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台湾时，并不需要“入境证”，后来办户口的时候，“入境证”却是不可少的文件，那时没有户口是很危险的，不能居住，会被视为来路有问题。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省议员吴鸿麟其实不认识我，但我向他求助，请他帮忙报户口，他竟一口答应，亲自带我到警察机关报了户口。后来，我们师徒三十几位僧人被人诬告是“匪谍”，被警察逮捕审问，几乎面临枪毙，也是吴老先生奔走，才将我们保释出来。因此我和他的公子、国民党前主席吴伯雄成为至交。
总之在乱世，人不如狗啊！国民党那时对外省来的年轻人不放心，怀疑我来路不明，这个精神的压力很大，持续了三年之久。
外省和尚在最本土的宜兰传教
来台三年后，二十六岁的我，来到宜兰这个纯朴的农业社会，落脚在雷音寺。这个寺原本不小，却有三家军眷占住，前半年我没有房间，都是在佛桌底下睡觉。后来好不容易有个小房间，像土地庙那么小，除了一张破旧的竹床以外，只有一架老旧的缝纫机，但是我已经很满足了。
后来从监狱捡来一把狱所不用的椅子，每天晚上大家就寝后，我把佛前的电灯拉到房门口，趴在缝纫机上写作。二十六岁的我，平生第一次使用电灯，群蚊乱舞，蟑螂四出，我都不忍上床。
但最大问题是，这个寺庙没有厕所，要“方便”要走到火车站厕所，我往往得边忍边走二十分钟的路。
每次走在这段路上，宜兰的民众就好奇地像看西洋镜，围过来看热闹：“来看，来看，一个和尚在街上走！”
我知道他们在看我，我从小受训练，出身丛林，举手投足当然都要像个样子，即使便意很急。他们就像我的老师，行礼啊，走路啊，我想在老师面前还是要表现好。久了之后，大概我表现得不错，在当地他们就认可我了，会帮我说好话，也渐渐接受我了，于是我在宜兰这个小小地方，展开了我与佛教的运动。
为了倡导佛教，我开始教他们歌咏队唱歌。过去佛教是不唱歌的，我组织弘法团、青年会、儿童班，带领男女青年到乡下弘法传教，当地不少民众会从家里拿出小凳子，在广场上给大家坐，帮助我讲道传教，青年们会替我弘扬佛法，用台湾话讲：“咱的佛教来了。”这句话令我感动，至今难忘。
这句话现在听来没什么了不起，但那时在政治上有股压力。蒋夫人是信基督教的，对佛教很排斥。当年，你说你信佛教，你就不能升官；填表格时说信佛教，就不能出国，这里面有宗教的歧视。
台湾最早期是这样的。不过，政治的力量还是抵不住广大信仰的群众，最后我还是获得了民众支持。我的弘法团、青年会、儿童班，几乎都是全家一起来，佛教得到了帮助，当地人会去宣传，替我制造机会。警察查户口时，人们出来帮我讲话，说这个大师怎么好，怎么慈悲啊，来我们这儿多久了等等，这些都是保护我。
那时民众对我个人最好奇的问题是，语言的沟通。这个讲来很神奇，我到今天都不会讲闽南话，都是靠信徒替我翻译，奇妙的是，当地的老太太、老公公，几乎都听得懂我的话，不必翻译。我也能多少听得懂他们的话。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跟他们真是打成一片，他们知道我是师父，但我又像儿子，又像孙子，像他们的家人，好像没有分别，他们还会鼓励儿孙来参加我的弘法。宜兰是我和台湾结缘的开始，从这里之后，才有遍及世界五大洲的佛光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