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名传记作者当中最不可靠的应属博罗夫斯基，他是个很不情愿的撰稿人，在许多朋友（包括舍弗纳）的催促下才同意执笔，他也不倦于提醒别人他对于发表传记资料的保留态度。如果朋友没有施压的话，他会完全把它搁置下来。他之所以如此的理由不难理解。当时有许多人认为哥尼斯堡及其他各地教堂的主日礼拜乏人问津，都是康德学说的错。更严重的是，有些立场比较前卫的神职人员也是康德的信徒，博罗夫斯基思想保守，是个机会主义者，不加反省地服从国王大臣们的指示。他觉得赞同或拥护康德对自己的前途并没有好处，虽然不至于因此断送升迁机会，却还是有可能妨碍到他。（31）
另一方面，博罗夫斯基至少也暗示自己有充分的资格写作康德的传记。他认为作传者不只要熟悉掌故，而且必须“愿意忠实陈述自己所知道的事实”。他很巧妙地让读者在其“单纯的叙述”的基础上，自行去判断他是否“有能力而且的确作了可靠而真实的叙述”。（32）但是细看之下，博罗夫斯基的叙述一点也不“单纯”。他把互不相干的内容拼凑在一起，与其说是一个单纯的叙述，不如说是一个大杂烩。第一部分的标题是“为普鲁士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将来的传记提供的概述”，写于 1792 年10月，当时博罗夫斯基正在为哥尼斯堡的德语文学协会准备康德传略。从导论里引述的康德与博罗夫斯基的通信看来，博罗夫斯基曾经把这个略传交给康德过目。康德审阅了一遍，并作了若干修改。博罗夫斯基说明了康德修改过哪些地方，但他并不完全相信康德的说法。例如康德删除了他最先就读神学的记录时，博罗夫斯基十分坚持那确有其事，传略后面是另一篇叙事，写作的理由并无二致，差别在于它乃是在 1804 年应出版商的要求而写的。由于博罗夫斯基在康德晚年与他不是十分亲近，他便以佐默牧师（Georg Michael Sommer，1754-1826）为资料来源。（33）两篇叙事之后，是康德生平的文献资料以及博罗夫斯基对其他康德传记的评语。（34）书末，博罗夫斯基提出了一个颇奇特的警告：“关于死去的人，我们不应该写太多。”（35）
博罗夫斯基遵守了自己提出来的忠告。现在我们的确对于康德的生平所知有限，尤其是他的早年，博罗夫斯基留下了不少错误，有些很明显，有些比较不明显（36）。再者，博罗夫斯基保留了许多事没有告诉我们，因为他觉得这些虽然是事实，却不宜发表；反过来说，有许多事严格说来不能算是真的，却又因为他觉得适合而写了进去。如果把他的作法称为制造烟幕或许过于苛刻，但也不是无的放矢，这一点从书名就可以略知一二：“伊曼纽尔·康德的生活与性格的描述，普鲁士皇家教会会议委员路德维希·恩斯特·博罗夫斯基著，由康德亲自悉心订正”。我们知道，经过康德悉心订正的内容最多不会超过博罗夫斯基发表的三分之一，而且康德是否真的悉心修订过，这部分也不无疑义。就像康德自己在博罗夫斯基所收录的信中所说的，他仅仅“在作者许可的范围内作了些许的删改”。因此，康德的修订与其说是悉心的，不如说是漫不经心的。第二，传记中有三分之二的部分，康德根本没有看过。在这个意义下，博罗夫斯基书中的第二部分叙述便特别值得注意，有必要与第一部分仔细比较，因为在此博罗夫斯基更全面地诠释了康德的生活与性格，而不像康德曾经过目的第一部分那样只是简单记录事实与事件。在第二部分里，我们知道的比较多的是康德的生活故事的道德意涵，而不是他的生活本身，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第一部分对于康德的生活有较多的着墨。这里所谓的“道德”透露的是博罗夫斯基“衷心的期待”，亦即康德应该选择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博罗夫斯基希望康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