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质疑令人进一步思考。这里不论马克思本人是否提出过“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但用马克思语境中的“封建主义”来概括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形态和实质性特征，确实面临不少挑战。首先，中国传统语境中的“封建”明显不同于西方语境中的“封建”或“封建主义”（Feudal或Feudalism）。其次，也是最为重要的，以占有土地和剥夺农民劳动为主要内涵的“封建主义”，不足以概括传统中国社会的实质性支配关系。从政治学的角度看，中国传统社会的实质性支配关系，与其说建立在土地占有的基础之上，还不如说建立在权力占有的基础之上。
纵观中国数千年的社会发展史，充满着政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例如，就官员的产生途径而言，有“世袭制”“察举制”“征辟制”“科举制”等区别；就官员的身份而言，有知识分子、军功人员、宗室成员、世袭子弟等差异；就主导政权的集团而言，有所谓的“宦官”“外戚”“门阀”“军阀”“士人”等不同。然而，就传统中国社会的整体而言，权力本位的实质并未改变，统治者不是因为占有土地才享有社会的统治地位，相反，是因为占有政治权力才占有土地，并进而享有社会的统治地位。与其用“封建主义”来概括中国传统社会，不如用“官本主义”来概括更加合适与准确。
官本主义就是以权力为本位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政治形态，在这种政治文化和社会政治形态中，权力关系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在各种类型的社会权力中，政治权力处于支配地位，是官本主义的核心要素。因此，权力本位通常也表现为官本位。在官本主义条件下，权力成为衡量人的社会价值的基本标准，也是影响人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属性的决定性因素。权力支配着包括物质资源和文化资源在内的所有社会资源的配置，拥有权力意味着拥有社会资源。从社会统治的整体来说，在官本主义条件下，拥有金钱和财产，可能但不一定拥有权力；反之，拥有政治权力，则必定会拥有经济特权，只要掌握权力的官员愿意，这种经济特权可以直接变换成其个人的金钱和财产。不仅如此，拥有权力也意味着拥有文化特权，掌权的官员如果愿意，就可以将这种文化特权变换成荣誉和作品。例如，从中国的历史记载和传说来看，最富有的并不是商人，而是官员。（皇帝自不必说，他作为最高掌权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文化财富的最大拥有者。整个官僚阶层也占有最重要的社会财富，作为一个整体，官僚阶层远比工商阶层更加富有。）2001年《亚洲华尔街日报》曾评选出过去一千年中全世界最富有的50人，其中上榜的中国产“超级世界富翁”有6人，他们分别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和珅、刘瑾、伍秉鉴和宋子文。有意思的是，这50位世界超级富豪中，除了国王和统治者外，其他国家的富豪几乎都是银行家和商人，而我国的6位超级世界富豪除了伍秉鉴是商人外，其余5人中2人为帝王，3人是高官。根据该报的统计，在过去一千年中，有半数以上超级世界富豪身居高官的，只有中国一家。甚至从个体的角度看，中国古代的官员之富也常常超过商人。据称，有清一代276年，最富有的个人并不是商人大贾，而是清乾隆首席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和珅。史载，嘉庆皇帝抄没和珅家产时，总计其银两、黄金、地产、房屋、字画、珠宝等资产，至少在千万两白银以上，其中现银多达四百万两以上。不仅远比其他商人富有，而且是名副其实的“富可敌国”，比当时朝廷一年的总岁入还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