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月23日，有着100多年历史、被称为中国最古老的机器纺织企业的上海申新纺织九厂工人陆捌冰敲响了全国纺织行业“压锭”的第一锤。短短几年之中，上海的棉纺能力就从历史最高时的250万纱锭压缩到100万纱锭，55万在册职工中有395万人下岗，近200家老企业在关停并转中消失了。纺织行业的改革是国有企业改革的缩影，在痛苦与彷徨之中，国有企业开始在改革的熔炉中涅槃重生。
1999年9月，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国企改革和发展的重要举措融进了这份决议之中。经过许多年的探索，国企改革进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新阶段。
首先走出困境的是纺织行业。到了1999年底，全国纺织行业共压锭906万锭，分流职工116万人，一举扭转连续6年的亏损，盈利95亿元，提前1年实现了三年脱困目标。
到了2000年底，国企三年改革与脱困目标基本实现。
也许，数字是枯燥的，但却是最能说明问题的。据统计，从1989年到2001年，全国国有企业实现利润从700多亿元提高到近2400亿元。国有资产总量达到了10万多亿元，全员劳动生产率从每人每年9100元提高到54700多元，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上缴税金从1000多亿元增加到3600多亿元。截至2001年底，全国4300多家国有骨干企业中，已经有3300多家进行了公司制改革。
在世纪之交，国企改革转到了制度创新层面，国有大中型企业通过资产重组，培育出了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创新能力的大公司和企业集团。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的结果，是使国有企业开始了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发展之路。在即将到来的国际竞争中，国有企业开始有能力与国外大企业同台竞技，中国企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但是，在“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中，全国城镇下岗职工人数逐年增加，从1998年到2001年，全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累计2500多万人，到了2005年，这个数字达到了3500万。1998年，仅上海一地就累计有140万国有企业职工艰难地离开了他们的工作岗位。
面对严峻局面，江泽民要求各地党和政府把下岗职工再就业工作“作为一个头等大事抓紧抓好”。再就业工作实际上是和国企改革同时进行的，如果再就业工作做不好，国企改革也难以推进。对于再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国家制定了“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实施再就业工程”的方针。在制度层面，建立了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失业保险、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三条保障线”和养老、医疗保险制度。
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各地普遍成立了“再就业服务中心”，帮助这些原本在国有企业工作的人们寻找新的生存之路。他们原来就像一颗螺丝钉一样，已经习惯了成为一台机器的一部分，突然面对新的生活，一时竟觉得难以适应。当一切都要依靠自己的时候，这些曾经的“主人公”们发现，新生活的第一步竟然是那么难走。
在下岗职工再就业形势最严峻的1998年，上海市一位名叫庄红卫的下岗女工引起了人们的关注。1996年5月，庄红卫筹集3万元资金，带领4名下岗工人开办了“庄妈妈净菜社”，经营洗菜、配菜和送菜等业务。她的净菜社规模迅速扩大，在净菜社最红火的时候，吸收的下岗工人最多时超过100人，每月的营业额可以达到近20万元，庄红卫本人也成为上海家喻户晓的再就业模范人物，她迅速被鲜花和闪光灯包围。
但是，再就业和创业并不像在工厂车间拧螺丝钉那么轻松。成功的荣耀转瞬即逝，庄红卫的经营能力难以应付迅速扩大的企业。1998年的一场官司，使庄红卫的净菜社开始衰败，红火一时的“庄妈妈净菜社”在2000年被迫关门。
经历了失败之后，2002年11月，庄红卫开始复出，出任上海庄妈妈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庄红卫的沉浮实际上浓缩了下岗职工走向新生的曲折与坎坷。当他们为改革的成本买单时，社会并没有将他们遗忘。
历史的篇章，不仅仅是用血与火的文字写成，有时也用血和泪熔炼而成。也许，历史会将更多的空间留给精英阶层，但是数千万人的牺牲和奉献不应该被历史的尘埃湮没，在当代中国历史上，会有这3500万下岗职工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