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从来都是统治者制定的，自己定下来的规矩，当然自己首先要遵守，这是言而有信的起码要求，同时也是对全社会的庄严承诺。但是法律一经颁布，就会对统治者超出限度的权力产生制约作用，因此两者常常发生冲突。对于大权独揽的君主而言，无视法律滥用权力的情况不时出现，如果这种情况成为常态，甚至因此而修改法律，那就会出现暴君。君主带头违法，必然上行下效，结果变成系统性的暴政，政权就越来越陷入危机之中。
在古代的君主集权体制下，基本上不可能形成对于君主权力的有效制约。开明君主唐太宗也不例外，也常常凌驾于法律之上。但是，为什么皇帝违法之后，唐朝的政风和法制没有遭受破坏呢？我们来看看下面几件案子的前因后果，好好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贞观年间，有一个叫做李好德的人，编造妖言，四处散播，搞得人心惶惶。官府将他抓起来，问成重罪，上报到中央审判机构的大理寺。大理寺的副长官张蕴古亲自审理这个案子后，向唐太宗汇报，说李好德是个癫痫病人。唐朝法律上有残疾人豁免的规定，所以，李好德不应治罪。唐太宗私底下同意宽大处理，张蕴古很高兴，跑到监牢里和李好德下棋玩耍。唐朝对官员的监督甚严，随即就有监察部门的官员弹劾张蕴古，揭发张蕴古的家乡在相州，而李好德的哥哥李厚德正好是相州刺史，所以张蕴古枉法为李好德开脱，他的上奏不实。唐太宗大怒，将张蕴古押往东市处斩，以正法律尊严。
事过不久，又发生了交州都督违背圣旨被处斩的事情。两件事相继发生，唐太宗回想起来，觉得这两个官员罪不至死，处罚太重了，懊悔不已。他因此想得很多，在皇帝用权突破法律规定的时候，竟然没有大臣站出来劝阻，制度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破坏了，这怎么可以呢？必须从制度加以弥补。唐太宗采取了两个措施来补救。
第一，唐太宗把房玄龄等大臣召集起来，严厉批评他们见到皇帝犯错误不能谏诤，相关部门也不覆奏，这是失职，以后再不允许。同时设立新规定，以后凡是死刑，于情可原的必须具录案情上奏，从制度上防止刑罚过重。
第二，规定至今以后所有的死刑犯，即使有命令立即处决的，京城判死刑的必须五次覆奏。地方判的死刑要三次覆奏，并且写入法令之中。唐朝的死刑多次复核规定，就是因为张蕴古的案子而建立的。
唐太宗知错能改，十分可贵。更难得的是他没有停留于就事论事，或者追究个人责任，而是马上想到健全制度，亡羊补牢，这是他高于众多皇帝的地方。
唐太宗做的这一切，就是要身为表率，最高的权力也必须在法治框架内运行，法必须大于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