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这些预测不是没有相互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但反对者们还是同时诉求这些相互矛盾和冲突着的预测来进行论辩。我只是引述了其中的一部分预测，主要围绕费城制宪草案的大概轮廓进行。如果有谁希望在上述几点之外另外有所添加，则不妨参考在其他几个州会议上的讨论记录，这些会议都是围绕新宪法的讨论进行的，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谓的“埃利奥特辩论”。
我们在此从宪法的反对者转向宪法的倡导者。汉密尔顿和他的朋友们尽力在新宪法中寻求对民主政府特有的危险的补救之道。为此，他们详尽地阐述了这些危险，以提请人们注意。然而，我们不难感觉到，他们一方面赞扬新宪法的补救力量，另一方面他们也很清楚这些危险是何等根深蒂固，即便在采纳了新宪法之后，这些危险也大有可能死灰复燃。从汉密尔顿的私下谈话中，我们也很清楚，汉密尔顿实际上是欲求一个更强有力、也更为集权的政府，这种政府类型实际上则更为切近英格兰政体，汉密尔顿认为英格兰政体尽管不是没有缺点，但也可视为自由民族的最佳典范。尽管他和同时代的其他观察者一样，都未能意识到并品味下院已经赢得的这种至高性，如今它已经演变为全权。在1802年的一封著名信笺中，在对事件进程的失望情绪影响之下，他称他“仍在致力于给予支持”的宪法为一件“脆弱而无价值的制造品”。
我们因此在审视他提供的由新的联邦政府造成的罪恶清单时，可以正当地将其视为是在指明那些恒久的糟糕倾向，这些也都是他的预见。其中的一些罪恶是无法通过任何宪法设计予以完全清除的，这一点即便是汉密尔顿也不得不承认，只有警惕的智虑和教育人民的德行方可应付这些罪恶。
汉密尔顿忧虑的主要罪恶如下：
1 派系的精神和力量，是如此清晰地呈现为人类当中恒在的自然和必然子嗣，以致它必定同自由如影随形。《联邦党人文集》，第10篇（作者是麦迪逊）以及其他通信。病原是无法清除的；人们能做的就是控制其后果，代议制体系、美国的辽阔幅员及其人口当中的多样性为这个问题的克服提供了最好的前景。
2 心血来潮的冲动可能会攫取人民的情感，并引致草率和暴力的立法措施。同上，第62篇。
3 行政和公众情感的不稳定性会招致外交领域的不稳定性，这势必会使小型委员会或者参议院介入外交事务。
4 不妨考虑一下立法的情况，“立法的轻易和过度”，同上，第61篇。以及“法律的冲突和多变”同上，第72篇。，乃是“我们政府的特性和气质中的最大污点”。
5 立法机构通常是自由政府的最强大力量。正如同英格兰议会的例子表明的那样，立法机构将会侵犯其他部门；众议院尤其会引致人们的忧虑，因为它掌握着钱袋子的力量。同上，第47篇。
6 各州，尤其是大州，会向联邦政府横施压力。它们同各自的公民之间的关系较之联邦政府更为密切和稳定，因为它们制定并管理着公民日常生活中的法律。各州因此势必执着于自己的人民，中央权威不会轻易地获取此种忠诚。设若发生一次斗争，州权则有可能压倒联邦权力。
7 共和政体当中总会存在多数压制少数的危险。这在一些州政府中已经很明显了，比如罗德岛。将联邦体制扩展到整个合众国也许能够剪除此一危险，因为在合众国的广阔地域中，“社会将分化为如此众多的区域、利益和公民阶层，以致个体的权利或者少数人的权利几乎很少会遭受多数人利益联合的威胁”。《联邦党人文集》，第50篇。
8 一些州尝试进行的鲁莽实验则是麻烦的另一个来源，这些州草率地通过了一系列法律，威胁到契约的效力和财产的安全。正是由于这些不明智的法律，造成了这些州政府在征收直接税时遭遇重重困难。同上，第12篇。贫困并不能成为免除公共精神的借口，而这些公民却拒绝纳税；当局则威胁要强制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