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与文化定力

文化自信与文化定力

王蒙

现在全国出现了文化热，从上到下，大家都很愿意谈文化的话题，尤其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人们表现出越来越大的热情、越来越多的兴趣。这种状况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生产力迅速发展，但是精神层面的建设有可能赶不上物质层面的建设，需要有更深厚的精神资源。我们自己有没有足够的精神自信和定力，是很值得讨论的问题。另外，在过去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华文化经历了巨大的考验、变幻、冲击，当人们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积累、文化底蕴的时候，会有一种很特殊的情感与热情，可以称之为文化爱国主义或者文化寻根的热情。下面，我想和大家聊聊几个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比较大，很可能挂一漏万说不完全，欢迎大家随时打断。

首先，我想简单回顾一下中国文化的遭遇与命运。中国文化很有意思，在过去几千年的时间里，一直处于非常优越的地位。几千年以前，它就有了很成熟的发展，有了各种聪明的见解，而且不论是政治体制、社会体制，还是家庭生活、婚丧嫁娶，各个方面都非常完整、非常全面。中国文化被数量非常庞大的人口接受，凝聚了上亿或者更多人的心。中国文化有着自己独特的吸引力，而且几乎受不到挑战。在我们祖先的心目中，我们的周围都是大海，或者是一些小的番邦。这些小的番邦要礼仪没有礼仪，要服装没有正经的服装，要音乐没有音乐，要诗歌没有诗歌，这些几乎都得跟我们学。所以我们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自信。历史上曾两度有外来族群入主中原，但入主中原的结果，并不是使中华文化衰微，而是受到中华文化的熏陶，几乎被中华文化同化。另外，中华文化还受到大量外来文化的影响。比如教煌文化中可以看到大量外来的西域文化，但是这些外来文化非但没有对中原文化造成挑战，反而与中原文化很好地结合起来。佛教本是外来文化，但它来到中国后，和中国文化相结合，加强了中华文明的智慧性、思辨性和趣味性。

我们对自己的文化曾自信到不需要任何外来文化的程度，但是1840年鸦片战争让我们忽然发现，我们已经落后，在洋人面前直不起腰，已经变成挨打的对象。这给我们的刺激太大了。谢晋导演的《鸦片战争》里有这么一段：求和大臣请英国舰队舰长到虎门炮台看一看。英国舰长看了看炮台上的土炮说：“对不起，这就是你们的海防吗？”大臣点头说是。舰长说：“对不起，我的感觉全是垃圾。”对于晚清的这种处境，孙中山的想法比共产党还要悲观。孙中山强调的是从晚清以来，中国的命运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中华民族面临的是亡国灭种的危险，很快将被历史淘汰。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毛泽东的说法，但孙中山却认为，中国是次殖民地，就是你想当殖民地还不够格，和印度、伊朗相比，你是次殖民地。由此可见，当时的有识之士对中国文化进行了强烈的反思，产生的这种文化焦虑也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我举两件事。晚清非常有名而且懂西学的学者王国维，对朝廷有相当的感情。1911年辛亥革命，1923年王国维就任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1927年，他借钱雇了一辆洋车拉到颐和园，跳了昆明湖。他跳的地方深度也就一米二，结果跳下去以后淹死了。陈寅恪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在他看来，中国正遭受着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眼看一种文化在走向衰弱、走下坡路，王国维的心里很痛苦，所以他活不下去。还有一个晚清的名人，就是翻译《天演论》的严复。晚清时严复曾到英国公费留学，精通英文。《天演论》是用极其古雅的文言文翻译的，漂亮得不得了。“文革”的时候，有一阵儿全国只有一本书，后来毛主席指示，不能光念一本书，把《天演论》也印一印。我记得这大概是1968年的事，所以我老开玩笑说，1968年版《天演论》的责任编辑是毛泽东。这么先进的一个人物，回到中国后，在晚年只能靠吸鸦片度日。我想，大概是因为他看不到任何希望，朝廷没有希望，文化没有希望，活下去也没有希望。

“五四”运动的时候，虽然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见解，但很多人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有许许多多的弊病和糟粕，需要进行反省与批判，以至于提出了很激烈的口号。鲁迅在答记者问的时候建议青年不读中国书，不读线装书。胡适，国民党右派的知识分子，意见也一致，主张把线装书一律扔到茅厕里去。当然还有一些更著名的话。比如，钱玄同提出要废除中文。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吕叔湘还提出用拼音代替汉字，他认为汉字是专制主义的源泉，汉字的前途在于拼音化。当然，这个观点已经被否定了，汉字不可能被废除，而且完全可以和现代化接轨。除了废除汉字之外，钱玄同还有一个著名的主张，就是人过四十岁应该被枪毙。但是他本人活的时间却很长。今天看来，这些激烈的说法很夸张，甚至很可笑，但它对中国新文化的呼唤，它对中国传统文化扎的这几针，还是起了巨大的作用。“五四”运动吸收了大量的民主、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使中国文化出现了新的变化。现在有人责备“五四”，认为“五四”破坏了传统文化，甚至将“五四”和“文革”相比，我是不赞成的。因为没有“五四”运动，没有文化人自觉的反省与现代性的追求，就没有中国新的思想，包括社会主义思想、共产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引进，就没有中国的革命，就没有今天的中国。试想一下，如果我们处在一百多年前的“甲午”时期，你能谈弘扬传统文化吗？你不想活了，是不是？“五四”的狂飘突进冲击了中国传统文化，但也更新了中国传统文化。之后经过曲折的过程，我们又感到传统文化有许许多多美好的东西，尤其是在社会急剧发展的时期，更需要有一个根基，有自己的立足之地。今天，我们用一种积极的、正面的态度来讨论怎样弘扬传统文化、继承传统文化、发展传统文化，实际上是经历了从文化焦虑到文化批判，到文化建设，再到文化和谐的过程。2008年北京奥运会提出“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可能这个口号大家已经忘了，但是我却认为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说明我们的心态已经和一百多年前不一样了，已经从文化焦虑、文化斗争过渡到文化和谐、文化整合的阶段。这是我要谈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想谈谈文化定力。在社会急剧发展的过程中，在回顾优秀传统文化时，会产生各种文化歧义，会有各种文化见解。譬如，有一阵子出现了《三字经》和《弟子规》热，很多公司发现《弟子规》后，如获至宝。《三字经》教你天天劳动，天天干活，见到长辈要赶紧立正，要低眉顺眼。《弟子规》里说的也是，你挨着长辈上级的训斥甚至殴打，不能辩解，只能老老实实地接受。我要是老板，我也愿意找这样的员工。但是有些年轻人误以为中国本来好得不得了，大家都按《三字经》《弟子规》办事，是共产党闹革命把《三字经》的规矩搞坏了。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咱不用看别的，就看《红楼梦》。《红楼梦》里的老少爷们谁按《三字经》办事？谁按《弟子规》办事？谁按《论语》《孟子》办事？你看当时的社会腐烂到什么程度？家庭生活腐烂到什么程度？贾赦、贾珍、贾琏、贾敬，有几个是孝悌忠信？有几个知道礼义廉耻？现在还有一个若隐若现的潮流，就是言必称“民国”，好像民国时期好得不得了。我是民国时期出生的，1937年的时候还在汪伪地区。党旗是“青天白日满地红”，上面还加一个小黄条，叫和平反共救国。“二战”后，我在北京什么没见过，国民党的接收大员我见过，蒋介石到北京我也见过。那个时候，北京光是垃圾堆有多少，整个一个东南广场。后来1948年的时候，傅作义要在那儿修飞机场，垃圾稍微清除了一下。那时候很多北京的穷人都在垃圾堆旁捡煤核，有时候也捡剩的食物，我不多说。那这么说，是不是中国文化不好呢？这也不对。过去封建社会和国民党没有按孔子的仁义道德办事，是他们不对，而不是这个文化不好。文化本身带有一种理想，带有一种追求，这种理想和追求已经被广大的中国人民所接受。老百姓是喜欢忠孝节义、仁义道德的，是痛恨见风使舵、不忠不孝、巧取豪夺的。所以，中国文化虽然不可能完全兑现，却提供了一种标准和价值。我们讲“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提倡的是一种精神走向。所以您不要误以为文化就是现实，文化可以是追求，可以是愿望。第二，您也不要误以为现实出了问题就是文化不好，就要抛弃文化。如果您到现在还认为半部《论语》治天下，还以为靠《三字经》和《弟子规》就能扭转全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就能使这个社会又和谐又前进，您就是自绝于现代化。邓小平说，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没有现代化的那些观点，没有现代化的法制，仅仅只靠文化，那中国仍将是一个积贫积弱落后于世界的不发达国家。用毛主席的话说，这样的国家，早晚会被开除球籍，从地球上被淘汰出去。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因为急于现代化，就把中国传统文化全部否定，你就会自绝于历史、自绝于袓宗、自绝于人民。你不信没关系，人民信，到现在，人们提起忠孝两全、廉洁奉公的人，是佩服的。提起那些不仁不义、卖友求荣、卖主求荣的人，是厌恶的。所以我们在文化上，需要一个整体的观念，就是我们要珍惜、热爱、弘扬传统文化。我们看一看中央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几经发展的过程，就能看出，里面既有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又有对现代社会、现代文明的追求和靠拢。“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我们可以看出对现代化的追求，对现代化的认可，对现代化的期待。“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这更是相当现代的提法。我们回想，孔子的学说，很重要的一条，是强调秩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君有君的权利、威严、规范，臣有臣的义务、责任、范式。父子也同样。孔子从来就是不讲平等的，当然这个问题也比较复杂，因为从理想、政治权利上，我们可以强调平等。但事实上，毛主席、马克思、恩格斯都说过，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姚明两米二六，您一米六，你俩一起打篮球能平等吗？这不细说。“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更多是从个人的层面来说，传统文化美好的东西就比较多。古代对国家的概念并不十分清晰，孔子《大学》《中庸》中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天下”指的是中国，并不是世界或者其他的国家，所以爱国也有很多的现代内涵。

在这种情况下，文化之间常发生剧烈的斗争，譬如复古派和新潮派的斗争。复古派不承认外国有什么先进的东西，认为最好的东西都在中国。辜鸿铭会讲欧洲各国的语言，他第一次见胡适的时候，别人给他介绍说这是北京大学教西洋哲学史的教授。辜鸿铭就问胡适，你的拉丁语怎么样？胡适说，我不会拉丁语。辜鸿铭说，你连拉丁语都不会，还敢教西洋哲学史？胡适一句话都没敢回。还有一次，辜鸿铭在伦敦地铁站拿着一份《泰晤士报》，倒着看。几个英国青年看见这个梳着长辫子的中国青年，就聊，这Pigtail(猪尾巴，指当时留长辫的中国人）不认识英文，还花几便士买《泰晤士报》干什么？辜鸿铭回过头来用很标准的牛津音说，英国的文字太简单了，用不着一行一行地看，认真看是对我智力的一种侮辱，我就这么倒着一瞄，你们国家那点事我就一清二楚了。俩英国青年听完后吓坏了，以为遇见妖怪了呢。可辜鸿铭这人，是对传统文化最热爱的人，他到处讲多妻制是中国文化最优秀的地方。他说，一个茶壶可以配很多个茶碗，但一个茶碗不能配很多个茶壶。我们的多妻制，搞得很有秩序，大老婆、二老婆、三老婆、四老婆，和谐相处。你们这呢，还没结婚刚开始相爱，多出来一个人就要拿着剑或枪决斗。这就是辜鸿铭。其他再比如林纾，他翻译了很多西方名著，但他主张文言文，反对白话文。中国的文言文实在是太美了，这个问题到现在也还有争论，有人认为白话文运动把文言文一下子给废了，不是一个好的办法。还有人说，不了解文言文，就永远不能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现在大陆也有，台湾更多，有几个特别热爱传统文化的人，他们到现在为止，不是文言文不写，写封信也要文言文，写个借款的报告也要用文言文。当然主张极具西化的各种稀奇古怪的观点就更多了。直到改革开放后，1980年代的时候还有一个观点，就是中国需要进口一个总理。进口总理？真是荒谬，但是进口某些外国人对中国来说并不新鲜。中国最早的海关关长是西太后任命的，海关工作人员全部是外国人，你不会说西太后是崇洋媚外、全盘西化吧？各种不同的文化的争执曾达到空前惨烈、势不两立的程度，有你没我，有我没你。如今，胡适的书在大陆大量出版，而且在学界，作为自由主义的代表，他的形象还不错，行市还很好。但是大家不要忘记，1949年1月1日，《人民日报》刊发了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这篇社论发表后，新华社发布了一个战犯名单，里面没有胡适。但之后又发了一个通告，说各界人民议论战犯名单，认为名单里还要补充几个人，其中就有胡适。至于后来怎么组织批判，咱们不说，但是有一点很明确，就是新华社曾经发过公告把胡适列为战争罪犯。所以说，文化上的争斗可以到非常激烈的程度。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很多政治运动也是从文化思潮这方面开始的。有时候，我有一个叹息，文化带着不同的旗帜、不同的标签在那互相斗，斗的结果是什么？斗的结果是哪一种文化也胜利不了，粗野胜利了，野蛮胜利了，文盲胜利了，无知胜利了，迷信胜利了。所以文化争斗的结果是无文化的胜利。

改革开放以后，经过三十多年摸着石头过河，我们可以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整合不同的文化。整合是什么意思？整合就是不使这些不同的文化变成势不两立的东西，对我们有利、符合我们民族理想（“中国梦”）的东西就吸收，不利的东西就忽略。把不同文化思潮的关系搞得不那么紧张，虽然做起来不容易，但还是有可能。“十八大”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际上已经吸收了各种各样的东西。这说明中国文化有一种适应的能力，有一种汲取消化的能力，也有一种整合的能力。1998年，有一次和美国人讨论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当时我就说，可口可乐进入中国大行其道，它肯定会被中国人改造，而且将被改造得让你们嗥目结舌。后来确实如此。有的饭馆用可口可乐煮姜丝，喝了以后可以出汗治疗感冒。在台湾，则被改造成制作三杯鸡的重要材料。一杯可口可乐，一杯红葡萄酒，一杯酱油，就用这个来炖鸡，我试验过，炖出来味道不错。还有一个小故事，讲法国一个生产X白兰地的公司开董事会议，会议上播放了一些视频。画面上的中国人拿着极贵的白兰地，啪地一碰杯，咕咚咕咚就喝进去了。法国人看得傻眼了，因为他们喝白兰地有一套规矩，要先用手捂着杯子，然后要转、要闻香味，而且是饭后喝，不是饭前喝，也不是吃饭的时候搭配牛肉一起喝，更不能搭配红烧蹄骹一起喝。董事长当时就很生气，说以后不要卖给中国人了。话还没说完，他的下属就凑过来说，公司生产的白兰地大概27％—30％都被中国人买去了。董事长听完后不敢吱声了。后来我跟法国人一起聊天，说这一点也不足为奇，就你们两方喝茶的方法也能把中国人给吓死。为什么？英国人往茶里加果汁，加玫瑰，加蓝莓。美国人喝茶，往里加桂皮。美国人很喜欢桂皮，冰激凌里加桂皮，牙膏里面加桂皮，可是我们呢，我们是在炖猪肉时候加桂皮。你怎么能容忍茶水里带炖猪肉的味道呢？阿拉伯人喝茶要加薄荷和糖。一杯茶要加四块方糖，都黏糊了，齣死人。这样喝茶，中国人能不感到义愤填膺吗？这没办法，你给钱了，愿意怎么喝就怎么喝，也许人家还能喝出一些好方法。回过头来说，我们是有一种吸收能力的，西洋文化有很多美好的语言，什么人权、民主、自由、理想……我们要自信于中华文化吸收的能力、消化的能力、调整的能力、运用的能力。你美好，我比你更美好。毛主席说的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就是整合的思路。我们要有一种自信和定力，要汲取、挖掘传统文化中最优秀的东西，而且这些东西要和现代性对接、和世界对接。我们是能够完成这种对接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文化是积极的文化，乐观的文化，促使人前进的文化。“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一个很现代的观点。《盘铭》中讲“苟日新，日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庄子说“与时俱化”，后来发展到“与时倶进”，这都和现代性很好地结合起来。那么“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也和现代性相接续。“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以”，讲究信用，这也是和现代性接轨的。

当然，东方确实有一部分比较消极的思想，这些消极的思想和现代性挣论有点大，譬如有一个故事很奇特，我在三个国家都听说过，而且版本完全一样。最早看到这个故事是在德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海因里希伯尔的小说里。说一个渔夫每天打鱼卖鱼非常忙。有一次他看到一个小伙子正靠在树旁睡觉，就对小伙子说，起来起来，和我一起去打鱼吧。小伙子说，我又不吃鱼，为什么要去打鱼？渔夫说，你临时帮我一下，我给你高薪。如果合作愉快，你以后每天都来帮我干活，我给你多少多少钱，这样你一年就能赚多少多少钱，有了这个钱你就可以过幸福的生活，可以带上你的情人到世界各地旅游，住五星级酒店。小伙子回答说，最幸福的生活就是天气晴朗，倚树睡觉，这比住五星级酒店舒服多了。不睡觉就要干活，干活还要赚钱，赚完钱还要出门，多麻烦。小伙子说完就继续睡了。后来我去非洲的喀麦隆，他们给我讲的这个故事跟德国人讲的完全一样。这让我想起一个瞎编的歌谣，说非洲人民“饿了就上树”，树上各种能吃的东西太多了；“穿衣一块布”，穿衣服的时候把要害部位遮住就完了；“发展靠援助”，讲的是你要让我发展就要援助我；最后还有一条，就是“说话不算数”。1999年，我去印度，也听到了相似的故事，印度人说靠着柳树睡觉就是幸福的生活。尽管如此，东方文化对人生、对此岸还是采取一种积极进取的态度，这是能和世界、和现代化接轨的。如果我们有这样一种信心，我们的文化焦虑就会减轻一点，文化紧张冲突的情绪就会减少一点，在进行文化创新和文化整合时，定力就会更多。文化，是希望人的生活质量越来越高，是希望给人民带来幸福的生活，而不是反人民、反生存、反人类。中国最美好、最高的文化是大同，《礼记》里面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还有“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这实际就是共产主义的思想。建立一个无私的、大同的世界，这是非常好的理想，是古代的中国梦。天下一家，世界大同，要实现非常困难，但却很美好，我们要有信心和定力。第三个问题，我想谈一下文化均衡。我们现在的文化生活不知道比过去丰富了多少，花样翻倍了多少，因此也面临平衡的问题。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需要平衡，大众文化和高端文化也需要平衡。电视传播应该贴近大众，舞台艺术却应追求高端。如果没有高端的东西，文化的形象、影响、威信是站不住的。自古以来，通俗小说有很多。新中国成立前有一个写通俗小说的专家叫还珠楼主，他的真名叫李寿民。他每天晚上打麻将，很晚才睡觉。早上起来，先吃上两碗馄饨，然后找来四个助手。李寿民问第一个助手，昨天，咱们那个小说写到哪了？助手回答说写到什么地方了。然后李寿民告诉他，接下来怎么写，人物应该怎么着怎么着。接着又和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助手谈，分别安排各自的写作任务。用了不到一个小时，李寿民就把小说交代清楚了，然后就跑出去玩了，抽烟呀、洗澡呀、按摩呀。现在网络上大概没有李寿民这样的写法，但是也在大量生产着不计其数的小说。但是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就像体育一样，是看高不看低的。索契冬奧会闭幕式上亮出的十二个俄罗斯作家，契诃夫、托尔斯泰、普希金、果戈理……哪一个不是世界顶级一流的？还有法国巴黎的先贤祠，真是让人不得不佩服。所以，我们既要有关心大众化的、逗着大家笑的，像赵本山、小沈阳、范伟这样可爱的艺术家，也要有高端的艺术家。我们要关注自己文化的阵容，作家的阵容，经济学家的阵容，音乐家的阵容，哲学家的阵容，史学家的阵容。如果我们阵容的水平老上不去，将来没法向后人交代。此外，商业性的文化生活和真正艺术性的文化生活之间的平衡也要注意，不要数量越来越多，质量越来越低。所以我们文化发展的同时还要考虑均衡的问题。

第四个问题，是关于文化万象与文化灵魂。我们常常从文化的方面来关注我们的历史遗产、生活方式，所以现在谈文化，什么都是文化。茶文化、酒文化、水文化、火文化、生日文化、婚礼文化、丧礼文化，书法是文化，大葱是文化，姜是文化，率也是文化。我们大家都热爱中国文化，有的人喜欢穿汉服，有的人喜欢穿旗袍，现在又兴穿“五四”时期女学生的藏青褂子粗布袜，还梳两根大辫子。这都是文化，但是文化的核心究竟是什么，没有几个人能说清楚。以前有同志讲过这么一个故事，说几个教授一起出国访问。外国人问，听你们多次介绍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能不能说说怎么个博大精深法？教授回答说，没法解释，因为博大精深。听完以后我感到很奇怪，博大精深到不能说的程度，说明自己没吃透、没消化清楚。我略微谈一谈自己的观点，不一定能说清楚。一个是中华文化的道德情感，道德主义，以德治国，以文化解决问题。中国人特别重视道德，重视人际关系。这与西方有些不同。我看过马克思的女儿采访马克思，让马克思回答几个问题。马克思的女儿问，你最珍惜、最赞扬的品质是什么？马克思回答说是目标始终如一。接着又问马克思最痛恨的恶人恶行是什么。马克思的看法和中国人特别是山东人的看法非常一致，他说最痛恨的是卖友求荣。山东人讲义气，绝对很痛恨这样一种道德感。尽管毛主席曾经批评说，孔子宣传了半天，但是王道啊，以德治国啊，历史上没有几个皇帝能做得到。皇帝做不到没关系，老百姓信任、期待你在道德上做榜样，过去如此，现在也如此。昨天刚报道，习近平同志倡导大家学习焦裕禄，就是在强调道德精神。我认为最理想的道德教化是从孝悌开始。就像孔子说，先把孝悌做好。孝敬父母，扶老携幼，进入社会以后就可以做到仁义，国家就能治理好。孔子的说法当然有简单化的一面，但也有很可爱的地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和谐，有时候甚至比较麻烦。大家知道我也很喜欢读《红楼梦》，里面有一段故事我很喜欢。王夫人有几瓶浓缩饮料玫瑰露，被彩云偷走了。平儿知道是彩云偷走的，但她不愿意说，一是因为牵扯到贾环，二来还牵扯到正在担任代理秘书长的探春。所以她想了一个办法，一天中午，她把所有的丫鬟都叫过来，说玫瑰露丢了，王夫人很生气。彩云说自己没偷，还反咬一口说是迎春偷的。这时候，二爷贾宝玉站出来说，这玫瑰露是他偷的，他愿意承担责任，希望从此以后大家不要再提这件事。羞愧之心人皆有之，贾宝玉说完后，彩云面红耳赤，坦白道：“姐姐，是我偷的，你现在把我捆起来送到王夫人那，要杀要剐要受什么惩罚我接受”这时候平儿站出来说：“我刚才已经宣布了结论，是贾宝玉偷的，你们还要干什么？谁敢反抗这个结论？这个责任由二爷替我们承担，咱们好好工作，其他的都是废话，散会！”我看了多少遍《红楼梦》，每次看到这，都觉得平儿会办事。要是您这单位有平儿这样的人干秘书长，您这单位肯定什么大事都出不来。我佩服平儿不值一提，林彪看到这，喜爱得不得了，而且在旁边写批语说要向平儿学习。可是我这儿发个什么愁呢？我想德国人看到这肯定能憋死，德国人爱讲死理，到底谁偷的？要是再把林彪的批语给他看，估计这德国人要是心窄的能跳楼。中国人太灵活了。还有一个段子，说在北京，举行了一次汉语考试。题目很简单，说张三和李四坐在那喝酒，喝着喝着王五进来了，张三冲着王五一笑说，说曹操曹操到。选择题，第一张三到，第二李四到，第三王五到，第四曹操到。结果很多外国人选择的是曹操到。中国文化重视美善，这多有吸引力，像平儿这样处理问题多有吸引力。虽然古代的科学不发达，但人情世故却发达。但是，人情世故太发达了也麻烦，贾平凹就说，中国社会太重视人际关系，太注意人情，所以反贪腐不容易搞彻底。你追査了一圈查到一个恩人身上咋办？所以我们还要补充一种科学的精神，这可以说是对中国泛道德论、人际关系的一个补充。另外还有一个，我把它称为泛整体论。就是我们对一的崇拜，我们认为什么样的社会就是好呢？天下定于一。我们嘲笑西医“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认为世界上的事情都是统一的，不是分散的。从这些方面看，中国文化的精神、文化的追求、文化的思路确实跟世界是不一样的。中华美德，确实对人民有相当的感染力和吸引力，有教化的功效，对社会的稳定也有正面的作用。

文化有千变万化、日新月异的一面。我们的技术日新月异，毎几个月就会更新一个新版本，各种新说法、新名词多得不得了。好像有俩月你没有上网、看报，就落后了。但是我们要坚信文化中一些不变的东西。譬如说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追求公与私关系的均衡，追求人与人之间的仁爱。虽然各个国家地方的风俗存在差异，像是中国人喜欢谈年龄，喜欢说自己老，但外国人却讨厌谈论年龄。像是中国人进餐馆喜欢吃新鲜的、活的，甚至喜欢指着那个活的说，我要吃这条鱼、这个螃蟹。外国人却说进饭馆不是进动物园，当指着一条活鱼问要不要吃掉时，他会想狂奔跑掉。但世界上很多根本的东西是一样的，希望过幸福的生活、希望互相照顾、希望互相有礼貌地对待，是一样的。所以钱钟书有一句名言，“东学西学，道术未裂”。道就是原理，术就是方法，不论是中国的学问家，还是西方的学问家，中国的理论研究，还是西方的理论研究，它基本的道理和原则，譬如实事求是、搜集大量的材料、要有新的见解、要有创意是一样的。“南海北海，心理攸同”，心理指的是精神走向。我们要有大的、宏观的、统筹的观点来考虑文化，使我们的文化少一些焦虑，少一些摇摆，多一些定力。

原载《上海文学》201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