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考古学家认为开始使用青铜，铜和锡的合金制作器物，代表着中国文化的成立时刻。毋庸置疑的事实是用这种贵金属制作容器和兵器，是由成群的技术熟练的工匠来完成，他们的技艺可能代代相传，这些展示了早期统治者及其家族可以调用的资源种类的扩张。美国学者罗伯特? 贝格利（Robert Bagley）提出，约在公元前1500 — 前1300 年[1]，模制青铜制造工艺首先在中国北方平原发展起来，这片区域以及它的附属国享受着黄河水的灌溉。商代早期，政治权力从这里向南方扩展。安阳时代之始，公元前1300 — 前1000年，商王朝的政治势力削弱了，缩小到它的核心地区河南。南方的青铜器，通常是虎和象之类的动物形象，并不依赖于安阳，在相互影响的早期阶段南方适应了独立发展而区别于北方。
地理和文化上统一的早期中国，拥有强大而富裕的中心地位，它的影响向外扩展到相当大的区域，安阳遗址的发掘展现了它的盛况。1928 年开始由国民政府出资，中国第一代专业考古学家实施了发掘。正是古代中国用可资利用的过去满足了全新的而又常常四分五裂的民国的需要。尤其是它支持了最早的文献中关于早期历史的叙述，它某种程度上解决了渴望“现代性”与不舍抛弃几十个世纪的文字遗产之间的紧张状态。构成考古学组成部分的科学论述是“现代性”的表示。如今，一幅更异类的、迥然不同的、缺少民族纯正血统的古代中国画卷正围绕在发掘出的非同寻常的发现周围，考古发现揭示了确定无疑的古老文化及其复杂性，它远离人们从传统意义理解的中国文化的核心地带。对很多人来说，多中心的古代中国对当前的需求更具有雄辩力，胜过古老叙述的大一统。
这些遗址中没有一个比四川成都附近的广汉三星堆更具有对权威记述的潜在破坏性。三星堆发现于1986 年，它颠覆了之前所有的早期中国文化、考古以及艺术的模式。在这里，与商代安阳同时代的用泥土夯起的城墙之外，设置有两个祭祀坑。第一个年代在公元前1300 — 前1200 年，第二个晚了几十年。在大量的被焚烧过的动物遗骸中考古学家发现了金器、青铜器、玉器和陶器，它们的样式完全不为人知，现代人的眼睛见到的最壮观场景是第一个祭祀坑出土的一组与真人同样大小的青铜头像和高达262 厘米的巨型单体青铜像［图2］。在工艺上，这些青铜像类似，甚至超过在安阳制造的所有器物，长期以来人们视安阳为“中国文明的摇篮”。然而，它们的美学标准有惊人的差异，许多学者第一次见到这些器物的反应是，他们看到的是“非中国”的。换句话说，它们看起来不是用于建构“中国式”观念的器物。此前人们不知道这个时期以如此规模表现人类形象，且不用说与众不同的庞大，以及广汉头像上凝视的双眼和线条分明的鼻梁，或者是绷紧的站立姿势，双臂塑造成正握着某件木质或象牙的器物，现在已经丢失。
没有文字记载提到这支文化繁荣的时代。我们不知道他们把自己想像成谁，或者他们与其他同时代的位于今天中国其他地区的王国之间的关系。他们确实与长江流域沿岸的青铜文化联系紧密，可能从那里引进了青铜器。我们不知道是怎样、在哪里，或者又是谁在使用广汉青铜像。这些祭祀坑既不是人类的墓葬，又不像在安阳发现的人殉坑。包括青铜铸造在内的运作规模和玉器制造暗示了统治者的权力与财富。他们不是以安阳为“核心”的“外围”的一部分，在研究其文化区别于安阳的方式当中（没有制造青铜容器和编钟，主要是人类形象），不必以商文化为标准而认为广汉文化偏离了这个标准，这点很重要。
