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种非理智的政治状态将改革的领导者或者富有改革意识的政党领袖置于无法采取行动的境地，并彻底阉割了他们的政治意志。沃拉斯从一个不同的侧面刻画出政治领袖人物势必要遭遇的艰难处境，并对他们的改革意愿提出警告：“政党领袖们必须永远记住，他们所控制的组织是一个存在于选民的记忆和情感之中、不受他们自己的意见和行为支配的实体。这并不是说政党领袖不能真诚。作为个人，他们的确只能在随时准备失去政治生命的情况下保持政治生命。有时候，他们甚至必须去冒他们的党自身垮台的危险。当罗伯特?庇尔爵士于1845年改宗自由贸易时，他必须决定他和他的朋友们到底应该通过脱离托利党而将它一举摧毁呢，还是应该彻底改变托利党的政策，使它变得即使在习惯和联想的下意识推理中也难以认出它就是人们四年前曾对之投票赞成并为之工作的那个实体。无论在哪种情况下，庇尔所做的事都不同于就当时的一个问题表达个人意见，而是要严重得多。然而，如果他认识到这一点，为了保全他的党而继续鼓吹谷物税的话，就会失去他本人作为政治家的全部力量，甚至他的党的价值也将丧失无遗。”
此种局面迫使沃拉斯自问：“当古希腊的伟大思想家为有效推理制定规则时，他们心中确有特定的政治需要。当柏拉图的幻想的洞穴中的囚犯被真正的哲学解放后，他们必须致力于为国效力，他们的第一个胜利将是在政府领域里以理智控制感情。然而，柏拉图如果今天能来访问我们的话，他会发现，我们的玻璃器皿匠正在用严密而大胆的方法取得精密的效果，而我们的政治家却像古希腊的玻璃器皿匠一样，仍然相信经验主义的格言和个体的日常技能。他会问我们，为什么有效推理在政治中要比在自然科学中难得多呢？”
沃拉斯给出的答案却是反其道而行之，他指出，造成此种无法变革的局面的原因恰恰在于人们理智当中所升腾起来的变革意愿，换言之，对理智的诉求由于忽略了情感和习惯乃是政治生活的主宰性力量，从而必然以失败和动荡告终；在此，沃拉斯甚至引证古人以及传统的权威论述道：“亚里士多德说，"情感"（或"友爱"）"使政治联盟成为可能"，"立法者把情感看得比正义还重"。他说，情感是同类动物中间，特别是人中间的一种遗传本能。如果我们要寻找这种最简单形式的政治情感，可以从我们对任何一个其品格我们知之甚详的人表示"好感"的冲动中找到。”“一旦主人死了，洞见也往往随他一同死去。柏拉图的"理念"于是成了一个魔术体系的公式……上述词与物之间的关系是政治思维的主要困难。词非常硬性，非常容易人格化，同情感和偏见有莫大关系；词所代表的事物则非常不稳定。正如一个希腊人所说，哲学家和教师多半同"自然"的东西打交道，政治家总是同"因袭"的东西打交道。……打从罗马法理学家恢复了希腊哲学家的工作，并通过繁琐的问答建立起"自然正义"概念那时起，这个概念和其他所有政治概念一样，遭遇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由于原来的抽象思维是无法全面完整地表达的，每一代使用这个概念的人都巧妙地改变它的用法。另一方面，这个概念是从人类的制度和行为中得出的，而人类的制度和行为同样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虽然罗马法学家们的原稿保存了下来，罗马法和罗马体制却已荡然无存。……但是，这个赤裸裸的词的情感力量却依然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