，其实还是个孩子。
背着包的我走在崖头镇的大道上，简直就是在飞。但快出镇口的时候，我的步子一定是放慢的，为了见见彪春子。
这是一个不知道多大岁数的女人，常年着一身漆黑油亮的棉袄棉裤流浪在街头。用今天的话说，彪春子就是一个“犀利姐”，全崖头镇没有不认识她的。老人们吓唬哭闹的孩子常说：“让彪春子把你带走！”小孩儿们立马就不哭了。但同是小孩子的我不仅不怕她，在青岛上学的日子还常常想念她、惦记她。
八岁那年，又是独自回乡，我在镇北头遇见她了。彪春子老远就跟我打招呼，走近才知道她是向我讨吃的。七个包里有四个包装的都是吃的，可我不舍得拿给她。彪春子在吃上面一点儿也不傻，她准确无误地指着装罐头那包说：“你不给我就打你！”
我哭了，她笑了；我笑了，她怒了。
没办法，我拿出一个桃罐头给她。聪明的彪春子往地上一摔，桃子撒满地，她连泥带桃地吃一嘴，你这时候才相信她真是个傻子，连玻璃碴儿吃到嘴里都不肯吐出来。很多年后我都后悔，怎么那么小气，包里不是有大众饼干吗？
见了三里路上第一个想见的人彪春子之后，就快步走了，直到想看看“两岸猿声啼不住”的丁子山，我又慢下来了，舍不得“轻舟已过万重山”。
不高的山崖层层叠叠绿绿幽幽，几乎没有缝隙地挤在一起，山下是湍急的河水，一动一静，分外壮丽。再往前走到拐弯处是一个三岔口，从东流过的是上丁家的水，从北流过的就是水门口的水了。从没见过黄河的我以为这就是天下最大的河了。走到这儿我更是舍不得走了，常常一站就是几分钟，看那些挽起裤腿提溜着鞋袜过河的男女老少，有的站不住会一屁股坐进水里。这番景象是我心中说不出的乡情。
再往前，我的心和脚就分开了，心在前，脚在后，就像在梦里奔跑，双腿始终够不着地。
三岔口往前走两分钟是水门口最大的一片甜瓜地，清香的瓜味牵引着你快飞过去。
“小外甥，回来啦？先吃个瓜吧，换换水土！”
看瓜的叔伯舅舅几乎每年都招呼我在这儿歇会儿，有一年他根本不在，我却也分明听见喊声。依旧是那个老地方，依旧没卸掉身上的七八个包，依旧是不洗不切地吃俩瓜，然后站起来往前走。你说是那会儿富裕还是今天富裕？从来没付过瓜钱，也从来不知道那大片的瓜地怎么没有护栏。
水门口的河道不宽，两岸远看像是并在一起的。夏天河床上晾满了妇女们刚洗完的衣服，大姑娘小媳妇举着棒槌，捶打着被面，五颜六色真是怪好看的。用不上一百米我就能看出这里有没有我认识的，通常我不认识的都是些这一年刚过门的新媳妇，剩下的基本都能叫出名字。我一路叫着舅妈、喊着舅姥地快速走过她们，因为这条路离姥姥家也就一百多米了。
这一百多米的路实际上是水门口村果园的长度，这里的苹果树树枝和果子基本都在园子外。谁说“一枝红杏出墙来”，分明就是“颗颗苹果关不住”。
最后的十米路是姥姥家的院子。先是路过两棵苹果树，每次也都是从这儿开始喊姥姥，等走过了长满茄子、辣椒、黄瓜、芸豆、韭菜、小白菜、大叶莴笋的菜地时，我已经喊不出姥姥了，嗓子里堵满的都是咸咸的泪水。
三米的菜地恨不能走上三分钟，绊倒了茄子，撸掉了黄瓜……红的柿子、绿的辣椒姥姥全都没舍得摘，就等着我这个出外的城里人回来吃。欢呼啊，豆角们，欢笑啊，茄子们，满眼的果实，满脸的笑容。
一个梳着小纂儿的姥姥出来了，我的三里之路走到尽头了。
我到家了。
野草莓
这就是姥姥一辈子的日子辩证法，啥死疙瘩到了她那儿都能顺利地解开，找个合适的说法就让你信以为真，且心里舒舒坦坦。
眼下正是吃草莓的时候，母亲成筐地往回买，为的是让我照着画。昨天母亲买了一大捆带叶子的红萝卜，我画出的比她买的还好看。母亲高兴了，八十岁的她觉得自己有用，能帮上我了。今天她又去挖了一堆荠菜，问我画不画。我说：“晚上蒸菜包子吃，明天我画上一锅包子。”哈，在母亲眼里，我什么都能画。
应付着母亲，吃着草莓，画着萝卜，一张一幅的，却怎么也找不着我心中的那个红。几十年了，水门口姥姥家北垛营山崖上的那一嘟噜野草莓，那血染一样的红，是融在我血管里的颜色，那是永远也画不出来的。
这嘟噜野草莓因为长在陡峭的山崖上，就只能看不能吃，山崖陡得人上不去下不来。
垛营山面朝北，山尖大于山底，中间照不上太阳，于是山崖里就长满了各式各样的奇花异草。这串野草莓就长在最阴暗的地方，六、七、八月份，它们一月一个颜色。起初是绿色，后来泛黄，再后来就血红了，到了八月底，它们全变黑了，黑得吓人。村里人都说这是串神草莓。
传说当年一烈女子不堪男人的折磨，就从这悬崖上跳了下去，死的时候穿的是红衣服，人们把她从河里捞上来的时候衣服是黑的，第二年这里就长出了这串野草莓。
那时候的我对这类事可好奇了，第一次知道人要是有了不如意的事，可以不活了，可以选择死，命可以自己说了算。于是有事没事的就从那儿走一趟，总盼着能看见什么。夏天野草莓露脸的时候，我去得更勤了，其实就是看一眼草莓变颜色了没。
垛营因为崖顶突出一块，崖下的水就格外凉爽，夏天孩子们晌午都到那儿洗澡。有几年很蹊跷，洗一个病一个，传说是那女子回来了，因为身子金贵而不让人靠近她。上石硼丁家的姨姥那儿，垛营是必经之路，宽敞的河没有桥，必须脱了鞋过去。早上去的时候河水还冰凉，等傍晚回来，水被太阳晒一天了，也就温和了。
好几次我故意往深水里走，让裤子衣服都湿透，就是想试试这水有多神，想看看那嘟噜野草莓有多红。奇怪的事情真的发生了，就是一瞬间。
我从姨姥家带回的那一篮子好吃的不见了，明明放在河边的石头上，明明四周没有一个人，真的是见鬼了。我哭着跑回了家。一篮子油饼、煮鸡蛋、一大碗西葫芦饺子全没了，天塌了！
姥姥不但没说我，还笑嘻嘻地安慰我：“好哇，鬼也馋啊，她吃了饺子就不吃你了。拿一碗饺子换个小外甥，上算！”
我信了，一定是鬼吃了。
长大了才知道，这就是姥姥一辈子的日子辩证法，啥死疙瘩到了她那儿都能顺利地解开，找个合适的说法就让你信以为真，且心里舒舒坦坦。
智慧的姥姥！
因为见过真，所以容不得假。
那一嘟噜野草莓红得让我心碎，红得注入了生命。
日后在我用过的所有色彩中，红成了核心。一直以来，我对红色的苛求连自己都吃惊。春节晚会无数件红礼服没有一件是满意的，家里的红剪纸、红门神怎么看都红得不饱满。
心中的那串野草莓，人世间再也找不到了。
偶然见到张大千的一幅红花绿叶，我被血染一样的红花旁那三片墨绿的花叶深深地吸引了，猛然想起垛营上那串野草莓，不就是因为有了叶子，果子才如此那般的血红吗？美就是这样的，相互映衬方显本色嘛。
可为什么姥姥说，天下好看的颜色都是神仙上的色呢？
大碗花
姥姥说：“大碗花贫贱，气性大，受不得一点儿委屈。花不贵，命金贵，离开了爹娘，说啥也做不了儿女。”
我们老家管牵牛花叫大碗花。
姥姥家院子里大碗花多得像个花市，凡是空闲的地方都长满了大碗花，有土的地方长，没土的地方它们也长，墙缝里、土堆上、鸡笼盖子下、猪圈架子上全长满了。长得最旺的那一群是茅房里的，墙上墙下、墙里墙外全是大碗花。镂空的茅房顶舅舅用木头搭的架子上，大碗花昂头挺胸地骑在顶头，那副高傲的样子，简直就是吓唬你。
开得最旺的时候，不大的茅房像个大花轿，绿的叶子、紫红的藤子、五颜六色的花、半开不开的花蕾、快谢没谢的花瓣，相互缠绕着，互相捆绑着，拽一棵就能扯一片，那么死缠烂打地相亲相爱。那气势逼得你上完茅房必须赶紧跑，要不它们非咬你一口不可。
攀在最高处的大碗花高得你够不着，爬在最低处的大碗花低得能钻进你鞋帮里。每次上茅房我都被它们绊住，裤带不使劲攥在手心里，藤子就把它扯走了。逃出茅房你才发现裤带和藤子早就一块儿系在了腰上，那你就别想走了，只能乖乖地回头顺着藤子把裤带捋出来。偶尔想跟它们横一回，使劲往前迈一大步想把它们扯断，那你回头看吧，大碗花们立马就全站起来了。你若再使点儿劲便将它们连根拔起了，天哪，它们的老祖宗就出来了。那份不畏不惧，那份抱团，那份刚烈，让你害怕。可此番景象又让你欢喜，姥姥说：“花草往谁身上缠，谁长大了就是拈花惹草的命。”
大碗花开得旺，败得也快，你想掐一朵别在头上，手还没放下，花就蔫了。姥姥说：“大碗花贫贱，气性大，受不得一点儿委屈。花不贵，命金贵，离开了爹娘，说啥也做不了儿女。”
大碗花，成片地开，成片地败，不用施肥，也不必浇水，下雨时它们欢喜，干燥的季节它们也不抱怨，不吃不喝也能前赴后继地把人间的色彩抹遍。
有人问我：怎么拿起笔来就会画牵牛花？何止是牵牛花啊，所有的色彩都在我生命中了。它们养育了我的眼睛，滋润了我的心灵，即使现实的日子没有雨水，我心里也有一份湿漉漉。
没有色彩的日子我也从没觉得世界会一直昏暗，不曾认为自己金贵，却也把灵魂立着。无论别人怎么评价，始终知道自己不过是个普通平凡的大碗花，不金贵却也不便宜，该开的时候艳丽之极，该败的时候也甘于把自己埋进土里。
一年一年活着，一年一年死去，死去又活来，被夸奖着，被冷落着，最旺的时候也知道不是自己旺，最败的时候也明白孤独是一道风景，这边独好。
婆婆丁
你看他一只脚在房顶上，另一只脚已经悬在房檐底下了，姥爷居然没掉下来，有人以此断定姥爷没疯。姥姥说：“心疯了。”
早年间姥姥住的是草房子，房顶常年不翻修，草上落了土，土里又刮进了种子，种子再发芽，房顶就开花了。花开得茂盛，房顶就像个大花园。
小舅舅牺牲的那一年，房顶上突然长出了一大片婆婆丁。
婆婆丁的样子很像睡莲，厚厚的叶子肥嘟嘟的，它们层层叠叠地挤在一起，不留任何缝隙地包围着花蕾。花蕾很弱小，颜色是黄绿的，淡雅却很醒目。
长了婆婆丁的草房子像个宫殿，从里面走出来的本该是公主和皇上，可家中每天里出外进的就是一黑一白，黑的是姥姥，白的是姥爷。打从小儿子没了，他们俩好像都没换过衣服。姥姥整天穿的就是那件大襟的黑秋夹袄。姥爷每天都披着那件羊皮袄，只是不知为什么他把白羊毛反穿在外，村里小孩背后都笑他：“怪头怪，反穿皮袄毛朝外。”
突然有一天草房子着火了，是姥爷用火柴点的。
姥爷疯了。他站在房顶上对着婆婆丁摆出用机枪猛烈扫射的姿势，“缴枪不杀，缴枪不杀……”姥爷像电影《地道战》里的高老忠一样，老泪纵横。这是我第一次见姥爷哭。
望着像踩平地一样在房顶上来回折腾的姥爷，你相信他真的疯了。你看他一只脚在房顶上，另一只脚已经悬在房檐底下了，姥爷居然没掉下来，有人以此断定姥爷没疯。
姥姥说：“心疯了。”
只有婆婆丁知道姥爷疯了。从前那么心疼院子里一花一草的姥爷，如今把房顶上的婆婆丁拔得一根毛也不剩，姥爷称这是斩草除根。
疯了的姥爷一天上房顶好几次，摆着同样的姿势，说着同样的话。拔光了婆婆丁，他又开始拔房上的草了。姥姥说：“好哇，把房子拆了能把儿子换回来，也上算啊！”
拔累了，姥爷就躺在房顶上睡觉，像睡在炕上一样，盖着皮袄，打着呼噜，看上去睡得很香。家里如果找不着他，就看看房顶吧，他一准儿在那儿。只是你见不到他，因为他躺在人字房顶的另一半。
那天我上房顶叫姥爷吃饭，这才知道，这个草房子顶没点儿本事是上不去的。脚下的草是软的，你根本蹬不住，手上又没抓头，只能慢慢爬。房顶斜着，让你恐惧。莫非快七十岁的姥爷有飞檐走壁的功夫？姥爷没疯，叫他吃饭的时候，他还说：“有本事把你小舅叫回来吃。”
几次我想讨好他，宽慰他，可几次都发现他更加愤怒了，愤怒之后是哭不出的眼泪。
我试着给他倒酒，倒多少姥爷喝多少。酒喝没了，我灌上白开水，姥爷也照样喝，也喝得满脸通红。姥爷真的疯了。
人吞咽痛苦的方式真是不一样啊。不爱说话的姥爷更没话了，眼珠子通红，像是随时要发射的两颗火炮。姥爷烧了房顶烧蚊帐，连他自个儿的那件皮袄都烧得满身是洞。这个响当当的军烈属成了村里最可怕的人，小孩躲着他，大人不搭理他，姥爷像个幽灵一样每天走村串乡。
想想曾经的姥爷领着我去集上的小馆子吃猪头肉，想想曾经的姥爷给姥姥买俩面瓜举在手里走三里地……姥爷啊姥爷，你为什么不能像姥姥一样把苦水吐出来？为什么不能把曾经的幸福和如今的苦难在心里搅拌一下啊？你不是还有五个好儿好女吗？军属和烈属不就差一个字吗？
十二岁的我真的不懂什么是爹、什么叫娘，却亲眼见过这个军人的父亲送儿子参军那天的景象。眯着眼睛的姥爷似笑非笑的样子，一直围着部队接兵的卡车转。当部队首长和姥爷握手行军礼的时候，姥爷的双手不知该放在哪里，一个劲儿地搓，一个劲儿地攥，脸上写满了光荣与自豪。
疯了的姥爷上房顶更勤了。看着他在房顶上深一脚浅一脚的，我们都害怕。姥姥说：“早晚得摔死。”
没摔死的姥爷竟是婆婆丁救的命，那是他喝酒最多的一次。姥爷双脚在房顶上，半个身子却已掉到房檐下了，死死绊住他的是一大堆深埋在房草里的婆婆丁。婆婆丁肥厚的叶子相互抱在一起，这回抱住的不是它们的花蕾，而是姥爷的脚。
婆婆丁有这么大力气吗？是竭尽全力地抱着吗？谁都不信。姥姥说：“这是小舅派来的婆婆丁，都是当兵的出身，有的是力气。”家里人都相信了。
家里有个疯子，全家就都疯了。
一个秋天的傍晚，太阳将要落山的时候，姥爷终于不疯了，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姥爷走的那天，家里人谁都没哭，只是棺材抬到门口的时候，姥姥打了小姨一巴掌。
“那怎么……你爹出门的时候，你们不该哭上一声？”
小姨哇的一声哭了，哭得收不住。
穿裙子的姥姥
姥姥说：“围裙也是裙子！”
“姥姥，你一生连个裙子都没穿过，多遗憾啊，白做女人了！”
“围裙也是裙子。”
笑死我了，围裙也是裙子；哭死我了，好日子姥姥都没赶上。
姥姥活着的时候我还没开始画画，偶尔拿铅笔在本子上画点儿什么，画的常常都是裙子。
有时逗姥姥：“喏，这是给你新买的一条裙子，穿上试试。”
姥姥笑，我也笑。
聪明的姥姥后来也逗我：“再给我画条裙子！”
“那天不是给你画了吗？”
“那条穿旧了，再给我画条新的！”
我心里挺不是滋味的。
如今开始画画了，画中的女人大都是穿裙子的，盼着姥姥来世不再把围裙当裙子。
姥姥的相片
我的欢喜来自姥姥的假戏真做，每天都有赞美，每天都有夸奖，这样的孩子能不自信吗？
姥姥对画的评价很民间也很到位。
没有神采的鸡鸭鹅画得再有形，姥姥也说：“这怎么都吃药了？”没有动感的花草，姥姥会说：“这都没有根儿。”
于是，我画画的原则是可以不像，但得有生命。
太像也像不过照相机，太没形表达不了画者的初衷。中国画的写意恰恰提供了这样的空间，最简单的因子构成最复杂的意象。
一直想画姥姥家的老房子，那里是我住过的最温暖的家。
一进门，正厅左右是两口大锅，大锅的两堵墙隔成了东西两屋，两屋连着大锅的是两铺永远热乎乎的大炕。炕上的被子、褥子摞得齐齐整整，炕席很旧却油光锃亮，炕沿儿上系着一把扫炕的笤帚，笤帚边有个针线笸箩。姥姥是个干净利落的人，穷得有秩序，穷得心静。两炕的对面柜桌上摆的全是相片，上色的、黑白的，方的、圆的。相片上全是姥姥的孩子们，有当兵的，有念书的，有红卫兵，有红小兵，一派人丁兴旺的景象。
在一堆相片里，唯独没有姥姥。
姥姥说，她年轻的时候也是两条又黑又粗的大辫子，打从嫁给了姥爷，生了这群孩子，她就梳上了纂儿，这辈子再也没换过发型。
那时候，我整天拿着树枝子在地上画，有一回把姥姥的大辫子从门口一直画到院子里，辫子长得像一条大河。姥姥一天里进出无数趟，每回都踮着小脚绕着“河”走，“可别湿了俺的鞋！”鸡鸭从“辫子”上走过，姥姥都把它们轰走：“别踩着我的辫子，生疼的！”我的欢喜来自姥姥的假戏真做，每天都有赞美，每天都有夸奖，这样的孩子能不自信吗？
如今姥姥走了，没有了夸奖，也少了赞美。我拿起笔来画了姥姥一张梳辫子的相片，心里一阵阵地发酸。
写书也不是多大的事
姥姥说：“写书也不是个多大的事，你看人家也没写个啥，就是过日子那点油盐酱醋，烙个油饼炒个菜。”
在宽大的书架前翻着一本厚厚的书，是姥姥在我们家常有的画面。起初你想笑，一个不认字的老太太，手捧一本满是字的书看什么？慢慢地你就有些心酸，她一定是渴望知道这书里写啥了。再后来你就想哭，想到姥姥每次拿起书差不多都会说一句：“唉，睁眼瞎，长个眼好弄么？”不认字又喜欢字的姥姥真是痛苦啊！
“这个世界上不认字的人多了，人家不都过得挺好的？”
“他要是摸着心说实话，没有一个人敢说他过得好。不认字，多闷得慌。”
闷得慌，姥姥的心闷得慌。
我不忍心让姥姥闷得慌，常给姥姥念书。张洁写的那本《母亲的厨房》刚上市我就买回家念给姥姥听，书很薄几天就念完了。姥姥说：“写书也不是个多大的事，你看人家也没写个啥，就是过日子那点油盐酱醋，烙个油饼炒个菜。”“哈，老太太，就这才不好写呢！平凡的日子人家写得你那么爱看，这就是大家。”又过了一阵子，姥姥拿着张洁写的另一本书《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你给我念念这本书吧，这上面写了些啥？”“呵，老太太，认字啊，这不是那个张洁吗？”哦，姥姥认识书里的照片，两本书里都是同一个女人。
这本书被姥姥催得基本上是一口气读下来的。今天只要停下，姥姥明天一大早起来就会问：“张洁的妈从医院回来了吗？医生怎么说？她那个外甥书包从美国来电话了吗？”好多处姥姥都掏出手绢擦眼睛，我说：“你这么难受咱今天不念了吧？”可姥姥每次都说：“念吧念吧，我不是难受，我是好受。”姥姥说的 “好受”我懂，她从张洁的这本书里享受了真正意义上的亲情、母女情。
张洁在书里说：“一个人在五十四岁的时候成为孤儿，要比在四岁的时候成为孤儿苦多了。”姥姥听了这话又哭了，姥姥说：“你告诉张洁，妈早晚是得走的，妈走了闺女还能活，知足吧。要是闺女走了，当妈的就活不了啦。一辈儿一辈儿的都是这样。”莫不是姥姥又想起她的小儿子了？她在五十多岁的时候失去了二十多岁的儿子，她不也活过来了吗？姥姥说：“死了几回啦，只有自己知道……”
家是什么？家里的人是个什么关系？不就是这么琐琐碎碎忙来忙去吗？你搀我一下，我扶你一把，似乎今天过得和昨天一样。一样的日子有人过得有滋有味，有人过得麻木不仁。姥姥崇尚苦日子一家人搅拌着过，“不好吃的菜一人一勺就见盘子底儿了，好吃的馒头越蒸越香，越吃越有。”姥姥这样评价张洁这本书：“说的都是家家都有的事儿，可是人家说的你就那么爱听，听了还想听。”
我以为这是读者对写作者的最高表扬。
听完了这本书，姥姥对张洁娘儿俩的牵挂不亚于她们的家人。那年春节，乡下舅妈送来一筐大铁锅蒸的新麦子面开花馒头，一个就有二斤重，大个的都像盆子那么大。姥姥非让我给张洁送两个。我笑了，我虽然采访过张洁老师，也认识，但北京不是你们水门口村啊，说上人家家提溜着两个馒头就去敲门，吓着谁。
姥姥不明白，认识的人怎么还不能来往？“别看着馒头不值啥钱，可在北京有钱也买不到。”我知道姥姥绝不是因为怕张洁没了母亲吃不上饭，姥姥的内心是觉得自己有个大得不能再大的热水袋，灌满了她的良善，谁需要就拿去暖乎暖乎。热水袋凉了可以随时换上热水，没有热水了还可以放在怀里加加温。热水袋不值钱，但却管大用，因为有爱。姥姥觉得在这个世界上，人和人之间应该有一个基本的爱，这种爱铺设在亲情、友情之下，是一个社会最基本的温暖，是一种自然的相互帮助、相互给予，是人性里最天然的东西。姥姥说：“这样你上哪去都不用担心，见了谁也不用害怕，就像在自己家里。”姥姥盼着社会是个大家庭。
姥姥还牵挂一个人，史铁生，是因为听了他的《我与地坛》而认识的。这个我已经读过几次的散文，姥姥也那么喜欢。姥姥心疼这个 “等待我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我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这样想了好几年”的孩子，姥姥舍不得这个 “一下就倒下再也站不起来的孩子”，姥姥更不舍得那个 “一辈子心就倒下了”的史铁生的母亲。“心倒下了就站不起来了，就活不起了。”可不嘛？史铁生的妈妈才四十多岁就去世了。姥姥说：“这个妈是挺不住了，跑了。” “不该想不通啊，得这么想：还有赶不上咱孩子的，人家的妈不都挺着？这就是心没倒，心没倒就活得起。这路孩子更得有个妈，没有了妈，孩子就等于又少了一个胳膊。”
姥姥预言史铁生能活个大岁数，“别看这孩子遭点儿罪，一星期换三次血，死不了。他妈用命给他换着寿哪。”与其说是姥姥迷信，不如说是姥姥的美好祝愿。
我答应姥姥，有机会见到史铁生，一定把这话传给他。直到如今，我也没见着史铁生，他太低调了，只让书露面。他每一个版本的书我都买，即使重复了，我也买齐。我和姥姥买他的书是为他的生命加油！
姥姥也是在书上认识贾平凹的。我跟姥姥说，政协开会，我们俩在大会堂的座位是挨着的。姥姥觉得我真了不起，净和一些有能耐的人坐一块儿。在姥姥眼里，能写会画的人都是有能耐的人，特别是那些农村出来的文人，姥姥更是高看一眼。姥姥说：“趴在炕上能把字写周正的人，你不让他去念书那真是白瞎了。从前农村有个啥？灯也没有，桌子也没有，连张写字的纸都没有，还能出个写书的孩子，那不就是个神吗？”贾平凹是神。
长大了我才明白，为什么穷的时候，姥姥家一年中吃得最好的饭是学校的教书先生派饭来家的那几顿。一堆像破布一样散散的油饼被姥姥用好几层毛巾盖着，那香味隔着院墙都能闻到。大铁锅旺火炒的茄子丝，葱花爆炒的白菜心儿，那真是香啊！
姥姥还喜欢一个作家——莫言，说莫言长得和水门口村的人一个样，人家的孩子怎么那么有出息？我说莫言长得不好看，小眼睛，黑乎乎的。姥姥说没见哪个大双眼皮的汉子好看，单眼皮劲道。
姥姥喜欢莫言是因为他实在，姥姥对莫言的书的评价就是这两个字：实在。
“净说大实话，说的你听一遍就记住了。”
苦难、贫穷、饥饿在莫言的书里都写到了极致，这些文字的记忆都深深地触动了姥姥。好几个故事我给姥姥念的时候，姥姥都是不停地擦眼泪。
姥姥感动的是这个和他们村里的人长得一模一样的作家心里没忘记这些苦难。苦难生成了一种力量，为一天能吃上三顿饺子而努力学习、出人头地，当个写书的人。多么真实，多么不掩饰，多么难能可贵。
理想有时候起步很小、很具体，但最终它有可能变得伟大，有可能从为自己不自觉地变成为他人、为全人类。姥姥佩服这样的人。
姥姥说：“人哪，不敢穷；社会啊，不敢乱。社会一乱人就穷了，人一穷社会就更乱了。莫言这孩子去念书就是想吃个好饭、吃个饱饭，这叫个啥？叫志气！连个想吃好饭的志气都没有的人还能干个啥大事？”
我在家也常翻陈丹青的书，姥姥跟着看书里的画。我指着陈丹青的照片，“你们村儿可没有这么好看的人吧？”
“早年间有，这阵儿没有。”
“你那意思是人家长得不现代？这可是一个最时尚、最前沿的人。”
“不是，我是说现在像这么利利落落、清清爽爽的男人不多了。旧衣服穿在现代人身上，就是好看加上好看。”姥姥也夸陈丹青的衣着。“你看看，人家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长得一点儿也不糊涂。眼睛瞪得那么大，一粒沙子都进不去。”
“人家陈丹青最值钱的是脑子不糊涂。”我说。
姥姥真逗，谁的眼睛长得不是眼睛？但我知道，这是姥姥夸奖人的一个方式，姥姥认为人的外表和他的内心一定有一处是连接的。连接点不同，做人、做事的方式也不同。
偶尔也给姥姥念上一段陈丹青的文字，姥姥的评语是：“是个有数的人。这路人都是刀子嘴豆腐心，说话有的时候像咬人一口，这路人在单位当不了大官，谁愿意整天被人咬？”
我告诉姥姥，陈丹青还是个教书的先生。姥姥对他的敬重油然而生：“就这路老师能教出好学生，学生不怕骂！”姥姥指着陈丹青的照片：“念书的人不管长得么样，你仔细看都长得好看。书念得越多，人长得越俊。没念过书的人眼神是傻的。”
姥姥说的 “俊”是指气质，姥姥说的 “傻”是指没魂儿。
姥姥说得准，陈丹青是个有灵魂的人。
不认字的姥姥什么书都爱听，只要你有工夫给她念。姥姥跟着我认识了不少作家，有些作家的书我都不怎么翻了，姥姥还偶尔提起他们。比如赛珍珠，她的书现在市场上都不大能买到了，很多年前我基本买齐了。姥姥喜欢她也是因为她写的事姥姥熟悉，也有感受。姥姥敬佩人家一个外国漂亮女人，对中国的乡村和村民那么有感情，这是神哪！
姥姥的评价也很准确：“就像那个花，根啊、叶啊、花啊都是外国的，可是埋在咱这儿的地上，喝上咱浇的水，吃上咱喂的肥，长着长着就成了咱这儿的花了。你别看开的那些花还是人家原来的那个样，可是性子啊、魂儿啊慢慢地就一样了。”她是说赛珍珠的内心、灵魂已经涌进中国人的圈里了，你看多准。后来我又给姥姥读赛珍珠的传记，姥姥知道她有一个傻孩子，晚年很不幸。姥姥还慨叹：“唉，她该抱着孩子回中国找个中医看看，孩子兴许能好！人家帮了咱中国人的忙，咱也该帮帮她呀！”
萧红的小说姥姥也爱听，小说的语言、小说中的故事都是姥姥熟悉的。姥姥对她的评价是：“这个闺女真会写，写的那些话和北极村的那姑娘一样，干脆利索，一听你就再也忘不掉了。”
哦，姥姥说的北极村的姑娘是指迟子建。
还不认识迟子建的时候就给姥姥读过她的书，也是拣一些姥姥听得懂的章节，像她写的种菜的、走马厩的、纪念她父亲给她做灯的那些事。姥姥知道迟子建出生的那个地方是中国最早升腾起太阳的地方，姥姥迷信地说：“那里的人都不是一般的人，都是神人；那个地方也是神地儿，发生的事儿自然也都是神事儿。”有一天，我拿回来一张我和迟子建合影的照片，“姥姥，你给相相面，照片上的这个人有什么神的地方没有？”姥姥笑了，“一对儿神人，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一个娘肚子里生的姐儿俩。”姥姥说我和迟子建长得像，都是神人。
姥姥爱书对我是个极大的推动。一个不认字的老太太都这么明白知识的力量，我这么个认得一些字的人还不好好读书，不应该呀。
我的老师是姥姥
姥姥说：“用心看着人，用心和人说话。别觉着自己比人家高，也别怕自己比人家矮。”
“你这么说叫人笑话！”
想起有一次记者问我的主持风格是怎么形成的，我说：“我的老师是我姥姥，她教我要说人话。”我回来跟姥姥说这事时引出了她上面的那句话。
真的，仔细地回想了一下，我从第一次拿起话筒做主持人，脑子里就有姥姥的神情。
“用心看着人，用心和人说话。别觉着自己比人家高，也别怕自己比人家矮。”
在长达近二十年的主持生涯中，我始终要求自己把语言打碎了，把心放平了，把文词拆开了，用最直接的方式把话说出来。这是风格吗？我以为是，至少这种风格适合我。念了几本书，知道了一些文字也不用显摆出来，“人家一看房子结实不结实，就知道你地基打得多深。会说的不如会听的，会写的不如会看的。”
说姥姥是我的老师真不是我抬举了姥姥，是姥姥抬举了我。在做人方面，我们的下意识行为和姥姥的下意识行为真不能比，有时候我真怀疑是姥姥没念过书，还是我没念过书。
有一次我带姥姥坐出租车，下车的时候，司机师傅说啥也不收钱，他说：“难得有机会拉一次倪大姐，就算是我为你服务一次吧，倪姐，你在电视上为我们服务那么多年……”十六块钱，我俩推来推去，谁也不放弃。
最后还是姥姥接过钱往师傅手里一放：“你这个同志，这是你的工作，哪好不收钱？要是上你家吃顿饭，你要钱俺也不给。工作是工作，你还得交单位钱，还得买汽油，你大姐挣钱比你多，你挣个钱不容易……”
日后凡是遇上不收钱的司机师傅，我多半都是说姥姥这一套话。连我儿子都会了：“妈妈，你怎么每回都和老奶奶说的一样？不会换个说法？”孩子，妈真的找不到比这更实在、更管用的话了。在姥姥面前，我的语言真是太贫乏了。
还是十几年前吧，词作家曹勇回泰安给他母亲过生日，回来跟我们感慨一番。
“我们兄弟几个这回都凑齐了，我妈高兴地做了一大桌子菜，我们都动筷子了，可我妈老往厨房跑，我寻思她干什么，就跟了进去。结果老太太在那儿背着身从挂着纱布帘的碗柜里拿出一大碗都冒了白泡的剩冬瓜汤，咕嘟咕嘟往肚子里倒。我回身就把客厅里那一桌子菜掀了，我说：‘咱们哥儿几个现在都算是能人、名人了，都挣了些钱有了一官半职了，可咱妈还在喝着馊了的剩汤剩饭，咱谁知道？咱谁留心过？咱妈喝了一辈子了，现在还喝，我们他妈的还有脸坐在这儿喝酒！’”曹勇说他连说带骂地把兄弟几个全说哭了，他自己最后哭得不省人事。
回到家我跟姥姥学了这段。
“就是写歌曲《我们是黄河泰山》那人，很有才情的一个作家，我上中央台的第一台晚会他就是撰稿人。”
“他还写黄河泰山？我看他写小沟小坎儿也不行。怎么就不知道他掀了这一桌子菜赶不上让他妈把这碗剩菜汤喝了？当妈的心儿子一辈子也不知道，么（什么）是甜，么是酸？孩子有出息，妈喝酸水也是甜的。孩子更不懂，妈的肚子是铁肚子，管吃么也坏不了，就是不能吃气，吃一口气赶不上喝一口苦汤……掀桌子，这叫么？这叫不孝啊！文化人净办些不文化的事。”
临了姥姥又补了一句：“不过这也是个好儿子。”
好和坏在姥姥的眼里不那么分明。
有时我问她：“你说我算好人还是坏人？”
姥姥说：“你先说么样算好么样算坏？坏人身上有好，好人身上有坏，没有坏透了的人，也没有好得一点儿毛病没有的人。”
姥姥绝不是混淆是非，她就是这么过的一生，这么手心手背地丈量着日子。大难担过，大福也享过，从从容容地过了九十九年。
姥姥的教育方式
姥姥说：“少收个三四十斤，明年使使劲就省出来了，孩子饿着肚子可耽误长骨头了，过了长骨头的年龄，这辈子也长不出了。借的粮食孩子吃了骨头是软的。”
收麦子的日子是水门口的节日。
家里的主劳力都上山抢收麦子了，副劳力也没闲着，晒麦子的、做饭的，家家烟囱都冒着烟，从山顶看去，水门口像是着火了，气象万千。院子里、村口路边的大道上、生产队的场院里，堆的全是麦子，金色的水门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