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年间有一位官至宰相的良臣，名叫马周，出身贫寒，父母双亡。但是这个苦命的孩子并没有因此沉沦，反而刻苦读书，把儒家经典熟记于心，揣摩领悟，颇有所得。乡里人看他不能挣钱，嘲笑他，他全然不以为意。好不容易混了个教书匠，却因不合志向，常常喝酒，屡屡受到校长的训斥，后一怒之下拂袖而去。他在外四处碰壁，备受刺激，于是干脆奔向人才最多的首都长安去了。在长安这个大世界里，像马周这种自命不凡的青年人多的是，根本没人拿他当回事。
可是，他运气来了，在禁卫将军常何家里找到一份差事。常何是个粗人，能带兵，不能读书，见到马周会写文章，另眼相看，留在身边处理那些叫他头疼的文件。找到这份工作，马周应该知足了。可不曾想他好运连连，又遇到了千载难逢的机会。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要朝廷文武百官都上书直言，分析治理国家的经验教训，给今后的发展提出建议。对于常何来说，写文章比杀他还难受，所以这类事情全都推给了马周去做。马周认为天下平定之后，国家要做的事情就是以文德治国，培育全社会讲诚信忠义的正气，所以他非常留心朝政。这次上书，马周因为有所准备，所以一口气写了二十多条建议。常何看不大懂，但是他觉得奏章写得那么长，肯定够分量，便递上去交差了事。当差的应付差事，唐太宗自己可不是作秀，他当真把满朝文武的奏章都仔细阅读了。读到常何的奏章，唐太宗简直惊呆了，难道自己看错人了，这粗人什么时候变成政治高人，还能引经据典，写四六骈文，太神奇了。唐太宗马上派人传唤常何过来，常何纳着闷，大大咧咧地奔了进来。唐太宗一看，常何还是那个常何，那奏章的事是怎么回事儿呢？常何一听皇上就为这丁点事召他，放下心来，满不在乎地回答道：“这东西是我家打杂的马周写的。”什么打杂的，明明是个人才，唐太宗没再跟他解释，而是让他马上去请马周。马周赶忙进宫，一路上遇到几拨人，都是唐太宗派来请他的，常何看不懂了，怎么请个下人要动如此排场，皇上今儿怎么啦？
常何当然不懂了，人才难得，求都求不来，见到可以和他一起治理国家的大腕，唐太宗能不急吗？
中国自古就有“求贤”的优良传统。春秋时代，齐桓公想富国强兵，请教管子怎样才能网罗天下英才。管子回答道：“对英才要礼敬褒奖，优待而不相欺。怎么个优待法呢？值五的给六，值九的给十，不可斤斤计较。”做领导最忌讳的就是倚仗手中的权力傲慢待人，对人才像对商品一样锱铢必较，值一块的非得讲成九毛九不可。真正的人才最需要的是得到尊重，从人格到智慧，而待遇往往是尊重与否的表现。英才和凡人的区别，在于凡人没有很大的抱负，拿一份工资做一份工作；而英才常常心高气傲，不容易驾驭。管子深深懂得这一点，所以劝齐桓公出手要大方，从优养士，让他感到温暖，人格上尊重，事业上关心，工作上支持，生活上关怀，则天下英才无不向往而来，精忠报国。
所以用人不要多，而要精。在数量和质量方面，唐太宗是吝啬到家，又大方出奇。怎么个吝啬法呢？他刚登基，让房玄龄组建朝廷，特地吩咐“官不必备，惟其人”。也就是官不必多，不求齐备，核心是要得其人而用之。就这个原则，唐太宗从《诗经》、《尚书》一直引用到孔子，乃至《史记》，叮嘱再三，甚至说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狐狸腋下的白毛最为珍贵，比千张羊皮都贵。房玄龄深知唐太宗的心思，他组建的朝廷宁缺毋滥，减到不能再减，总共只有643人。
怎么个大方呢？就说马周，一个禁卫将军家里的帮手，唐太宗隆重接见，迎接的使者相望于道。一席深谈，如获至宝，马上提拔，让马周到宰相府上班。一个没有科考出身的贫寒子弟，一下子提拔到宰相府当差，够大方、够有气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