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这么说，基于对过去长期专制王权体制的反弹，早期民主运动人士自然会形成对政府的不信赖感，在此同时，尽管他们强调并同意应该给予人民充分的参政自由，但面对教育不普及以致人民知识水平普遍低落的现实，却也不得不承认，骤然让所有人都获得平等参政权非但不理性，而且还隐藏着“暴民政治”的危险，这也正是有限投票权理论的背景。无论如何，一方面随着国际竞争激烈导致人民对政府的依赖性不断升高，并使后者的职权范围持续扩张，另一方面某些国家生活水平的显著提升，也让普遍投票权制度成为一种可以被接受的概念。
在此，如果大家稍微留心一点的话，应该可以发现一个矛盾，亦即：当人民由于普遍取得投票权而增加了对政府的集体制衡能力时，万能政府所意涵的依赖性却暗示此种制衡力量不可能太强。而且，随着政府这只“巨兽”通过长期的行政革新而强化其力量，不要说“民主”可能成为泡影，整个政治运作更可能形异而质同地倒退回到过去的专制王权时期。当然，各位对此也不要太担心，因为上面的说法只是逻辑推演的结果；如果人类是肯乖乖就范的动物的话，那么民主概念自始就没有出现的可能。
相对于万能政府现象导致的人民议价地位的下降，20世纪50—60年代间蔚为风潮的“团体政治”发展可说是某种程度的反弹；不仅各种利益团体想尽办法要影响决策过程，甚至自1960年代末起，许多团体纷纷与另一些社会运动（例如女权运动、民权运动或环保运动等）取得联系，而它们共同推波助澜的结果，有时还被认为是可能有机会取代旧的政治运作模式的“新政治”。
从学术定义来看，“利益团体”指的是“任何企图以说服或宣传等方法，有规则地影响政府决策过程的团体或组织”。美国学者杜鲁门（David Truman）认为，一个团体如果企图通过政府单位来实现其主张，就可以被称为是利益团体。伍顿（Graham Woottom）则直接指出：“利益团体是种私人的非政党性组织，主要从事有关影响政府进行政策制定的活动。”相信大家可以清楚地发现，无论是哪种说法，利益团体的活动对象都是：政府。
严格讲起来，“组织团体”在人类生活里是件蛮吊诡的事情。一方面，人类似乎很理性地经常选择去组织团体，这也是“群居”成为人类生活主要形态的原因，但相对地，人类又经常理性地不去组织团体，原因是“人皆自私”，因为一旦有人组织团体去争取某些利益的时候，就有人会搭便车，企图不劳而获；不想让别人免费享受辛苦争来的果实的心理，往往抑制了团体的发展。尽管如此，这绝不代表人类就不去组织团体了。奥尔森（Mancur Olson）的“动机理论”指出，正因为人类是一种理性动物，因此尽管存在搭便车的问题，但只要细细盘算就会了解，参加团体可能得到的报酬还是比一盘散沙高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