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激烈的想法，他早已有之。他认为救国不外两途：“其一作书报以警世，其二则遇可死之机会而死之。”他短短的一生证明这绝非标新立异的虚言。他的《猛回头》、《警世钟》，以其殚精竭虑的爱国情、慷慨悲壮的笔触、浅显易懂的语言风行大江南北。
陈天华生平精彩不仅在“爱国”两字，他对中国的未来也有着很清楚的判断。就在他死前4个多月，作为华兴会的重要领导者（还有黄兴、宋教仁等人），他第一个赞成与孙中山联合，积极促成同盟会。
就在他死前1个月，他成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主要编辑，创刊号上近半内容出自他的手笔。他写道：“欲救中国，惟有兴民权，改民主。”要想达成目的就要革命，“宣布自由，设立共和。”他认为要从知识阶层入手普及革命意识，之后发展到下层人民，这样才能保证革命成功，否则不但不足以救国，还会乱中国。他的看法具有一定的前瞻性，辛亥革命就是因为没有深入地将民主、法制、共和的思想灌输给普通民众，结果做成了一锅夹生饭。
陈天华之死让《猛回头》、《警世钟》再次成为畅销书，他死后5个多月，湖南岳麓山万人云集，蜿蜒10里。大批穿着制服的学生送陈天华归葬。队伍严整，气氛悲壮，人人戴白，满山缟素。清政府派出大批军警伺机而动，但为民众气势所夺，竟不敢造次。
此后，黄兴、宋教仁、蔡锷等人也纷纷归葬于岳麓山，使这座以教育闻名的山峦因为几座英雄冢而平添几许凝重与豪气。
1894年11月24日，“兴中会”在檀香山创立，孙文和他的好友陆皓东开始筹划广州起义，不料机密泄露，陆皓东被捕就义，成为“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牺牲之第一人”。孙文逃亡海外，被清政府悬重赏通缉。由此开始，中国少了一位治病救人的良医，却拥有了一位以铁血手段创建共和的“国父”。一是救人，一是救国，事虽两端，情则一致，共通的是一颗爱国爱民的心。
筹款、起义、失败、流亡、宣传、再筹款、再起义……在十六载屡败屡战的奋斗中，在5次环行海外各国的宣传中，在无数次的死亡威胁和穷困潦倒中，孙文这个名字随着清政府赏格的提升而日益为人们所熟知，越来越多的人被这个医国者百挫不折的精神所感动。
1905年，在同盟会成立大会上，陈天华大呼道：“中山先生是四万万人之代表也，是中国英雄中之英雄也。”此时的孙中山已成为颠覆封建政权、创建共和国家的一面旗帜，成为那个时代最具有进步意义和象征意义的时代先锋。
在创建共和的思想鼓舞下，一批批爱国志士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仅孙中山就亲自领导了10次。在一系列起义中，以黄兴领导的第三次广州起义最为悲壮，其影响也极为深远。
1911年4月27日，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一群年轻人笑着拥抱死亡，他们用自己的牺牲，以碧血黄花高筑起理想主义的丰碑。
下午5点30分，120多人突然向两广总督衙门发起攻击，许多昔日拿惯了笔墨的手操起了枪支和炸弹，其视死如归的气概竟不逊于沙场百战的勇士，守卫总督衙门的清军节节败退，总督张鸣岐逃跑。之后，起义军遭遇清军援兵，寡不敌众，大部阵亡。
主帅黄兴右手失去二指，血满衣襟。突出重围后，一见来赴难的赵声等200余人，痛苦得昏了过去，而文武双全的将才赵声悲愤难抑，于3周后吐血而亡。
清政府任起义者尸体暴露天光雨水之下，4天后，才令各善堂收敛尸骨，已是一派惨然。同盟会会员潘达微暗中活动，将72具遗骨葬于广州红花岗，红花岗由此改名黄花岗。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在这些人中，有很多是留学归来的青年，平均年龄只有29岁。
这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战斗，所有参加起义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却人人赴死。林觉民的《与妻书》写得何其的悲壮，令人为之感动、泣下。方声洞写给父亲的绝命书写尽革命报国的坚定无悔。烈士李晚在写给兄长的诀别书中写道：“此行成败不可知，任其事而怕死，非大丈夫也，余明知无济，只在实行革命宗旨，决以生命为牺牲。”
百年之后读到这样的文字，仍然令人感到血脉贲张。他们的青春、幸福乃至生命，都与国家存亡的时代主题紧紧相连；他们甘愿用自己的一切作为祭品，奉献于中华民族复兴之路。
这一代年轻知识分子与前辈知识分子明显不同，他们珍惜幸福，却愿意拼死一战改天换地；他们热爱生命，却甘愿献出生命来与腐朽同归于尽。这是具有朝阳般气息的一代年轻人，他们的出现意味着老旧中国开始拥有了全新的血液，昏睡百年的雄狮快苏醒了。
孙中山是悲痛的，广州起义10年后，他还痛心地说：“吾党菁华，付之一炬。”孙中山也是欣慰的，他写道：“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