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20世纪80年代中国产生独立的人文学科观念，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过西方人文学术思潮（同时包括19世纪末的物理学革命所开启的与人文互补统一的现代科学观念、对技术经济非批判发展所引发的世界大战、能源、生态、公平等问题的反省）影响之外，中国本土契因至少有以下三项：
（1）对先进技术的追求必然引向作为技术背景的科学精神与文化哲学。80年代，“当改革实践从经济、政治扩展到文化、心理领域并意识到人自身现代化的必要性时，也就向理论提出了不仅有别于自然科学，而且有别于社会科学的人文学科的地位问题。”
（2）社会转型与中外交流加剧的形势下，对不同发展模式与文化模式的人文价值评判与选择。20年代梁启超《欧游心影录》与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正是从此角度首次提出人文问题的，但尚属文化哲学而未进入学科学术规定。80年代文化讨论在更为深广的规模上再现了这一人文选择的历史哲学意向，并从学术建设角度提出了人文学科的独立地位问题。
（3）以反省“文化大革命”为起点的思想解放运动，实质是对专制意识形态的批判消解，同时又是意识形态的重新定位。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两种表面似乎不相关的思想方向：一是重倡实事求是，否定教条理念的先验地位，代之以经验性与操作性的实践；二是通过研讨马克思巴黎手稿（1844）兴起的马克思人道主义思潮，将第二国际与斯大林视为科学定律的马克思主义，阐释为批判与引导近现代科技文明的马克思人文理想主义。这两种思想都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重新阐释与定位。前者解放了专制型意识形态控制下的科学，后者则提供了人文学科的核心概念——一种超越性的人的本质观念。双方共同进行了类似康德式的划界，从而如同康德终结中世纪经院哲学一样，也开启了政教合一的专制型意识形态的消解时代。
从而，马克思人文理想主义的意义与地位空前突出了。在科技生产力高度发达、全球一体化日趋加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面临现代与后现代反省的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在摆脱了专制型意识形态传统之后，若不愿消解于经验主义、实用主义或民族主义，那么，批判与引导现代文明的人文文化理想主义，将是时代亟须并且依然不可逾越的一种定位。
马克思主义定位于人文理想主义，便从专制型意识形态中剥离出了人文学科，同时意味着放弃对科学的独断论控制。这表明，人文学科的独立，既是20世纪末叶文化思潮与社会结构变迁的结果，又是专制型意识形态解魅，从而解放学术科学的前提性环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