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根本谈不上节俭。针对反叛各州的战争花费甚巨；高额的保护性关税积累起大量收入，地方直接税较之大部分欧洲国家都更多地取自公民。
国会立法并不多，也没有大幅度修改法律。许多立法实验都是在新立的各州当中进行，不过日常的私法倒并不像托克维尔描述的那样处在不定状态当中。1868年到1885年间，英格兰法律经历的变化要多过合众国老州当中的法律变迁，无论普通法还是成文法都是如此。
对权利的尊重、对法律程序的尊重、对市政官员的尊重依然很强；富人们也不再（至少是在最近的一两年）担心自己会遭受攻击，这同大铁路公司或者其他公司的股东形成了对比。
多数暴政在今天的美国已不再像一桩严重罪恶那样让人印象深刻，尽管可以肯定人民总是会叫嚷着做点什么。它已经不能再像在托克维尔时代那样借助州的立法来采取行动了，因为新的州宪法已经剪除了州立法机构的羽翼。托克维尔一度详述过的政治、宗教和社会观点上的不宽容也只剩下淡淡的残痕。地方政客也许仍在讨好民众，但是朴素的真理却在乎其他方式和其他地方，斗胆说出这些真理的人，也不再担心社会迫害，北部和西部各州是如此，甚至南方各州也是如此。
共和国已经平稳地走出一场巨大的战争，尽管两次赢得战争的将军头顶的月桂为他带来了总统职位，但人们并没有让他的影响力危害到自由。没有巨大的首都城市，却有较之大多数欧洲都府更大的城市，城市的增长并没有威胁到共和。神甫对公共事务的影响力衰落了；至于宗教是否也削弱了自己的影响力，则不好定论。但是所有人都同意，宗教因为全然疏离于国家而有所获益。
黑人问题延续下来，不过已经转化到一个新的阶段，暂时没有那么大威胁了。无论是托克维尔还是任何其他人，在当时都没有预见到，奴隶解放乃是作为一项战时措施应运而来，随之而起的则是赋予黑人完整的公民权。这并不是责难托克维尔的判断力，不过他确实未能预测到这一步的事态，黑人在政治上同白人平权，而在所有其他方面则无可限量地处于次等地位，并且很显然地注定了要完全同白人隔离开来。托克维尔正确地感觉到，人种的融合是不可能的，解放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解放并不能使得被解放者适合于公民权。托克维尔评论说，这个种族在南方的社会被排斥在自由之外要较之在奴隶制之下更为严重，这个评论迄今已获得结果的惊人证实。
所有有助于维系联邦的力量今天都已经更为强大了，而联邦的首要敌对力量，也就是北方和南方之间的性格和习惯上的差异，一度主要导源于奴隶制，而今则趋于消散了。联邦的增长并没有使得将各个部分保持在一个躯体之内更为困难。相反，合众国实际上较之它在十三个州的时代乃是一个更小的国家了，尽管它已经从芬迪湾延伸到加利福尼亚湾，拥有六千万人口，这就像文明世界在希罗多德时代要较之今天更为广阔一样，因为在希罗多德时代，从波斯波利斯或者加斯比安海航行至赫拉克勒斯之柱所需的时间要两倍于今天巡航整个世界需要的时间，而且当时的语言变数也更多，旅途的风险也是今天无法比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