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图书馆飘流小史
胡晓明
禅宗和道家的高人，常说“静默之中有无限的大美”。在图书馆里那无边无际的寂静里，有世界上最美妙的声音，常令人无端地感动。“如果世界上有天堂，那就是图书馆的模样。”我常常想，真正的天堂大概是没有的，然而如果没有体验过精神上贵重的“黄金屋”，心灵上美妙的“颜如玉”，如果没有体验过‘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的现代神仙时光，可能此生也算空来人世一遭罢。
所以，我决定收集我的图书馆记忆。重温“那些年，我在过的图书馆”，以报答刀“天堂”般的恩典于万一。
第一个要说到的“图书馆”是北京的柏林寺。那些年，国家专门给研究生一笔考察费用，可以访问名师，可以到图书馆查资料。1984年冬天，我读硕士研究生的第二年，只身往北京访学。由于某种机缘，我深受当时还不大为人所知的熊十力先生《新唯识论》的吸引，此行最重要的目标，即是寻找当时未出版的熊十力在20世纪40年代的著作。在80年代初期，刚刚从思想解放的大浪潮平静下来，我怀着寻访秘籍的狂想，兴冲冲到了北图，然而管理员却告诉我，由于整修的原因，我所需要看的那些书，包括钱穆、牟宗三、唐君毅、方东美、徐复观等的书，以及《学原》、《鹅湖》等杂志，现已迁到一个叫柏林寺的地方。我当时一路念着”柏林寺”这个名字，不知不觉的，竞然在冬天里寒风呼啸的京城，有点书剑飘零的陶醉。好不容易找到了坐落于雍和宫东侧的柏林寺。至今已不甚记得，这是清代哪一个皇帝修过的古寺。一间长长的厢房，两面都是开敞明亮的玻璃窗。唁！气氛出奇地安详、踏实而宁静。有一种后来我在世界上最杰出的图书馆所屡屡遭遇的那种冥想的气息。外面是刺骨的风雪，里头温暖如春。火炉上一只大铁壶总是轻声地“滋滋、滋滋”，冒着热气。开水是免费供应的，中午，我常常就着火炉烤馒头吃，然后直到关门才离去。那阳光的窗，那发黄的书页，尤其是那冒着热气的大铁壶的声音，在寒冷的京城里，显得特另有情有义。记忆中少年时代寒假里的清晨，若醒若梦的睡乡里，也总有一只在火炉上“滋滋”地冒着热气的水壶，而炉边也总是少不了毋亲的一纸留言与一碗温热的醒糟鸡蛋。
我惊异地发现，那里的书已经等我很久。柏林寺，那隐身于国子监背后的京城小寺，不舍我的学问生命的一种特殊地缘。这些年，我时时在想，冬天里的柏林寺，一扇扇疏疏地洒入阳光的窗权，异样隔绝而充实的读书气息，以及那个“滋滋”冒着水汽的大铁壶……还有么？
1994年秋冬，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做访问学者。中文大学有三座图书馆，一是在山下，崇基学院的图书馆，长于宗教、艺术与西方文献；一是在半山的中央图书馆，富于当代各种文献；还有一个即是山顶上的钱穆图书馆，以丰富多样的历史人文典籍见长。这3个图书馆都使我十分享受，相对于内地来说，我所感受到的是全新的图书馆理念：所藏即所见，所见即所得，自助的服务，完全的开放。中文大学并没有太多的珍本善本古籍，然而那里极其丰富而优质的中外文期刊，美轮美奥的艺术史图册，令人大开眼界的新近港台文史著述，尤其是厚重珍贵的民国时代的著述，包括我校苏渊雷教授、吕思勉教授、施蛰存教授和钟泰教授等未曾重版的旧书，呵呵，那时教我懂得了原来民国学术的成就绝不可小视。鱼跃莺飞，深山大泽，新鲜的信息如带着露水的朝花，旧的书籍如秘藏经年的醇酒，在每一个馆，我都充分体验到从未有过的信息富足与自由呼吸，不知不觉地，3个月就过去。
值得一提的是，钱穆图书馆的外环境，庄严大气。旁边是新亚书院的纪念碑，上面镌刻着每一个新亚书院毕业学生的名字。我后来知道了钱穆图书馆就是在原先的新亚书院的基础上建立的，渐渐知道了新亚书院融人中文大学的挣扎、尊严与悲情，了解了钱宾四、唐君毅诸位新亚前辈如何在“花果飘零”的时代里’灵根自植”，守护人文中国文化尊严的大愿力。我看书累了，就坐在钱穆图书馆的草坪上休息。放眼眺望，脚下是白鸥浩荡，四面是波光粼粼的大海，迎着满怀的海风，心中常有无端的感动。
“这么晚了，那里究竟藏着什么宝呀？”每当我踏着月光，或昏黄的路灯，像一个酒喝得有点微醉的归人，从山间小道下山，隔壁的老李―区域经济学的访问学者，总是用狐疑的眼光，不解地问：“为什么八点钟了，还不下来吃晚饭？”很多人真的不知道，有比饭还香的书香；很多人不知道，越是在图书馆里泡得久了，沉得深了，越是对图书馆有一种不舍的深情。
我今天更清楚地理解了：图书馆不完全是用来被利用的，不单单是用来挖宝的，不全部是用来完成论文与课题的，图书馆的真正、充分意义，有时就是无意义，就是一个享受沉思默想的地方，享受读书乐趣的地方。图书馆当然是启蒙与人生奋斗成功的地方，同时也是不具功利意义的，人生少有的单纯的快乐与纯粹的美感的所在。我有幸领悟了这个意义，那是从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的日子开始的。后来，读小学的儿子，为什么那么酷喜美国一个小市镇安静的图书馆？像鱼儿思念大海那样，每个周末向往着那个图书馆？我从他的身上，重新理解了那种原本是属于孩童时代本真而单纯的喜乐。
从理论上说，哈佛大学有80多个图书馆。与中文研究有关的，就有10个左右。在全世界的中文学界，哈佛燕京是一个传奇。记忆中路口有一个报箱，有3份免费的中文报纸供路人取阅；记忆中燕京图书馆门外不远处，总有一个流动的快餐车、有各种诱人的西式饼食或面食，在那里用餐，可以节省好多时间；记忆中燕京图书馆的两台扫描机，总是有人，来自大陆的博士生与教授，在那里尽情地、排队地扫描图书，大家谑称为“扫书”；记忆中善本书库的沈津先生，永远是那样忠于职守，取书、理书，对着一个屏幕，观看着善本室里的种种情况。―天哪！他那500多万字的“老梦鱼”笔记，竞然是晚上熬夜写成的。有一次我调阅明代一本关于西湖的旅游指南，他有点好奇地问我为什么要借这本书，而我的回答有点让他失望。等我归还的时候，他才给我一份复印文章，原来是他几年前撰写的一篇有关这部古籍的书评。休息时往沈津先生的小屋里聊聊天，除了会学到很多东西之外，还可以欣赏他的精气神，譬如、他会翻开桌子上大部头的这本书、那本书，指天画地、口无遮拦地说：“你说这也算是写提要？”“哎，书都没有看到，好意思这样写？”“我给他打电话的，不能这样写文章的！”世风已变，然而沈先生还是那烂柯山上的观棋人。如果说图书馆的魅力还有一大半在图书馆人身上，那么，古风古意的沈先生，也正是哈佛燕京一道美妙的风景呢！
呵呵，到过燕京图书馆，是真的大可用来炫耀一番的！走遍全世界，凡有古籍的地方，都知道燕京图书馆的方便与美富。除了善本书库，哈佛燕京图书馆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最底层的亚洲汉籍。如同古代侠客的深山寻觅宝典，真的要通过一条只容一人侧身而下的旋转楼梯，才能到达那个密室！我不知道这个设计是出于什么样的灵感。这里无疑是哈佛燕京的最有特点的特藏，包括了越南、日本、韩国在内的大量汉籍。尤其是韩国出版的中文著作，约有4000多部，内容涉及经史子集，一个馆的收藏，比整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加起来还要多两倍。在那里浸泡几天下来，千年前世界汉字文化圈的伟大、辉煌与深不可测，真的可以感受到一点了。马一浮先生有一副写图书馆的诗联“灵山咫尺能相见，玉海千寻不可量”放在这里，真恰当得很。
与在哈佛燕京泡过的学人一样，我也在那里练就了大规模古籍拍照的本领。燕京图书馆借书，几乎是无限量的。说来有些唐突风雅，我常常用一个黑色拉杆箱去借阅古籍，不到一个星期，就全部拍照完成了。我利用这批汉籍，写成了《略说海外汉籍中的江南认同》、《偶像破坏时代的江南意象：哈佛燕京所见日本近代江南纪游诗四种略述》等论文，并且校正过大陆有关日本汉籍最新出版物的失误。
我在燕京寻宝的故事说不完。其中令人感慨的是竟然找到我21年前的一本小书，名为《余心有寄》的台湾版本，而我自己竟然完全不知道。就像一个失散多年的孩子偶然相见，尽管只是暂时的重逢，抚卷久之不舍归还。我回国后透过孔夫子旧书网居然从台湾淘到了一本，有一种人各千里、失而复得的散幸。
四
5月里的温哥华是一个芳菲的城市，最忘不了与钟锦兄一起全城访旧书，满地的樱花飞舞、追逐着我们收获甚丰的“香车”。此外，常乘Skytran转巴士往哥伦比亚大学（UBC）亚洲图书馆看书。图书馆的前面有“仁义礼智信”五块大碑。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是二楼那个自然采光的天井式天花板，自然光透过一个圆锥形的天窗洒在桌子上，有一种引领人向着光明上升的崇高美感。
在那里看到了久负盛名的蒲阪藏书，一本红色的目录，著录了堪称北美最卓越之中文古典学书目。我在那里面找到了一些（文选》的版本，如果要做文选学研究，其中不少批注本很有价值。那里的拍照也是完全免费的。但是随心所欲地调阅古籍已经渐渐成为一件十分奢侈的事情，因为，不仅是亚洲图书馆，整个UBC的图书馆都面临一场深刻改变：图书馆不再是一个藏书的地方，而是一个享受学习的地方，书的空间要让出来，吸引更多的学生到这里来思考、讨论、写作或冥想。我遇到一位聘自大陆某高校的古籍整理学者，她正在为亚洲图书馆的古籍打包。“他们要把这些书送到很远的地方去，为了腾出更多的空间给学生。”“有些汉学教授也抱怨：这样一来力t拿大最富的古籍收藏馆，将失去它最迷人的传统。”但新空间新价值兴起了，图书馆的变化毕竟适应了现代学生的需求。
每一本书的背后，其实都是幅活的生命，活的人格。读其书，想见其为人，是中国阅读学的一个传统。图书馆提供一些工作室给著名学人使用，无疑能提升图书馆的品位；增加图书馆的内涵。因而对我来说，亚洲图书馆的一个亮点，就是可以经常碰到叶嘉莹教授这样的老师。叶老师风雨无阻，每天准时到图书馆来看书写作。好几回，我看见她缓缓地走过很宽阔的书库，在寂寞无人的书架间穿行，走到她的小房间去。她那每天准时有规律的到来，那清瘤、宁静、执着而不停息的神情步态。在巨大而静默的书架衬托下，给我一种很深切的印象。
我们也会偶尔与叶老师聚聚。有一次还是乘她的车，半途中还停下来到眼镜店，大家一起帮她确定哪一种镜框比较好。在那次席间，她出示了先师在30年前赠送给她的著作。也是那次，她慎重推荐了她的学生，一个诗书画俱佳的北方才女，报读我的博士研究生。
既有人书俱老、人情温厚的旧时月色，也有新新不已、锐意开拓的现代创造，这就是UBC亚洲图书馆给我的印象，同时也是当代图书馆面临的最前沿的战略挑战。
五
台湾“中央大学”图书馆的馆长是一个诗人型的学者：研究台湾文学的李瑞腾教授。他特另有想象力，特别有花样，将图书馆经营成了一个诗意盎然的地方。印象深的是那个图书馆的门厅：总有宝岛特有的鲜花与绿色植物；与此相映成趣，在咨询台里，有一位美丽热情，总有着灿烂笑容的馆员，回答你的问题时使你感觉到自己正在成为一个嘉宾，也让你感觉到她永远清新得像一个新员工；而她身旁的几位年轻的义工或工读生，总有她的影子在，也那样生气勃勃、富于感染力。我想，图书馆的门厅咨询台其实是图书馆的眼睛：如果咨询台没有人，总感觉到二目无光；如果咨询台人气十足、主动接待，好比一个人用热情的眼睛看着你。此外，大厅的中央总有变换着各种花样的主题书展。使我不费力气，即能了解到汉语世界某一个专题的纵深书写谱系：从台湾某山的魅力，到意大利某水的风情；从抗战将领诗词，到文学与治疗的关系；从爱情析学，到音乐叙事……主题书展把那么多相同主题的书聚集在一处、书与书之间会产生奇妙的联系，就像韩信点兵，衰兵败将也面目为之一振。门厅另一个迷人之处是新书架，在不大的一两个架子上，专门陈列近到新书，随意翻阅，手感温洁，纸墨犹香，而且旁边有舒适的沙发，使图书馆兼具诚品书店的魅力，教人每天都想进去逛一下。还有“中大书架”、“教授书画展”、”签名售书”、“二手书捐赠”……到节日，门厅就像学校的大客厅，富于各种节日独特的氛围，小礼品、海报、义卖活动、抽奖、春联书写……在‘中央大学”，再也没有第二个地方像图书馆的门厅这样表情生动、身姿活泼，这样充满了浓郁的人情味、书香味和小布尔乔亚式风情的地方了。当我离开“中央大学”的那天清晨，北风呼啸，学校已经放寒假，图书馆还没有开门，我把一本本的书，陆续放进门口的自动还书箱，听着“咚―咚―”声响，好像我心里头某些重要的部分，也留在这个图书馆里。
六
我的图书馆飘流小史，当然不会忘记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读博士的日子里，最初的兴奋是自己出示一下博士研究生的证件，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拿着一块磨得玉润光滑的木板，屏神静气地在森林般的书架之间寻访，好像是带着皇帝的墨救点兵点将的钦差大臣。留校后多少炎热暑假的日子里，图书馆的古籍部成为我消夏的好去处，在那里完成了有关近代上海诗学编年的著作。忘不了当我远在异国他乡，居然可以凭着一行电邮。轻易便捷地得到图书馆咨询部馆员的耐心解答与帮助，也可以通过校外访问，轻松快捷地调取基本古籍数据库里有用的资料，使我对我们图书馆电话与电邮背后那些默默奉献、不求闻达、不计功利的老师，以及对所有细心帮助过我的图书馆馆员，包括北美的沈津老师、法兰西汉学研究所图书馆的岑女士、台湾“中央大学”图书馆不知名的美女馆员……心存敬意，什么时候真想当面向他（她）们说一声：谢谢您！
当越来越多的电子书籍、网络互动、线上阅读，正在深刻改变人们的阅读习惯，正在抹平书与书的差异、摧毁每一本书特有的神情、个性、灵韵与气息，正在越来越将人与人隔离、人与书隔离、人与图书馆隔离，正在深刻改变着图书馆的面貌，将图书馆引入一个未知的时代，我们会越来越怀念在图书馆的那些简单而安静的岁月，我们会越来越回归一个原初的记忆：图书馆原来是一些伟大的灵魂相聚的地方、多少世纪以来，他们在书的森林里低语，静心谛听，我们听得见他们交谈，甚至，接收到传给我们的独特信息。
原载《文汇报》2014年1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