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科学公理地位的建立——李泽厚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现代转型
1. 我们喜欢用文化讨论概括20世纪80年代，但是实际上，文化讨论涵盖有政治文化，政治有一个很集中的领域，就是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作为执政党的政教合一形态，具有社会存在的性质，并不是纯精神的意识形态。80年代发生了历史转型，这个变化表面看是执政党自身的意识形态变革造成的，包括我们熟悉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党内问题的讨论，但是重要的是，在整个讨论和这样一个变化过程中，有一种新的话语方式出现。这个就是我要说的人文科学公理问题。这种人文科学公理逐渐取代了意识形态的独断论裁断模式。这一历史转变对于中国社会与中国执政党的现代化具有同样根本的意义。我要强调的是，从无产阶级专政转变为发展生产力，这一执政党意识形态具体内容的转变固然关系根本，但是，意识形态话语方式的转变比意识形态内容的转变更为根本。而人文科学公理并非意识形态的派生物，它比意识形态有更深层的现代关系。这也可以表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现代转型。在这一转型中，人文科学学者在一定意义上比意识形态专家起到了更加重大的作用。李泽厚即是一个代表。李泽厚通过美学意义论（情本体）、社会存在论（工具本体）、现代性人性论（主体性）哲学，以及将人文学科的专业性与现实评论出色融合的思想史研究，深广影响了当代中国人文科学公理的话语方式，并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现代转型的代表性人物。
传统上，前现代威权的意识形态，类似于中世纪社会生活和精神结构的政教合一体制，在“文革”达到了顶点。“文革”之后80年代文化讨论的显著现象却是大量的学科知识传播，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大量引进，其实质意义不仅是要取代极左意识形态内容，而且为包括意识形态与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思维提供现代的表达方式。而在此之前的意识形态专家和领袖对马克思主义解释权的垄断独断，却是党内与全社会的权威表达方式。苏斯洛夫的意识形态解释甚至可以威胁到勃列日涅夫总书记的地位。
但是在80年代出现了以学术史的方式陈述论证问题，这成为包括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和其他文化的话语方式。21世纪的今天中国公共话语已经普遍援引学科学理。这是当代中国公共话语最重大的转变，也是80年代文化讨论的主要贡献之一。此前由于权威意识形态占据着人文科学的位置，不仅具体的特定的人文学科（文学、艺术、宗教学、伦理学）不独立，而且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如遗传学、心理科学）也没有独立地位。所有的学科都被意识形态直接或间接支配，作为一种最终根据，所有的学科都要回溯到意识形态，以之来说明本学科工作的根据。这个情况远超过梁启超所说20世纪初叶思想界巨无霸的进化论。当人们以学科专业的方式来谈论社会问题，就实现了吉登斯所说的专业学科承担社会思考判断与政府决策根据论证的现代性转变。
80年代所有的学科知识引进背后都伏有对现代化有作用、有意义的价值取向。这样的时代精神会聚焦到中世纪政教合一结束以后现代社会一个结构性的精神文化定位，那就是人文科学作为最高的价值的指引，它潜在指导着各门人文学科，然后又由人文学科对社会科学包括法学和经济学这些学科的价值规范，以及对于自然科学和技术的运用，构成了社会意义的有机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