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谍影》是一种任性的想象力的产物，这种想象力最终因我对政治的厌恶和个人的困惑而终结。五十年过去了，我从未将这部书与我自身的经历联系到一起，唯一的例外是在伦敦机场的一次无言的相遇。当时一名军人模样的中年男子穿着沾有污点的雨衣筋疲力尽地将一把混着外国硬币的钱甩到了吧台上，用粗砺的爱尔兰口音给自己点了杯苏格兰威士忌，他告诉酒保说那点钱能倒多少就倒多少。在那一瞬间，阿历克·利玛斯这个人物形象诞生了。虽然我的记性不太靠得住，但这便是我所能记起的。如今，我把这部小说看作发生在我内心中的一次未能被掩饰好的爆炸，这次“爆炸”之后，我的人生就此改写。这不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内心爆炸，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没错，没错，写这部书的时候，我已经断断续续地为情报机构工作了十年；我的人生因为有了这十年而变得完整，我一直为自己太年幼没有参加“二战”而心存愧疚—更重要的是—我的父亲是靠发战争财发家的，直到他去世前，我一直把这个秘密藏在心底。
不过，虽然我从来都不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但也不至于才疏学浅，而且在进入英国情报机构许久之前，我就具备了一种编故事的能力，这种能力促使我将信将疑地将各种事实收集起来。在我的情报机构职业生涯中，我从未经历过什么危险的事，事实上，这份工作经常让我感到无聊透顶。否则，我的雇主也不会允许我的小说出版，虽然后来他们一定为自己做出的这一决定后悔莫及，因为他们觉得太多的人太把这本小说当真了，还因为任何英国情报人员会做出叛国之举的暗示，在他们看来都对情报机构的伦理原则造成了贬损，而且会不利于情报人员的招募工作，进而会伤及英国的国家利益，最后这一项指控可真有些夸大其辞
这部小说并不是“真实事件”的证明—我都重复了多少遍了？—就在于它被出版了。一位雇佣了我的情报部门前任主管甚至曾经公开宣称，我对情报工作的贡献微乎其微，对此我深信不疑。对于这部小说记录了“所发生的唯一一次血腥的双重间谍行动”的说法，另一位前任主管也说事实绝非如此，但他认为这部小说很有趣。可问题就在于，当真正的情报人员走出来做出明确的澄清时，公众偏偏认定他们都在说谎。这使得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所有人做的解释全都白费。
然而，如若不是情报机构在我年轻时雇佣了我，也一样会有不知哪个倒霉的机构把我招募进去，过几年之后，我也一样会发表我的作品闯出我自己的路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