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心到就好
写本《姥姥语录》是姥姥生前我俩就说定了的。
记得第一次跟姥姥说这事的时候，她那个只剩下一颗牙的嘴笑得都流出了哈喇子：“人家毛主席说的话才能叫语录，我一个大字不识的老婆子说的些没用的话还敢叫语录，那不叫人笑掉大牙？”
躺在姥姥床上的我也笑翻了。你想嘛，一个只剩下一颗牙的人还说“笑掉大牙”，多可笑呀。
我跟姥姥商量：“是现在写，还是……”
姥姥接话可快了：“等我死了再写吧，反正丢人我也不知道了。光着腚推磨，转着圈丢人，你自己丢去吧，反正你脸皮也厚。”
“你可别后悔呀老太太，你是作者之一，咱俩联合出版。刘鸿卿、倪萍，我把你大名写在前头，稿费咱俩各一半儿。”
姥姥眼睛一亮。
想起十四年前写《日子》那会儿，姥姥陪在我身边，我坐着写，她站着翻，我写一张她翻一页，可怜的姥姥翻半天也不知道我都写了些啥，偶尔给她念一段，她还常常制止：“别为我耽误那些工夫了。起早贪黑地写能挣多少钱？”
“一本书二十二块。”
“那还真不上算，写这么些个字才二十二块，连个工夫钱都挣不回。不上算，不上算……”
呜，姥姥以为我一共才挣二十二块呢！
只剩一颗牙的姥姥忧伤地望着窗外：“咳，俺这阵儿要钱可是一点儿用也没有了。天黑了，俺得走喽，俺那个地方一分钱也不用花……”姥姥知道自己要走了。
前年，活了九十九岁的姥姥真的走了，我的天也黑了。
姥姥是我家的一杆秤，遇到啥事上姥姥的秤上称一称，半斤八两所差无几。
姥姥走了，留下了秤。
姥姥的秤有两杆，大秤、小秤。她的大秤是人人都可以称的，叫公家的秤，是以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公平为准星的，小秤是自家的秤。大秤、小秤的秤砣分量相差很大。
我也曾让她称过《姥姥语录》，姥姥说：“上大秤称也就二两吧，咱家的秤能称个十两八两的。”
在姥姥的眼里，家里多大的事上了公家的秤都是很轻的分量。姥姥说得真准，现如今图书市场那么繁荣，好书有的是，一本小画书真的也就二两吧。但我还是拿起笔写了，因为姥姥语录得张贴出去。
姥姥的语录当真那么需要让外人看看吗？列出三十个题目后我也茫然了。真像姥姥说的那样，字里字外都是些“人人都明白的理儿，家家都遇上过的事儿”，有必要再唠叨吗？
稿纸放在桌子上，每天该忙啥忙啥。怪了，常常是忙完了该忙的事就身不由己坐到桌前往稿纸上写字。几天下来，满纸写的都是姥姥的语录。
这些萝卜白菜的理儿，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我怎么那么念念不忘呀？是我老了吧？是我跟不上这个时代了吧？可是认识姥姥的人，熟悉我的朋友见了我总是问起姥姥，提起姥姥语录。
敬一丹每回见了我一定有一句话是不忘的：“姥姥还好吧？”只是一年比一年问的语气迟缓。
去年主持人 “六十年六十人”在浙江颁奖，她又问：“姥姥……还……好吗？”我说：“不好，走了。”一丹说她始终不敢问，是因为姥姥快一百岁了，问候都得小心翼翼。
中午吃饭，张越、岩松、一丹我们坐一桌，又说起了姥姥，说得一丹大眼睛哗哗地流泪，其实我们说的也都是些白菜萝卜的事。张越说“三八”百年庆典，她就想请姥姥这样一位普通百姓做嘉宾，我心想，如果姥姥在，她那些小得不能再小的事拿到全国观众面前，不就真成了姥姥说的让观众“笑掉大牙”了吗？姥姥说：“人最值钱的就是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没个分量你往大秤上站站试试？那个秤砣动都不动。”
白岩松也是。去年我和他去上海参加《南方周末》二十五周年庆，回来的飞机上我们又说起姥姥。一路的飞行，一路的姥姥。飞机落地了，姥姥还在我俩的嘴边挂着。
岩松说：“有学历的人，不一定有文化；没学历的人，不一定没文化。”临说再见，他还嘱咐我：“倪姐，快写写姥姥吧，我们需要姥姥的精神。”
我咬着牙不写姥姥。
《南方周末》希望我开个专栏专门写姥姥，为此他们的副主编和张英还专程来北京找我说这个事儿，我也始终没有动笔。这些年本子上胡写乱划了很多字，但很少写姥姥—近乡情怯？不知道。这是我最爱的人，是我最了解的人，也是离我最近的人，可是落在纸上却常常模糊不清，好像我就是她，她就是我。随着姥姥的远去，我充盈的泪水逐渐往心里流淌的时候，想念灌满了我的灵魂，我开始寻找姥姥。家里每一个角落、每一样东西都是我们和姥姥一同拥有的，现在这个人不在了，我找不到了。
可是冥冥之中，姥姥又无处不在。
我知道，我是一直不敢找！我知道，还用找吗？姥姥一直都在我心里，在我的灵魂里。不用想念，姥姥没死，走了的只是那个躯体。
我开始和姥姥说话了。
儿子说：“妈妈，这几天你老说山东话。”
“是吗？”
我知道，不是我在说，是姥姥在说。
2010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