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下层劳动者的哲学家——其功能大概是识别并处理垃圾，以使科学工作能够进步无阻——区别于科学理论的"伟大建构者"，后者（洛克提到了波义耳、牛顿与惠更斯）"在促进科学进步上的博大宏思，必将留下永为后世所仰望的纪念碑。"”
然而，1776年的战争很快转变了洛克天赋权利观念的这种谦恭性格，独立战争的领导人物以清教徒的方式来理解洛克的教诲，在寻找反对乔治三世的现实斗争中，他们将洛克的教义不是视为知识原则，也不是视为基于人性的理性原则，而是主要将其视为信仰和战斗口号。尽管发动战争的税赋理由并不充分，但对17世纪40年代革命先辈的记忆和情感在事件进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面对此种由战争和革命所造成的创伤和动荡局面，边沁提出功利原则，以“一切人都寻求快乐并避免痛苦”作为政治—历史领域的有效原则，并提倡一种“实验”的方法来建立道德和政治科学，以此来取代传统的自然权利原则。边沁在《道德与立法原理》的导言中写道：“这本著作，以及其他那些已经发表或准备发表的关于立法问题和道德科学的任何其他部门的著作，都试图把实验的推理方法从自然科学扩充到道德科学。”功利原则的确远离了抽象的自然权利原则，但这一原则更为强烈、也更为明确地诉求一种统一性的知识原则，即一切人的快乐和痛苦是可以比较的和可以进行实验、计算和推理的，功利原则凭借这个原则而进入政治决策领域，并带有对那个时代而言不可避免的民主诉求，尽管出台了一大批足够明智的决策，但功利原则本身也正是因此而遭遇了来自保守派的全力攻击。发动攻击所依据的要旨在于人类个体快乐和痛苦的精神性和不可比较性，这毫无疑问是个传统的贵族政治原则。攻击者们巧妙地改造了伯克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对因袭传统的尊崇，祛除了其中的个人主义成分。论战的目的则在于根除知识和民主的结盟，并将洛克式的政体原则重新奉为圭臬，也就是重新将自由和财富至于民主之上。对此，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简洁地评论道：“他们都千方百计回避运用任何客观标准的义务，而劝说读者把作者的情感和意见当做论据本身加以接受。”
19世纪中叶，现代政党及其严厉的政党纪律以及严密的选票机器的出现，彻底改变双方斗争的态势。格雷厄姆·沃拉斯对议会民主的前景表示了根本性的质疑，他问道：“产生了当今极大多数文明国家在其下生活的体制的民主运动，乃是一个由纯粹理智的人性概念所激发的，这个概念正在年复一年地变得不真实。因此，我们可以问，如果代议制民主是在对其作用的条件的错误认识下进行的，那么它的实行本身是否就是一个错误呢？”1902年，奥斯特罗戈尔斯基（Ostrogorsky）发表了《民主及其政党组织》。该书的主旨在于揭示出传统的政治价值诉求在现代政党政治的斗争中遭遇的瓦解。在各个政党水银泻地般的选票和权力分配体系以及巨大的宣传攻势之下，传统的洛克式的人性概念以及政治上的自然法则已经显得过于天真，只有权力和选票斗争中的失败者才会想起运用这些原则，将其作为纯粹的意识形态口号，以华丽的雄辩为自身的失败寻求政治野心的避难之所。奥斯特罗戈尔斯基仔细观察并总结了19世纪中叶以后的欧洲民主政治，他得出结论认为，所有观察到的事实完全与“自由”、“理性”、“鼓舞人们的1789观念或者1848观念和感情”是不相容的和对立的，在这种制度下，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自由公民已经在与政治世界进行接触并获取民主知识方面，遭遇根本性的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