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的反对者提出的观点和预测并没有获得证明。合众国依然是强大的，总统则并非专制者，尽管在内战期间的一段时间中总统确实接近了专制者的角色；总统也并未陷入某个欧洲强权的影响之下。国会的席位也并不由“财富和血统”来裁定；大州也并没有联合起来对抗或者压迫小州；也没有哪个大国能够像美国这样从事如此之少的战争，确实也没有哪个大国能够像美国这样经历如此之少的外交纠结。尽管仍然时常会有人将参议院称为“寡头机构”，这也只不过是指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参议院的构成人数的确较少，其中大多数人都很富裕，而且在参议院当中也确实有一种强烈的团体情感，从而有可能偏爱成员的个人利益。不过实际上，参议院和众议院一样依托于公共舆论，甚至更为害怕公共舆论，几乎也可以说它是普选的直接子嗣。人们事实上会吃惊地发现，在针对宪法的诸多攻击中，所有的箭头都偏离了靶子。
汉密尔顿和麦迪逊展现出更深的洞见和更精确的思考，这些都集中于民主政府的真实和恒久的弱点之上。然而，即便他们也未能预见到这些弱点在这个崭新的民族中将会采取的特殊形式。详细考察上述八项观点或者预测，实际上等于是在考察近来的整部美国历史。因此，我只是通过一两句话简单地指出，每个观点或者预测在何种程度上是正确的或者是错误的。
1 派系精神确实如麦迪逊预期的那样，在合众国的广阔地域中不那么强烈了，远逊于古希腊的共和国，也远逊于1776年到1789年之间的各个州。另一方面，联邦制创造的同情的纽带时不时地将一个州的强烈情感传染到另一个州。但是就南卡罗来纳而言，本不应当进行1861年的脱离联邦之举。今天，“派系的恶魔”较之1820年所谓的“美国情感年代”以来的任何时代都更为微弱了。
2 确实出现过人民的突然冲动。不过人民也只是在选举中寻求情感的轻松的、合宪的表达，并没有导向身体的暴力，同时，权力制衡的精密体系则绝少允许事件以危险的联邦立法收场。恶法的危险在合众国更为巨大，不过联邦宪法的条款、总统的否决权以及近来各州的宪法性制约，则在很大程度上清除了这种危险。
3 合众国的早期历史提供了足以说明外交孱弱和不稳定的事例，不过其程度则不及大多数君主政体。王室的反复无常、或者继承问题上的影响，都证明了绝对君主政体危害甚大，其程度超越了共和国中人民的善变。近些年来，合众国的外交政策一直保持着特别的稳定，这倒并不是因为参议院，甚至也不是因为人民的醇良感觉，而是因为民族的立场和利益已经明确了大致的外交轮廓，这是一个显见的事实。
4 内政方面，至少国会并没有倾向于铺张浪费的过度行为。目前，国会遭受的谴责与其说是因为其立法行动，倒不如说是因为它的无所作为或者拖延作为。
5 众议院无疑一直在寻求以其他部门为代价扩展自身的权能。至于此举是否成功，美国自身的敏锐观察家们也莫衷一是；不过看法不同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证明，众议院的越权并不严重。一旦总统孱弱或者不受欢迎，国会就会尝试从中渔利。一旦国会显现出强势姿态，总统就会制约国会。
6 各州和联邦政府之间的斗争从未停止，尽管人们少有注意，在这些斗争中，各州可谓输多赢少。各大州实际上也并不如想像得那般强悍。今天，没有哪个州敢于像乔治亚州一度做过的那样挑战联邦司法，乔治亚州在切诺基印第安人的案件中一度成功地挑战过联邦司法，不过那却是一桩臭名昭著的案子。
7 所谓多数暴政，乃是一个过于宽泛的问题，此处无法充分考察，我只是在这里指出，迄今它还没有在美国成为一种严重的罪恶。然而，究其原因，则是在于人民的性格、习惯以及一般性的美国制度，而不仅仅在于合众国的幅员和人口，可惜，《联邦党人文集》的作者倚重的正是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